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奶奶是個苦命的女人， 生了四個兒子， 卻沒有一個能為她分擔生活重擔。 二兒子因車禍去世， 距今已有十多年。 三兒子坐過牢， 出來之後不務正業， 遊手好閒。 四兒子整天沉溺于酒精之中， 說話舌頭都打架。
父親是她的大兒子， 性格非常木訥， 永遠剃著板寸， 永遠一身深色衣著， 在籐椅上一坐就是一整天。
可就是這麼一個木訥的人， 做學生時居然“強姦”了女同學。
現在看來， 當年的“強姦”更多是男女朋友間“你情我願”。 可在八十年代， 男方很自然地被定性為犯罪——83年下半年開始， 一場延續三年的“嚴打”風暴席捲全國。
不幸中的萬幸， 父親並沒有被冠以“流氓罪”扭送公安機關， 爺爺奶奶拿出所有積蓄與女方家庭達成了和解。
私了之後， 父親沒臉繼續待在學校， 學校也不能容忍這種不光彩， 找了個理由把還在念高中的父親開除了。 剛成年的父親無法忍受街坊鄰居的指指點點， 逃去鄉下躲避。 據說那幾年， 父親曬過掛麵、劁過豬， 結識了一些農村夥伴——這些人後來又成了他的工友。
鄉下也非世外桃源， “嚴打”的消息偶爾傳來， 惡議四起， 父親只能像打遊擊一樣， 過些日子就換個地方。
父親走後， 流言指向了爺爺奶奶和他的幾個兄弟。 爺爺是從朝鮮戰場死人堆裡爬出來的軍人， 奶奶也曾在文革中被劃分為“黑五類”， 他們對流言尚能應付， 可父親年輕的兄弟們卻無法容忍。
兄弟們埋怨、憎惡父親， 如果不是父親出事， 他們可以生活得更好。 父親出事後， 家裡境況越來越差， 他們也怪爺爺奶奶偏心。
嚴打進入尾聲後， 父親重新回到縣城。 也許是為了彌補父親漂泊三年的不易， 也許是為了讓父親振作起來， 從來不求人的爺爺找到縣領導， 求領導看在他這個老革命的薄面上， 給父親介紹一份工作。 就這樣， 父親被安排到了縣物資局當倉庫保管員。
二
回到縣城上班沒多久，
母親是個典型的四川女人：做事麻利， 吃苦耐勞， 初中畢業後就去制鞋廠， 打板、縫紉樣樣在行。 奶奶打心眼裡喜歡母親， 總誇她能幹、孝順， 是兒媳婦的最佳人選。
因為知道父親的“劣跡”， 母親對父親充滿鄙夷， 新婚當晚都不願和他同床。 婚後， 性格迥異的二人矛盾不斷。
生我之後， 家裡經濟拮据起來， 母親看到做鋼材生意能掙錢， 借用別人的店鋪賣起了鋼材。 父親覺得開店是不務正業， 連照看店鋪這點小事也不願和母親分擔，
像一扇被打裂的窗戶， 不能修補， 只是無可挽回地走向破碎。 父親跟同事出差時， 被當地派出所扭送回來， 原因竟是“嫖娼”！
整個小城都沸騰了。 母親遭受了奇恥大辱。 如今的“混帳”加上當年的劣跡， 她忍無可忍， 借錢付完300元罰款之後， 向法院申請了離婚。 辦妥手續， 母親馬上去派出所給我改了名， 讓我隨她姓——想來， 母親對父親真是恨到了極點， 一絲情面也不留。
在我的記憶裡，
受母親的影響， 小時候我一直很怕見到父親。 一方面覺得他不是什麼好人， 另一方面， 更怕惹母親生氣。 母親是個要強的女人， 離婚後帶著我獨自生活， 先在紡織廠上班， 後來借錢開了家布料店， 再後來做起了服裝生意， 家裡條件也逐步變好。
年幼時， 母親是唯一的靠山， 而我能做的， 就是聽她話， 不惹她生氣。 但縣城太小， 有時免不了在街上遇到父親， 每次遇到他， “不准認他”、“不准叫他爸爸”之類的話就自動在我腦子裡閃現。 手足無措的我乾脆撇過臉， 當作沒有看到他。
