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近日， 國際著名心血管領域雜誌《CIRCULATION》發表了一篇對韓雅玲院士的專訪文章。 韓雅玲院士也是受該雜誌專訪的首位中國心血管病專家。 採訪全文如下：
Rutherford教授：
您能否介紹一下瀋陽軍區總醫院心血管內科的治療領域及規模？
韓雅玲院士：
瀋陽軍區總醫院心血管內科與先心病內科、心血管外科共同組成中國人民解放軍全軍心血管病研究所， 是中國綜合實力位於前五名的大規模心血管疾病綜合診治中心之一。 我們中心位於中國東北地區， 該地區冠狀動脈疾病（冠心病， CAD）發病率很高， 因此， 治療和預防CAD是我們最重要的任務之一。
我們中心介入手術量比較大：平均每年實施約7000例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PCI）、1400例射頻消融術、550例起搏器植入術、900例先心病介入手術， 以及約2500例心血管外科手術。 重要的是， 接受這些手術治療的心血管病（CVD）患者的總體院內死亡率<1%。
我們在中國率先開展了許多CVD治療技術， 比如PCI治療冠狀動脈複雜病變、慢性完全閉塞（CTO）病變、左主幹病變， 高危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救治、冠心病介入治療中抗栓策略的創新， 以及複雜先心病的外科手術和介入治療等。
Rutherford教授：
過去的二十年間， 您和您的團隊開展了5.9萬餘例PCI手術， 並獲得很高的成功率。 什麼樣的契機促使您開展PCI技術？您是如何將PCI發展成這樣一個大規模的有效技術的？
韓雅玲院士：
故事要從1994年說起。 當年我被任命為心內科主任， 當時我們科室和中國幾千個普通的小型心內科沒有區別。 經過23年的發展， 我們已經成為中國規模最大、最具聲望的心血管中心之一， 擁有265張床位、11間導管室， 年度介入手術量居全國前列。 我們的成功來之不易， 但我相信：我們在關鍵時刻都做出了正確的選擇。
1994年我們面臨第一個選擇就是重點開展哪一領域的工作。 我過去雖然多年一直致力於充血性心力衰竭的研究， 但我意識到， 當時我國CAD發病率急劇上升， PCI的需求遠未得到滿足， 這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發展契機。 1999年我們創建了第一個獨立的導管室， 並培養了一支經驗豐富的PCI團隊。 這一舉措帶來了新技術的開展，
隨後， 我們開始著手提升和拓展PCI團隊的專業技能。 在中國的PCI早期發展階段， 我們多使用傳統的技術和策略。 而在東北地區， 臨床高危和病變複雜的冠心病較為常見， 這就要求對PCI技術和輔助性藥物治療策略進行創新。 我們開始探索和優化對CTO病變、左主幹病變及高危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干預措施， 並開始對輔助性抗栓治療進行創新， 提高了複雜冠脈病變患者的治療成功率， 也提升了我們的專業聲譽。
最後， 為提高核心競爭力、達到世界水準， 我們決定將目光和精力持續投放在臨床研究和轉化研究方面。
Rutherford教授：
您主持開展了多項多中心研究， 能否介紹一下研究經費方面存在的問題及面臨的其他挑戰？
韓雅玲院士：
經費不足、研究團隊經驗缺乏、臨床工作負擔沉重及缺乏開展臨床研究的動力是我們面臨過的主要挑戰。 以往， 政府對生物醫學研究的資助主要用於理論研究和基礎研究， 從企業資源尤其是從海外企業得到的研究經費支持非常有限。 此外， 在中國， 絕大多數臨床醫生都疲于應對繁重的臨床工作， 幾乎沒有時間和精力參與臨床研究。 作為資深的臨床醫生， 我們清楚地知道亟需解決的臨床問題是什麼以及迫切的臨床需求在何處， 我們也擁有大量的患者資源， 但是在當時， 我們卻沒有回答這些臨床問題的資源和能力。 更糟糕的是，部分醫生滿足于只會看病、只會手術的現狀，逐漸喪失了開展臨床研究的動力，從而形成惡性循環。
10多年前，我們開始意識到臨床研究的重要性。在沒有經費或僅有少量經費的情況下，我們依然對此充滿興趣，並致力於投身這項工作。
