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標題：《錄取的代價》， 主頁君做了翻譯， 注解以及重新分段以方便讀者理解。 ）
亞裔不該在申請大學時隱瞞自己的身份——我曾經這麼做過，
消失在檔案中的真相
2016年11月， 我懷著緊張的心情造訪了耶魯招生辦公室， 一個助理帶著我穿過大廳， 大廳裡擠滿了等待面試的焦躁不安的高中申請者們。
在旁邊的一個房間裡， 她遞給我一本很薄的三環文件夾， 裡面是我多年前申請耶魯的所有材料。 當我翻閱這些檔時， 她坐在我背後的沙發上， 確保我沒有偷偷拍照。
我來這裡是為了找尋一個困擾了我五年的答案：我能進入耶魯， 是不是因為我申請時隱瞞了自己的華裔身份？
當初在申請大學時， 我做了一系列工作， 確保招生官從材料中看不出我的種族：我把“種族和族裔”（race and ethnicity）一欄留空；我將專業標記為“哲學”——一個普通亞裔父母不會讓孩子選擇的專業；我沒有回答“期望的職業和發展方向”這一問題——儘管我想學法學並希望成為律師， 但這個人生目標太過“亞裔化”， 很容易暴露我的身份。
我的姓氏“麥（Mak）”也無形中幫助了我。 我父親曾經開玩笑說這個姓不是典型的中國姓氏， 招生官沒准會以為我是蘇格蘭人——而我沒有告訴他，
作者一家2012年在耶魯
這些“隱瞞”行為， 是否最終導致我成功被耶魯錄取？我不知道， 因為耶魯招生辦公室提供給我的這份檔案中，
事實上， 在2015年的“FERPA漏洞風波”中， 耶魯已經銷毀了所有招生官對申請者的評價。
主頁君注：“FERPA漏洞風波”
2015年年初， 斯坦福學生論壇上出現了一篇帖子， 指導學生如何向學校申請查詢自己當年進入大學時的招生官評價。 這個帖子迅速傳開， 大量學生向檔案管理部門和招生辦公室提出了申請。 斯坦福在應接不暇的情況下， 索性銷毀全部相關檔案， 並宣佈從此不再保留類似資訊。 耶魯則在學生提出申請之前就先行一步刪除。
美國大學之所以有底氣如此做的原因在於， 聯邦家庭教育與隱私權法案（Family Educational Rights and Privacy Act，
由於招生官評價是決定一個學生是否能拿到 offer 的重要依據， 此舉導致很多質疑大學招生歧視的學生（例如本文作者）取證變得非常困難。
我試圖在這些檔案中找到痕跡， 但證據已經消失了。 亞裔究竟有沒有在申請中遭受歧視？這個問題目前無法得到解答。 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裡， 我走訪了幾個人， 試圖找到更堅定的論點。
“你最好看起來不像亞裔”
在大選（2016年11月8日）結束後一周， 我在紐約見到了大學諮詢服務公司的總經理 Brian Taylor。 Taylor 的公司名叫“常青藤教練（ivy coach）”， 為客戶提供申請藤校的一攬子方案。 “這個業務簡直是搖錢樹。 ”Taylor 說，他沒有透露具體價格，但說不會低於20萬美元。
如此高價的諮詢服務，他們的成功率自然非常高。而面對亞裔客戶時，Taylor 的公司常常強調的一點就是“儘量避免任何看起來像亞裔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s）”。
“比如小提琴，數學競賽，國際象棋和電腦方面的成績，就最好不要寫到申請材料裡。”Taylor 如是說，“亞裔申請本來就很難脫穎而出，而小提琴一類的活動招生官早就看的太多了。如果他們看到你又是一個小提琴和數學很好的亞洲人，他們很容易厭煩。”
Taylor 也教導自己的亞裔客戶在面試時坐姿不要太“亞洲化”——他現場模仿了一下：身體前傾，手肘向內，避免目光接觸。他說這樣很容易符合美國人關於亞裔“順從”的觀念。
我理解他的意思：我們亞洲人看起來單一和同質化，讓自己不同會有助於申請。但仔細想想，憑什麼愛拉小提琴就是亞裔的典型特徵？美國主流思想總是喜歡用某幾個標籤為一個族裔的所有人定性，那這樣說的話，很多白人學生也非常擅長曲棍球，他們也是千篇一律的？
另一方面，那些本來熱愛小提琴的亞裔學生又怎麼辦？為了申請只能在表格上隱瞞自己的愛好？這樣的申請體系肯定不是健康的。
