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度醫療是近年來醫學倫理界頗為關注的話題， 爭議也較多， 一方認為， 現代醫療被經濟利益挾持， 將一些無效甚至有害的診療手段加諸于患者， 造成身體和經濟的額外負擔；另一方則認為， 過度醫療的說法言過其實了， 是不懂得醫療系統專業運作模式的外行人的盲目批判， 它是一個被濫用的“偽名詞”。 除了這一概念內部的爭論， 還有一個與之相似的概念需要比較和澄清， 即醫學化， 具體稱為醫學社會化、社會醫學化、生活醫學化等， 兩者常常被混淆使用， 導致在分析兩者的成因和解決方案上難以切中要害，
1 過度醫療的概念解析與爭議
目前， 研究界一般將過度醫療定義為超過疾病實際需求的診斷和治療行為。 這裡的“度”主要以醫療費用和患者身心負擔為准， 聚焦於此問題是為了盡可能避免過度， 為患者制定最優化診療。 但是， 這個“度”的根源， 以及何為過度的衡量標準， 仍存在爭議。
批判過度醫療的研究者將原因主要歸結為經濟因素， 認為醫方利用醫療資訊不對等， 增加無效甚至有害的診療手段以牟取經濟利益；還有一些次級原因， 如患者期望值過高或者醫生的防禦性醫療行為等[1]。
而反對過度醫療提法的人則認為， 公眾和醫學專業人員對何為“過度”理解不一，
正是由於過度醫療的概念較難界定， 研究者們容易將許多不屬於過度醫療的問題（如醫療資源配置不均、基礎保健過度以及醫學化的各種表現等）混入其概念框架之中， 這不僅使得“度”的內涵更加含混不清，
國外研究界認為， 儘管過度醫療難以給出科學的定義， 但許多實證研究仍能對此現象提供有力的證據， 20世紀下半葉後， 隨著醫學技術的發展， 歐美國家開始出現大量過度醫療的現象， 醫療費用節節攀升。 尤格·布萊克[2]列舉了許多案例， 如扁桃體、闌尾、膽囊、子宮、椎間盤等切除術， 癌症與大篩查， 抑鬱症、痔瘡和骨質疏鬆的各種治療藥物和高新檢查技術等， 它們可能是無效甚至有害的。 為了抑制醫療費用持續上漲、醫療浪費日益嚴重的傾向， 美國於1973年開始實施“管理醫療”[3]， 並通過管理醫療國際高峰會議向全世界推廣管理醫療模式， 循證醫學和臨床路徑的概念也由此而來[4]。
2 醫學化的概念
根據彼得·康拉德（Peter Conrad， 1945年~）[7]的定義， 醫學化指的是非醫學問題被界定成醫學意義上的疾病問題或障礙問題， 並對其加以治療的過程。 這個定義得到普遍認可， 並得以沿用[8]。 它警示當前醫學邊界過寬， 嚴陣以待某些並不需要醫學涉足的生活事件或“未病”、亞健康問題等， 這種解釋帶有負面意味。 還有較為中立的解釋， 將醫學化具體稱為“醫學社會化”， 指醫學利用其獨特的概念和話語體系，對人群施加一定模式的社會控制。例如，約翰·C·伯納姆[9]就認為，醫學化不是刻意為之的結果，“任何一個一定規模的社會裡，治療者，即臨床醫生，都努力增進他們的效用、擴大顧客群和社會影響。他們儘量使其專業知識獲得認可。同時，在每一個社會裡，又有許多人竭力保衛著他們自身或他們的社會領地免受治療者的影響，不被醫學化。也就是說，每一個社會中，都有著去醫學化抵抗醫學化的現象，使兩者在動態中維持平衡”。
依據上述兩種解釋，可將醫學化這個較為寬泛的概念具體分為醫學社會化和生活醫學化，兩者的側重點不同：醫學社會化即伯納姆的解釋，主要指現代醫學利用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的理論支撐，以及各級機構制度和保健人員，形成一張穩固的網路，監管著整個社會的健康問題，這是醫學化的主要釋義；而生活醫學化，則主要指醫學過度增殖和滲透，它的服務範圍不斷擴大，服務手段更為多元化，是醫學社會化過度發展的結果。自1993年始，Hastings中心連續幾年召開“醫學目的”的相關會議，在《醫學的目的：確定新的優先戰略》中對現代醫學目的進行了重新調整和界定，依此來約束現代醫學的過度擴張[10]。