三
90年代中期，物資局撤銷，父親丟了工作。再後來，父親再婚。繼母是一名銀行出納，父親在家基本承擔了所有家務活，買菜、做飯、洗衣。
可惜這段婚姻也沒有維持多久。據說最主要的原因是父親沒有收入，吃穿用度全靠繼母的工資，在小城，這成了大笑話——一個大男人花女人的錢像什麼話。後來繼母被查出腫瘤，需要墊付很大一筆醫療費，父親哪裡拿的出來。
父親的木訥也加劇了這段婚姻的破裂。繼母女兒上高中時，因為成績不好，要出一大筆擇校費，而且只能被分到很差的班級。繼母打聽到學校一名領導是父親的同學，想請父親去說個情。父親一直推辭，好不容易見到了同學，卻還是說不出口。
回家後繼母問他，父親只說“時間過了這麼久，誰還認得誰啊”。如今想來，也許父親只是覺得難堪而開不了口，但在繼母看來，父親不夠愛她們，也不願意跟她們好好生活。
父親從不與故舊來往，他一直生活在“強姦”一事的陰影裡。那件事之前，他在學校裡是受人矚目的角色——出身軍轉幹部家庭，星眉劍目，成績優異，一米八的身高在身材普遍矮小的四川男生中格外醒目。後來，每次有人說他的同學誰誰升官或者發財了，他只是笑笑。跟他往來最多的都是當年在鄉下認識的朋友。
再次離婚後，父親成了人們眼裡徹底的失敗者。母親知道他的狀況後，曾多次在我面前譏諷他：看，某些人吃軟飯都吃不下去了，當初跟他離婚真是正確的選擇。
其實，父親也試圖振作起來，他開過小餐館、小舞廳，但都沒能維持太長時間。張羅小餐館那會兒，還被合夥人卷走了帳面上的一萬塊錢。
兩次婚姻失敗、幾次生意挫折，讓父親越來越沉默寡言。街坊鄰居還謠傳他欠下了巨債。他越來越覺得自己在縣城抬不起頭來，越來越怕被人拒絕。
有一次，奶奶拿回一份招工啟事，說縣城新建了幾個工廠，正在招人，希望父親去試試。父親看了一眼，一會兒說自己年齡大了，不符合招工要求，一會兒又說自己沒有相關經驗，肯定不行。奶奶苦口婆心地勸他：你去試一試啊，不去試試怎麼知道行不行啊。但任憑奶奶磨破嘴皮，父親仍不肯去。
四
大概從高中開始，我就很少再在縣城見到父親。聽奶奶說，他去外地工作了，只有過年才回來。每次回來，他總會塞給我不少於500元的壓歲錢，還會給我買零食。
有一年回來，他給我帶了一箱營養快線，那是營養快線剛上市的2005年，小縣城還沒有這款飲品。他說，現在大城市裡都流行喝這種飲料。還有一年，他給我帶回來兩袋悠哈牌的奶糖，也是小縣城裡沒有的稀罕物。
大城市的新鮮給了父親可資聊天的話題，比如，他說去天安門要坐地鐵1號線，去天府廣場要坐64路公車……每次聽他講這些，我都感到無聊得要命，恨不得立馬打斷他，然而，即便這樣的話題，他都不會講很久，講完後又恢復了往常的沉默。
高中畢業後，我去他呆過的成都上大學。他跟我聊起成都依然是“買東西要去荷花池，去新南門坐車到家最快，火車北站最不安全”等等最廣為人知、最沒用的常識。大都市的繁華他一樣都不曾擁有，也許只有狠狠記住一些標誌性的事物，才能證明他在這座城市停留過——而這些，就成了他僅有的談資。
每年過年回來，總會有熟人熱情地招呼父親：“李老闆，今年到哪裡發財了”，“李老闆，這一年忙啥去了”……父親聽到這些，也不推辭，甚至還會給人家點上一支煙。我隱隱感到父親很喜歡這種被稱作“老闆”的感覺，儘管這種表面恭維的背後很可能是一臉不屑。
大學畢業後，我去重慶當兵。一天晚上突然接到父親電話，他說自己也在重慶，希望週末見一面。這次見面，我才第一次知道他在外的生存狀態——在市中心一個破舊的大廈裡，十來個工人擠在一間屋裡，高低床，一個碩大的電鍋正在煮飯。
