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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東第一毒梟”自學制毒被抓 稱想賺他兩個億

有毒的夢想

“關東第一毒梟”消失了。

在一些秘密的制毒交流群裡, 這個活躍的ID從2017年2月底就再也沒有發言。 群裡沒人知道“毒梟”的真名, 但傳說他制毒快, 純度高, 再加上人在東北, 就有人把他的群昵稱改成了這個名字。

林松在指認現場(警方供圖)

“關東第一毒梟”是在2017年3月初被抓的。 當天上午, 員警沖進他的住所, 把他摁倒在地, 問他是不是林松時, 他小聲回答了“是”。

肖光是參與抓捕的員警之一,

這位長春市公安局淨月分局治安大隊隊長最先發現了案件線索, 之後就一直與林松暗中較量。 抓捕是他和林松的第三次碰面。 他們互相稱對方“狡猾”, 甚至在最終抓捕前有短暫交流, 但肖光最終完勝:在林松的房子裡, 現場繳獲了9公斤液體冰毒, 超過5公斤的固體冰毒, 以及20多公斤的制毒原料麻黃素——對緝毒行動來說, “人贓俱獲”幾乎是最完美的結果。

這是吉林省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起制毒案件。 沒有被叫作“關東第一毒梟”前, 林松的昵稱是“我行萬里路”, 如今他待在看守所裡, 活動範圍不足30平方米。

1

林松是2016年12月被盯上的。

那時正逢年末, 長春公安要進行春節前的安全檢查, 這是肖光最忙碌的時候。 林松暫住的淨月區在長春市東南部,

樓房、荒地和成片的林子交替出現, 屬於還在開發中的郊區。 到了冬季, 這裡到處都是白色, 枯草被雪覆蓋, 只露出一截黃色的草尖。 馬路上的雪都已經軋實, 即使在白天也很少看到行人。

由於林木茂密, 近幾年, 排查煙花炮竹成了淨月區一項重要任務。 離分局只有1.5公里遠的一個社區是其中的一個重點排查對象, 肖光對這個社區並不陌生, 因為沒有產權, 這裡租戶比較多, 又地處偏僻, 時常有治安事件發生。

肖光帶著民警王豔成來到社區物業辦公室瞭解情況。 他記得, 當時幾個居住在物業辦公室樓上的老人也在場。 見到員警, 他們連忙抱怨, 最近一段樓道一直有股臭味, “形容不出來的味道,

時間長了熏的頭疼。 ”

“我尋思可能是醃酸菜的味兒。 ”王豔成回憶說, 老人的話當時並沒有引起兩個民警的注意。

物業所在的單元位於社區最裡面, 一共11層。 每層都是一梯兩戶, 家家裝著一樣的防盜門。 門口堆放著醃酸菜的罎罎罐罐, 也散發出同樣的味道。

為了找到臭味來源, 肖光和王豔成在這棟樓上走了幾個來回, 最終停在了701的門口。

肖光和王豔成在7樓樓梯間裡小聲確定氣味來源時, 一扇門之隔的林松正戴著防毒面具, 在滿屋膠管、燒杯間來回走動。 他正在制毒。 只有他知道, 樓道裡的臭味是種“類似催淚瓦斯”的味道, 是制毒過程中必然會產生的氣體, 刺激性很強。 一般人吸入多了, 就會咳嗽、頭疼。

這種平時很難聞到的氣味讓肖光警覺起來,

他當時首先懷疑屋內可能是一個製造假貨的窩點。 再向物業詢問時, 一位工作人員告訴他們, 701住戶曾讓他去修過馬桶, “下水管道漏水”。

那時肖光和王豔成還想不到, 下水道漏水是因為林松在制毒過程中大量傾倒鹽酸, 腐蝕了下水管。

後來, 為了搜集“制毒的證據”, 肖光在“滿是剩菜剩飯、果皮瓜子皮”的垃圾桶裡, 找到了一團裹了幾層的廢紙, 逐漸剝開後, 最裡面出現了一些“白色的結晶體”。 送去公安局檢驗後, 這些“白色結晶體”被確認是甲基苯丙胺。 它有個通俗的名稱:冰毒。

那時林松已經大學畢業6年, 有同學記得, 每次聚會, 問起工作, 林松都會說自己在炒股。 有時到KTV唱歌時, 他會突然提醒大家, 不要碰毒品, “那不是什麼好東西”。

2

林松說自己厭惡毒品。“這玩意兒是個亡國滅種的東西,要離它遠一點。”他自稱不碰毒品是自己的原則。開始制毒後,他身邊多出了很多吸毒者,在他眼裡,這些人“都不講規則,沒有節操,沒有下限,滿嘴跑火車”。

在許多同學印象裡,林松是一個很自律的人。“他不抽煙,怎麼讓都不接,也不喝大酒。”在家打麻將時,他也只玩一塊兩塊的,5塊的都不打,“硬拉他都不坐”。

有段時間,家裡遊戲廳流行“捕魚”的賭博遊戲。很多年輕人都跑去玩,林松偶爾也會過去,但他只站在一旁看。

他說自己選擇制毒,“純粹是為了錢。”