3 過度醫療與醫學化的區別和聯繫
根據對上述概念的解釋，可以看出，過度醫療、醫學社會化和生活醫學化三者存在區別，但它們之間也有關聯，其共同之處在於，從更廣義的層面來理解，它們都聚焦於醫學對人（尤其是身體）的干預，甚至規訓和重塑，在這一理解框架下，過度醫療與醫學化就屬於同一類話題了。只是，它們從不同的側面來實施對人的操控：醫學化強調醫學的橫向（社會）擴張，而過度醫療則關注其縱向（身體）干預，即針對疾病的診療行為。過度醫療有較強的批判意味，而醫學化（尤其是醫學社會化）是一個中性概念，正如杜治政[11]所說，應當將過度醫療與過度健康服務區分開來。這裡所說的過度健康服務，實際上就是指醫學化。
從歷史的發展來看，過度醫療是一個伴隨著現代西醫出現的新名詞，而醫學化的概念自古就有。古代的過度醫療不明顯，但醫學化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表現。在古代，醫學並沒有被簡單理解為一種干涉技術，這一點從西方醫學中的身體和疾病的理論遠遠領先於治療手段這一歷史事實中，就可以看出來。當然，縱觀整個西醫歷史，也曾有過類似過度醫療的現象，即對於溫和治療和過激治療的爭議，例如，蓋倫的治療理念就比希波克拉底更為主動、積極，後者強調醫學的輔助作用，認為治療除了要控制症狀和祛除病因外，更主要的作用應當在於輔助身體自愈能力的恢復，而蓋倫更強調放血療法和藥物治療。再如，17世紀人體解剖已有了相當的進展，但“對那些想通過解剖屍體來研究疾病對人體傷害程度的行為，西登哈姆並不贊同”[12]，西登哈姆延續了希波克拉底的傳統，堅持適中的治療原則。又如，著名的華盛頓被放血致死案例，成為歷史上過激治療的典型。但必須澄清的是，這種類似過度醫療的表現，與現代意義上的過度醫療完全不同，前者主要指一種較為激進的治療方式，它還未發展到現代診療手段對身體和生命的深度入侵。
而醫學化是一個很難避免的現象，古代醫學化主要表現為醫學理論體系發展日漸龐大，且與哲學、神學聯繫過密，由此發展出了繁複的針對身體養護的養生術，使之成為指導生活的技藝，由於該方面的理論闡釋過於豐富和龐大，有時候阻礙了醫學實踐的發展，並對人們的日常生活形成了較嚴格的控制，約翰·C·伯納姆[9]對中醫的這一表現體會頗深，他講到：“在中國，飲食從上古時代起就已經高度醫學化了。”
4 過度醫療和醫學化的根源
在澄清了兩者的概念及異同後，我們就可以進一步梳理其形成的根源。福柯在《臨床醫學的誕生》《規訓與懲罰》，以及演講稿《生命政治的誕生》等著作中談道，現代醫學實施人之操控，需要兩樣東西來確保其運作：知識體系和行政設備。其中，知識體系主要指生物醫學體系，它是過度醫療得以存在的基礎；而行政設備主要指以大型綜合醫院為中心構建起來的機構和制度，它是醫學得以社會化的基礎。
4.1 生物醫學體系與過度醫療
若要使得批判過度醫療的論據站住腳，不能僅停留在經濟的因素上，而要回到其知識形成的根源上來。周淼等[13]指出，過度醫療的產生有其認識論根源，這一見解切中要害，但作者未進行深入剖析，來說明現代西醫的認識論有哪些“便利”條件給了過度醫療生存和發展的空間；還有人提出，醫療科技的進步放大了診療的“度”，這是科技這把“雙刃劍”的副作用[14]，這一說法也窺見了真相，但作者也未進一步闡明，醫療科技怎樣放大診療的“度”。以下就針對這個疑問加以說明。