父親說，這是他在外面打工住過的最好房子：在市中心，有電梯，還有人專門做飯，以前都是在搭的工棚裡。他語氣裡絲毫沒有不好意思的感覺，甚至還帶了點驕傲。直到這時，我才知道父親哪裡是個老闆，他也許就是我在火車站看到的拎著大包小包的農民工，也許就是大夏天躺在馬路上睡覺的人之一。
現在想來，也許只有在外地，在一個幾乎沒有人認識他的城市，他才能活得輕鬆自在些。在小縣城，轉個身都是熟人，他難堪的過往像一道醒目的傷疤一樣暴露在眾人面前。只有在外面，他才能找到一點優越感——即便僅僅是比別人多知道幾條公交線路。
奶奶說，你爸不出事，絕對不會回來。
五
2011年年末，父親突然回到家裡，說是工程建完了，回來休息一陣。奶奶發現他吃飯時臉色不對，問他是不是哪裡疼，催促他到醫院看看，一檢查才知道是結腸癌中晚期。
奶奶氣得直打哆嗦，心疼地罵道：“不知怎麼生了這樣一個兒子，疼都不知道支吾一聲，就知道捱，捱能捱好嗎。”
我理解父親為何這麼做。爺爺患上腦溢血後，家裡所有負擔都落在了奶奶身上。兩個弟弟一天班都沒上過，純粹的“啃老族”，完全指望不上。父親是家裡唯一讓奶奶省心的兒子，不管多少，每年過年他總能帶點錢回來。不願啃老，又對過去懷有很深的心結，父親不願在家工作，寧願去工地風餐露宿。他不捨得花錢，有病痛也會先忍著。可是，有些病不是忍幾天就能自動痊癒的。
很快，父親就做了手術。奶奶說，基本是從鬼門關裡把他拉回來的。
退役後，我回家見了父親，除了更瘦更黑，似乎也沒太大變化。我勸他不要外出了，就在家裡好好養病。爺爺奶奶有退休費，不至於吃不上飯，我也有工作了，每月還能給他零花錢，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比啥都好。還沒等我說完，父親就打斷了我的話，說我不懂，還說手術很成功，有癌的那一段腸都截了，不會有問題，況且，重慶老闆還欠他一個月工資呢。
父親總想著做些什麼扭轉生活的逆勢，可命運蠻橫，並不照顧這些細小的想法。
2012年4月，父親又去了重慶，不到2個月又回來了——癌細胞擴散，立馬轉送了市醫院。父親第二次住院，我並不知情，直到接到主治醫生的電話。醫生讓我趕緊去簽字——治療癌症需要放射治療，父親不願，一是因為放射治療一次要一萬多，二是因為當時他身體已經很虛弱了，已經承受不住放射治療的副作用。醫生讓家屬來簽個字，確認不是醫院不肯救，而是病人自動放棄。
我趕到醫院，醫生說他們多次勸父親給我打電話。他總說，家裡情況很複雜，而且，女兒剛剛參加工作，工作忙，工資也很低。
沒過多久，父親癌細胞惡化，再加上欠了一萬多的治療費，市醫院不願繼續治療，給出了兩個方案，要麼轉回縣城醫院，要麼轉去省一級醫院。我跟奶奶合計了一下，只能轉回縣醫院。轉院那天，一貫堅強的奶奶哭了，情緒崩潰地質問醫生：“花了這麼多錢，錢沒有了就算了，為什麼人也治不好？”
奶奶拿出了所有積蓄為父親治療，我也把退伍費給了父親。然而，這些錢不過是杯水車薪。
六
父親人生最後半個月是在縣醫院度過的，每天靠打營養液為生。我去看他的時候，他基本都在睡覺。偶爾清醒的時候，也只是問我新工作怎麼樣，讓我別來那麼勤，工作要緊。
再後來，父親腸道穿孔，每天都有黃色的液體從肚臍附近湧出，全身瘦得只剩皮包骨。
