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抑卮的故居位於杭州市積善坊10號， 按說這麼明確的地址應該很容易找到， 可不知什麼原因， 我在杭州找過它兩回， 均未尋得蹤跡。 網上的資訊則稱， 蔣的故居已經被改建為“豪瑞假日酒店”， 但即便如此， 我也未曾找到過這家酒店。 本次的杭州之行， 我將蔣抑卮的故居列為了首選目標。 而第二天一早， 浙江省圖善本部主任童聖江先生、辦公室的何勤先生以及北京的宗曉菊女史來到了酒店， 他們與我共同進行了兩天的尋訪之旅。
看到了積善坊巷的路牌
天公不作美， 從昨天的後半夜開始， 杭州下起了大雨， 直到早晨仍不見停歇， 好在雨量漸漸小了下來。 但這場雨使得杭州的交通幾近癱瘓， 堵車已經到了寸步難行的程度， 但何勤開車卻依然不緊不慢， 真佩服他的耐性。 然而我們要找的積善坊卻是單行道， 為了不錯過入口， 何勤開車在這一帶兜了兩個來回，
積善坊的入口立著一個紅色的牌坊， 上面寫著“通訊參茸批發市場”， 這兩項產品雖然反差較大， 卻能涵蓋土與洋、中與外， 而蔣抑卮酷愛收藏中國的古書， 他的正式工作卻是開辦新式的銀行。 如此說來， “通訊”與“參茸”匯合在這積善坊巷， 也應當算是蔣抑卮中西結合觀念的延續。
奇特的業態
積善坊巷不寬， 然其牆上嵌著的介紹牌卻敘述著這裡的昔日輝煌。 我一塊一塊地看過去， 果然在上面找到了對於蔣抑卮的介紹， 能夠看到他的大名， 即使在這裡找不到他的書樓， 也會覺得不虛此行。 此介紹牌上稱， 蔣抑卮買下了胡雪岩的芝園， 而後將芝園優質的建材拆了下來， 以此用作浙江興業銀行辦公大樓的建築材料。 這種說法多少有點兒暴殄天物的意味， 怎麼說蔣抑卮也是位愛好收藏的人， 似乎他不應當幹這種拆舊建新的把戲。
終於講到了蔣抑卮
而另一塊介紹牌則稱：“抗戰時期， 主人棄屋逃難， 此居被敵偽佔用， 當時抗日志士還在此樓餐廳消滅了一個大漢奸。 建國後此樓的用途幾經更迭， 但歐式‘容顏’未變， 是杭州近代建築工藝水準的一個尺規。 ”這段話不知為什麼還隱去了大漢奸的名字， 其實這裡所說的大漢奸， 指的是日偽時期的杭州市首任市長何瓚。 1939年1月22日， 何瓚被抗日志士殺死于蔣抑卮故居的餐廳之內。
後院內情形
找到了積善坊10號， 果真這裡被改建成了一家酒店， 只是名稱改為了“漢庭快捷酒店中山中路店”。 站在酒店前，已然尋不得任何歷史痕跡，我等四人站在樓前感慨著這樣的變化。雖然找到了舊址，但現況卻不能令我愜意。我注意到樓體的下方有一個進入後院的通道，站在通道口向內張望，未曾看到保安人員，於是小心地走入後院，而在其後方果真別有洞天。
後院內另有一座“L”形的樓房，正前方的位置雖然已經被粉刷一新，但從線條看，這應當是民國時代所建西洋風格的老樓，而其側方則是用玻璃幕接出了一段。我本能覺得正前方的這座樓應當跟蔣抑卮有關，於是站在院內快速拍照。同時注意到，這座老樓的門口也同樣貼著“漢庭酒店”的標誌，看來此樓也成為了酒店的一部分。
另一側的玻璃幕
站在此樓前拍照時，無意間發現正門側旁有一塊文保牌，上面寫著“蔣抑卮故居”。看到此物令我大感興奮，這種無意間得來，最讓人愉快無比，由此而印證了我的直覺在某種情況下頗為靈驗。文保牌的出現也讓童主任特別高興，他說自己在杭州多年，還真不知道蔣抑卮故居竟然完好地保留在這裡。
赫然看到了文保牌
