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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點關注」衡水中學落戶浙江,引浙江省教育廳處於與衡中副校長相掐,誰在理?

最近, 被譽為“全國十大知名高中之首”的河北衡水中學分校在浙江平湖揭牌, 這標誌著以高考重點錄取率高、軍事化管理等為標籤的河北名校衡水中學正式進駐浙江。 有人認為此舉是社會和學生的共同選擇, 也有人稱“引進衡水模式是浙江素質教育的倒退”。 (4月7日《北京晚報》)

據悉, 衡水第一中學平湖學校是由河北衡水中學、衡水第一中學、嘉興港區管委會、廣州高新集團共同創辦的一所民辦學校。 學校位於平湖市乍浦鎮, 由乍浦高級中學校舍改建而成。

衡水第一中學平湖學校教學樓裡的一排排勵志標語

衡水一中“紅牆加各種燃爆鬥志的標語”完美複製到了浙江的分校

今年, 衡中平湖學校計畫招收90名高一新生, 其中60名面向平湖, 30名面向全國;另外招收初一新生270名。 但前來諮詢的北京、河南、福建等7個省份的家長就已超過400人。 為爭奪優質生源, 該校推出重獎政策:在校期間參加全國性、省級學科競賽獲得一等獎的學生每次分別給予5000元至3萬元不等的獎勵;考取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的學生, 每人一次性獎勵50萬元。

對於接下來的教學, 衡水第一中學平湖學校法人代表肖家興說, 衡水中學本部將派遣各學科骨幹老師來平湖任教和引領,

管理模式也將從衡中引進:“全中國的教育, 對孩子來說都是苦的。 今天生活在這個社會, 誰兩眼一睜, 不都是在競爭?夏令時早上6點鐘, 孩子就起床, 我們要讓孩子的潛能發揮到最大。 ”

衡水中學落戶浙江, 省教育廳一處長:我們不需要這種學校

4月8日, 浙江省教育廳基礎教育處處長方紅峰就在接受當地媒體新藍網採訪時直言:“它(衡水中學)是個應試教育的典型, 它眼睛裡只有分數沒有人。 跟我們浙江以人為本的素質教育理念不符合, 他們認為是先進, 我們認為是落後的, 我們浙江不需要。 ”

對此, 教育專家、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4月9日接受澎湃新聞記者採訪時表示,

高中教育需要競爭, 但應是良性競爭。

對於衡水中學以往取得的成績, 熊丙奇也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熊丙奇認為, 如果衡水中學就在衡水當地招生, 如果每年能培養上百名學生考進北大清華, 這是了不起的辦學成就。 可如果把全省的初中尖子生, 都彙聚到一所學校, 這不但會打擊其他學校的辦學積極性, 也不利於當地義務教育推進均衡發展。

對於衡水中學進入浙江辦分校, 不少浙江當地中學領導也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比如, 杭州第二中學校長葉翠微就對浙江新聞用戶端記者表示, 浙江教育比較理智, 注重教育的內在規律, 不是一味追求分數的;浙江的家長也是開明的, 希望孩子是多方面發展的。

方紅峰處長認為衡水中學模式落後的一個理由就是衡水第一中學平湖學校高中部2017年招生簡章顯示,

首批錄取新生到校報到時間為4月15日, 比浙江中考時間提前了整整兩個月。

在方紅峰看來, 無論校方對“報到”這個詞玩什麼樣的文字遊戲, 都顯然與浙江省教育廳2014年制定的《完善初中畢業升學考試與改革普通高中招生的指導意見》的要求相違背。

目前, 浙江省教育廳已責令平湖當地教育主管部門對衡水第一中學平湖學校涉嫌違規招生進行調查, 核實後立即整改。

對於衡水第一中學平湖學校的上述做法, 熊丙奇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採訪時表示, 由於引進的衡水模式“分號”, 都實行民辦辦學, 因此學校會有更大的自主招生權, 這無可厚非,但有兩點必須明確。

“首先,不能在規定招生時間之前提前招生,要納入當地的統一中考招生,如果地方政府為‘扶持’其發展,給予其提前招生權,就是造成學校間不良競爭;其次,學校辦學必須遵守基本辦學規範,其他公辦學校、民辦學校不能公然宣揚應試,不能舉辦‘清北班’,不能給考進北大清華重獎,那新引進的學校也不得有這類做法。”熊丙奇說。