舉例來說，我們開展了一項評估短程瑞舒伐他汀預防糖尿病合併慢性腎病患者造影劑誘發急性腎損傷的研究1。這是一項由醫生發起的、基本沒有經費贊助的研究，共篩選了2.4萬余例患者，最終納入2998例符合入選標準的受試者。當時曾有國外專家斷言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在中國53家中心的積極參與和共同配合下，我們成功地完成了此項研究，發表於美國心臟病學會雜誌（JACC，2014），對所有參與研究的中心我們永遠心存感激！
此後，中國政府開始強調和重視對包括心血管疾病等慢性非傳染性疾病的控制。由此，很多臨床研究項目獲得政府資助。我們團隊關於冠心病患者抗栓治療的大部分研究（如發表於JAMA的BRIGHT研究2）均獲得國家科技部“十二五”和“十三五”計畫的支持。隨著我們臨床研究的深入開展，許多有關創新治療策略的研究也得到了非政府和企業的支持，如已在JACC介入分冊及Circulation介入分冊發表的CREATE、I LOVE IT 2研究3,4。
中國醫生面臨的另一挑戰是缺乏臨床研究的專業團隊和服務設施。與歐美發達國家相比，10多年前的中國，臨床研究的基礎設施和服務系統尚不發達，包括合同研究組織、研究現場監測能力、核心實驗室設施、電子資料獲取系統、Ⅰ期實驗室設施及生物統計支援等。早些時候，臨床試驗管理運行的經驗相對缺乏，可能導致部分研究品質的控制不嚴格。近十年來，在政府的支持和市場力量的作用下，中國臨床研究的服務設施得到迅速發展，逐漸達到實施一流多中心臨床試驗的水準。我們和其他許多中心都成立了專職的臨床研究團隊，研究設計、啟動和管理水準得到大幅提升，重要資料的分析和報告交流的能力也取得很大進展。
此外，國內原創性藥物和器械的研發能力不足是我們面臨的又一大挑戰。但是，解決臨床難題是創新最重要的動力和源泉，至少我們可以通過使用已上市的藥物和器械對以往不夠合理的治療策略進行創新，在一定程度上解決這個問題。我們的大部分研究假設是基於這一原則進行設計的，例如，使用高負荷劑量氯吡格雷和聯用西洛他唑的三聯抗血小板藥物減少高危急性冠狀動脈綜合征（ACS）患者缺血事件5，PCI後輸注高劑量比伐蘆定預防急性支架血栓事件，短期使用瑞舒伐他汀預防對比劑誘發的急性腎損傷1。這些研究結果易於被臨床推廣使用，並已被國內外指南所接受。
Rutherford教授：
可以說您開創了PCI後使用藥物輔助療法的新方法。您認為這一領域未來將有哪些進展？
韓雅玲院士：
我們開展了很多PCI後抗栓治療相關的臨床研究，提出了一些行之有效且安全的臨床治療策略。自2002年開始，除常規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雙聯抗血小板治療（DAPT）外，我們率先對高危ACS患者給予高負荷量（600 mg）及高維持量（150 mg）氯吡格雷治療，或在常規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基礎上給予患者加用西洛他唑的三聯抗血小板治療5。我們開展了全球首個大規模的隨機對照臨床研究，評價置入新一代生物可降解聚合物藥物洗脫支架後DAPT的療程4。此外，我們成功完成BRIGHT研究並證實，PCI後輸注高劑量比伐蘆定可克服以往研究中急性支架血栓發生率增高的風險2。上述一系列的成果為患者帶來了獲益，並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臨床實踐。
關於這一領域今後的發展方向，我認為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首先，我們需要一個簡單、可靠的評分體系，在抗栓治療初始階段評估患者的缺血和出血風險，以幫助臨床醫生做出合理的個體化抗栓治療決策。在這方面，評價預防房顫栓塞風險的CHA2DS2-Vasc評分和評價出血風險的HAS-Bled評分就是很好的例子，但在PCI圍術期及術後缺血和出血風險評估方面，還沒有很理想的模型。DAPT評分是從臨床研究轉向精准醫學的重要嘗試，但DAPT評分來自于一項隨機臨床研究，入選患者經過嚴格篩選，其在真實世界中的有效性尚未得到評估。東西方人群對抗血小板藥物的反應以及缺血和出血風險方面均存在種族和遺傳差異，因此，單一預測模型不可能適用于所有人群。未來的研究方向應注重開發適用于全球不同人群的更加精准的預測體系。