登上臺階，走入大堂，在其入口旁邊有酒店的登記處，我先發制人地跟服務員說：“這裡是蔣抑卮的故居，我想拍一些照片。”她瞥了我一眼沒有吭聲，我將其視之為默許。抬眼四看，頂棚的位置已經做了新的裝修，其風格與四圍並不協調，尤其地面裡側的一段，這裡鋪裝著彩色的馬賽克，從花色及材質來看，這肯定是民國舊物，因為今日的裝修材料無論品種花色如何的豐富，但都無法體現出應有的穩重。
走進大堂
地面上的馬賽克
馬賽克頂頭的位置則是樓梯，而樓梯的下方則用大理石做成了優美的弧形，其樣式與扶手的花色有著不經意的協調。旁邊的側門也同樣是當年的舊物，看上去保留得十分完好。我本想上樓一探究竟，但服務員卻制止了我的行為，她說：上面是客房，不能打攪他人的休息。我只好在樓下尋找著可拍之處。
當年的木門
大理石臺階
拍照完一樓的情形，又轉到了院內的側旁，其側牆上所貼的瓷磚雖然僅是一小塊，但依我的感覺，這同樣是此樓的原配。而在其側牆上，又看到一塊介紹牌，稱此樓為杭州市歷史建築，建造於20世紀20年代末，並稱此樓是“具有典型的歐式風格”。而此樓的旁邊則建成了純中式的圓拱門，再加上茂盛的淩霄花，這兩者與此洋樓共同構成了水乳交融的中西合璧。
再回院內
應當說蔣抑卮是位經商天才，他的這個才能應當源於其家族的遺傳，宋憲章所著《人文薈萃話杭州》一書，專有一節為“興業銀行的頂梁，魯迅先生的摯友——杭州銀行家蔣抑卮”，宋憲章在此節中說：
蔣抑卮祖籍紹興，自高祖殿選始，由東浦遷至杭州積善坊巷，從事酒肆業。其父蔣海籌自小很苦，九歲起就在杭州機坊當紡織業童工，後又在孔鳳春香粉店當學徒。1858年（清咸豐八年）與其兄蔣廷墚一起開設蔣廣昌綢莊。1862年（清同治元年），其父購織機一台，織綢自銷，由於不斷創新織技，產品銷路很好，便積資雇工，拓展成織造作坊，生產出了多種綢緞，後為杭州製造局賞識，入貢清廷。從此，聲譽鵲起。1908年，蔣廣昌綢莊的業務遍及大江南北，甚至遠至海外，積資已逾百萬，成為杭州絲綢業的巨擘。
側牆上所見
從蔣抑卮的高祖開始，其家就來到了積善坊巷，但其高祖首先是經營酒業，到了蔣抑卮父親這一輩，又改為經營紡織業。杭州的綢緞天下聞名，而蔣抑卮的父親蔣海籌，也是因為經營綢緞而成為了杭州的巨富。蔣海籌被當地人稱之為“蔣半城”，但是蔣家真正涉及銀行業，還是從蔣抑卮開始的。
1902年10月，蔣抑卮來到日本留學，他最初學的是軍事。由此可知，他也是一腔的報國之情。可惜他的身體狀況不好，後來又改學經濟。在出國前，蔣抑卮家裡掏錢替他捐了個秀才，其實他本來也有著讀書之好，再加上其家饒於資，因此在日本期間，他對一些文學活動多有贊助，比如當時許壽裳在主編《浙江潮》，這個刊物是由浙江籍的一些留學生共同發起者，但這些人有熱情沒資金，於是蔣抑卮就捐資100元作為了該刊的開辦費。
1903年4月，經朋友介紹，蔣抑卮在東京認識了魯迅。一年多以後，蔣抑卮因為得了耳病，他回國去修養。幾年之後，他的耳病越發的嚴重，於是他在1909年又返回日本請名醫治療，魯迅、周作人、許壽裳等當時合租在一個公寓內，魯迅特意騰出了自己的住所讓蔣抑卮居住，可見他們之間的關係甚洽。
中西合璧
關於蔣抑卮在日本治病的細節，陳旭升所著《我的積木》一書中有“儒商蔣抑卮”一文，該文中寫道：
不久，蔣抑卮與醫生接洽好了，進了耳鼻咽喉的專門醫院，要開刀醫治耳疾了。醫生即是院長，本是鼎鼎大名的博士，不知為什麼會得疏忽，竟因手術而引起了丹毒。丹毒的熱發得很高，病人時說胡話，病情似頗危險，時常找魯迅說話；說日本人嫉妒中國有他那麼的人，蓄意叫醫生謀害，叫魯迅給他記著。他在囈語中也說到周作人，說啟明這人甚是高傲，像是一隻鶴似的。魯迅聽了有趣，也就給周作人起了一個叫“都路”（Tsunr）的綽號，只是把鶴字讀成日本語。半個世紀之後，周作人為上海亦報寫文章，也曾用過“鶴生”的筆名，據說就是從這個典故出發的。