通常，生物醫學被批判的焦點是分析還原法，它使得身體分崩離析，無法回歸人的整體性，這一常規說法未說到點子上，毋寧說，中醫有中醫的整體觀，西醫有西醫的整體觀，只是闡釋的方式不同而已。生物醫學真正的問題是對身體的深度入侵，進而實現對生命和死亡的控制。眾所周知，自然科學在近現代崛起，以其精確性和實證性著稱，擁有無可比擬的權威，A.F.查爾默斯[15]探討了這種權威的基礎，他沿用了一個慣常觀點：“科學是從事實中推導出來的，而不是以個人觀點為基礎的。”如何從事實中獲得科學知識呢？它依靠的研究方法是觀察、實驗和推理，生物醫學體系也在此框架之中。
首先，觀察意味著眼見為實，生物醫學體系建構的起點是“視覺”，但這裡的視覺與以往的醫學觀察不同，18世紀中葉以前的醫學，其感官經驗的對象主要是症狀，用視覺感知身體的表面變化、排泄物的性狀等，除此之外，醫生還運用觸覺感知脈搏、皮膚溫度和彈性、肌肉的力量強弱，用味覺品嘗患者分泌物，用聽覺辨別心跳、呼吸等。這種觀察並不以視覺為首選，而是各種感官的並列運用。19世紀初開始的生物醫學體系則不同，它以視覺為中心，直接觀看打開的患病身體，正如福柯所斷言，古代西醫與現代西醫的分界以病理解剖學的出現為標誌。
在這種視覺經驗引導下，醫學首先觀察團塊的器官，比較健康和患病兩種狀況下的形態學變化，這就是歷史學家們常說的，從體液病理向固體病理的轉變。為了不僅能在屍檢中，更能在活體中看到疾病更為清晰的定位圖像，進而催生了各種透視身體的輔助檢查技術。與此同時，為了將形態學觀察和功能變化協同起來，克服固體病理只重視局部病灶而忽視身體和疾病的整體性，病理解剖學的觀察眼光從團塊器官下降到組織，組織的概念由比夏在著作《膜》（1800年）中提出，由於未使用顯微鏡，比夏從理論上描述了膜（組織）應當為一種肉眼可見的遍佈全身的成分，疾病可能存在於組織中，進而引發全身性問題，且我們應當在組織中尋找真正的病因。
比夏的思想帶來了醫學理論前所未有的革新，即視覺的工具化和抽象化，成為生物醫學的前奏。第一，視覺的工具化指顯微鏡的使用。最有代表性的進展是魏爾嘯（Rudolf Virchow，1821年~1902年）利用顯微鏡這一視覺延伸工具，創立了細胞病理學（1858年），將視覺從組織細化至細胞，為肉眼看不見的視覺現象提供證據，魏爾嘯延續了比夏的思想，之後的科學家在他們的基礎上，使得視覺不斷潛入身體更微觀層面尋找病因，直至DNA、分子、原子，分析還原法由此而來。第二，分析還原法之由來的另一個方面即視覺的抽象化。觀察的不斷深入和細化使得人們需要發展和擴大實驗，導致對彰顯確定性之資料和圖像的依賴，與比夏同時代略早的拉瓦錫以及半個世紀之後的李比希等人，成功將實驗引入醫學研究，至貝爾納的《實驗醫學研究導論》（1920年），他總結了實驗在生理學和醫學中的重要價值，為實驗醫學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自此之後，實驗室檢查以及與實驗相關的各項治療、研究進入現代西醫的體系之中，它們將對身體的形態學觀察與功能學觀察銜接起來，許多看似與視覺無關的符號分析和抽象圖像，事實上都是視覺轉化的結果，以及一系列涉及其他感官的觀察，都附屬於視覺經驗。以上兩點都起始於透視身體來追求確定性的思想，視覺的入侵引發了行動的入侵，進而發展至對身體的深度入侵和對生命和死亡的過度操控，這成為了過度醫療產生和發展的溫床。
4.2 大型綜合醫院與醫學社會化
如果我們將過度醫療看作是伴隨著現代西醫而出現的新名詞，醫學化則不同，它的淵源和本質更多地需要從歷史中去挖掘。