另外，我們需要尋找一種類似於INR的檢測方法或標誌物，以確定抗栓藥物的最佳治療窗範圍，指導臨床進行動態的風險評估和個體化調整治療。以往採用的血小板功能檢測方法在準確性方面還不理想，有待於今後發現更好的方法及標準。在中國科技部國家重點研發項目的支援下，我們正在研發評估抗栓治療有效性和安全性的新標準，包括各種血小板功能檢測方法的界值、接受單抗或DAPT患者的胃腸道損傷評分系統。其中胃腸道損傷評估這部分研究正在進行（http://www.clinicaltrials.gov., NCT03198741），由心臟科醫師和消化科醫師共同合作，使用新型磁控膠囊內窺鏡系統這一嶄新的方法進行評價。
最後，對於臨床決策困難的特殊患者，如老年或腎功能不全患者，血運重建和抗血小板、抗凝治療的風險和獲益存在矛盾時，我們應為其提供更好的個體化治療。
Rutherford教授：
作為中國醫師協會心血管內科醫師分會會長及中華醫學會心血管病學分會侯任主任委員，您和您的同事在心血管疾病預防和治療方面目前面臨哪些挑戰？您是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的？
韓雅玲院士：
2016年中國心血管病報告顯示，我國心血管疾病患者近2.9億，今後10年心血管病患者數仍將快速增長並呈年輕化趨勢，在心血管疾病預防與治療方面仍面臨巨大挑戰。首先我國是老年人口總數最多的國家，已經占到全世界老年人口的20%之多。年齡是心血管疾病的獨立危險因素，因此疾病負擔將持續增加。此外，近期一項全國性調查顯示，成人糖尿病患病率為12%，而糖尿病前期患病率高達50%，意味著1.14億中國成人患有糖尿病，4.93億成人處於糖尿病前期階段。眾所周知，糖尿病患者（尤其是2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死亡率為60%~80%，因此，預防糖尿病患者的心血管事件是重中之重。第三，不同疾病的預防和治療措施發展不夠平衡。近年我國心臟介入診療技術的發展迅猛，但其他分支學科（如預防與康復、心衰防治等）的發展卻相對滯後。中國幅員遼闊，民族眾多，地區間醫療發展存在著不平衡。目前，以我國人群為基礎的醫療保健資訊和來自於本土的循證醫學證據還不夠多。以上均是我們所面臨的挑戰。我們現在所用的指南性檔往往來源於于歐美國家，為如此龐大而多樣化的人群制定適合我國國情的心血管疾病防治策略是存在困難的。
世界銀行發佈的《創建健康和諧生活：遏制中國慢性病流行》報告指出，中國面臨疾病預防和控制的關鍵時期。我們制定了如下計畫：（1）應從針對疾病終末期的治療轉向對疾病的早期預防。臨床心血管醫師需要轉變觀念，不僅為患者提供基於循證證據的優質醫療服務，還應將心血管病防治工作從“治療疾病”過渡到“防治並舉，以防為主”，落實以社區為基礎的人群綜合干預措施，大力提升基層醫療服務水準，大力向公眾宣傳預防心血管病危險因素、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意義和具體措施，這樣才能確實有效地防控心血管病。（2）引入西方發達國家先進的治療理念和技術的同時，也要注重弘揚傳統中醫的寶貴經驗，推動中醫藥和西醫藥相互整合補充、協調發展。（3）建立全面的社會-心理-生物綜合服務和關愛模式。這意味著要創建一個“預防-規範化診療-康復”的生命全程關愛體系，強化心血管醫師的“大健康”觀念，關注患者的全面身心健康。（4）從經驗醫學模式轉向循證醫學模式。臨床研究對慢病防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醫學科技創新已被列入到中國政府“健康中國”建設、“製造強國”戰略、“一帶一路”建設等多個宏觀戰略規劃中，將會給廣大醫學科研人員（包括心血管專業醫護人員）提供更好的政策環境與條件保障。（5）推進基於互聯網的醫療服務，目前已廣泛應用於多個領域（如指導偏遠地區ACS治療，高血壓、高脂血症、慢性心衰等慢病患者的長期管理，及用於遠端生命體征監測的可穿戴設備等）。中國線民數量居世界之首，未來幾年應向我國居民廣泛普及這種網路醫療服務。
