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時代的餘秋雨， 電視時代的於丹， 互聯網時代的羅振宇。
刺蝟公社 | 段宜飛
每次跨年演講的前一天晚上， 羅振宇都焦慮到睡不著覺。
製片人出身的他， 熟悉這樣熬夜的感覺。 最長一次記錄， 是他在央視當315晚會總撰稿時， 整整四天四夜沒有合眼， 喝掉了兩箱紅牛。
五天前， 羅振宇匿身上海一家酒店中， 對演講內容做最後的籌畫。 在當天“得到”上的例會直播中， 他鬍子拉碴， 髮際線似乎又高了一分。
他並不如人們想像的那樣從容自如， 在跟羅永浩的“長談”中， 羅振宇說， 在跨年演講上臺前， 他幾近崩潰。
羅振宇上一次做這樣大規模的演講， 是002號知識發佈會。 他講了一本名為《盜火》的書。 書名取自希臘神話——普羅米修士因為從宙斯那裡， 盜取了太陽車的火種， 交給人類， 結果他被綁在高加索山上接受懲罰， 被宙斯派來的鷲鷹啄食內臟。
普羅米修士盜火像
羅振宇一直在做所謂的知識界的“盜火人”。 用他的話說， 是要把供奉于殿堂之上的知識， 搬下神壇， 用你我都能聽懂的語言， 轉述出來。
這聽起來簡單， 但能堅持下去的人少之又少。 在2017年的知識付費風口上， 同樣是靠嘴皮子吃飯的羅永浩、Papi醬， 都因為精力不夠，
羅振宇之所以脫穎而出， 得益於他在“第一財經”做主持人的經歷。 在“中國經營者”欄目的結尾評論中， 他能把結束語說得跟相聲貫口一樣， 連貫到讓後期剪輯無從下刀。
在做《羅輯思維》視頻節目時， 他可以不用提詞器， 只拿一份提綱， 連續錄製六七個小時。 只要一個地方說得不順口， 直接從頭開始錄製。
連續五年的早上60秒語音， 羅振宇幾乎從未缺席。 語速、語氣、停頓， 樣樣都要把握得恰到好處， 一條語音背後， 是三十到四十次的嘗試。
這樣的轉述從一開始就遭到傳統知識階層的強烈反抗， 一直延續到“得到”App上， 最典型的質疑是“吃別人嚼過的饅頭， 怎麼可能香呢？”
羅振宇則把他做的“得到”看作一種新的學習工具。 他認為， 這種新工具的出現會將人群一分為二。
他在央視當臨時工時， 電腦開始在中國普及。 他就把人分為兩種， 一種是會打字的， 一種是不會打字的。 自己和過去暮氣沉沉的媒體人， 一下成為了兩代人。
同樣， 羅振宇把自己做的App“得到”看作一種工具。
“一本書， 真的有必要講那麼多嗎？”羅振宇回應道。
如果說， 普羅米修士的盜火是個人英雄主義的話， 羅胖的盜火， 則全然是一門生意。 賣月餅、霸王餐、相親、“事先不告訴你是什麼”的圖書包、史上最無理的會員募集……一個又一個社群活動， 讓外人覺得妖風陣陣， 但羅友們卻樂在其中。
在“互聯網思維”、“社群經濟”、“U盤化生存”， “愛智求真”的旗幟下， 這批初期用戶中， 羅振宇積累了第一批鐵杆用戶， 既有大批後來持續追隨著的創業者， 也不乏微商、大學生、和尚、騙子等“異類”。
這都不是羅振宇最受人詬病的，爭議最大的，是他極力鼓吹的“商業文明”。
在第一次跨年演講中，羅振宇專門講了兩隻“妖”股——暴風和樂視，把他們稱為“商業的新物種，並在第二年演講中說：“我不希望他死，我希望他成，因為他成了之後，等於他用成本和經歷為我探了一條路。”這也成為了黑粉認為羅輯思維不道德的“鐵證”。
羅振宇說，他想幫這一代商人，建立屬於自己的道德自信。甚至在面對公益界的演講中，他也敢亮出“商業是最好的公益”這一觀點，引起當場公益人的一片譁然。
今年三八婦女節，羅振宇做了最後一期視頻節目，宣佈視頻版的《羅輯思維》告一段落，全面開啟音訊模式。雖然《羅輯思維》節目依然免費，但只在“得到”App上更新。
對於這群為過去節目唱挽歌的用戶，羅振宇根本來不及過多解釋。在他看來，人與人之間唯一的差別就是認知，而對於認知不在一個維度上人，多說無益。