與古代醫學化不同，現代醫學的社會化得以可能，首先，它與某些歷史事件相關，較有代表性的是傳染病的爆發和防治，它使得醫學從觀察單個疾病轉變為對集體現象的統計和分析，並讓醫學涉入國家政治；其次是現代醫院的建立，據醫學史記載，西元390年就有了醫院，之後傳染病的屢次爆發急需專門收治患者的隔離性場所，其中也不乏規模宏大者，如巴黎的主宮醫院和維也納綜合醫院。但它們與現代醫院有本質區別：第一，功能不同。西方醫院最初由基督徒捐資建立，主要作用是照顧各類被遺棄者，包括臨終者、無家可歸者、流浪漢、乞討者、被遺棄的嬰孩、精神病患者和無人照料者等，它主要是個照料和送終之地；而現代醫院的主要功用就是集中提供診療。第二，知識背景不同。以往的醫院沒有統一化的理論知識背景，體液論、各種治療世界的技術，以及神學哲學的理論和修行實踐知識等不一而足；而現代醫院的知識背景是生物醫學體系，醫院嚴格按照其理論來分配物理空間，制定診療程式，並集臨床診療、教育和科研為一身。它是生物醫學知識和醫務人員的重要庇護所，在這裡，醫學知識和人員得以保存、培養和增殖。第三，認識疾病的方式不同。以往的醫學遵循體液論的整體觀，它以每位患者的個體身體為一個整體，並將之融入周遭環境和自然宇宙這個更大的整體之中；醫院醫學則不同，由於它建立在分析還原的基礎之上，它的科研物件並不是一個個作為整體的人，而是一個個分離出來的病理事件，醫院是患者的集散地，這更方便了對大樣本病理事件的統計分析。也就是說，醫院醫學的認識論並不需要作為一個個獨特的、完整的個體，這並不具有普遍的研究意義，它需要的是在同一框架或研究條件下的大樣本病理事件，或由一大堆病理事件重新組合而成的個體。大型綜合醫院同時肩負著診療、教育和科研的三大功能，現代醫學以此為據點，來實現醫學的社會化。
福柯[16]在《18世紀的健康政治》中非常清醒地討論了醫院在醫學化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醫學社會化看似是一個經濟問題，實則是一個認識論的問題，更是個權力問題，它與18世紀之後新的國家治理相關，此時及其之後的民主國家裡，人口品質和生活安全是國家的重要治理物件，“政治的目標逐漸地轉向了投資生命：生命開始被各種各樣的權力、技術包圍、保護，而現代醫學和醫院（尤其是大型綜合醫院）是國家實施這種治理的最為重要的工具之一”。也就是說，現代醫學的個體化和整體觀，是一堆越來越精確和細緻的病理事件的集合，基因工程更是將之發展至極致，在預防保健、臨床診療和資訊化工程中實施著愈來愈普遍化、規範化的健康監控，這種監控之權威發展過頭，就出現了過度醫療和生活醫學化的現象。
5 結語
以上分析了過度醫療和醫學社會化的認識論和歷史政治根源。
過分強調科學醫學的真理權威帶來了獨尊西醫的狹隘局面，羅伊·波特（Roy Portey）表達了對此的矛盾心態，他講到，在病人自助團體興起和替代醫學被廣泛接受的多元化社會裡，西醫的獨裁主義已被極大削弱了。但是，現代西醫，或者說科學醫學，在所有的醫療實踐和醫學文化中是最國際化的，中國精緻的傳統醫學體系，印度的烏拉裡、瑜伽和其他鮮為人知的治療技術，或任何發展中國家的草藥醫學體系，當所有這些醫療實踐與科學醫學共存時，只有科學醫學體系才是唯一普遍存在的。羅伊·波特[17]甚至得出了以下結論：“一旦科學出現，對醫學來說，除了與這種全新的觀點共命運之外，不可能再有其他的選擇。”但是，他也承認，醫學不能被科學所束縛，醫學過於局限於科學是目前的弱點之一。但是，如何超越這種局限，羅伊·波特沒有給出回答。此外，他也敏銳地認識到，大型綜合醫院是醫學界的“恐龍”，長此發展下去必然弊大於利，造成對人的過度控制和規訓，它應當被小巧靈活的醫療機構所取代。
對過度醫療而言，它存在的合理性在於，這是生物醫學體系追求確定性的必然結果，也是醫學自古以來追求的目標之一，正因為如此，儘管有不少研究者做了批判和反省，但實際情形是其研究勢頭越演越烈、不可阻擋，人們也切實享受到了它帶來的福利。假若要反省過度醫療，針對其根源，真正應當思考的是如下問題：第一，我們是否應該在深入和細化的路上越走越遠？正如樊代明[18]在探討宏觀與微觀時就說道，太細未必能說明生命的本質問題。同樣，太細未必能揭示疾病的真正病因。第二，我們能否從不同于現代西醫的醫學模式（不同民族和不同歷史時期）中得到啟發，而不是一味排除異己，將之稱為迷信或者反科學？第三，從最為根源處反省，我們還應追問，追求確定性是否就是我們唯一值得依賴的信念？對於何為科學、何為醫學，我們是否還可以找到其他證實真理的途徑？