在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國家早日實現心血管疾病發病率和死亡率降低的“拐點”是一項偉大而艱巨的事業，也是我們長期以來為之奮鬥的夢想。我衷心希望並堅信，中國的心血管醫師以及專業協會、學會，將會團結奮鬥、砥礪前行，為實現這一宏偉目標作出貢獻。
轉自：心線上 編輯：田新芳
參考文獻：
1.Han Y, Zhu G, Han L, Hou F, Huang W, Liu H, Gan J, Jiang T, Li X,Wang W, Ding S, Jia S, Shen W, Wang D, Sun L, Qiu J, Wang X,Li Y, Deng J, Li J, Xu K, Xu B, Mehran R, Huo Y. Short-term rosuvastatintherapy for prevention of contrast-induced acute kidneyinjury in patients with diabetes and chronic kidney disease. J AmColl Cardiol. 2014;63:62–70. doi: 10.1016/j.jacc.2013.09.017.
2.Han Y, Guo J, Zheng Y, Zang H, Su X, Wang Y, Chen S, Jiang T,Yang P, Chen J, Jiang D, Jing Q, Liang Z, Liu H, Zhao X, Li J, LiY, Xu B, Stone GW; BRIGHT Investigators. Bivalirudin vs heparin with or without tirofiban during primary percutaneous coronaryintervention in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the BRIGHT randomizedclinical trial. JAMA. 2015;313:1336–1346. doi: 10.1001/jama.2015.2323.
3.Han Y, Jing Q, Xu B, Yang L, Liu H, Shang X, Jiang T, Li Z,Zhang H, Li H, Qiu J, Liu Y, Li Y, Chen X, Gao R; CREATE (Multi-Center Registry of Excel Biodegradable Polymer Drug-ElutingStents) Investigators. Safety and efficacy of biodegradablepolymer-coated sirolimus-eluting stents in “real-world” practice:18-month clinical and 9-month angiographic outcomes.JACC Cardiovasc Interv. 2009;2:303–309. doi: 10.1016/j.jcin.2008.12.013.
4.Han Y, Xu B, Xu K, Guan C, Jing Q, Zheng Q, Li X, Zhao X, WangH, Zhao X, Li X, Yu P, Zang H, Wang Z, Cao X, Zhang J, Pang W, LiJ, Yang Y, Dangas GD. Six versus 12 months of dual antiplatelettherapy after implantation of biodegradable polymer sirolimuselutingstent: randomized substudy of the I-LOVE-IT 2 trial. CircCardiovasc Interv. 2016;9:e003145. doi: 10.1161/CIRCINTERVENTIONS.115.003145.