作為一個時代的標誌，羅振宇生怕自己趕不上使用者進步的速度。他說他要做知識的遊牧民族，哪裡水草豐美，就到哪裡棲息，秉著勇猛精進的修行法門，在時代的前沿拼命狂奔。
“我的認知，要是對你有用，那最好不過；如果你只想看看，請付錢；如果你罵我，我不在乎。”
學者、知識份子、讀書愛好者都擔心：“不看原著，學到的不就是二手知識了嗎？”。
面對批評，羅振宇反問道：“哪個原著不是二手知識？不是混雜了一系列前人的知識和所學所聞混搭出來的？這是人類世界知識的基本狀態好不好！”
如果說，“二手知識”只是一個偽命題的話，羅振宇深知一個事實——大多數人其實是不讀書的。
二十年前的《讀者》《青年文摘》上，就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中國成年人平均每人每年讀4本書，以色列是64本，俄羅斯是55本……”這樣的統計流傳多年，版本各異，真實性可疑，但不妨礙它們都指向一個事實：我們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熱愛讀書。
在《十三邀》的訪談中，羅振宇直白地說：“互聯網時代，書是可讀可不讀的。”他說，“互聯網把讀書還原成了一個最原本的東西，無非是社交。”
他的節目經常被批評不嚴謹，但羅振宇憑藉著龐大的閱讀量和寬廣的知識結構，上能講至社會階層分化、反腐、醫療、教育問題，下能講到高利貸、地溝油、費馬大定理……用戶願意花費十分鐘，甚至四十分鐘，聽他娓娓道來，然後再拿出去跟別人吹牛。
不得不承認，相比於嚴密如數學計算的推理，羅振宇自圓其說的觀點對大多數人來說，已經夠用。雞蛋雖然好吃，但也不必非要認識下蛋的母雞。
每隔一段時間，市場都會呼喚這樣的“大思想”、“新解釋”的到來。過去三十年裡，和羅振宇有類似經歷的還有兩人——紙質出版時代的餘秋雨和電視出版時代的於丹。
餘秋雨
關於餘秋雨，社會曾流傳過一個笑話：上海掃黃，員警查處的小姐包裡有三樣東西——口紅、避孕套和余秋雨《文化苦旅》。
餘秋雨的走紅是社會大轉型時期，知識大眾迫切地需要一種自己熟悉的文化，來撫慰千禧年到來的不安感。余秋雨開創的“文化大散文”，構思精巧，對仗恢弘，但也遭遇回避苦難和售賣心靈雞湯的非議。
不可否認餘秋雨勤奮，又有著很強的時代敏銳性。有評論說：“餘最讓人佩服的是他的概括和辨析能力，曉暢明白，乾淨俐落，入木三分，絕不拖遝。”從某種程度來說，羅振宇對時代認知的敏銳度，總結能力和對概念的包裝及兜售能力，依稀能看到餘秋雨的影子。
於丹
在經過諸如《讀者》、《青年文摘》的報刊雜誌的不斷普及後，心靈雞湯終於進入了電視這一大眾媒介中。因為中國超高的電視普及率，配合央視強大的宣發資源，於丹的爆紅“顛覆”了中華書局的盈利局面。
據羅振宇在節目中說，《於丹<論語>心得》的利潤，是中華書局自新中國成立後，掙的所有錢的總和。
而於丹講的論語、莊子，如果較真來看，“嚴謹”二字根本談不上，甚至可以說是“漏洞百出”，但這不妨礙於丹在《百家講壇》上，請全國人民“喝雞湯”。雞湯文化不知何時興起，但如果要選個祖師爺，于丹絕對榜上有名。
羅振宇
從羅振宇身上，同樣能看到於丹的影子。
其實余秋雨、於丹身上有非常商業化的一面，但精英知識份子的面貌卻讓他們格格不入。羅振宇比余秋雨、於丹幸運的是，雖然爭議一樣，但他生逢其時，找到了創業這個機會來蛻變自己，直接成為一個商人，擺脫了身份衝突。
而且，創業對人的進化和錘煉，跟沒有創業是完全不一樣的。這是羅振宇能夠跟余秋雨和於丹不一樣的地方，他不僅自己在當“網紅”，也能把公司帶到獨角獸的高度。
今年，道鐘斯公司的（《華爾街日報》的母公司）高管們專程跑到郎家園，對“得到”公司進行實地考察。在聽了羅振宇蕪湖口音的英文介紹後，連連稱讚“Amazing！Amazing！”
羅振宇還向他們解釋，為什麼不做英文版的“得到”？就是因為美國人沒有中國人勤奮，沒有這樣一批對自己不滿意、永遠要贏、永遠想知道更多東西的人。