決定制毒前,林松剛剛經歷一場徹底失敗的“創業”。他攢下的所有積蓄,以及父母的“家底”全都在那場生意中賠得精光。

那是2015年,林松27歲,他帶著所有身家去外地投入那場“創業”時,家人曾勸他要慎重。他的表姐還記得,那時林松急切地想抓住眼前的機會,一副豪邁的樣子

“攔都攔不住”。

他的母親剛好在那時突發了嚴重的心臟病,因為家裡錢都交給了林松,最後只能向親人鄰居借了6000多元,勉強做了手術。

從夢想巔峰跌落後,林松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壓力”。一位他身邊的朋友曾看到,林松把自己關在當時租住的樓頂閣樓裡,三四天不出門,因為身無分文,“連衣服和鞋子都是朋友幫他買的。”半夜時,住在樓下的朋友經常聽到林松“嚎叫”。

後來他回到長春,把目光投向暴利行業,想要找到快速來錢的方法。他研究過魚食,“150塊錢一包,2塊錢成本”。他買回一大堆書,不停地實驗配方,但始終沒有成功,“就差那百分之一”。

在合成魚食的某個瞬間,他想到了毒品。

2016年7月份,他告訴父母自己重新找到了工作,需要租房子。父母把剛剛攢下的兩萬元打了過來,成為了林松制毒的“啟動資金”。

他選擇租住的社區,“偏僻,但交通便利”。他在那裡租了兩套房子,一套兩居室自己住,另外一套三居室作為“制毒工廠”。

一開始,這個文科生對制毒一無所知。他買了關於化學和藥品最基礎的書籍,然後每天都泡在網上的化學論壇。再後來,他又購置了一套設備,開始摸索。

“我開始怎麼試驗都不成功,我也是經歷了很多失敗的。一邊學習一邊制,發現哪裡不對就再學習。”他說自己當時不能再接受失敗,滿腦子想的都是要把一件事做成功。

那時他已經不在乎自己研製的是不是毒品,“人不能窩囊一輩子”,他迫切地想要挽回損失,證明自己。

他記得研究到最關鍵的一步時,已經顧不上吃飯睡覺。感覺到累的時候,拿出手機想看時間,手機已經沒電了。充上電他才發現,時間已經過去了三天三夜。

後來,他能熟悉地背出多種毒品的分子式和製作方法,甚至自己改進了制毒工藝。在“制毒工廠”裡,一半設備都是由林松自行設計的,他把設備規格寫出來,再畫出模型,然後交給玻璃廠定做,“可以省去一半的制毒過程”。

他帶上新買的單反相機,去了自己嚮往已久的呼倫貝爾和九寨溝。這時他有了新目標:要賺兩個億。

毒品生意遠比自己想像的要順利,林松很快就覺得“錢不過是個數字遊戲”。他開始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制毒技術上,每天都在“制毒工廠”待到半夜,研究純度更高、更隱蔽的毒品。他添置了新設備,想要擴大生產,“一天30公斤”。

他在圈內迅速闖出了名氣,甚至參加了一個“制毒大賽”,和幾個東南亞國家的制毒技師在網上直播制毒。

“他們最快的15個小時結完晶,我用了7個小時。”在看守所,聊起制毒,林松馬上翹起了二郎腿,身體向後靠在審訊椅上。“那個時候我覺得我還挺厲害的。”談起這次比賽經歷,他想抬起手,但被手銬拽住,發出鐵鍊碰撞的聲音。

肖光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

因為氣味很大,制冰毒最後的去氧環節一般都在深山或者農村等偏僻的地方。很少見像林松這樣直接在城市裡做的。“他改進了技術,味道確實小了很多。”

“之前東北都是毒品流入地,現在林松的毒品是從北往南銷。”肖光手指點了點桌子,側頭說,“這傢伙可以說局部改變了中國毒品市場的格局。”

發現林松制毒的線索後,肖光每週都要到省廳、市局參加專案組會議,分析案情、部署偵查手段。在吉林省歷史上,幾乎沒有發生過規模如此巨大的制毒案件。從局長到普通民警都關注著案件的進展,所有人都等待著收網的那一天。

吉林警方把案情上報給公安部,很快被批准列為公安部督辦毒品目標案件,指示吉林省警方“全力偵辦”。

3

林松租住的社區正對著一條6車道的大路,上面幾乎見不到車輛。馬路是下坡,站在社區門口向下看,能清楚看到這座城市的邊緣,遠方沒有高樓,天地連成一線。

為了取證,肖光在10號樓對面的樓上安排了監視點。大部分時間他和幾個民警都待在樓頂,把望遠鏡瞄向對面701房間的窗戶。

他們發現,目標人物白天除了收發快遞,出門並不多。每天晚上11點後,整個社區的燈逐漸熄滅, 701房間卻會忽然亮起來,房間窗戶搭了層綠色的絨布,從外面能看清一個人影不斷來回走動。

有時半夜,對面會突然“開窗放氣”。

“綠色的簾子飄飄蕩蕩,又有白煙冒出來,看著還真有點瘮人。”王豔成對當時的情景記憶深刻。

也正是這個時候,肖光從望遠鏡裡看到,對面房間裡擺放著大大小小的燒瓶、燒杯,“就像一個小型化工廠”。

那時林松每天都在屋子裡忙得不可開交,他完全沒有覺察到,50米外的另外一棟樓上,有一雙眼睛從沒離開過他。

已經當了20年員警的肖光經常跟毒品打交道,他喜歡穿著一件皮夾克,緊鎖的眉頭很少鬆開過,時間長了,兩眉之間生出了厚厚的褶子。他獲得的兩次二等功都與抓獲毒販有關。但這一次,他說自己也難免緊張,“沒人知道這到底是個多大的案。”