對醫學社會化而言，它存在的合理性在於，這正是醫學在現代的目的：更有效率、更大範圍地保障人民的身體健康，從這一點來講，醫學社會化在較強意義上具有正面價值；但生活醫學化則不然，醫學邊界的盲目擴大和無孔不入的滲透，讓人們受到了醫學的禁錮和迫害，甚至喪失了利用其他途徑來尋求身心安康的能力，如宗教的、哲學的、藝術的治療，從而造成了以下局面：今天，人們對於醫學既恨又愛，欲拒還迎，患者和醫生，乃至整個社會，都深陷在醫學這個龐大的學科和機構體系中無力自拔，失去自由。如何在保健和控制之間取得平衡，這是醫學、倫理和政治三方共建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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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標題“過度醫療與醫學化的哲學解析”，載於《醫學與哲學》2017年第38卷第10A期（總第570期），第23頁-26頁
指醫學利用其獨特的概念和話語體系，對人群施加一定模式的社會控制。例如，約翰·C·伯納姆[9]就認為，醫學化不是刻意為之的結果，“任何一個一定規模的社會裡，治療者，即臨床醫生，都努力增進他們的效用、擴大顧客群和社會影響。他們儘量使其專業知識獲得認可。同時，在每一個社會裡，又有許多人竭力保衛著他們自身或他們的社會領地免受治療者的影響，不被醫學化。也就是說，每一個社會中，都有著去醫學化抵抗醫學化的現象，使兩者在動態中維持平衡”。依據上述兩種解釋，可將醫學化這個較為寬泛的概念具體分為醫學社會化和生活醫學化，兩者的側重點不同：醫學社會化即伯納姆的解釋，主要指現代醫學利用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的理論支撐，以及各級機構制度和保健人員，形成一張穩固的網路，監管著整個社會的健康問題，這是醫學化的主要釋義；而生活醫學化，則主要指醫學過度增殖和滲透，它的服務範圍不斷擴大，服務手段更為多元化，是醫學社會化過度發展的結果。自1993年始，Hastings中心連續幾年召開“醫學目的”的相關會議，在《醫學的目的：確定新的優先戰略》中對現代醫學目的進行了重新調整和界定，依此來約束現代醫學的過度擴張[10]。
3 過度醫療與醫學化的區別和聯繫
根據對上述概念的解釋，可以看出，過度醫療、醫學社會化和生活醫學化三者存在區別，但它們之間也有關聯，其共同之處在於，從更廣義的層面來理解，它們都聚焦於醫學對人（尤其是身體）的干預，甚至規訓和重塑，在這一理解框架下，過度醫療與醫學化就屬於同一類話題了。只是，它們從不同的側面來實施對人的操控：醫學化強調醫學的橫向（社會）擴張，而過度醫療則關注其縱向（身體）干預，即針對疾病的診療行為。過度醫療有較強的批判意味，而醫學化（尤其是醫學社會化）是一個中性概念，正如杜治政[11]所說，應當將過度醫療與過度健康服務區分開來。這裡所說的過度健康服務，實際上就是指醫學化。
