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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老兵楊光熹口述滇西抗戰歷史

採訪對象:楊光熹, 黃埔軍校19期畢業。 先後在國民革命軍陸軍66軍參謀處、11集團軍總部政治部、第二軍政部工作。 參加過緬甸臘戎戰役, 滇西大反攻龍陵、騰沖等戰役。

現為重慶黃埔軍校同學會大渡口區聯絡組組長。

中國民政部近日下達通知, 要求做好原國民黨抗戰老兵的有關工作, 將符合條件的抗戰老兵納入相應的保障範圍;對他們中的孤寡對象優先、優惠進入養老院供養;建議政府在重大節日慰問原國民黨抗戰老兵, 並支持社會慈善團體對他們進行專項救助。 該通知具有突破性的意義, 一,

在物質上將原國民黨抗戰老兵納入優撫體系, 二, 在榮譽上充分肯定了抗戰老兵對國家民族作出的貢獻。

曾任遠征軍少校參謀, 今年89歲的楊光熹對記者說, 當電視播放民政部這條新聞時老兵們都哭了, 我為他們高興, 雖然我自己不享受這一物質待遇, 畢竟士兵是身在戰場第一線, 經歷槍林彈雨, 與死神擦肩而過的戰爭倖存者。

一,

我是重慶市中區人, 1924年出生在羅漢寺附近。 17歲時我參加了中國遠征軍, 現在身份是“解初幹部”, 即解放初期參加革命的幹部。

1939年日本人的飛機轟炸南川, 全城都燒光了。 我當時在南川道南中學念書, 親眼看到我家隔壁的剌繡工夫婦被炸死, 男的上半身都燒焦了。 我的同學譚清賢(音)也死於那次日機空襲。

南川有國軍的飛機洞, (停放飛機的防空洞), 蔣介石也曾到南川巡視。 抗戰爆發後南川救亡運動如火如荼。 中共地下党綦南工委、國民政府三廳都在南川開展活動。 日本人的“反戰同盟”、洪深等陪都的文化名人也到南川宣傳抗日。 我的哥哥和兄弟都參加了共產黨。 我也是一個熱血青年, 決心參軍殺敵報國, 為死難同胞報仇。

1941年冬天, 我瞞著父親自行離家, 跑到綦江報名參軍。 66軍招兵處軍官看我個子雖小但有文化, 就讓我到師部當文書, 準尉軍銜。 負責寫標語、刻鋼板油印材料, 管理師部印章和收發電文等。

1942年3月部隊開拔, 應英緬軍要求入緬對日作戰, 士兵每月發津貼50盧比。 我隨66軍軍部, 經貴州到達雲南邊境, 從畹町橋出境,

乘坐火車前往曼德勒。 當時盟軍統帥部決定以曼德勒為依託, 集中中國的三個軍(第5、第6和第66軍)、英國五個師, 共計25萬人的優勢兵力與10萬日軍決戰。 66軍先期入緬的新編38師(孫立人的美械師)已經在仁安羌戰役中擊潰日軍, 解救出了8000多被圍困的英軍。

我們還沒到曼德勒, 但部隊卻突然不走了, 原來日本人的飛機把鐵路炸毀了。 由於西線英緬軍防線提前潰敗, 中國遠征軍右翼失去支撐, 使曼德勒會戰化為泡影。 兵敗如山倒, 面對如潮水湧來的日本軍團, 中國軍隊不得不丟棄大量輜重裝備全線撤退。

日軍56師團迂回緬北千里奔襲, 迅速攻佔緬北門戶臘戌, 切斷了中國軍隊回國的唯一通道。 迫使數萬遠征軍穿越野人山原始森林。

在茫茫無際的叢林中三個多月, 官兵們凍餓交加, 遭受疾病、毒蟲螞蝗等惡劣自然環境折磨, 歷經了萬般苦難, 損失慘重。 據資料記載, 10萬中國遠征軍活著離開戰場的約4萬多人, 最終回到國內僅存3000多人。

撤退中我們66軍被分為兩斷, 軍部和兩個師撤退回國。 前方的38師孫立人接受史迪威的勸告, 放棄了拼死回國的念頭, 把隊伍拉往印度, 後來經過美式訓練成為中國駐印軍的主力部隊。

當時軍部下令部隊分散回國集結, 我們各自沿著鐵路線往回走, 一路充滿了兇險。 沿途都是日本人立的路標(上面是仁丹、美利牌香煙廣告)。 日本人收買的緬奸提著一米長的緬刀, 虎視眈眈守在路邊, 想趁機砍殺搶劫中國人。 我是單人行動,

又沒有配武器, 看到緬甸人根本不敢抬頭, 因為分不清虛實, 還是逃命要緊!