他已經記不清第一次看到林松的具體日期,但對那天的天氣記憶深刻。

“不知為什麼,那天雪大得出奇。”肖光說那是長春去年最大的一場雪,走在路上雪花直往嘴裡灌,眯著眼才能看清前方。

上午10點左右,一個年輕人在單元口出現了,雖然比戶籍照片胖了不少,肖光還是一眼就認出他就是林松。他從車裡盯著林松,個子不高,微胖,穿著一條有些褪色的牛仔褲。這一次,經驗豐富的肖光並沒有看出,眼前的年輕人和別人有什麼區別。

林松那天要出去接貨,下樓前他拉開窗簾看了看樓下,發現停了輛沒見過的新車,沒有掛牌。社區樓下一共有15個停車位,他記得所有的車牌號。再仔細看,那輛車的排氣筒正往外冒著白煙。

“車裡有人”。他說自己當時有些遲疑,下樓後往車裡瞅了兩眼,覺得這輛車奇怪。他甚至懷疑車裡可能是兩個員警,但這個念頭一閃而過,裹緊衣服就走出了單元口。他告訴自己:“這輛車不是來盯我的”。

這是肖光和林松的第一次碰面,盡

沒有目光接觸,但車裡車外的人都看到了對方。

無牌車輛跟著林松出了社區,肖光透過車窗看到,林松走進一個快遞代售點,隨後取出了一個微波爐大小的紙箱。

代收點回到社區不過兩公里的路程,林松換了3輛車,“繞了半個淨月區才到家”。到社區後,肖光從遠處看到林松抱著箱子,用一隻腿頂著,再弓著腰往10號樓走。他每走一段就停下來,然後拿出手機撥弄,頭卻四面環顧,觀察周邊情況。

箱子裡裝的是麻黃素,製作冰毒的原材料。

林松把這些箱子搬到7樓的房間,那是套還未裝修的毛坯房,三室兩廳,一共140平方米。每個房間都堆放了一些設備器皿,林松在那裡分別進行不同的制毒程式。

後來在審訊室裡,他告訴肖光,如果原料充足,在自己被盯上的那段時間裡,他每天已經可以生產10公斤冰毒。

4

12月,林松製作的毒品已經開始供不應求。

肖光也從對面樓頂上看到,林松抱著箱子進出單元口的頻率越來越高,晚上701房間的燈也越來越晚熄滅。

但只要回到臥室,他就完全變成了一個普通的年輕人。在監視過程中,肖光也看到了林松的生活。他的房間收拾得很乾淨,除了幾件簡單的傢俱,沒有多餘的擺設。只有靠近床邊的牆上,堆滿了書籍。白天大部分時間,他都坐在沙發上看書。臨近春節時,他看到林松買回了一袋速凍餃子,給自己下了吃。

看書是林松最大的愛好,他最喜歡歷史題材和人物傳記。一位長期與他保持聯繫的同學回憶,上學時,林松的歷史很好,總能講出很多傳奇故事,“我很佩服”。

春節過後,準備收網的專案組加大了監視力度。肖光調來8個同事,分成兩班,整夜蹲守在“制毒工廠”對面的樓頂。

“一班前半宿,一班後半宿,換下來的就去樓下的車上睡一會兒。”王豔成說。

樓上很冷,夜間氣溫最低接近零下30攝氏度。肖光和幾個同事,穿上警用大衣,外面再套層軍大衣。後來實在受不了,就把樓道裡別人家蓋大蔥的破棉被拿上來,披到身上。

“凍得尿不出尿。”肖光撇撇嘴說,團隊裡4個輔警,“凍跑了仨”。“人家說這活

幹不了了,太苦了,想幹點別的。”

最冷的是腳,王豔成記得,當時腳已經凍麻了,“杠杠磕都沒啥感覺”。沒過幾天,幾個同事腳上都生了凍瘡。

抓捕行動的前一天晚上,肖光想去“制毒工廠”聽聽動靜,“抵近觀察”。他自己來到單元口,王豔成在身後的車裡放哨。

讓他想不到的是,剛到單元口,林松突然出現了。肖光趕忙假裝在單元門上按了幾個密碼,但是門沒打開。他正想開口請林松幫忙,門鎖“啪”的一聲就開了。

“忘帶鑰匙了?”林松問他。

肖光連忙笑笑,向林松道謝。這時王豔成看到兩人在門前對話,怕林松起疑心,在單元門關上前,他對著肖光喊:“斌哥,今晚通宵打麻將,我去買桶水。”

進樓後,電梯門打開,肖光和林松走了進去。林松按下7層,肖光看了一眼門邊的數字,按下了10層。

後來肖光才知道,王豔成的話和自己的動作讓他們暴露了身份。

那天林松從自己臥室出來,打算去10號樓完成制毒的最後一道程式。在單元口前,他看到肖光心裡忽然一驚,眼前這個男人“就是那天坐在車裡的人”。

他說自己能感受到肖光身上的氣場,“那股勁兒,很重,很不一樣。”

聽到後面有人喊打麻將時,林松幾乎確認身邊這個人就是員警了。他認識這個單元裡所有打麻將的人,“根本沒有他倆。”

上電梯後,林松和肖光都沒再說話,只是看著不斷上升的樓層數字,連多餘的動作都沒有。只不過,肖光按下10層的那一刻,林松“當時就懵了,都有點站不穩”。他確定,和自己站在同一部電梯裡的人,一定是來抓自己的。