由此可以看出，蔣對魯迅十分地信任，同時他也對魯迅給予了盡可能的幫助。那時魯迅想翻譯東歐文學，但他無錢出版，同樣又是蔣抑卮給予了資金上的贊助。
蔣抑卮舊藏《史記》一百三十卷，明嘉靖四年至六年王廷喆刻本
1909年2月，蔣抑卮出錢幫魯迅出版了《域外小說集》第一冊。四個月後，蔣抑卮又出錢印出了該書的第二冊。而那時的魯迅在文學上並沒什麼名氣，印出的這兩本書根本賣不出去，其第一冊印了1000本，而第二冊則降了一半。即便這樣，這兩本書還是賣不出去。當時魯迅委託朋友對外銷售，上海的寄售處就是蔣抑卮家開辦的廣昌隆綢莊，據說在這裡僅賣出去了幾本書。
從這些行為可以看出，蔣抑卮雖然是有錢人，但他卻能夠努力地幫助一些窮朋友，而他有一句著名的口頭禪——撥伊銅錢，這是紹興土語，意思是“給錢就好了”。看來，蔣認為能夠用錢解決的事情都不算大事。而魯迅也用這四個字給蔣起了個綽號。從他們的交往看，魯迅所起的綽號倒並無惡意，畢竟這是在他未發達之時朋友伸出的援助之手。而後魯迅成為了著名的大文學家，他的《域外小說集》也成為了研究者和藏書家的追逐之物。
站在酒店前，已然尋不得任何歷史痕跡，我等四人站在樓前感慨著這樣的變化。雖然找到了舊址，但現況卻不能令我愜意。我注意到樓體的下方有一個進入後院的通道，站在通道口向內張望，未曾看到保安人員，於是小心地走入後院，而在其後方果真別有洞天。後院內另有一座“L”形的樓房，正前方的位置雖然已經被粉刷一新，但從線條看，這應當是民國時代所建西洋風格的老樓，而其側方則是用玻璃幕接出了一段。我本能覺得正前方的這座樓應當跟蔣抑卮有關，於是站在院內快速拍照。同時注意到，這座老樓的門口也同樣貼著“漢庭酒店”的標誌，看來此樓也成為了酒店的一部分。
另一側的玻璃幕
站在此樓前拍照時，無意間發現正門側旁有一塊文保牌，上面寫著“蔣抑卮故居”。看到此物令我大感興奮，這種無意間得來，最讓人愉快無比，由此而印證了我的直覺在某種情況下頗為靈驗。文保牌的出現也讓童主任特別高興，他說自己在杭州多年，還真不知道蔣抑卮故居竟然完好地保留在這裡。
赫然看到了文保牌
登上臺階，走入大堂，在其入口旁邊有酒店的登記處，我先發制人地跟服務員說：“這裡是蔣抑卮的故居，我想拍一些照片。”她瞥了我一眼沒有吭聲，我將其視之為默許。抬眼四看，頂棚的位置已經做了新的裝修，其風格與四圍並不協調，尤其地面裡側的一段，這裡鋪裝著彩色的馬賽克，從花色及材質來看，這肯定是民國舊物，因為今日的裝修材料無論品種花色如何的豐富，但都無法體現出應有的穩重。
走進大堂
地面上的馬賽克
馬賽克頂頭的位置則是樓梯，而樓梯的下方則用大理石做成了優美的弧形，其樣式與扶手的花色有著不經意的協調。旁邊的側門也同樣是當年的舊物，看上去保留得十分完好。我本想上樓一探究竟，但服務員卻制止了我的行為，她說：上面是客房，不能打攪他人的休息。我只好在樓下尋找著可拍之處。
當年的木門
大理石臺階
拍照完一樓的情形，又轉到了院內的側旁，其側牆上所貼的瓷磚雖然僅是一小塊，但依我的感覺，這同樣是此樓的原配。而在其側牆上，又看到一塊介紹牌，稱此樓為杭州市歷史建築，建造於20世紀20年代末，並稱此樓是“具有典型的歐式風格”。而此樓的旁邊則建成了純中式的圓拱門，再加上茂盛的淩霄花，這兩者與此洋樓共同構成了水乳交融的中西合璧。
再回院內
應當說蔣抑卮是位經商天才，他的這個才能應當源於其家族的遺傳，宋憲章所著《人文薈萃話杭州》一書，專有一節為“興業銀行的頂梁，魯迅先生的摯友——杭州銀行家蔣抑卮”，宋憲章在此節中說：