幾個星期後，我在麻塞諸塞州的威廉姆斯學院見到了另一名華裔學生邁克爾·王（Michael Wang）。王同學此前因為抗議常青藤的種族偏見而廣為人知。
我在咖啡館裡看著他，覺得他和我是那麼像：我們的臉龐都很寬大；我們都有一頭淩亂的黑髮；說話都有點含混；我們甚至有著相似的穿衣品味，都喜歡寬鬆的牛仔褲和土色帽衫。
王同學的履歷不可謂不豐富，他在 ACT 考試中取得了滿分36分；他是全美鋼琴大賽第三名；他在加州數學競賽中名列第一；他曾以第二名的身份從1000余學生的高中畢業；他參加過全國辯論賽，還在奧巴馬09年就職典禮上參加合唱團。
但他申請常青藤時，只得到了賓夕法尼亞大學的 offer——儘管賓大也是一所不錯的大學，但這個結果顯然不太正常。
關於王同學的報導
我們兩個如此相像，為什麼得到了如此不同的結果？我能想到的唯一原因是，他沒有隱瞞，反而大大方方地表明瞭自己的亞裔身份。他不回避自己的鋼琴和數學履歷；他在申請文書中提到了自己做的中國抗日戰爭研究；在種族和族裔一欄，他勾選了“亞裔”。
這簡直就像是一個天大的諷刺：王同學這樣的誠實的人沒有進入一流大學，我這樣偷奸耍滑的人卻被錄取了。
平權法案，平誰的權？
如何解釋我的大學申請經歷？可以有很多種解釋——取決於你是否相信在這個過程中存在亞裔歧視。王同學顯然是這麼認為的，他覺得亞裔已經成為了“平權法案”的犧牲品。
主頁君注：平權法案（Affirmative action），1960年代隨著黑人民權運動而興起，指的是在法律，就業和申請方面對少數族裔提供優待，以消除歷史上的種族歧視影響，彌補少數族裔的損失。
但最近幾年，越來越多的人指責平權法案在執行上矯枉過正，為成績低的少數族裔留“配額”，有時甚至形成反向歧視，例如亞裔往往在申請大學時需要比黑人高得多的成績才能被錄取。
“讓我們亞裔為別的族裔犧牲是不合理的。”他說，“我們不是多數，我們依然是少數族裔。”他同時告訴我，他的訴求並不是要取代那些被“優待”的少數族裔的地位。“我們只是要平等和公平的待遇。”他說。他認為平權法案不應該被廢除，但應該做出調整——雖然他也不太確定應該怎麼調整。
美國亞裔教育聯盟抗議
大學錄取過程中的“種族配額”現象
亞裔群體本身也開始對平權法案產生質疑。儘管去年的一項調查表明，52％的亞裔美國人認為“旨在增加大學中黑人和少數族裔學生人數的政策”是一件“好事”，但反對聲音也越來越多。普林斯頓大學的一項社會研究發現，在大學錄取中，亞裔學生的 SAT 成績平均比黑人高450分，比白人也高140分。這個資料常常被我身邊的家人和朋友提及。
至於我個人，我的想法很矛盾。一方面，我不相信我們就此應該廢除平權法案，如果沒有平權保護，亞裔在大學中遭受的歧視可能會更重；但另一方面，我也不相信招生中不存在貓膩，在這個過程如此不透明的情況下，很難說偏見在其中起到多大的作用。
時至今日，我早已不需要申請大學了，但我已經留下了“隱藏身份後遺症”：我避免參加乒乓球俱樂部和亞洲文化社團；我放棄了鋼琴；我中斷了自己的中文學業，我告訴別人說是因為太忙，但其實只是擔心它成為招生委員會眼中的“硬傷”。直到上大學後，我才重新開始學習普通話。
我常常在想，如果我能回到過去見到高中時代正在申請常青藤的我，我會和他說什麼？
我或許會鼓勵他好好想想，在扭曲自己的身份和一紙藤校 offer 之間，孰輕孰重；我會警告他說，他“假裝白人”的小伎倆不僅僅是在申請上玩花招，還會導致他日後逐步抹殺掉了自己高中時一切和中國有關的東西；我也會略帶自豪地告訴他，我已經從耶魯畢業，並且得到了一份不錯的工作，但取得這些成就的我，腦子裡永遠都有一個揮之不去的念頭：我是一個亞裔的叛徒。
”Taylor 說，他沒有透露具體價格，但說不會低於20萬美元。如此高價的諮詢服務，他們的成功率自然非常高。而面對亞裔客戶時，Taylor 的公司常常強調的一點就是“儘量避免任何看起來像亞裔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s）”。
“比如小提琴，數學競賽，國際象棋和電腦方面的成績，就最好不要寫到申請材料裡。”Taylor 如是說，“亞裔申請本來就很難脫穎而出，而小提琴一類的活動招生官早就看的太多了。如果他們看到你又是一個小提琴和數學很好的亞洲人，他們很容易厭煩。”