他很清楚,10樓根本沒住人。

進入“制毒工廠”後,林松按下房燈開關,燈卻沒亮。他跑去電錶箱查看,發現自己家無緣無故跳了閘。

回到屋內,他開始操作制毒,結果設備冒起了濃煙。這讓他有些慌亂,“急得火急火燎的”。他跑過去關掉了幾個閥門,把廢料倒進馬桶。

那天從10樓下來後,肖光暗罵自己暴露了身份,然後回到對面的樓上繼續觀察。沒過多久,對面“制毒工廠”裡忽然冒起了濃煙,他拿起望遠鏡,看到林松在房間裡“亂竄”。

“我以為他那裡失了火。”他想去救人,又擔心闖進去後,現場沒有毒品成品,之前的努力都白費。但如果不救,屋裡的這個年輕人可能就會就此喪命。

後來他還是沖下了樓,“救命要緊”。剛到對面樓下,留在樓上觀察的王豔成就告訴他,“煙沒了,人也沒事”。

和林松再次碰面後,肖光清楚,抓捕不能再等了。他們連夜制定了抓捕方案,第二天上午,幾位全副武裝的民警沖進“制毒工廠”,把林松摁在地上。

“工廠”的陽臺上,擺著兩張桌子,上面鋪滿了淡黃色的晶體,那是他剛剛做好,還在晾曬的冰毒。

肖光在林松臥室裡搜到了他的護照,上面已經貼上了外國的簽證。在後來的審訊中,林松告訴肖光,他已經計畫好抓捕的第二天飛去國外,“學習更先進的技術”。

5

劉洋在同學的婚禮上聽說了林松被抓的消息。這個林松小學和高中時的同班同學開始完全不相信,直到朋友拿出手機,打開一條視頻。畫面裡林松帶著手銬,員警正帶著他在一間滿是化學設備的屋子裡指認現場。

“看得我一愣一愣的,太震驚了,怎麼可能?”劉洋吐出一口香煙,搖搖頭說。

在他印象裡,林松是同學裡的積極分子,“最近幾年的小學同學聚會,都是林松組織的。”

林松的高中班主任也記得,他在學校時成績一直屬於中上水準,“在班裡很活躍,很愛表現。”高二時,因為教室供暖出現了問題,班裡有同學商量著要給電視臺的民生節目打電話。林松聽說後,“跟另外一個同學一起,連續幾天在班裡發起了大討論,最後說服同學,放棄了爆料。”

“他是少數幾個畢業後,每年還會再來看我的學生。”他的高中班主任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2015年2月初林松還在請他吃飯,他說那時林松看起來狀態很好,“和以前一樣侃侃而談。”

班主任問起林松的工作,他說自己還在北京賣房,“績效還不錯”。

2012年,大學剛畢業一年的林松隻身一人來到北京,應聘了一家房地產仲介公司。一個比他晚入職一個月的同事至今還沒有忘記這個個頭不高的東北小夥兒。

他記得林松“小聰明很多”,很擅長跟客戶溝通。“有的晚上10點以後還要看房的,他也會從家裡出去接客戶。”那時他們的團隊一共有20多個人,林松能做到前5名,“一年掙個二十多萬沒啥問題”。

因為業績突出,在公司的一次表彰大會中,林松還作為優秀員工代表發表了演講。一張由林松朋友提供的圖片也證實了他那段時期的成績,那是一張由公司頒發的獎狀,因為“表現優秀”,他被評為自己所在區域的“銷售精英”。

“他有自己的想法,很聰明,偶爾想一些讓人意外的事,也不在乎別人怎麼說。”在劉洋看來,林松一直想多掙錢,每次一起吃飯,林松談論最多的就是怎麼掙錢,“他這方面比較上進,看到什麼事覺得可以掙錢,他就敢幹。”

事實上,林松隻身一人來到北京做仲介,就是在新聞上看到了房地產放鬆調控政策的新聞。在北京做了一年半的仲介後,林松又突然辭職了,他在家鄉看到了商機。

他從外地買回了一個熱氣球,希望借此改變長白山區人工打松塔的原始方式,“既安全又高效”。他把自己的名字製成兩個碩大的紅字,印在氣球上,等待著上門的租賃生意。

結果那個熱氣球幾乎沒有飛上過天空,當地人不適應新方法。現在,熱氣球還躺在家裡樓下的空地上,上面落滿了積雪。

熱氣球生意失敗後,他又去了青島。一位發小打算在那邊港口做“船務生意”,拉他一起創業。

“在北京一年掙20多萬能幹嘛,我不會再回去了,當時只想著去青島掙大錢。”在看守所裡,林松談起這次決定。

可這一次,他徹底失敗了。“船務生意”甚至都沒有啟動,朋友也不再還錢。

誰也沒有預料到這樣的結局。出發前,他帶上自己剩下的10多萬元,再勸說父母拿出了他們10多萬的積蓄,然後期待著自己30歲前的“最大成功”。

6

在林松的家鄉,他制毒被抓的消息並沒有驚起太大的波瀾。這個長白山腳下的林區小鎮依然像往常一樣安靜。冬天時,風把房頂的積雪像鹽一樣吹散在空中,發出“沙沙”的聲響,很快又被遠處拉木材的火車偶爾傳來的汽笛聲淹沒。

從出生到高中畢業,林松一直生活在這座被森林包圍的小鎮。他的父母都是當地林業局的普通職工,林松是他們的獨子。

家人接到長春警方的電話,聽到林松涉嫌“制毒販毒”時,還以為對方是個騙子。

他的表姐何莉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林松和兄弟姊妹的感情很好,平時跟親人接觸也很多,人也很親切。