熊丙奇進一步指出,北大清華在一省的招生名額是基本固定的,招生名額被一所高中佔據,這只能說明當地高中辦學極為不均衡。

對於衡水中學模式,熊丙奇表示,離開了當地政府的支援,這種模式就不可能枝繁葉茂。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不在於辦學者的選擇,而在於地方政府正視自身發展教育的責任。

衡水中學副校長回應模式落後指責:說就說吧,我們走自己的路

4月9日,河北衡水中學黨委委員、副校長王建勇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採訪時,對近期一系列圍繞衡水中學的爭議問題給出一一回答。

河北衡水中學黨委委員、副校長王建勇

關於衡水第一中學平湖學校為何提前招生:

“衡水第一中學平湖學校就是衡水第一中學和嘉興當地企業聯合辦的一個學校,他們的違規招生跟衡水中學本部沒有關係,本部也沒有讓他們提前招生。對於提前招生這個事衡水中學方面也是不贊成的,現在招什麼生啊,還不到招生的時候呢。”王建勇說。

關於浙江省教育廳基礎教育處處長方紅峰所說的浙江“不需要衡水中學模式”:

王建勇:“不歡迎就不歡迎吧,反正現在分校的存在是事實。這個事我們沒有發聲,他說就說去吧,我們走自己的路。”

除了上述關於衡水第一中學平湖學校的爭議,王建勇也回答了社會輿論中對衡水中學的一些看法。

王建勇:“有人說我們衡水中學只有分數沒有人,這完全是瞎說。衡水中學的畢業生考上清華北大的多了,考上香港高校的那都是用英語面試的,沒有兩把刷子能考上嗎?”

對於衡水中學在國內廣建分校一事,王建勇表示,其他地方需不需要、歡不歡迎衡水中學模式不是由地方政府官員說了算的,是由當地家長的需求說了算的。

“如果今年這個分校招生招的好,就說明當地老百姓認可衡水中學的辦學模式,如果招不好再調整。誰也不能把未來的走向和效果提前說出來,那也不符合現實。”王建勇說。

浙江嘉興港區為何引進衡水中學?

為何引進衡水中學?——好學生逃光了

嘉興港區社發局局長張衛根說:

“作為一個省級經濟開發區,有很多企業落戶在這裡,企業老闆來這邊創業,孩子就要讀書。對開發區的配套建設來說,優質教育資源是很重要的一塊。我們這邊小學還可以,但小學畢業後要升中學了,每年有超過20%的好學生都跑到外地去了。”

對開發區來說,這是一件特別傷心的事。“我們就下決心,一定要在開發區內搞一所高品質的中學。至少要做到一點,學生不再外流,否則就是惡性循環,好學生越來越少。”於是,從2015年開始,開發區就到外面談合作,考察了不少合作辦學,最後決定引進一所有名的中學。

引進一所好學校,關鍵是引進這所學校的管理、師資,而不是掛個名。經過一番運作,衡水中學成為嘉興港區的合作方。平湖衡中成立後,成為平湖的第一所民辦高中,老百姓終於可以在家門口享受到優質的中學教育了。

媒體更加中立地看待衡水模式

4月6日出版的《南方週末》發表該報評論員文章表示,與其說這是“應試教育”與“素質教育”兩種不同教育理念的衝突,不如說是分處不同階層或身處不同發展階段的群體的利益訴求衝突。

《南方週末》上述文章認為,中國還有不少的貧困家庭子弟,他們還需要通過“衡水”考上大學改變命運,這是衡水中學存在的基本理由。

軍事化全封閉的管理特色、無處不在的競爭壓力、適者生存的淘汰機制,作為一所普通高中,衡水中學的運轉模式是優是劣的確值得商榷,但其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應,卻並非都是自己的“一廂情願”,所以也不能總將髒水潑在學校頭上。

首先,當教育產業面臨旺盛的市場需求時,“心動不如行動”,試圖參與其中並“分得一杯羹”或者謀取更大份額的“蛋糕”就具有一定的必然性。雖然不知道“高考巨無霸”所培養的“考試機器”究竟可以走多遠,雖然這種“成批成批像韭菜一樣批發生產高考狀元的學校”有違學生天性,但“信衡中,得永生”的理念和現狀還是讓無數家長趨之若鶩。當5000多名家長為了幫自己的孩子爭得一個入學名額而擠破了頭,或許會遭遇不解和不屑,但一定鮮有人嘲笑鄙視,畢竟,“衡水中學”四個字背後的優質教育資源是如此吸引眼球,沒有哪個家長不想給孩子一份希望和保障吧?