國內滇緬公路已陷入空前的混亂之中。 成師成團從前線退下來的敗兵, 緊急疏散的政府機關, 扶老攜幼的難民和緬甸華僑組成逃難大軍, 無數汽車、牛車、馬車和手推車充塞道路, 浩浩蕩蕩向內地轉移。 大量美援物資就地銷毀, 一時間火光沖天, 爆炸聲不絕於耳。

5月2日, 日軍坦克部隊越過國境, 如一股鋼鐵洪流沿著滇緬公路快速推進, 勢不可擋。 接連攻陷畹町、芒市、龍陵重鎮。 進攻速度之快完全出乎中國人意料, 當日本人的車隊開進芒市街上時, 站在街心的中國員警還在指揮交通。 我們66軍兩個師竟被日軍在4天之內攆了300公里, 我們到惠通橋時, 日軍的先頭部隊也幾乎同時到達。

在昆明坐鎮指揮的蔣介石,急令11集團軍司令官宋希廉部星夜兼程,迎擊日軍于惠通橋畔,派憲兵封鎖了橋面。我們還沒上橋,就接到情報說要炸橋。已發現有日軍敢死隊數百人混在難民中間,正在悄悄接近大橋,有少數日軍已經過了橋。戰爭態勢到了千鈞一髮的關頭:如果日軍佔領大橋,幾小時後,他們的坦克和步兵縱隊就將通過這裡進攻保山,然後再進攻昆明,貴陽直至重慶大後方,整個西南就難保了,二戰的歷史將重新改寫!

我跟著軍部坐在小汽車裡看到,橋的兩邊已經掛好了炸藥,就等著命令了。我們過了橋也就幾分鐘吧,就聽到“轟”一聲巨響惠通橋就被炸毀了,而那時部隊都還沒有撤完。我現在想起還後怕,如果我們再晚10多分鐘上橋就過不來了,我也早就不在人世了。歷史沒有眷顧大和民族,波濤洶湧的滾滾江水,把蜂擁而至的日寇阻隔在怒江西岸,日本人眼睜睜看著大橋在他們面前消失,只好把怒火發洩在未過江的中國軍民身上,一連數日西岸槍聲不斷,數千中國軍民慘遭日軍殺戳。

宋希廉沿怒江天險部署重兵,確保雲南保山成為遠征軍的反攻基地。他高瞻遠矚地作出戰略部署,一是在邊境建立“滇康緬邊境特別遊擊區”,二是建立“滇西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培訓幹部。專門設立兩個司令部,我軍武裝工作隊分佈全境、在要道隘口設防,使日軍不敢貿然進犯。我到保山後參加了第一期訓練團(黃埔軍校19期),1943年8月畢業分派到遊擊區。那時候條件相當艱苦。我們腳穿草鞋,身背中正式步槍,用蔑竹編織成溜索,渡過波濤洶湧的怒江,翻越白雪皚皚的碧羅山、高黎貢山,到邊境山寨向少數民族宣傳抗日。那些地方相當偏僻,有個縣城街道全長只有40-50米,十幾戶人家都是破破爛爛的木板房,縣政府就設在一個破廟裡面。我們一家一戶上門做宣傳,晚上就住在村民的吊腳樓,圍著火塘吃包穀、洋芋。部隊軍紀很嚴,吃了老百姓的飯都要付滇幣。當時有個隊員搶了老百姓一隻雞,王淩雲軍長知道後馬上集合部隊,將那個隊員從佇列中拉出來,當場就槍斃了。這些都是我親眼所見。

政工隊還為老百姓演出話劇、京劇。記得劇碼有《雷雨》、《國家至上》,還有《放下你的鞭子》、《兄妹開荒》等延安話劇,那時是國共合作,宣傳上不分彼此。兵民是勝利之本,經過我們艱苦的動員,當地少數民族男女老少積極踴躍支前,為部隊當嚮導、報敵情、送軍糧、運彈藥,有力的支援了遠征軍大反攻。