母親似乎也不那麼恨他了，甚至跟我去看過他一次。父親見到母親，愣了好一會兒才反應過來。母親把兩千塊錢塞在他手裡，讓他不要多想，好好治病——其實彼此心裡都明白，已經時日無多。母親說，我幫你申請了政府低保，每月300塊，醫保這邊，我也幫你弄好了，比例不高，但是有也總比沒有好。父親像往常一樣木訥地“嗯”了一聲。
二十年了，曾經的一家三口再度照面，大家都有些拘謹。也許是氣氛尷尬，話題很快又轉移到了我身上，父親問我最近工作怎麼樣。母親打斷他：這些事你就不用管了，我自己女兒我曉得安排好她。父親覺得尷尬，不再說話，只是囑咐我們抽屜裡有些水果、牛奶，自己拿來吃。
沉默了幾分鐘，母親藉故說還有生意要忙。父親想掙扎起來送送我們，被母親拒絕了。
走出醫院，母親向我嘟囔：這麼多年性格一點沒變，還是跟以前一樣，像個悶葫蘆。“他以為我給他辦低保、跑社保真的是為了他嗎，我是看在你面子上才給他弄的，要不是為了你，他死了我都不會來看他。”二十多年來的恨意，雖會減少，但不會消失。
2012年9月9日，父親去世。得知他病危的消息，我攔了個計程車從外地往家裡趕，還是沒來得及見他最後一面。彌留之際，父親一直不肯閉眼，在等我回去看他。
父親生前極不願花奶奶那點微薄的養老金，但奶奶還是盡全力來維持他的生命。在安葬好父親之後，奶奶坐在書桌前整理他的遺物，喃喃地對我說：“軍兒就這樣走了，我當年生他的時候好辛苦啊，那天下好大的雪，他生下來只有3斤多一點，我費了好大勁才把他養活，可惜我們母子緣分那麼淺。”
父親去世後，我到了北京，那個他說坐一號線就可以到天安門的地方。每次坐一號線，看到那些操著外地口音肩上還挑著大包小包的民工，我總會想起他。
在給他簽放棄治療書的時候，我看到了他的病歷。親屬欄裡，他只填了我的名字和電話。
這是他給我取的名字。
當作沒有看到他。三
90年代中期，物資局撤銷，父親丟了工作。再後來，父親再婚。繼母是一名銀行出納，父親在家基本承擔了所有家務活，買菜、做飯、洗衣。
可惜這段婚姻也沒有維持多久。據說最主要的原因是父親沒有收入，吃穿用度全靠繼母的工資，在小城，這成了大笑話——一個大男人花女人的錢像什麼話。後來繼母被查出腫瘤，需要墊付很大一筆醫療費，父親哪裡拿的出來。
父親的木訥也加劇了這段婚姻的破裂。繼母女兒上高中時，因為成績不好，要出一大筆擇校費，而且只能被分到很差的班級。繼母打聽到學校一名領導是父親的同學，想請父親去說個情。父親一直推辭，好不容易見到了同學，卻還是說不出口。
回家後繼母問他，父親只說“時間過了這麼久，誰還認得誰啊”。如今想來，也許父親只是覺得難堪而開不了口，但在繼母看來，父親不夠愛她們，也不願意跟她們好好生活。
父親從不與故舊來往，他一直生活在“強姦”一事的陰影裡。那件事之前，他在學校裡是受人矚目的角色——出身軍轉幹部家庭，星眉劍目，成績優異，一米八的身高在身材普遍矮小的四川男生中格外醒目。後來，每次有人說他的同學誰誰升官或者發財了，他只是笑笑。跟他往來最多的都是當年在鄉下認識的朋友。
再次離婚後，父親成了人們眼裡徹底的失敗者。母親知道他的狀況後，曾多次在我面前譏諷他：看，某些人吃軟飯都吃不下去了，當初跟他離婚真是正確的選擇。
其實，父親也試圖振作起來，他開過小餐館、小舞廳，但都沒能維持太長時間。張羅小餐館那會兒，還被合夥人卷走了帳面上的一萬塊錢。
兩次婚姻失敗、幾次生意挫折，讓父親越來越沉默寡言。街坊鄰居還謠傳他欠下了巨債。他越來越覺得自己在縣城抬不起頭來，越來越怕被人拒絕。