5.Han Y, Li Y, Wang S, Jing Q, Wang Z, Wang D, Shu Q, Tang X. Cilostazolin addition to aspirin and clopidogrel improves long-termoutcomes after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in patientswith acute coronary syndromes: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y.Am Heart J. 2009;157:733–739. doi: 10.1016/j.ahj.2009.01.006.
更糟糕的是，部分醫生滿足于只會看病、只會手術的現狀，逐漸喪失了開展臨床研究的動力，從而形成惡性循環。10多年前，我們開始意識到臨床研究的重要性。在沒有經費或僅有少量經費的情況下，我們依然對此充滿興趣，並致力於投身這項工作。
舉例來說，我們開展了一項評估短程瑞舒伐他汀預防糖尿病合併慢性腎病患者造影劑誘發急性腎損傷的研究1。這是一項由醫生發起的、基本沒有經費贊助的研究，共篩選了2.4萬余例患者，最終納入2998例符合入選標準的受試者。當時曾有國外專家斷言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在中國53家中心的積極參與和共同配合下，我們成功地完成了此項研究，發表於美國心臟病學會雜誌（JACC，2014），對所有參與研究的中心我們永遠心存感激！
此後，中國政府開始強調和重視對包括心血管疾病等慢性非傳染性疾病的控制。由此，很多臨床研究項目獲得政府資助。我們團隊關於冠心病患者抗栓治療的大部分研究（如發表於JAMA的BRIGHT研究2）均獲得國家科技部“十二五”和“十三五”計畫的支持。隨著我們臨床研究的深入開展，許多有關創新治療策略的研究也得到了非政府和企業的支持，如已在JACC介入分冊及Circulation介入分冊發表的CREATE、I LOVE IT 2研究3,4。
中國醫生面臨的另一挑戰是缺乏臨床研究的專業團隊和服務設施。與歐美發達國家相比，10多年前的中國，臨床研究的基礎設施和服務系統尚不發達，包括合同研究組織、研究現場監測能力、核心實驗室設施、電子資料獲取系統、Ⅰ期實驗室設施及生物統計支援等。早些時候，臨床試驗管理運行的經驗相對缺乏，可能導致部分研究品質的控制不嚴格。近十年來，在政府的支持和市場力量的作用下，中國臨床研究的服務設施得到迅速發展，逐漸達到實施一流多中心臨床試驗的水準。我們和其他許多中心都成立了專職的臨床研究團隊，研究設計、啟動和管理水準得到大幅提升，重要資料的分析和報告交流的能力也取得很大進展。
此外，國內原創性藥物和器械的研發能力不足是我們面臨的又一大挑戰。但是，解決臨床難題是創新最重要的動力和源泉，至少我們可以通過使用已上市的藥物和器械對以往不夠合理的治療策略進行創新，在一定程度上解決這個問題。我們的大部分研究假設是基於這一原則進行設計的，例如，使用高負荷劑量氯吡格雷和聯用西洛他唑的三聯抗血小板藥物減少高危急性冠狀動脈綜合征（ACS）患者缺血事件5，PCI後輸注高劑量比伐蘆定預防急性支架血栓事件，短期使用瑞舒伐他汀預防對比劑誘發的急性腎損傷1。這些研究結果易於被臨床推廣使用，並已被國內外指南所接受。
Rutherford教授：
可以說您開創了PCI後使用藥物輔助療法的新方法。您認為這一領域未來將有哪些進展？
韓雅玲院士：
我們開展了很多PCI後抗栓治療相關的臨床研究，提出了一些行之有效且安全的臨床治療策略。自2002年開始，除常規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雙聯抗血小板治療（DAPT）外，我們率先對高危ACS患者給予高負荷量（600 mg）及高維持量（150 mg）氯吡格雷治療，或在常規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基礎上給予患者加用西洛他唑的三聯抗血小板治療5。我們開展了全球首個大規模的隨機對照臨床研究，評價置入新一代生物可降解聚合物藥物洗脫支架後DAPT的療程4。此外，我們成功完成BRIGHT研究並證實，PCI後輸注高劑量比伐蘆定可克服以往研究中急性支架血栓發生率增高的風險2。上述一系列的成果為患者帶來了獲益，並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臨床實踐。
