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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畢業,先陪睡”——高校為何淪為性侵重災區?

口述 | 李思磐

整理 | 曹默涵

當時, 一位投訴者以“獸”來指稱博導的性騷擾行為, 另一位則在發佈的聲討中使用“誘姦”一詞, 而公眾與媒體則往往以“潛規則”指稱。 這意味著, 學術領域的性騷擾行為, 還停留在“無以名之”的狀態。

2018年第一天, 北航畢業的博士羅茜茜, 實名舉報該校教授陳小武持續性騷擾門下女學生, 並引得多名校友紛紛站出來指認, 稱自己也曾遭遇過陳的“毒手”。 可以看出, 三年多過去, 受害者的認知已經發生了變化。

可惜這還只是少數情況。 相對於職場性騷擾、性侵害案例進入法律訴訟程式,

或通過媒體廣泛傳播, 學術性騷擾的具體案例則處於較為隱秘的狀態, 鮮為大眾知曉。

“我覺得他捏死我很容易”

“學術性騷擾是在性欲和性的認同方面濫用權力, 導致妨礙和損害學生充分享有教育的福祉、氛圍和機會。 ”1980年, 在向美國教育部婦女教育專案諮詢委員會提交的一份報告中,

美國學者弗蘭克·蒂爾(Frank J. Till)這樣定義高校和學術機構的學術性騷擾。

國外研究資料表明, 一半女性在大學期間會受到男性講師或者教授的性騷擾, 大學第四年以後, 這一風險會增加;而研究生比本科生更常遭遇性騷擾, 這主要是因為研究生階段, 學生與教授的互動更為密切, 另一方面, 則是因為權力關係發生了變化。

在蒂爾看來, 對學生的平等受教育權傷害最深的, 正是教職員工對學生的性騷擾。 而我(李思磐, 下同)的研究和訪談也基於這部分情況展開。

在學術性騷擾行為中, 被騷擾者的拒絕能否成功, 往往取決於騷擾者能夠利用的資源以及雙方權力關係的落差。 而在高校學術性騷擾這裡,

騷擾者佔據了資源和權力的高位。

從諸多案例中我們可以發現, 學術性騷擾者主要利用的是三個方面的資源, 而這些資源來自組織賦予的身份地位:學校各級行政領導掌握的行政裁決權;老師指導、訓練、評價學生的機會和權力;老師參與各類委員會、學術社團和學術出版機構, 對推薦、甄選、錄取錄用、科研專案和論文評審程式施加影響的權力。

除組織正式賦予的權威之外, 學術性騷擾者還可能有著“基於個人影響力的權力”, 這較多地發生在學生崇拜的“學術明星”、“男神”身上。 比如廈門大學案的騷擾者吳春明, 既擁有組織化的權力, 也擁有“學術男神”的影響力。

廈大性侵女學生的博導吳春明。 (網路圖)

相對被騷擾者, 學術性騷擾者擁有極為不對稱的權力, 一方面, 被騷擾者很難以決絕態度反抗, 騷擾者卻不會考慮對方意願而自覺停止, 即便在出現抵抗的情況下, 也不會完全放棄。 我的訪談物件之一、本科生何紅的遭遇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大學二年級時,

何紅為了策劃校園活動, 主動聯繫了一位傳說中“思想開明, 對學生好”的校領導。 對方熱情地鼓勵她與自己聯繫, 並留了聯繫方式, 在之後的郵件往來中約她週末出去遊玩。 遊玩當天, 該校領導找藉口把她載到自己家, 要求她認他做“乾爹”, 並且施以擁抱親吻。

此後, 何紅儘量回避與其直接接觸並換了電話號碼, 但還是被他在眾目睽睽之下問到新號碼。 她一再拒絕了他可能施加影響的交流和保研機會, 但被他長期、斷斷續續地糾纏直到畢業;雖然後者不再有私下與何紅見面的機會, 但仍然會積極干預她的生活, 譬如, 慫恿其參與國際交流專案, 並且在何紅沒有要求的情況下“打招呼”。

“他希望我在經濟上、學業上持續有求於他, 把我跟他進一步綁定。”何紅說。

正是因為權力結構的相似,學術性騷擾往往不是孤立的“情感”事件,而呈現出模式化的特點,如同設定好的程式,在多人身上重複出現。例如這次在北航事件中,幾名舉報者的遭遇極為相似,並且除非其他人說出來,被騷擾者通常是通過感同身受的細節和氣氛,發覺騷擾者也在針對其他人。

而因為學生與教師之間有著年齡和社會經驗的較大差距,學術性騷擾者擁有的無論是指導評鑒的權力,或是經濟支持和諮詢建議,還是人脈甚至資訊通道,對於學生來說都很重要,這通常會讓她們放大騷擾者的權威和影響,擔心自己的處境或與對方的關係,因此往往表現出脆弱無力。

儘管何紅儘量避免與那位校領導獨處,但她仍然很難完全拒絕與他在公開場合的接觸,因為“我覺得他捏死我很容易”。

2017年的美國,無數遭遇過性騷擾的女性站出來,說出“我也是”。(網路圖)

“我可沒有強迫你,是你自己願意的”

在進行騷擾時,學術性騷擾者最念茲在茲的,是被騷擾者的“同意”。

廈門大學案件中,發生關係時,學術性騷擾者會特別強調這一點:“每次事後他都要強調說:我可沒有強迫你啊,是你自己願意的啊。”

在何紅的個案中也是如此。該校領導突如其來地對她進行擁抱和親近,還不忘記尋求她的“同意”:“他對著我……(當事人要求隱匿嚴重的騷擾細節)。我進門的時候沒認門(地形不熟不知道怎麼離開),所以只好忍著,等脫身。當時很害怕他直接把我扒了。他還一直問我開心嗎開心嗎。我為了脫身,就說開心,但我那語氣像開心嗎?”

何紅表示,這完全不是她可以控制的,這完全不是平等的交往:“當時我才進大學不久,碰上這事兒完全傻掉了。”

中國《刑法》規定,“違背意志”即是強姦,學術性騷擾者斷然不會輕易踩踏法律紅線。因此,他們不會採用明目張膽的脅迫,而是策略地使用權力,影響和操控學生的“同意”——即讓對方不能拒絕。

首先,挑選受害者。所有個案都表明,學術性騷擾發生很少是“即興”。騷擾者對於時間、地點和場合的安排,一般都有所計畫;而通常他們對騷擾對象都有所選擇。如廈門大學案中的當事人表示,騷擾者不會找那些家在學校所在地,或者在當地有親戚朋友的學生;而何紅第一次被該校領導騷擾前,他也曾詢問她的家庭背景。學術性騷擾者往往更願意選擇來自外地、家庭背景普通,獨立無援、缺乏資源與之抗衡的當事人。同時,他們也會挑選有強烈求知興趣和成就動機的被害人。案例中有兩位來自單親家庭隨母親長大的女生,都是男教授強迫其接受“父愛”——他們故意挑選這一類受害者,而不是如傳言所說,這一類女生“自然”會喜歡長者。

2017年,美國羅切斯特大學大腦與認知科學學系教授、知名學者Florian Jaeger被指長期對學生進行性騷擾。(網路圖)

其次,策劃、利用跟學習與工作相關的情境,逐步拉近社交距離。通常,學術性騷擾者都會對被害人表示關心,借機拉近距離。

第三,操控受害者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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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跟他進一步綁定。”何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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