“每次回家不管有沒有掙到錢,都會給我們的孩子買點玩具。在家的時候就會領著孩子出去玩。”何莉說。

何莉在鎮上經營一家燒烤店,夏天有時要熬夜。後來林松找過來,要主動幫忙。夏季結束後,何莉要發林松工資,算是給他的補貼,但“他死活不收”。在何莉看來,這個表弟自尊心很強,有時甚至有些偏執。

林松在長春上大學時,他的另外一個表姐有時出差,會去學校看他。每次離開,她都會給林松拿點零花錢,但她從沒成功過,“硬塞給他,他都要追上來還給我。”

後來,在看守所裡,林松也證實了表姐們對他的評價,他一字一頓地說:“比全世界都鄙視你更可悲的事情,是全世界都可憐你。”

何莉的丈夫告訴記者,林松自從高中畢業後,“但凡想做一件事,就會遇上挫折”。

大學畢業後,他想去當兵,結果因為有賭博案底,不符合入伍要求。

“那是他在看別人打牌時被一塊兒抓到派出所的。”何莉提高音量說。

“後來搞熱氣球,去青島,做魚食,全都失敗了。”在何莉丈夫看來,林松走到這一步有很多推手,“他太急於表現自己了,但隨著年齡的增加,他的挫敗感也太強了。從小到大,他想法都是比別人多,比別人超前的,但是人家穩穩當當走的,都混得比他強。”

最後,讓所有家人都想不到的是,林松選擇了制毒這條路。

“他是做不了最好,就想著做到最壞。”何莉的丈夫說。

被抓後,林松告訴肖光,自己沒什麼怕的事,“最怕的就是這輩子活垃圾了,活low了。”

但肖光記得,抓捕行動那天,當員警把林松按在地上,用槍指著這個“關東第一毒梟”的頭時,他分明看到林松直打哆嗦,嘴裡不斷重複著“死了死了死了”。

肖光不知道,高考時,林松報考了警校,他最想做一名員警。但是通知書下來後,他卻在複檢時因為身高差0.5釐米被擋在門外。

林松說這是他這輩子最大的打擊,那時他也不會想到,這次挫折會成為他整個人生的轉捩點。

“那不是什麼好東西”。

2

林松說自己厭惡毒品。“這玩意兒是個亡國滅種的東西,要離它遠一點。”他自稱不碰毒品是自己的原則。開始制毒後,他身邊多出了很多吸毒者,在他眼裡,這些人“都不講規則,沒有節操,沒有下限,滿嘴跑火車”。

在許多同學印象裡,林松是一個很自律的人。“他不抽煙,怎麼讓都不接,也不喝大酒。”在家打麻將時,他也只玩一塊兩塊的,5塊的都不打,“硬拉他都不坐”。

有段時間,家裡遊戲廳流行“捕魚”的賭博遊戲。很多年輕人都跑去玩,林松偶爾也會過去,但他只站在一旁看。

他說自己選擇制毒,“純粹是為了錢。”

決定制毒前,林松剛剛經歷一場徹底失敗的“創業”。他攢下的所有積蓄,以及父母的“家底”全都在那場生意中賠得精光。

那是2015年,林松27歲,他帶著所有身家去外地投入那場“創業”時,家人曾勸他要慎重。他的表姐還記得,那時林松急切地想抓住眼前的機會,一副豪邁的樣子

“攔都攔不住”。

他的母親剛好在那時突發了嚴重的心臟病,因為家裡錢都交給了林松,最後只能向親人鄰居借了6000多元,勉強做了手術。

從夢想巔峰跌落後,林松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壓力”。一位他身邊的朋友曾看到,林松把自己關在當時租住的樓頂閣樓裡,三四天不出門,因為身無分文,“連衣服和鞋子都是朋友幫他買的。”半夜時,住在樓下的朋友經常聽到林松“嚎叫”。

後來他回到長春,把目光投向暴利行業,想要找到快速來錢的方法。他研究過魚食,“150塊錢一包,2塊錢成本”。他買回一大堆書,不停地實驗配方,但始終沒有成功,“就差那百分之一”。

在合成魚食的某個瞬間,他想到了毒品。

2016年7月份,他告訴父母自己重新找到了工作,需要租房子。父母把剛剛攢下的兩萬元打了過來,成為了林松制毒的“啟動資金”。

他選擇租住的社區,“偏僻,但交通便利”。他在那裡租了兩套房子,一套兩居室自己住,另外一套三居室作為“制毒工廠”。

一開始,這個文科生對制毒一無所知。他買了關於化學和藥品最基礎的書籍,然後每天都泡在網上的化學論壇。再後來,他又購置了一套設備,開始摸索。

“我開始怎麼試驗都不成功,我也是經歷了很多失敗的。一邊學習一邊制,發現哪裡不對就再學習。”他說自己當時不能再接受失敗,滿腦子想的都是要把一件事做成功。

那時他已經不在乎自己研製的是不是毒品,“人不能窩囊一輩子”,他迫切地想要挽回損失,證明自己。

他記得研究到最關鍵的一步時,已經顧不上吃飯睡覺。感覺到累的時候,拿出手機想看時間,手機已經沒電了。充上電他才發現,時間已經過去了三天三夜。

後來,他能熟悉地背出多種毒品的分子式和製作方法,甚至自己改進了制毒工藝。在“制毒工廠”裡,一半設備都是由林松自行設計的,他把設備規格寫出來,再畫出模型,然後交給玻璃廠定做,“可以省去一半的制毒過程”。