蔣抑卮祖籍紹興，自高祖殿選始，由東浦遷至杭州積善坊巷，從事酒肆業。其父蔣海籌自小很苦，九歲起就在杭州機坊當紡織業童工，後又在孔鳳春香粉店當學徒。1858年（清咸豐八年）與其兄蔣廷墚一起開設蔣廣昌綢莊。1862年（清同治元年），其父購織機一台，織綢自銷，由於不斷創新織技，產品銷路很好，便積資雇工，拓展成織造作坊，生產出了多種綢緞，後為杭州製造局賞識，入貢清廷。從此，聲譽鵲起。1908年，蔣廣昌綢莊的業務遍及大江南北，甚至遠至海外，積資已逾百萬，成為杭州絲綢業的巨擘。
側牆上所見
從蔣抑卮的高祖開始，其家就來到了積善坊巷，但其高祖首先是經營酒業，到了蔣抑卮父親這一輩，又改為經營紡織業。杭州的綢緞天下聞名，而蔣抑卮的父親蔣海籌，也是因為經營綢緞而成為了杭州的巨富。蔣海籌被當地人稱之為“蔣半城”，但是蔣家真正涉及銀行業，還是從蔣抑卮開始的。
1902年10月，蔣抑卮來到日本留學，他最初學的是軍事。由此可知，他也是一腔的報國之情。可惜他的身體狀況不好，後來又改學經濟。在出國前，蔣抑卮家裡掏錢替他捐了個秀才，其實他本來也有著讀書之好，再加上其家饒於資，因此在日本期間，他對一些文學活動多有贊助，比如當時許壽裳在主編《浙江潮》，這個刊物是由浙江籍的一些留學生共同發起者，但這些人有熱情沒資金，於是蔣抑卮就捐資100元作為了該刊的開辦費。
1903年4月，經朋友介紹，蔣抑卮在東京認識了魯迅。一年多以後，蔣抑卮因為得了耳病，他回國去修養。幾年之後，他的耳病越發的嚴重，於是他在1909年又返回日本請名醫治療，魯迅、周作人、許壽裳等當時合租在一個公寓內，魯迅特意騰出了自己的住所讓蔣抑卮居住，可見他們之間的關係甚洽。
中西合璧
關於蔣抑卮在日本治病的細節，陳旭升所著《我的積木》一書中有“儒商蔣抑卮”一文，該文中寫道：
不久，蔣抑卮與醫生接洽好了，進了耳鼻咽喉的專門醫院，要開刀醫治耳疾了。醫生即是院長，本是鼎鼎大名的博士，不知為什麼會得疏忽，竟因手術而引起了丹毒。丹毒的熱發得很高，病人時說胡話，病情似頗危險，時常找魯迅說話；說日本人嫉妒中國有他那麼的人，蓄意叫醫生謀害，叫魯迅給他記著。他在囈語中也說到周作人，說啟明這人甚是高傲，像是一隻鶴似的。魯迅聽了有趣，也就給周作人起了一個叫“都路”（Tsunr）的綽號，只是把鶴字讀成日本語。半個世紀之後，周作人為上海亦報寫文章，也曾用過“鶴生”的筆名，據說就是從這個典故出發的。
由此可以看出，蔣對魯迅十分地信任，同時他也對魯迅給予了盡可能的幫助。那時魯迅想翻譯東歐文學，但他無錢出版，同樣又是蔣抑卮給予了資金上的贊助。
蔣抑卮舊藏《史記》一百三十卷，明嘉靖四年至六年王廷喆刻本
1909年2月，蔣抑卮出錢幫魯迅出版了《域外小說集》第一冊。四個月後，蔣抑卮又出錢印出了該書的第二冊。而那時的魯迅在文學上並沒什麼名氣，印出的這兩本書根本賣不出去，其第一冊印了1000本，而第二冊則降了一半。即便這樣，這兩本書還是賣不出去。當時魯迅委託朋友對外銷售，上海的寄售處就是蔣抑卮家開辦的廣昌隆綢莊，據說在這裡僅賣出去了幾本書。
從這些行為可以看出，蔣抑卮雖然是有錢人，但他卻能夠努力地幫助一些窮朋友，而他有一句著名的口頭禪——撥伊銅錢，這是紹興土語，意思是“給錢就好了”。看來，蔣認為能夠用錢解決的事情都不算大事。而魯迅也用這四個字給蔣起了個綽號。從他們的交往看，魯迅所起的綽號倒並無惡意，畢竟這是在他未發達之時朋友伸出的援助之手。而後魯迅成為了著名的大文學家，他的《域外小說集》也成為了研究者和藏書家的追逐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