關於這一領域今後的發展方向，我認為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首先，我們需要一個簡單、可靠的評分體系，在抗栓治療初始階段評估患者的缺血和出血風險，以幫助臨床醫生做出合理的個體化抗栓治療決策。在這方面，評價預防房顫栓塞風險的CHA2DS2-Vasc評分和評價出血風險的HAS-Bled評分就是很好的例子，但在PCI圍術期及術後缺血和出血風險評估方面，還沒有很理想的模型。DAPT評分是從臨床研究轉向精准醫學的重要嘗試，但DAPT評分來自于一項隨機臨床研究，入選患者經過嚴格篩選，其在真實世界中的有效性尚未得到評估。東西方人群對抗血小板藥物的反應以及缺血和出血風險方面均存在種族和遺傳差異，因此，單一預測模型不可能適用于所有人群。未來的研究方向應注重開發適用于全球不同人群的更加精准的預測體系。
另外，我們需要尋找一種類似於INR的檢測方法或標誌物，以確定抗栓藥物的最佳治療窗範圍，指導臨床進行動態的風險評估和個體化調整治療。以往採用的血小板功能檢測方法在準確性方面還不理想，有待於今後發現更好的方法及標準。在中國科技部國家重點研發項目的支援下，我們正在研發評估抗栓治療有效性和安全性的新標準，包括各種血小板功能檢測方法的界值、接受單抗或DAPT患者的胃腸道損傷評分系統。其中胃腸道損傷評估這部分研究正在進行（http://www.clinicaltrials.gov., NCT03198741），由心臟科醫師和消化科醫師共同合作，使用新型磁控膠囊內窺鏡系統這一嶄新的方法進行評價。
最後，對於臨床決策困難的特殊患者，如老年或腎功能不全患者，血運重建和抗血小板、抗凝治療的風險和獲益存在矛盾時，我們應為其提供更好的個體化治療。
Rutherford教授：
作為中國醫師協會心血管內科醫師分會會長及中華醫學會心血管病學分會侯任主任委員，您和您的同事在心血管疾病預防和治療方面目前面臨哪些挑戰？您是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的？
韓雅玲院士：
2016年中國心血管病報告顯示，我國心血管疾病患者近2.9億，今後10年心血管病患者數仍將快速增長並呈年輕化趨勢，在心血管疾病預防與治療方面仍面臨巨大挑戰。首先我國是老年人口總數最多的國家，已經占到全世界老年人口的20%之多。年齡是心血管疾病的獨立危險因素，因此疾病負擔將持續增加。此外，近期一項全國性調查顯示，成人糖尿病患病率為12%，而糖尿病前期患病率高達50%，意味著1.14億中國成人患有糖尿病，4.93億成人處於糖尿病前期階段。眾所周知，糖尿病患者（尤其是2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死亡率為60%~80%，因此，預防糖尿病患者的心血管事件是重中之重。第三，不同疾病的預防和治療措施發展不夠平衡。近年我國心臟介入診療技術的發展迅猛，但其他分支學科（如預防與康復、心衰防治等）的發展卻相對滯後。中國幅員遼闊，民族眾多，地區間醫療發展存在著不平衡。目前，以我國人群為基礎的醫療保健資訊和來自於本土的循證醫學證據還不夠多。以上均是我們所面臨的挑戰。我們現在所用的指南性檔往往來源於于歐美國家，為如此龐大而多樣化的人群制定適合我國國情的心血管疾病防治策略是存在困難的。
世界銀行發佈的《創建健康和諧生活：遏制中國慢性病流行》報告指出，中國面臨疾病預防和控制的關鍵時期。我們制定了如下計畫：（1）應從針對疾病終末期的治療轉向對疾病的早期預防。臨床心血管醫師需要轉變觀念，不僅為患者提供基於循證證據的優質醫療服務，還應將心血管病防治工作從“治療疾病”過渡到“防治並舉，以防為主”，落實以社區為基礎的人群綜合干預措施，大力提升基層醫療服務水準，大力向公眾宣傳預防心血管病危險因素、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意義和具體措施，這樣才能確實有效地防控心血管病。（2）引入西方發達國家先進的治療理念和技術的同時，也要注重弘揚傳統中醫的寶貴經驗，推動中醫藥和西醫藥相互整合補充、協調發展。（3）建立全面的社會-心理-生物綜合服務和關愛模式。這意味著要創建一個“預防-規範化診療-康復”的生命全程關愛體系，強化心血管醫師的“大健康”觀念，關注患者的全面身心健康。（4）從經驗醫學模式轉向循證醫學模式。臨床研究對慢病防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醫學科技創新已被列入到中國政府“健康中國”建設、“製造強國”戰略、“一帶一路”建設等多個宏觀戰略規劃中，將會給廣大醫學科研人員（包括心血管專業醫護人員）提供更好的政策環境與條件保障。（5）推進基於互聯網的醫療服務，目前已廣泛應用於多個領域（如指導偏遠地區ACS治療，高血壓、高脂血症、慢性心衰等慢病患者的長期管理，及用於遠端生命體征監測的可穿戴設備等）。中國線民數量居世界之首，未來幾年應向我國居民廣泛普及這種網路醫療服務。