Taylor 也教導自己的亞裔客戶在面試時坐姿不要太“亞洲化”——他現場模仿了一下：身體前傾，手肘向內，避免目光接觸。他說這樣很容易符合美國人關於亞裔“順從”的觀念。
我理解他的意思：我們亞洲人看起來單一和同質化，讓自己不同會有助於申請。但仔細想想，憑什麼愛拉小提琴就是亞裔的典型特徵？美國主流思想總是喜歡用某幾個標籤為一個族裔的所有人定性，那這樣說的話，很多白人學生也非常擅長曲棍球，他們也是千篇一律的？
另一方面，那些本來熱愛小提琴的亞裔學生又怎麼辦？為了申請只能在表格上隱瞞自己的愛好？這樣的申請體系肯定不是健康的。
幾個星期後，我在麻塞諸塞州的威廉姆斯學院見到了另一名華裔學生邁克爾·王（Michael Wang）。王同學此前因為抗議常青藤的種族偏見而廣為人知。
我在咖啡館裡看著他，覺得他和我是那麼像：我們的臉龐都很寬大；我們都有一頭淩亂的黑髮；說話都有點含混；我們甚至有著相似的穿衣品味，都喜歡寬鬆的牛仔褲和土色帽衫。
王同學的履歷不可謂不豐富，他在 ACT 考試中取得了滿分36分；他是全美鋼琴大賽第三名；他在加州數學競賽中名列第一；他曾以第二名的身份從1000余學生的高中畢業；他參加過全國辯論賽，還在奧巴馬09年就職典禮上參加合唱團。
但他申請常青藤時，只得到了賓夕法尼亞大學的 offer——儘管賓大也是一所不錯的大學，但這個結果顯然不太正常。
關於王同學的報導
我們兩個如此相像，為什麼得到了如此不同的結果？我能想到的唯一原因是，他沒有隱瞞，反而大大方方地表明瞭自己的亞裔身份。他不回避自己的鋼琴和數學履歷；他在申請文書中提到了自己做的中國抗日戰爭研究；在種族和族裔一欄，他勾選了“亞裔”。
這簡直就像是一個天大的諷刺：王同學這樣的誠實的人沒有進入一流大學，我這樣偷奸耍滑的人卻被錄取了。
平權法案，平誰的權？
如何解釋我的大學申請經歷？可以有很多種解釋——取決於你是否相信在這個過程中存在亞裔歧視。王同學顯然是這麼認為的，他覺得亞裔已經成為了“平權法案”的犧牲品。
主頁君注：平權法案（Affirmative action），1960年代隨著黑人民權運動而興起，指的是在法律，就業和申請方面對少數族裔提供優待，以消除歷史上的種族歧視影響，彌補少數族裔的損失。
但最近幾年，越來越多的人指責平權法案在執行上矯枉過正，為成績低的少數族裔留“配額”，有時甚至形成反向歧視，例如亞裔往往在申請大學時需要比黑人高得多的成績才能被錄取。
“讓我們亞裔為別的族裔犧牲是不合理的。”他說，“我們不是多數，我們依然是少數族裔。”他同時告訴我，他的訴求並不是要取代那些被“優待”的少數族裔的地位。“我們只是要平等和公平的待遇。”他說。他認為平權法案不應該被廢除，但應該做出調整——雖然他也不太確定應該怎麼調整。
美國亞裔教育聯盟抗議
大學錄取過程中的“種族配額”現象
亞裔群體本身也開始對平權法案產生質疑。儘管去年的一項調查表明，52％的亞裔美國人認為“旨在增加大學中黑人和少數族裔學生人數的政策”是一件“好事”，但反對聲音也越來越多。普林斯頓大學的一項社會研究發現，在大學錄取中，亞裔學生的 SAT 成績平均比黑人高450分，比白人也高140分。這個資料常常被我身邊的家人和朋友提及。
至於我個人，我的想法很矛盾。一方面，我不相信我們就此應該廢除平權法案，如果沒有平權保護，亞裔在大學中遭受的歧視可能會更重；但另一方面，我也不相信招生中不存在貓膩，在這個過程如此不透明的情況下，很難說偏見在其中起到多大的作用。
時至今日，我早已不需要申請大學了，但我已經留下了“隱藏身份後遺症”：我避免參加乒乓球俱樂部和亞洲文化社團；我放棄了鋼琴；我中斷了自己的中文學業，我告訴別人說是因為太忙，但其實只是擔心它成為招生委員會眼中的“硬傷”。直到上大學後，我才重新開始學習普通話。
我常常在想，如果我能回到過去見到高中時代正在申請常青藤的我，我會和他說什麼？
我或許會鼓勵他好好想想，在扭曲自己的身份和一紙藤校 offer 之間，孰輕孰重；我會警告他說，他“假裝白人”的小伎倆不僅僅是在申請上玩花招，還會導致他日後逐步抹殺掉了自己高中時一切和中國有關的東西；我也會略帶自豪地告訴他，我已經從耶魯畢業，並且得到了一份不錯的工作，但取得這些成就的我，腦子裡永遠都有一個揮之不去的念頭：我是一個亞裔的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