其次,當人們對一所學校進行評價時,最被認可的指標還是升學率,是那些精確到小數點後面好幾位元的一串串數字。高考是一場選拔性考試,結果必然要分出個高低上下來;對高考成績刻意回避三緘其口,或許只是欲蓋彌彰。當衡水中學在各種“琅琊榜”上名列前茅甚至排到了全國第二僅次於人大附中時,其依據是什麼?當幾十萬人湧向衡水中學參觀學習、党和國家領導人幾次視察並點頭肯定、各級媒體爭相報導時,其依據又是什麼?換個角度想想:倘若學校每年錄取清華北大的人數寥寥無幾,倘若那些高考統計資料寒酸到拿不出手,衡水中學還會受到如此膜拜嗎?為什麼不會出現第二個、第三個甚至第N個衡水中學?

再次,當衡水中學不斷發展壯大,有足夠的能力與雲南、安徽、浙江合作辦學時,如果真是“素質教育的倒退”,當地相關部門是如何審批、如何規劃的?如此關係國計民生、關乎民族未來的大事,想必是絕不可能當作兒戲“拍腦袋”決策的。利弊之間,自有取捨。即使相關部門“睜隻眼閉隻眼”舍弊取利,這也不是一所學校能夠左右的,頂多是雙方各取所需而已:一邊是政績的提升,一邊是教育產業的規模化經營。而其他地區的一些名校在“擴張地盤”時,又何嘗不是同樣如此呢?

學校到底怎樣,學生最有發言權。一名衡水中學的往屆畢業生在談及母校時說,“來了不後悔,走了不想再來。”這句話比較客觀公正地對學校的功過是非作了概括:“來了不後悔”是一種歷練與成長,也是一種不可多得人生財富;“走了不想再來”是一種無奈與悲壯,也是一種揮之不去的辛酸過往。如何讓學校變成一所“走了還想再回來”的“快樂大本營”,需要從教育的本真和規律出發進行改革;不過,教育改革應當全方位、立體化,而不能只把眼睛盯在衡水中學身上。

這無可厚非,但有兩點必須明確。

“首先,不能在規定招生時間之前提前招生,要納入當地的統一中考招生,如果地方政府為‘扶持’其發展,給予其提前招生權,就是造成學校間不良競爭;其次,學校辦學必須遵守基本辦學規範,其他公辦學校、民辦學校不能公然宣揚應試,不能舉辦‘清北班’,不能給考進北大清華重獎,那新引進的學校也不得有這類做法。”熊丙奇說。

熊丙奇進一步指出,北大清華在一省的招生名額是基本固定的,招生名額被一所高中佔據,這只能說明當地高中辦學極為不均衡。

對於衡水中學模式,熊丙奇表示,離開了當地政府的支援,這種模式就不可能枝繁葉茂。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不在於辦學者的選擇,而在於地方政府正視自身發展教育的責任。

衡水中學副校長回應模式落後指責:說就說吧,我們走自己的路

4月9日,河北衡水中學黨委委員、副校長王建勇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採訪時,對近期一系列圍繞衡水中學的爭議問題給出一一回答。

河北衡水中學黨委委員、副校長王建勇

關於衡水第一中學平湖學校為何提前招生:

“衡水第一中學平湖學校就是衡水第一中學和嘉興當地企業聯合辦的一個學校,他們的違規招生跟衡水中學本部沒有關係,本部也沒有讓他們提前招生。對於提前招生這個事衡水中學方面也是不贊成的,現在招什麼生啊,還不到招生的時候呢。”王建勇說。

關於浙江省教育廳基礎教育處處長方紅峰所說的浙江“不需要衡水中學模式”:

王建勇:“不歡迎就不歡迎吧,反正現在分校的存在是事實。這個事我們沒有發聲,他說就說去吧,我們走自己的路。”

除了上述關於衡水第一中學平湖學校的爭議,王建勇也回答了社會輿論中對衡水中學的一些看法。

王建勇:“有人說我們衡水中學只有分數沒有人,這完全是瞎說。衡水中學的畢業生考上清華北大的多了,考上香港高校的那都是用英語面試的,沒有兩把刷子能考上嗎?”

對於衡水中學在國內廣建分校一事,王建勇表示,其他地方需不需要、歡不歡迎衡水中學模式不是由地方政府官員說了算的,是由當地家長的需求說了算的。

“如果今年這個分校招生招的好,就說明當地老百姓認可衡水中學的辦學模式,如果招不好再調整。誰也不能把未來的走向和效果提前說出來,那也不符合現實。”王建勇說。

浙江嘉興港區為何引進衡水中學?