對這批處在上升期人群，最佳的描述就是“中產階級”。羅振宇今年跨年演講題目是《中國式機會》，背後就是中產階級對知識和成功的渴望和焦慮，也正是這群人，成就了羅振宇的“中國式機會”。
“得到”的CEO脫不花向新榜透露，今年的跨年演講羅胖會分享那些對於北上廣深的這種一線城市，聞所未聞但已經發展很大的商業模式。
羅振宇自己說：“今年遇到了一個急轉彎，這個急轉彎，我們要描述，我們要解釋。而解釋的最終落點，就是中國式機會，一個隻屬於中國人的，一個植根在這片土地上的獨特的人生、商業和創新機會正在我們周圍浮現，這就是今年跨年演講的主題。”
對此，處於跨年演講鏈條神經末梢端的票販子，感受頗為明顯。
演講第一年的水立方，冷風中揣著手、穿著軍大衣的票販子，發現潛在買家後，就從棉袖中掏出一疊門票：“買票嗎？演講的。”
到了第二年，深圳春繭體育場外，通往會場的必經之路上，穿著皮夾克、操著廣東腔的小哥，見人第一句話就是：“票賣嗎？”
段宜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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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乏微商、大學生、和尚、騙子等“異類”。這都不是羅振宇最受人詬病的，爭議最大的，是他極力鼓吹的“商業文明”。
在第一次跨年演講中，羅振宇專門講了兩隻“妖”股——暴風和樂視，把他們稱為“商業的新物種，並在第二年演講中說：“我不希望他死，我希望他成，因為他成了之後，等於他用成本和經歷為我探了一條路。”這也成為了黑粉認為羅輯思維不道德的“鐵證”。
羅振宇說，他想幫這一代商人，建立屬於自己的道德自信。甚至在面對公益界的演講中，他也敢亮出“商業是最好的公益”這一觀點，引起當場公益人的一片譁然。
今年三八婦女節，羅振宇做了最後一期視頻節目，宣佈視頻版的《羅輯思維》告一段落，全面開啟音訊模式。雖然《羅輯思維》節目依然免費，但只在“得到”App上更新。
對於這群為過去節目唱挽歌的用戶，羅振宇根本來不及過多解釋。在他看來，人與人之間唯一的差別就是認知，而對於認知不在一個維度上人，多說無益。
作為一個時代的標誌，羅振宇生怕自己趕不上使用者進步的速度。他說他要做知識的遊牧民族，哪裡水草豐美，就到哪裡棲息，秉著勇猛精進的修行法門，在時代的前沿拼命狂奔。
“我的認知，要是對你有用，那最好不過；如果你只想看看，請付錢；如果你罵我，我不在乎。”
學者、知識份子、讀書愛好者都擔心：“不看原著，學到的不就是二手知識了嗎？”。
面對批評，羅振宇反問道：“哪個原著不是二手知識？不是混雜了一系列前人的知識和所學所聞混搭出來的？這是人類世界知識的基本狀態好不好！”
如果說，“二手知識”只是一個偽命題的話，羅振宇深知一個事實——大多數人其實是不讀書的。
二十年前的《讀者》《青年文摘》上，就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中國成年人平均每人每年讀4本書，以色列是64本，俄羅斯是55本……”這樣的統計流傳多年，版本各異，真實性可疑，但不妨礙它們都指向一個事實：我們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熱愛讀書。
在《十三邀》的訪談中，羅振宇直白地說：“互聯網時代，書是可讀可不讀的。”他說，“互聯網把讀書還原成了一個最原本的東西，無非是社交。”
他的節目經常被批評不嚴謹，但羅振宇憑藉著龐大的閱讀量和寬廣的知識結構，上能講至社會階層分化、反腐、醫療、教育問題，下能講到高利貸、地溝油、費馬大定理……用戶願意花費十分鐘，甚至四十分鐘，聽他娓娓道來，然後再拿出去跟別人吹牛。