從歷史的發展來看，過度醫療是一個伴隨著現代西醫出現的新名詞，而醫學化的概念自古就有。古代的過度醫療不明顯，但醫學化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表現。在古代，醫學並沒有被簡單理解為一種干涉技術，這一點從西方醫學中的身體和疾病的理論遠遠領先於治療手段這一歷史事實中，就可以看出來。當然，縱觀整個西醫歷史，也曾有過類似過度醫療的現象，即對於溫和治療和過激治療的爭議，例如，蓋倫的治療理念就比希波克拉底更為主動、積極，後者強調醫學的輔助作用，認為治療除了要控制症狀和祛除病因外，更主要的作用應當在於輔助身體自愈能力的恢復，而蓋倫更強調放血療法和藥物治療。再如，17世紀人體解剖已有了相當的進展，但“對那些想通過解剖屍體來研究疾病對人體傷害程度的行為，西登哈姆並不贊同”[12]，西登哈姆延續了希波克拉底的傳統，堅持適中的治療原則。又如，著名的華盛頓被放血致死案例，成為歷史上過激治療的典型。但必須澄清的是，這種類似過度醫療的表現，與現代意義上的過度醫療完全不同，前者主要指一種較為激進的治療方式，它還未發展到現代診療手段對身體和生命的深度入侵。
而醫學化是一個很難避免的現象，古代醫學化主要表現為醫學理論體系發展日漸龐大，且與哲學、神學聯繫過密，由此發展出了繁複的針對身體養護的養生術，使之成為指導生活的技藝，由於該方面的理論闡釋過於豐富和龐大，有時候阻礙了醫學實踐的發展，並對人們的日常生活形成了較嚴格的控制，約翰·C·伯納姆[9]對中醫的這一表現體會頗深，他講到：“在中國，飲食從上古時代起就已經高度醫學化了。”
4 過度醫療和醫學化的根源
在澄清了兩者的概念及異同後，我們就可以進一步梳理其形成的根源。福柯在《臨床醫學的誕生》《規訓與懲罰》，以及演講稿《生命政治的誕生》等著作中談道，現代醫學實施人之操控，需要兩樣東西來確保其運作：知識體系和行政設備。其中，知識體系主要指生物醫學體系，它是過度醫療得以存在的基礎；而行政設備主要指以大型綜合醫院為中心構建起來的機構和制度，它是醫學得以社會化的基礎。
4.1 生物醫學體系與過度醫療
若要使得批判過度醫療的論據站住腳，不能僅停留在經濟的因素上，而要回到其知識形成的根源上來。周淼等[13]指出，過度醫療的產生有其認識論根源，這一見解切中要害，但作者未進行深入剖析，來說明現代西醫的認識論有哪些“便利”條件給了過度醫療生存和發展的空間；還有人提出，醫療科技的進步放大了診療的“度”，這是科技這把“雙刃劍”的副作用[14]，這一說法也窺見了真相，但作者也未進一步闡明，醫療科技怎樣放大診療的“度”。以下就針對這個疑問加以說明。
通常，生物醫學被批判的焦點是分析還原法，它使得身體分崩離析，無法回歸人的整體性，這一常規說法未說到點子上，毋寧說，中醫有中醫的整體觀，西醫有西醫的整體觀，只是闡釋的方式不同而已。生物醫學真正的問題是對身體的深度入侵，進而實現對生命和死亡的控制。眾所周知，自然科學在近現代崛起，以其精確性和實證性著稱，擁有無可比擬的權威，A.F.查爾默斯[15]探討了這種權威的基礎，他沿用了一個慣常觀點：“科學是從事實中推導出來的，而不是以個人觀點為基礎的。”如何從事實中獲得科學知識呢？它依靠的研究方法是觀察、實驗和推理，生物醫學體系也在此框架之中。
首先，觀察意味著眼見為實，生物醫學體系建構的起點是“視覺”，但這裡的視覺與以往的醫學觀察不同，18世紀中葉以前的醫學，其感官經驗的對象主要是症狀，用視覺感知身體的表面變化、排泄物的性狀等，除此之外，醫生還運用觸覺感知脈搏、皮膚溫度和彈性、肌肉的力量強弱，用味覺品嘗患者分泌物，用聽覺辨別心跳、呼吸等。這種觀察並不以視覺為首選，而是各種感官的並列運用。19世紀初開始的生物醫學體系則不同，它以視覺為中心，直接觀看打開的患病身體，正如福柯所斷言，古代西醫與現代西醫的分界以病理解剖學的出現為標誌。
在這種視覺經驗引導下，醫學首先觀察團塊的器官，比較健康和患病兩種狀況下的形態學變化，這就是歷史學家們常說的，從體液病理向固體病理的轉變。為了不僅能在屍檢中，更能在活體中看到疾病更為清晰的定位圖像，進而催生了各種透視身體的輔助檢查技術。與此同時，為了將形態學觀察和功能變化協同起來，克服固體病理只重視局部病灶而忽視身體和疾病的整體性，病理解剖學的觀察眼光從團塊器官下降到組織，組織的概念由比夏在著作《膜》（1800年）中提出，由於未使用顯微鏡，比夏從理論上描述了膜（組織）應當為一種肉眼可見的遍佈全身的成分，疾病可能存在於組織中，進而引發全身性問題，且我們應當在組織中尋找真正的病因。