在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國家早日實現心血管疾病發病率和死亡率降低的“拐點”是一項偉大而艱巨的事業，也是我們長期以來為之奮鬥的夢想。我衷心希望並堅信，中國的心血管醫師以及專業協會、學會，將會團結奮鬥、砥礪前行，為實現這一宏偉目標作出貢獻。
轉自：心線上 編輯：田新芳
參考文獻：
1.Han Y, Zhu G, Han L, Hou F, Huang W, Liu H, Gan J, Jiang T, Li X,Wang W, Ding S, Jia S, Shen W, Wang D, Sun L, Qiu J, Wang X,Li Y, Deng J, Li J, Xu K, Xu B, Mehran R, Huo Y. Short-term rosuvastatintherapy for prevention of contrast-induced acute kidneyinjury in patients with diabetes and chronic kidney disease. J AmColl Cardiol. 2014;63:62–70. doi: 10.1016/j.jacc.2013.09.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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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Han Y, Jing Q, Xu B, Yang L, Liu H, Shang X, Jiang T, Li Z,Zhang H, Li H, Qiu J, Liu Y, Li Y, Chen X, Gao R; CREATE (Multi-Center Registry of Excel Biodegradable Polymer Drug-ElutingStents) Investigators. Safety and efficacy of biodegradablepolymer-coated sirolimus-eluting stents in “real-world” practice:18-month clinical and 9-month angiographic outcomes.JACC Cardiovasc Interv. 2009;2:303–309. doi: 10.1016/j.jcin.2008.12.013.
4.Han Y, Xu B, Xu K, Guan C, Jing Q, Zheng Q, Li X, Zhao X, WangH, Zhao X, Li X, Yu P, Zang H, Wang Z, Cao X, Zhang J, Pang W, LiJ, Yang Y, Dangas GD. Six versus 12 months of dual antiplatelettherapy after implantation of biodegradable polymer sirolimuselutingstent: randomized substudy of the I-LOVE-IT 2 trial. CircCardiovasc Interv. 2016;9:e003145. doi: 10.1161/CIRCINTERVENTIONS.115.003145.
5.Han Y, Li Y, Wang S, Jing Q, Wang Z, Wang D, Shu Q, Tang X. Cilostazolin addition to aspirin and clopidogrel improves long-termoutcomes after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in patientswith acute coronary syndromes: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y.Am Heart J. 2009;157:733–739. doi: 10.1016/j.ahj.2009.01.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