不得不承認，相比於嚴密如數學計算的推理，羅振宇自圓其說的觀點對大多數人來說，已經夠用。雞蛋雖然好吃，但也不必非要認識下蛋的母雞。
每隔一段時間，市場都會呼喚這樣的“大思想”、“新解釋”的到來。過去三十年裡，和羅振宇有類似經歷的還有兩人——紙質出版時代的餘秋雨和電視出版時代的於丹。
餘秋雨
關於餘秋雨，社會曾流傳過一個笑話：上海掃黃，員警查處的小姐包裡有三樣東西——口紅、避孕套和余秋雨《文化苦旅》。
餘秋雨的走紅是社會大轉型時期，知識大眾迫切地需要一種自己熟悉的文化，來撫慰千禧年到來的不安感。余秋雨開創的“文化大散文”，構思精巧，對仗恢弘，但也遭遇回避苦難和售賣心靈雞湯的非議。
不可否認餘秋雨勤奮，又有著很強的時代敏銳性。有評論說：“餘最讓人佩服的是他的概括和辨析能力，曉暢明白，乾淨俐落，入木三分，絕不拖遝。”從某種程度來說，羅振宇對時代認知的敏銳度，總結能力和對概念的包裝及兜售能力，依稀能看到餘秋雨的影子。
於丹
在經過諸如《讀者》、《青年文摘》的報刊雜誌的不斷普及後，心靈雞湯終於進入了電視這一大眾媒介中。因為中國超高的電視普及率，配合央視強大的宣發資源，於丹的爆紅“顛覆”了中華書局的盈利局面。
據羅振宇在節目中說，《於丹<論語>心得》的利潤，是中華書局自新中國成立後，掙的所有錢的總和。
而於丹講的論語、莊子，如果較真來看，“嚴謹”二字根本談不上，甚至可以說是“漏洞百出”，但這不妨礙於丹在《百家講壇》上，請全國人民“喝雞湯”。雞湯文化不知何時興起，但如果要選個祖師爺，于丹絕對榜上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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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羅振宇身上，同樣能看到於丹的影子。
其實余秋雨、於丹身上有非常商業化的一面，但精英知識份子的面貌卻讓他們格格不入。羅振宇比余秋雨、於丹幸運的是，雖然爭議一樣，但他生逢其時，找到了創業這個機會來蛻變自己，直接成為一個商人，擺脫了身份衝突。
而且，創業對人的進化和錘煉，跟沒有創業是完全不一樣的。這是羅振宇能夠跟余秋雨和於丹不一樣的地方，他不僅自己在當“網紅”，也能把公司帶到獨角獸的高度。
今年，道鐘斯公司的（《華爾街日報》的母公司）高管們專程跑到郎家園，對“得到”公司進行實地考察。在聽了羅振宇蕪湖口音的英文介紹後，連連稱讚“Amazing！Amazing！”
羅振宇還向他們解釋，為什麼不做英文版的“得到”？就是因為美國人沒有中國人勤奮，沒有這樣一批對自己不滿意、永遠要贏、永遠想知道更多東西的人。
對這批處在上升期人群，最佳的描述就是“中產階級”。羅振宇今年跨年演講題目是《中國式機會》，背後就是中產階級對知識和成功的渴望和焦慮，也正是這群人，成就了羅振宇的“中國式機會”。
“得到”的CEO脫不花向新榜透露，今年的跨年演講羅胖會分享那些對於北上廣深的這種一線城市，聞所未聞但已經發展很大的商業模式。
羅振宇自己說：“今年遇到了一個急轉彎，這個急轉彎，我們要描述，我們要解釋。而解釋的最終落點，就是中國式機會，一個隻屬於中國人的，一個植根在這片土地上的獨特的人生、商業和創新機會正在我們周圍浮現，這就是今年跨年演講的主題。”
對此，處於跨年演講鏈條神經末梢端的票販子，感受頗為明顯。
演講第一年的水立方，冷風中揣著手、穿著軍大衣的票販子，發現潛在買家後，就從棉袖中掏出一疊門票：“買票嗎？演講的。”
到了第二年，深圳春繭體育場外，通往會場的必經之路上，穿著皮夾克、操著廣東腔的小哥，見人第一句話就是：“票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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