他帶上新買的單反相機,去了自己嚮往已久的呼倫貝爾和九寨溝。這時他有了新目標:要賺兩個億。

毒品生意遠比自己想像的要順利,林松很快就覺得“錢不過是個數字遊戲”。他開始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制毒技術上,每天都在“制毒工廠”待到半夜,研究純度更高、更隱蔽的毒品。他添置了新設備,想要擴大生產,“一天30公斤”。

他在圈內迅速闖出了名氣,甚至參加了一個“制毒大賽”,和幾個東南亞國家的制毒技師在網上直播制毒。

“他們最快的15個小時結完晶,我用了7個小時。”在看守所,聊起制毒,林松馬上翹起了二郎腿,身體向後靠在審訊椅上。“那個時候我覺得我還挺厲害的。”談起這次比賽經歷,他想抬起手,但被手銬拽住,發出鐵鍊碰撞的聲音。

肖光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

因為氣味很大,制冰毒最後的去氧環節一般都在深山或者農村等偏僻的地方。很少見像林松這樣直接在城市裡做的。“他改進了技術,味道確實小了很多。”

“之前東北都是毒品流入地,現在林松的毒品是從北往南銷。”肖光手指點了點桌子,側頭說,“這傢伙可以說局部改變了中國毒品市場的格局。”

發現林松制毒的線索後,肖光每週都要到省廳、市局參加專案組會議,分析案情、部署偵查手段。在吉林省歷史上,幾乎沒有發生過規模如此巨大的制毒案件。從局長到普通民警都關注著案件的進展,所有人都等待著收網的那一天。

吉林警方把案情上報給公安部,很快被批准列為公安部督辦毒品目標案件,指示吉林省警方“全力偵辦”。

3

林松租住的社區正對著一條6車道的大路,上面幾乎見不到車輛。馬路是下坡,站在社區門口向下看,能清楚看到這座城市的邊緣,遠方沒有高樓,天地連成一線。

為了取證,肖光在10號樓對面的樓上安排了監視點。大部分時間他和幾個民警都待在樓頂,把望遠鏡瞄向對面701房間的窗戶。

他們發現,目標人物白天除了收發快遞,出門並不多。每天晚上11點後,整個社區的燈逐漸熄滅, 701房間卻會忽然亮起來,房間窗戶搭了層綠色的絨布,從外面能看清一個人影不斷來回走動。

有時半夜,對面會突然“開窗放氣”。

“綠色的簾子飄飄蕩蕩,又有白煙冒出來,看著還真有點瘮人。”王豔成對當時的情景記憶深刻。

也正是這個時候,肖光從望遠鏡裡看到,對面房間裡擺放著大大小小的燒瓶、燒杯,“就像一個小型化工廠”。

那時林松每天都在屋子裡忙得不可開交,他完全沒有覺察到,50米外的另外一棟樓上,有一雙眼睛從沒離開過他。

已經當了20年員警的肖光經常跟毒品打交道,他喜歡穿著一件皮夾克,緊鎖的眉頭很少鬆開過,時間長了,兩眉之間生出了厚厚的褶子。他獲得的兩次二等功都與抓獲毒販有關。但這一次,他說自己也難免緊張,“沒人知道這到底是個多大的案。”

他已經記不清第一次看到林松的具體日期,但對那天的天氣記憶深刻。

“不知為什麼,那天雪大得出奇。”肖光說那是長春去年最大的一場雪,走在路上雪花直往嘴裡灌,眯著眼才能看清前方。

上午10點左右,一個年輕人在單元口出現了,雖然比戶籍照片胖了不少,肖光還是一眼就認出他就是林松。他從車裡盯著林松,個子不高,微胖,穿著一條有些褪色的牛仔褲。這一次,經驗豐富的肖光並沒有看出,眼前的年輕人和別人有什麼區別。

林松那天要出去接貨,下樓前他拉開窗簾看了看樓下,發現停了輛沒見過的新車,沒有掛牌。社區樓下一共有15個停車位,他記得所有的車牌號。再仔細看,那輛車的排氣筒正往外冒著白煙。

“車裡有人”。他說自己當時有些遲疑,下樓後往車裡瞅了兩眼,覺得這輛車奇怪。他甚至懷疑車裡可能是兩個員警,但這個念頭一閃而過,裹緊衣服就走出了單元口。他告訴自己:“這輛車不是來盯我的”。

這是肖光和林松的第一次碰面,盡

沒有目光接觸,但車裡車外的人都看到了對方。

無牌車輛跟著林松出了社區,肖光透過車窗看到,林松走進一個快遞代售點,隨後取出了一個微波爐大小的紙箱。

代收點回到社區不過兩公里的路程,林松換了3輛車,“繞了半個淨月區才到家”。到社區後,肖光從遠處看到林松抱著箱子,用一隻腿頂著,再弓著腰往10號樓走。他每走一段就停下來,然後拿出手機撥弄,頭卻四面環顧,觀察周邊情況。

箱子裡裝的是麻黃素,製作冰毒的原材料。

林松把這些箱子搬到7樓的房間,那是套還未裝修的毛坯房,三室兩廳,一共140平方米。每個房間都堆放了一些設備器皿,林松在那裡分別進行不同的制毒程式。

後來在審訊室裡,他告訴肖光,如果原料充足,在自己被盯上的那段時間裡,他每天已經可以生產10公斤冰毒。

4

12月,林松製作的毒品已經開始供不應求。

肖光也從對面樓頂上看到,林松抱著箱子進出單元口的頻率越來越高,晚上701房間的燈也越來越晚熄滅。

但只要回到臥室,他就完全變成了一個普通的年輕人。在監視過程中,肖光也看到了林松的生活。他的房間收拾得很乾淨,除了幾件簡單的傢俱,沒有多餘的擺設。只有靠近床邊的牆上,堆滿了書籍。白天大部分時間,他都坐在沙發上看書。臨近春節時,他看到林松買回了一袋速凍餃子,給自己下了吃。