有一次，奶奶拿回一份招工啟事，說縣城新建了幾個工廠，正在招人，希望父親去試試。父親看了一眼，一會兒說自己年齡大了，不符合招工要求，一會兒又說自己沒有相關經驗，肯定不行。奶奶苦口婆心地勸他：你去試一試啊，不去試試怎麼知道行不行啊。但任憑奶奶磨破嘴皮，父親仍不肯去。
四
大概從高中開始，我就很少再在縣城見到父親。聽奶奶說，他去外地工作了，只有過年才回來。每次回來，他總會塞給我不少於500元的壓歲錢，還會給我買零食。
有一年回來，他給我帶了一箱營養快線，那是營養快線剛上市的2005年，小縣城還沒有這款飲品。他說，現在大城市裡都流行喝這種飲料。還有一年，他給我帶回來兩袋悠哈牌的奶糖，也是小縣城裡沒有的稀罕物。
大城市的新鮮給了父親可資聊天的話題，比如，他說去天安門要坐地鐵1號線，去天府廣場要坐64路公車……每次聽他講這些，我都感到無聊得要命，恨不得立馬打斷他，然而，即便這樣的話題，他都不會講很久，講完後又恢復了往常的沉默。
高中畢業後，我去他呆過的成都上大學。他跟我聊起成都依然是“買東西要去荷花池，去新南門坐車到家最快，火車北站最不安全”等等最廣為人知、最沒用的常識。大都市的繁華他一樣都不曾擁有，也許只有狠狠記住一些標誌性的事物，才能證明他在這座城市停留過——而這些，就成了他僅有的談資。
每年過年回來，總會有熟人熱情地招呼父親：“李老闆，今年到哪裡發財了”，“李老闆，這一年忙啥去了”……父親聽到這些，也不推辭，甚至還會給人家點上一支煙。我隱隱感到父親很喜歡這種被稱作“老闆”的感覺，儘管這種表面恭維的背後很可能是一臉不屑。
大學畢業後，我去重慶當兵。一天晚上突然接到父親電話，他說自己也在重慶，希望週末見一面。這次見面，我才第一次知道他在外的生存狀態——在市中心一個破舊的大廈裡，十來個工人擠在一間屋裡，高低床，一個碩大的電鍋正在煮飯。
父親說，這是他在外面打工住過的最好房子：在市中心，有電梯，還有人專門做飯，以前都是在搭的工棚裡。他語氣裡絲毫沒有不好意思的感覺，甚至還帶了點驕傲。直到這時，我才知道父親哪裡是個老闆，他也許就是我在火車站看到的拎著大包小包的農民工，也許就是大夏天躺在馬路上睡覺的人之一。
現在想來，也許只有在外地，在一個幾乎沒有人認識他的城市，他才能活得輕鬆自在些。在小縣城，轉個身都是熟人，他難堪的過往像一道醒目的傷疤一樣暴露在眾人面前。只有在外面，他才能找到一點優越感——即便僅僅是比別人多知道幾條公交線路。
奶奶說，你爸不出事，絕對不會回來。
五
2011年年末，父親突然回到家裡，說是工程建完了，回來休息一陣。奶奶發現他吃飯時臉色不對，問他是不是哪裡疼，催促他到醫院看看，一檢查才知道是結腸癌中晚期。
奶奶氣得直打哆嗦，心疼地罵道：“不知怎麼生了這樣一個兒子，疼都不知道支吾一聲，就知道捱，捱能捱好嗎。”
我理解父親為何這麼做。爺爺患上腦溢血後，家裡所有負擔都落在了奶奶身上。兩個弟弟一天班都沒上過，純粹的“啃老族”，完全指望不上。父親是家裡唯一讓奶奶省心的兒子，不管多少，每年過年他總能帶點錢回來。不願啃老，又對過去懷有很深的心結，父親不願在家工作，寧願去工地風餐露宿。他不捨得花錢，有病痛也會先忍著。可是，有些病不是忍幾天就能自動痊癒的。
很快，父親就做了手術。奶奶說，基本是從鬼門關裡把他拉回來的。
退役後，我回家見了父親，除了更瘦更黑，似乎也沒太大變化。我勸他不要外出了，就在家裡好好養病。爺爺奶奶有退休費，不至於吃不上飯，我也有工作了，每月還能給他零花錢，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比啥都好。還沒等我說完，父親就打斷了我的話，說我不懂，還說手術很成功，有癌的那一段腸都截了，不會有問題，況且，重慶老闆還欠他一個月工資呢。