1944年5月滇西大反攻開始。在緬北,中國駐印軍和英美聯軍發動密支那戰役。我們11集團軍和20集團軍則強渡怒江,攻擊滇西西岸日軍。我們一舉攻克平嘎、龍陵,芒市等日寇盤踞的強固據點,殲敵一萬多人。由於日軍頑抗,松山戰役、騰沖戰役尤為慘烈。其中攻打騰沖縣城就歷時一個多月,巷戰異常激烈,血肉橫飛,部隊傷亡慘重。我雖不上一線戰鬥,但軍部距戰場也只有200多米,實際也置身於槍彈橫飛、血與火的戰場。戰鬥結束我們進入城內挨戶搜查,有個同志還抓到一個負傷的日本軍曹(班長)。

二,

楊光熹繼續回憶。

1949年11月,我隨部隊國民黨陸軍第20兵團第2軍在成都起義。兵團司令兼軍長陳克非(後擔任第三屆全國政協委員,文革中去世)召集校級軍官會議。他說,部隊目前已經被共軍包圍,硬撐下去沒有意義了,解放軍《約法八章》承諾對起義官兵“既往不咎、量才錄用”,給予退伍待遇等等,這些朱(德)、毛(澤東)都是簽了字的。激烈討論後軍官們最終一致同意起義。

幾周以後,我們扯掉青天白日帽徽肩章,封存了全部武器裝備,由解放軍第四野戰軍50軍18軍團正式接管。對官兵進行了整編分流:士兵開展“訴苦教育運動”,然後分到解放軍的各個部隊;軍官按級別進入訓練班培訓,我分到校官訓練班。訓練班上我得到一本劉少奇寫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才知道共產黨員很了不起,從心裡面佩服他們。其實共產黨就在我們身邊,有的還直接指揮我們作戰。陳克非軍長的秘書、我手下的中尉張望之也是地下共產黨,他對我很尊重,有一次,他還私自印了一套名片送給我以搞好關係。

我解放後轉業,分配到重慶第三區區委秘書處工作,地點就在沙坪壩正街、現在市供電局那個位置。1953年初,組織讓我到“政治訓練大隊”審查歷史,而且要求“按天交待”,重點批判我的起義有功思想。那個時期我心情非常壓抑,就向領導寫信要求出來工作。1955年我調到重慶紅岩玻璃廠當工人。我認真鑽研業務,操作技術達到了4級。年年評為先進,但不能上光榮台。文革中,我受到更多的不公正對待。1983年,我向當時中央軍委政治部主任、“斷臂將軍”余秋裡同志寫信申訴要求平反。根據我提供的線索,外調人員輾轉了幾個大軍區,終於在成都軍區查到我的原始檔案。當年就在全廠大會上宣佈給我平反,摘掉了“偽軍官”、“歷史反革命”的帽子,並恢復“解初幹部”身份。

三,

前兩天,我接到一個美國記者的越洋電話,對方用生硬的華語、直入主題的提問“你是抗戰老兵嗎,你受到過虐待嗎?”,這句話引起了我的警覺。我回答他,那是過去的事了,如果涉及政治問題我就不跟你談了。現在中美兩國是友好往來,我們習近平主席最近才訪問了美國,正在與你們奧巴馬總統商談如何構建新型大國關係。

2005年,胡錦濤同志在“紀念抗戰勝利60周年大會講話”中實事求是、客觀評價了中國的抗戰史,肯定了國民黨軍隊在抗戰中的作用。指出“以國民黨軍隊為主負責正面戰場的大仗,如淞滬、析口、徐州、武漢等戰役;以共產黨軍隊為主負責敵後遊擊戰,也打過兩個大仗:平型關戰役及百團大戰。”。

楊光熹說,近年來我市民政部門對抗戰老兵中的孤寡老人實行供養政策,還給黃埔老兵每月發放生活補貼,最為可貴的是社會形成了關愛老兵的氛圍,民間關愛抗戰老兵組織遍及全國各省區。近日民政部在全國人大代表議案的復函表示,“我部支援社會組織、慈善機構關愛抗戰老兵活動所作的工作,鼓勵相關社會組織和慈善機構對抗戰老兵提供幫助”。

編後語:今年3月,中華社會救助基金會等發起了“關愛抗戰老兵公益基金”,目前已聯繫到在世的原國民黨抗戰老兵3000多人。通過老兵自述與史料對比確定其身份,審核通過後,志願者將為其辦理銀行卡,接收每月500元資助。