為何引進衡水中學?——好學生逃光了

嘉興港區社發局局長張衛根說:

“作為一個省級經濟開發區,有很多企業落戶在這裡,企業老闆來這邊創業,孩子就要讀書。對開發區的配套建設來說,優質教育資源是很重要的一塊。我們這邊小學還可以,但小學畢業後要升中學了,每年有超過20%的好學生都跑到外地去了。”

對開發區來說,這是一件特別傷心的事。“我們就下決心,一定要在開發區內搞一所高品質的中學。至少要做到一點,學生不再外流,否則就是惡性循環,好學生越來越少。”於是,從2015年開始,開發區就到外面談合作,考察了不少合作辦學,最後決定引進一所有名的中學。

引進一所好學校,關鍵是引進這所學校的管理、師資,而不是掛個名。經過一番運作,衡水中學成為嘉興港區的合作方。平湖衡中成立後,成為平湖的第一所民辦高中,老百姓終於可以在家門口享受到優質的中學教育了。

媒體更加中立地看待衡水模式

4月6日出版的《南方週末》發表該報評論員文章表示,與其說這是“應試教育”與“素質教育”兩種不同教育理念的衝突,不如說是分處不同階層或身處不同發展階段的群體的利益訴求衝突。

《南方週末》上述文章認為,中國還有不少的貧困家庭子弟,他們還需要通過“衡水”考上大學改變命運,這是衡水中學存在的基本理由。

軍事化全封閉的管理特色、無處不在的競爭壓力、適者生存的淘汰機制,作為一所普通高中,衡水中學的運轉模式是優是劣的確值得商榷,但其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應,卻並非都是自己的“一廂情願”,所以也不能總將髒水潑在學校頭上。

首先,當教育產業面臨旺盛的市場需求時,“心動不如行動”,試圖參與其中並“分得一杯羹”或者謀取更大份額的“蛋糕”就具有一定的必然性。雖然不知道“高考巨無霸”所培養的“考試機器”究竟可以走多遠,雖然這種“成批成批像韭菜一樣批發生產高考狀元的學校”有違學生天性,但“信衡中,得永生”的理念和現狀還是讓無數家長趨之若鶩。當5000多名家長為了幫自己的孩子爭得一個入學名額而擠破了頭,或許會遭遇不解和不屑,但一定鮮有人嘲笑鄙視,畢竟,“衡水中學”四個字背後的優質教育資源是如此吸引眼球,沒有哪個家長不想給孩子一份希望和保障吧?

其次,當人們對一所學校進行評價時,最被認可的指標還是升學率,是那些精確到小數點後面好幾位元的一串串數字。高考是一場選拔性考試,結果必然要分出個高低上下來;對高考成績刻意回避三緘其口,或許只是欲蓋彌彰。當衡水中學在各種“琅琊榜”上名列前茅甚至排到了全國第二僅次於人大附中時,其依據是什麼?當幾十萬人湧向衡水中學參觀學習、党和國家領導人幾次視察並點頭肯定、各級媒體爭相報導時,其依據又是什麼?換個角度想想:倘若學校每年錄取清華北大的人數寥寥無幾,倘若那些高考統計資料寒酸到拿不出手,衡水中學還會受到如此膜拜嗎?為什麼不會出現第二個、第三個甚至第N個衡水中學?

再次,當衡水中學不斷發展壯大,有足夠的能力與雲南、安徽、浙江合作辦學時,如果真是“素質教育的倒退”,當地相關部門是如何審批、如何規劃的?如此關係國計民生、關乎民族未來的大事,想必是絕不可能當作兒戲“拍腦袋”決策的。利弊之間,自有取捨。即使相關部門“睜隻眼閉隻眼”舍弊取利,這也不是一所學校能夠左右的,頂多是雙方各取所需而已:一邊是政績的提升,一邊是教育產業的規模化經營。而其他地區的一些名校在“擴張地盤”時,又何嘗不是同樣如此呢?

學校到底怎樣,學生最有發言權。一名衡水中學的往屆畢業生在談及母校時說,“來了不後悔,走了不想再來。”這句話比較客觀公正地對學校的功過是非作了概括:“來了不後悔”是一種歷練與成長,也是一種不可多得人生財富;“走了不想再來”是一種無奈與悲壯,也是一種揮之不去的辛酸過往。如何讓學校變成一所“走了還想再回來”的“快樂大本營”,需要從教育的本真和規律出發進行改革;不過,教育改革應當全方位、立體化,而不能只把眼睛盯在衡水中學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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