比夏的思想帶來了醫學理論前所未有的革新，即視覺的工具化和抽象化，成為生物醫學的前奏。第一，視覺的工具化指顯微鏡的使用。最有代表性的進展是魏爾嘯（Rudolf Virchow，1821年~1902年）利用顯微鏡這一視覺延伸工具，創立了細胞病理學（1858年），將視覺從組織細化至細胞，為肉眼看不見的視覺現象提供證據，魏爾嘯延續了比夏的思想，之後的科學家在他們的基礎上，使得視覺不斷潛入身體更微觀層面尋找病因，直至DNA、分子、原子，分析還原法由此而來。第二，分析還原法之由來的另一個方面即視覺的抽象化。觀察的不斷深入和細化使得人們需要發展和擴大實驗，導致對彰顯確定性之資料和圖像的依賴，與比夏同時代略早的拉瓦錫以及半個世紀之後的李比希等人，成功將實驗引入醫學研究，至貝爾納的《實驗醫學研究導論》（1920年），他總結了實驗在生理學和醫學中的重要價值，為實驗醫學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自此之後，實驗室檢查以及與實驗相關的各項治療、研究進入現代西醫的體系之中，它們將對身體的形態學觀察與功能學觀察銜接起來，許多看似與視覺無關的符號分析和抽象圖像，事實上都是視覺轉化的結果，以及一系列涉及其他感官的觀察，都附屬於視覺經驗。以上兩點都起始於透視身體來追求確定性的思想，視覺的入侵引發了行動的入侵，進而發展至對身體的深度入侵和對生命和死亡的過度操控，這成為了過度醫療產生和發展的溫床。
4.2 大型綜合醫院與醫學社會化
如果我們將過度醫療看作是伴隨著現代西醫而出現的新名詞，醫學化則不同，它的淵源和本質更多地需要從歷史中去挖掘。
與古代醫學化不同，現代醫學的社會化得以可能，首先，它與某些歷史事件相關，較有代表性的是傳染病的爆發和防治，它使得醫學從觀察單個疾病轉變為對集體現象的統計和分析，並讓醫學涉入國家政治；其次是現代醫院的建立，據醫學史記載，西元390年就有了醫院，之後傳染病的屢次爆發急需專門收治患者的隔離性場所，其中也不乏規模宏大者，如巴黎的主宮醫院和維也納綜合醫院。但它們與現代醫院有本質區別：第一，功能不同。西方醫院最初由基督徒捐資建立，主要作用是照顧各類被遺棄者，包括臨終者、無家可歸者、流浪漢、乞討者、被遺棄的嬰孩、精神病患者和無人照料者等，它主要是個照料和送終之地；而現代醫院的主要功用就是集中提供診療。第二，知識背景不同。以往的醫院沒有統一化的理論知識背景，體液論、各種治療世界的技術，以及神學哲學的理論和修行實踐知識等不一而足；而現代醫院的知識背景是生物醫學體系，醫院嚴格按照其理論來分配物理空間，制定診療程式，並集臨床診療、教育和科研為一身。它是生物醫學知識和醫務人員的重要庇護所，在這裡，醫學知識和人員得以保存、培養和增殖。第三，認識疾病的方式不同。以往的醫學遵循體液論的整體觀，它以每位患者的個體身體為一個整體，並將之融入周遭環境和自然宇宙這個更大的整體之中；醫院醫學則不同，由於它建立在分析還原的基礎之上，它的科研物件並不是一個個作為整體的人，而是一個個分離出來的病理事件，醫院是患者的集散地，這更方便了對大樣本病理事件的統計分析。也就是說，醫院醫學的認識論並不需要作為一個個獨特的、完整的個體，這並不具有普遍的研究意義，它需要的是在同一框架或研究條件下的大樣本病理事件，或由一大堆病理事件重新組合而成的個體。大型綜合醫院同時肩負著診療、教育和科研的三大功能，現代醫學以此為據點，來實現醫學的社會化。