今年是抗戰勝利68年,這些曾為國家民族浴血奮戰且還活著的老兵們,也許更值得我們關注。他們是奮戰在抗日疆場的民族英雄;是精忠報國的中華壯士;是視死如歸、跨出國門打出國威軍威、令敵膽寒的炎黃鐵漢。他們是活著的抗戰歷史,是國家的記憶。但長期以來他們打鬼子的功勞塵封在看不見的歷史深處,他們的悲壯從未出現在激勵後人的教科書中。在世界各國,參加過二戰的老兵都受到極大尊崇,享受著政府提供的養老金。記者採訪中瞭解,很多老兵最大的心願,只是想得到一枚國家頒發的抗日戰爭勝利紀念章。幾十年來,我們一直虧欠他們一份致敬,這也許是中國人善待英雄最後的機會了,給予這個特殊群體一份鄭重的認可和臨終溫情,慰藉他們的心靈吧。

日軍的先頭部隊也幾乎同時到達。

在昆明坐鎮指揮的蔣介石,急令11集團軍司令官宋希廉部星夜兼程,迎擊日軍于惠通橋畔,派憲兵封鎖了橋面。我們還沒上橋,就接到情報說要炸橋。已發現有日軍敢死隊數百人混在難民中間,正在悄悄接近大橋,有少數日軍已經過了橋。戰爭態勢到了千鈞一髮的關頭:如果日軍佔領大橋,幾小時後,他們的坦克和步兵縱隊就將通過這裡進攻保山,然後再進攻昆明,貴陽直至重慶大後方,整個西南就難保了,二戰的歷史將重新改寫!

我跟著軍部坐在小汽車裡看到,橋的兩邊已經掛好了炸藥,就等著命令了。我們過了橋也就幾分鐘吧,就聽到“轟”一聲巨響惠通橋就被炸毀了,而那時部隊都還沒有撤完。我現在想起還後怕,如果我們再晚10多分鐘上橋就過不來了,我也早就不在人世了。歷史沒有眷顧大和民族,波濤洶湧的滾滾江水,把蜂擁而至的日寇阻隔在怒江西岸,日本人眼睜睜看著大橋在他們面前消失,只好把怒火發洩在未過江的中國軍民身上,一連數日西岸槍聲不斷,數千中國軍民慘遭日軍殺戳。

宋希廉沿怒江天險部署重兵,確保雲南保山成為遠征軍的反攻基地。他高瞻遠矚地作出戰略部署,一是在邊境建立“滇康緬邊境特別遊擊區”,二是建立“滇西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培訓幹部。專門設立兩個司令部,我軍武裝工作隊分佈全境、在要道隘口設防,使日軍不敢貿然進犯。我到保山後參加了第一期訓練團(黃埔軍校19期),1943年8月畢業分派到遊擊區。那時候條件相當艱苦。我們腳穿草鞋,身背中正式步槍,用蔑竹編織成溜索,渡過波濤洶湧的怒江,翻越白雪皚皚的碧羅山、高黎貢山,到邊境山寨向少數民族宣傳抗日。那些地方相當偏僻,有個縣城街道全長只有40-50米,十幾戶人家都是破破爛爛的木板房,縣政府就設在一個破廟裡面。我們一家一戶上門做宣傳,晚上就住在村民的吊腳樓,圍著火塘吃包穀、洋芋。部隊軍紀很嚴,吃了老百姓的飯都要付滇幣。當時有個隊員搶了老百姓一隻雞,王淩雲軍長知道後馬上集合部隊,將那個隊員從佇列中拉出來,當場就槍斃了。這些都是我親眼所見。

政工隊還為老百姓演出話劇、京劇。記得劇碼有《雷雨》、《國家至上》,還有《放下你的鞭子》、《兄妹開荒》等延安話劇,那時是國共合作,宣傳上不分彼此。兵民是勝利之本,經過我們艱苦的動員,當地少數民族男女老少積極踴躍支前,為部隊當嚮導、報敵情、送軍糧、運彈藥,有力的支援了遠征軍大反攻。

1944年5月滇西大反攻開始。在緬北,中國駐印軍和英美聯軍發動密支那戰役。我們11集團軍和20集團軍則強渡怒江,攻擊滇西西岸日軍。我們一舉攻克平嘎、龍陵,芒市等日寇盤踞的強固據點,殲敵一萬多人。由於日軍頑抗,松山戰役、騰沖戰役尤為慘烈。其中攻打騰沖縣城就歷時一個多月,巷戰異常激烈,血肉橫飛,部隊傷亡慘重。我雖不上一線戰鬥,但軍部距戰場也只有200多米,實際也置身於槍彈橫飛、血與火的戰場。戰鬥結束我們進入城內挨戶搜查,有個同志還抓到一個負傷的日本軍曹(班長)。