父親總想著做些什麼扭轉生活的逆勢，可命運蠻橫，並不照顧這些細小的想法。
2012年4月，父親又去了重慶，不到2個月又回來了——癌細胞擴散，立馬轉送了市醫院。父親第二次住院，我並不知情，直到接到主治醫生的電話。醫生讓我趕緊去簽字——治療癌症需要放射治療，父親不願，一是因為放射治療一次要一萬多，二是因為當時他身體已經很虛弱了，已經承受不住放射治療的副作用。醫生讓家屬來簽個字，確認不是醫院不肯救，而是病人自動放棄。
我趕到醫院，醫生說他們多次勸父親給我打電話。他總說，家裡情況很複雜，而且，女兒剛剛參加工作，工作忙，工資也很低。
沒過多久，父親癌細胞惡化，再加上欠了一萬多的治療費，市醫院不願繼續治療，給出了兩個方案，要麼轉回縣城醫院，要麼轉去省一級醫院。我跟奶奶合計了一下，只能轉回縣醫院。轉院那天，一貫堅強的奶奶哭了，情緒崩潰地質問醫生：“花了這麼多錢，錢沒有了就算了，為什麼人也治不好？”
奶奶拿出了所有積蓄為父親治療，我也把退伍費給了父親。然而，這些錢不過是杯水車薪。
六
父親人生最後半個月是在縣醫院度過的，每天靠打營養液為生。我去看他的時候，他基本都在睡覺。偶爾清醒的時候，也只是問我新工作怎麼樣，讓我別來那麼勤，工作要緊。
再後來，父親腸道穿孔，每天都有黃色的液體從肚臍附近湧出，全身瘦得只剩皮包骨。
母親似乎也不那麼恨他了，甚至跟我去看過他一次。父親見到母親，愣了好一會兒才反應過來。母親把兩千塊錢塞在他手裡，讓他不要多想，好好治病——其實彼此心裡都明白，已經時日無多。母親說，我幫你申請了政府低保，每月300塊，醫保這邊，我也幫你弄好了，比例不高，但是有也總比沒有好。父親像往常一樣木訥地“嗯”了一聲。
二十年了，曾經的一家三口再度照面，大家都有些拘謹。也許是氣氛尷尬，話題很快又轉移到了我身上，父親問我最近工作怎麼樣。母親打斷他：這些事你就不用管了，我自己女兒我曉得安排好她。父親覺得尷尬，不再說話，只是囑咐我們抽屜裡有些水果、牛奶，自己拿來吃。
沉默了幾分鐘，母親藉故說還有生意要忙。父親想掙扎起來送送我們，被母親拒絕了。
走出醫院，母親向我嘟囔：這麼多年性格一點沒變，還是跟以前一樣，像個悶葫蘆。“他以為我給他辦低保、跑社保真的是為了他嗎，我是看在你面子上才給他弄的，要不是為了你，他死了我都不會來看他。”二十多年來的恨意，雖會減少，但不會消失。
2012年9月9日，父親去世。得知他病危的消息，我攔了個計程車從外地往家裡趕，還是沒來得及見他最後一面。彌留之際，父親一直不肯閉眼，在等我回去看他。
父親生前極不願花奶奶那點微薄的養老金，但奶奶還是盡全力來維持他的生命。在安葬好父親之後，奶奶坐在書桌前整理他的遺物，喃喃地對我說：“軍兒就這樣走了，我當年生他的時候好辛苦啊，那天下好大的雪，他生下來只有3斤多一點，我費了好大勁才把他養活，可惜我們母子緣分那麼淺。”
父親去世後，我到了北京，那個他說坐一號線就可以到天安門的地方。每次坐一號線，看到那些操著外地口音肩上還挑著大包小包的民工，我總會想起他。
在給他簽放棄治療書的時候，我看到了他的病歷。親屬欄裡，他只填了我的名字和電話。
這是他給我取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