看書是林松最大的愛好,他最喜歡歷史題材和人物傳記。一位長期與他保持聯繫的同學回憶,上學時,林松的歷史很好,總能講出很多傳奇故事,“我很佩服”。

春節過後,準備收網的專案組加大了監視力度。肖光調來8個同事,分成兩班,整夜蹲守在“制毒工廠”對面的樓頂。

“一班前半宿,一班後半宿,換下來的就去樓下的車上睡一會兒。”王豔成說。

樓上很冷,夜間氣溫最低接近零下30攝氏度。肖光和幾個同事,穿上警用大衣,外面再套層軍大衣。後來實在受不了,就把樓道裡別人家蓋大蔥的破棉被拿上來,披到身上。

“凍得尿不出尿。”肖光撇撇嘴說,團隊裡4個輔警,“凍跑了仨”。“人家說這活

幹不了了,太苦了,想幹點別的。”

最冷的是腳,王豔成記得,當時腳已經凍麻了,“杠杠磕都沒啥感覺”。沒過幾天,幾個同事腳上都生了凍瘡。

抓捕行動的前一天晚上,肖光想去“制毒工廠”聽聽動靜,“抵近觀察”。他自己來到單元口,王豔成在身後的車裡放哨。

讓他想不到的是,剛到單元口,林松突然出現了。肖光趕忙假裝在單元門上按了幾個密碼,但是門沒打開。他正想開口請林松幫忙,門鎖“啪”的一聲就開了。

“忘帶鑰匙了?”林松問他。

肖光連忙笑笑,向林松道謝。這時王豔成看到兩人在門前對話,怕林松起疑心,在單元門關上前,他對著肖光喊:“斌哥,今晚通宵打麻將,我去買桶水。”

進樓後,電梯門打開,肖光和林松走了進去。林松按下7層,肖光看了一眼門邊的數字,按下了10層。

後來肖光才知道,王豔成的話和自己的動作讓他們暴露了身份。

那天林松從自己臥室出來,打算去10號樓完成制毒的最後一道程式。在單元口前,他看到肖光心裡忽然一驚,眼前這個男人“就是那天坐在車裡的人”。

他說自己能感受到肖光身上的氣場,“那股勁兒,很重,很不一樣。”

聽到後面有人喊打麻將時,林松幾乎確認身邊這個人就是員警了。他認識這個單元裡所有打麻將的人,“根本沒有他倆。”

上電梯後,林松和肖光都沒再說話,只是看著不斷上升的樓層數字,連多餘的動作都沒有。只不過,肖光按下10層的那一刻,林松“當時就懵了,都有點站不穩”。他確定,和自己站在同一部電梯裡的人,一定是來抓自己的。

他很清楚,10樓根本沒住人。

進入“制毒工廠”後,林松按下房燈開關,燈卻沒亮。他跑去電錶箱查看,發現自己家無緣無故跳了閘。

回到屋內,他開始操作制毒,結果設備冒起了濃煙。這讓他有些慌亂,“急得火急火燎的”。他跑過去關掉了幾個閥門,把廢料倒進馬桶。

那天從10樓下來後,肖光暗罵自己暴露了身份,然後回到對面的樓上繼續觀察。沒過多久,對面“制毒工廠”裡忽然冒起了濃煙,他拿起望遠鏡,看到林松在房間裡“亂竄”。

“我以為他那裡失了火。”他想去救人,又擔心闖進去後,現場沒有毒品成品,之前的努力都白費。但如果不救,屋裡的這個年輕人可能就會就此喪命。

後來他還是沖下了樓,“救命要緊”。剛到對面樓下,留在樓上觀察的王豔成就告訴他,“煙沒了,人也沒事”。

和林松再次碰面後,肖光清楚,抓捕不能再等了。他們連夜制定了抓捕方案,第二天上午,幾位全副武裝的民警沖進“制毒工廠”,把林松摁在地上。

“工廠”的陽臺上,擺著兩張桌子,上面鋪滿了淡黃色的晶體,那是他剛剛做好,還在晾曬的冰毒。

肖光在林松臥室裡搜到了他的護照,上面已經貼上了外國的簽證。在後來的審訊中,林松告訴肖光,他已經計畫好抓捕的第二天飛去國外,“學習更先進的技術”。

5

劉洋在同學的婚禮上聽說了林松被抓的消息。這個林松小學和高中時的同班同學開始完全不相信,直到朋友拿出手機,打開一條視頻。畫面裡林松帶著手銬,員警正帶著他在一間滿是化學設備的屋子裡指認現場。

“看得我一愣一愣的,太震驚了,怎麼可能?”劉洋吐出一口香煙,搖搖頭說。

在他印象裡,林松是同學裡的積極分子,“最近幾年的小學同學聚會,都是林松組織的。”

林松的高中班主任也記得,他在學校時成績一直屬於中上水準,“在班裡很活躍,很愛表現。”高二時,因為教室供暖出現了問題,班裡有同學商量著要給電視臺的民生節目打電話。林松聽說後,“跟另外一個同學一起,連續幾天在班裡發起了大討論,最後說服同學,放棄了爆料。”