二,

楊光熹繼續回憶。

1949年11月,我隨部隊國民黨陸軍第20兵團第2軍在成都起義。兵團司令兼軍長陳克非(後擔任第三屆全國政協委員,文革中去世)召集校級軍官會議。他說,部隊目前已經被共軍包圍,硬撐下去沒有意義了,解放軍《約法八章》承諾對起義官兵“既往不咎、量才錄用”,給予退伍待遇等等,這些朱(德)、毛(澤東)都是簽了字的。激烈討論後軍官們最終一致同意起義。

幾周以後,我們扯掉青天白日帽徽肩章,封存了全部武器裝備,由解放軍第四野戰軍50軍18軍團正式接管。對官兵進行了整編分流:士兵開展“訴苦教育運動”,然後分到解放軍的各個部隊;軍官按級別進入訓練班培訓,我分到校官訓練班。訓練班上我得到一本劉少奇寫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才知道共產黨員很了不起,從心裡面佩服他們。其實共產黨就在我們身邊,有的還直接指揮我們作戰。陳克非軍長的秘書、我手下的中尉張望之也是地下共產黨,他對我很尊重,有一次,他還私自印了一套名片送給我以搞好關係。

我解放後轉業,分配到重慶第三區區委秘書處工作,地點就在沙坪壩正街、現在市供電局那個位置。1953年初,組織讓我到“政治訓練大隊”審查歷史,而且要求“按天交待”,重點批判我的起義有功思想。那個時期我心情非常壓抑,就向領導寫信要求出來工作。1955年我調到重慶紅岩玻璃廠當工人。我認真鑽研業務,操作技術達到了4級。年年評為先進,但不能上光榮台。文革中,我受到更多的不公正對待。1983年,我向當時中央軍委政治部主任、“斷臂將軍”余秋裡同志寫信申訴要求平反。根據我提供的線索,外調人員輾轉了幾個大軍區,終於在成都軍區查到我的原始檔案。當年就在全廠大會上宣佈給我平反,摘掉了“偽軍官”、“歷史反革命”的帽子,並恢復“解初幹部”身份。

三,

前兩天,我接到一個美國記者的越洋電話,對方用生硬的華語、直入主題的提問“你是抗戰老兵嗎,你受到過虐待嗎?”,這句話引起了我的警覺。我回答他,那是過去的事了,如果涉及政治問題我就不跟你談了。現在中美兩國是友好往來,我們習近平主席最近才訪問了美國,正在與你們奧巴馬總統商談如何構建新型大國關係。

2005年,胡錦濤同志在“紀念抗戰勝利60周年大會講話”中實事求是、客觀評價了中國的抗戰史,肯定了國民黨軍隊在抗戰中的作用。指出“以國民黨軍隊為主負責正面戰場的大仗,如淞滬、析口、徐州、武漢等戰役;以共產黨軍隊為主負責敵後遊擊戰,也打過兩個大仗:平型關戰役及百團大戰。”。

楊光熹說,近年來我市民政部門對抗戰老兵中的孤寡老人實行供養政策,還給黃埔老兵每月發放生活補貼,最為可貴的是社會形成了關愛老兵的氛圍,民間關愛抗戰老兵組織遍及全國各省區。近日民政部在全國人大代表議案的復函表示,“我部支援社會組織、慈善機構關愛抗戰老兵活動所作的工作,鼓勵相關社會組織和慈善機構對抗戰老兵提供幫助”。

編後語:今年3月,中華社會救助基金會等發起了“關愛抗戰老兵公益基金”,目前已聯繫到在世的原國民黨抗戰老兵3000多人。通過老兵自述與史料對比確定其身份,審核通過後,志願者將為其辦理銀行卡,接收每月500元資助。

今年是抗戰勝利68年,這些曾為國家民族浴血奮戰且還活著的老兵們,也許更值得我們關注。他們是奮戰在抗日疆場的民族英雄;是精忠報國的中華壯士;是視死如歸、跨出國門打出國威軍威、令敵膽寒的炎黃鐵漢。他們是活著的抗戰歷史,是國家的記憶。但長期以來他們打鬼子的功勞塵封在看不見的歷史深處,他們的悲壯從未出現在激勵後人的教科書中。在世界各國,參加過二戰的老兵都受到極大尊崇,享受著政府提供的養老金。記者採訪中瞭解,很多老兵最大的心願,只是想得到一枚國家頒發的抗日戰爭勝利紀念章。幾十年來,我們一直虧欠他們一份致敬,這也許是中國人善待英雄最後的機會了,給予這個特殊群體一份鄭重的認可和臨終溫情,慰藉他們的心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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