福柯[16]在《18世紀的健康政治》中非常清醒地討論了醫院在醫學化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醫學社會化看似是一個經濟問題，實則是一個認識論的問題，更是個權力問題，它與18世紀之後新的國家治理相關，此時及其之後的民主國家裡，人口品質和生活安全是國家的重要治理物件，“政治的目標逐漸地轉向了投資生命：生命開始被各種各樣的權力、技術包圍、保護，而現代醫學和醫院（尤其是大型綜合醫院）是國家實施這種治理的最為重要的工具之一”。也就是說，現代醫學的個體化和整體觀，是一堆越來越精確和細緻的病理事件的集合，基因工程更是將之發展至極致，在預防保健、臨床診療和資訊化工程中實施著愈來愈普遍化、規範化的健康監控，這種監控之權威發展過頭，就出現了過度醫療和生活醫學化的現象。
5 結語
以上分析了過度醫療和醫學社會化的認識論和歷史政治根源。
過分強調科學醫學的真理權威帶來了獨尊西醫的狹隘局面，羅伊·波特（Roy Portey）表達了對此的矛盾心態，他講到，在病人自助團體興起和替代醫學被廣泛接受的多元化社會裡，西醫的獨裁主義已被極大削弱了。但是，現代西醫，或者說科學醫學，在所有的醫療實踐和醫學文化中是最國際化的，中國精緻的傳統醫學體系，印度的烏拉裡、瑜伽和其他鮮為人知的治療技術，或任何發展中國家的草藥醫學體系，當所有這些醫療實踐與科學醫學共存時，只有科學醫學體系才是唯一普遍存在的。羅伊·波特[17]甚至得出了以下結論：“一旦科學出現，對醫學來說，除了與這種全新的觀點共命運之外，不可能再有其他的選擇。”但是，他也承認，醫學不能被科學所束縛，醫學過於局限於科學是目前的弱點之一。但是，如何超越這種局限，羅伊·波特沒有給出回答。此外，他也敏銳地認識到，大型綜合醫院是醫學界的“恐龍”，長此發展下去必然弊大於利，造成對人的過度控制和規訓，它應當被小巧靈活的醫療機構所取代。
對過度醫療而言，它存在的合理性在於，這是生物醫學體系追求確定性的必然結果，也是醫學自古以來追求的目標之一，正因為如此，儘管有不少研究者做了批判和反省，但實際情形是其研究勢頭越演越烈、不可阻擋，人們也切實享受到了它帶來的福利。假若要反省過度醫療，針對其根源，真正應當思考的是如下問題：第一，我們是否應該在深入和細化的路上越走越遠？正如樊代明[18]在探討宏觀與微觀時就說道，太細未必能說明生命的本質問題。同樣，太細未必能揭示疾病的真正病因。第二，我們能否從不同于現代西醫的醫學模式（不同民族和不同歷史時期）中得到啟發，而不是一味排除異己，將之稱為迷信或者反科學？第三，從最為根源處反省，我們還應追問，追求確定性是否就是我們唯一值得依賴的信念？對於何為科學、何為醫學，我們是否還可以找到其他證實真理的途徑？
對醫學社會化而言，它存在的合理性在於，這正是醫學在現代的目的：更有效率、更大範圍地保障人民的身體健康，從這一點來講，醫學社會化在較強意義上具有正面價值；但生活醫學化則不然，醫學邊界的盲目擴大和無孔不入的滲透，讓人們受到了醫學的禁錮和迫害，甚至喪失了利用其他途徑來尋求身心安康的能力，如宗教的、哲學的、藝術的治療，從而造成了以下局面：今天，人們對於醫學既恨又愛，欲拒還迎，患者和醫生，乃至整個社會，都深陷在醫學這個龐大的學科和機構體系中無力自拔，失去自由。如何在保健和控制之間取得平衡，這是醫學、倫理和政治三方共建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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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標題“過度醫療與醫學化的哲學解析”，載於《醫學與哲學》2017年第38卷第10A期（總第570期），第23頁-2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