“他是少數幾個畢業後,每年還會再來看我的學生。”他的高中班主任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2015年2月初林松還在請他吃飯,他說那時林松看起來狀態很好,“和以前一樣侃侃而談。”

班主任問起林松的工作,他說自己還在北京賣房,“績效還不錯”。

2012年,大學剛畢業一年的林松隻身一人來到北京,應聘了一家房地產仲介公司。一個比他晚入職一個月的同事至今還沒有忘記這個個頭不高的東北小夥兒。

他記得林松“小聰明很多”,很擅長跟客戶溝通。“有的晚上10點以後還要看房的,他也會從家裡出去接客戶。”那時他們的團隊一共有20多個人,林松能做到前5名,“一年掙個二十多萬沒啥問題”。

因為業績突出,在公司的一次表彰大會中,林松還作為優秀員工代表發表了演講。一張由林松朋友提供的圖片也證實了他那段時期的成績,那是一張由公司頒發的獎狀,因為“表現優秀”,他被評為自己所在區域的“銷售精英”。

“他有自己的想法,很聰明,偶爾想一些讓人意外的事,也不在乎別人怎麼說。”在劉洋看來,林松一直想多掙錢,每次一起吃飯,林松談論最多的就是怎麼掙錢,“他這方面比較上進,看到什麼事覺得可以掙錢,他就敢幹。”

事實上,林松隻身一人來到北京做仲介,就是在新聞上看到了房地產放鬆調控政策的新聞。在北京做了一年半的仲介後,林松又突然辭職了,他在家鄉看到了商機。

他從外地買回了一個熱氣球,希望借此改變長白山區人工打松塔的原始方式,“既安全又高效”。他把自己的名字製成兩個碩大的紅字,印在氣球上,等待著上門的租賃生意。

結果那個熱氣球幾乎沒有飛上過天空,當地人不適應新方法。現在,熱氣球還躺在家裡樓下的空地上,上面落滿了積雪。

熱氣球生意失敗後,他又去了青島。一位發小打算在那邊港口做“船務生意”,拉他一起創業。

“在北京一年掙20多萬能幹嘛,我不會再回去了,當時只想著去青島掙大錢。”在看守所裡,林松談起這次決定。

可這一次,他徹底失敗了。“船務生意”甚至都沒有啟動,朋友也不再還錢。

誰也沒有預料到這樣的結局。出發前,他帶上自己剩下的10多萬元,再勸說父母拿出了他們10多萬的積蓄,然後期待著自己30歲前的“最大成功”。

6

在林松的家鄉,他制毒被抓的消息並沒有驚起太大的波瀾。這個長白山腳下的林區小鎮依然像往常一樣安靜。冬天時,風把房頂的積雪像鹽一樣吹散在空中,發出“沙沙”的聲響,很快又被遠處拉木材的火車偶爾傳來的汽笛聲淹沒。

從出生到高中畢業,林松一直生活在這座被森林包圍的小鎮。他的父母都是當地林業局的普通職工,林松是他們的獨子。

家人接到長春警方的電話,聽到林松涉嫌“制毒販毒”時,還以為對方是個騙子。

他的表姐何莉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林松和兄弟姊妹的感情很好,平時跟親人接觸也很多,人也很親切。

“每次回家不管有沒有掙到錢,都會給我們的孩子買點玩具。在家的時候就會領著孩子出去玩。”何莉說。

何莉在鎮上經營一家燒烤店,夏天有時要熬夜。後來林松找過來,要主動幫忙。夏季結束後,何莉要發林松工資,算是給他的補貼,但“他死活不收”。在何莉看來,這個表弟自尊心很強,有時甚至有些偏執。

林松在長春上大學時,他的另外一個表姐有時出差,會去學校看他。每次離開,她都會給林松拿點零花錢,但她從沒成功過,“硬塞給他,他都要追上來還給我。”

後來,在看守所裡,林松也證實了表姐們對他的評價,他一字一頓地說:“比全世界都鄙視你更可悲的事情,是全世界都可憐你。”

何莉的丈夫告訴記者,林松自從高中畢業後,“但凡想做一件事,就會遇上挫折”。

大學畢業後,他想去當兵,結果因為有賭博案底,不符合入伍要求。

“那是他在看別人打牌時被一塊兒抓到派出所的。”何莉提高音量說。

“後來搞熱氣球,去青島,做魚食,全都失敗了。”在何莉丈夫看來,林松走到這一步有很多推手,“他太急於表現自己了,但隨著年齡的增加,他的挫敗感也太強了。從小到大,他想法都是比別人多,比別人超前的,但是人家穩穩當當走的,都混得比他強。”

最後,讓所有家人都想不到的是,林松選擇了制毒這條路。

“他是做不了最好,就想著做到最壞。”何莉的丈夫說。

被抓後,林松告訴肖光,自己沒什麼怕的事,“最怕的就是這輩子活垃圾了,活low了。”

但肖光記得,抓捕行動那天,當員警把林松按在地上,用槍指著這個“關東第一毒梟”的頭時,他分明看到林松直打哆嗦,嘴裡不斷重複著“死了死了死了”。

肖光不知道,高考時,林松報考了警校,他最想做一名員警。但是通知書下來後,他卻在複檢時因為身高差0.5釐米被擋在門外。

林松說這是他這輩子最大的打擊,那時他也不會想到,這次挫折會成為他整個人生的轉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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