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新風尚」新聞記者職業道德體系反思與構建

新聞記者的道德體系建設主要探討道德體系中的子系統——職業道德體系的反思與建構。 社會競爭的日益激烈， 浮躁之風日盛， 在媒介競爭尤為激烈的情況下， 有些記者對一些問題道聼塗説、捕風捉影， 缺乏核實新聞真實性的踏實的作風。 為了爭取眼球、爭取發行量， 有的記者甚至使自己的稿子有更多的可讀性， 把事實弄的離奇一點。 一些媒體， 特別是一些不負責任的報刊和網站 ， 不遵守廣告法的有關規定而發佈虛假廣告、不文明的廣告， 成為商業炒作的“幫兇”、商業競爭的工具， 造成惡劣的影響。

作為新聞工作者， 首要任務就是用自己手中所掌握的媒體懲惡揚善， 宣揚正義。 但是現實並非如此， 比如報導俄羅斯別斯蘭人質危機事件進行的“人質死亡人數有獎競猜”活動， 就是蔑視生命的尊嚴， 把人的痛苦當作遊戲， 誘導受眾在畸形的競猜快感中將自己的幸運建立在別人的不幸之上， 實為十惡不赦。

在新聞傳播者的受眾角色期待中， 有一種固定的需求模式， 這種需求有時甚至是感性的、低俗的、腐朽的， 而忽視了新聞價值本身意義的從業人員往往會迎合這種需求， 以求達到轟動的效應， 從而造成受眾需求壓倒新聞價值， 垃圾新聞應運而生， 於是出現了把粗俗當通俗、把追星當創新、把名人當尺規的責任與審美價值確實現象。

我國目前正處於社會轉型時期， 社會經濟快速發展， 西方文化來勢洶湧， 傳統道德標準失去了一定的控制力， 新的社會思潮雲湧鵲起。 這些都對新聞工作者的道德體系形成了強烈衝擊， 甚至有的新聞工作者在遇到道德衝突時難以抉擇， 無所適從。 特別是市場經濟環境導致對效益的理解庸俗化，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 媒體面臨的壓力是前所未有的， 一些在市場中成功的媒體， 又給不少躍躍欲試者極大的誘惑， 為了實現經濟利益的最大化， 一些媒體選擇了將經濟利益放在第一位， 講社會責任放在第二位， 造成新聞工作者對經濟效益的追求遠遠超過了對社會責任的追求。

新聞工作的職業精神，

其內涵不同於政治權力對傳媒的要求， 也不同于市場經濟行為對傳媒的要求， 而是一種服務行業的專業化意識、一系列的規範以及評判標準。 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 新聞傳媒機構逐漸從黨政機關中脫離出來， 作為一個獨立的行業進入了市場， 然而， 傳媒界對形成必要的職業精神及職業工作規範思想準備不足， 對於傳媒業的基本職業規範不甚瞭解， 因而實踐中發生了許多涉及職業操守的問題， 這也是我國傳媒存在較多的職業道德問題的背景之一。

媒體最大的特性是公共性， 本質上要求新聞報導具有公益性， 為公眾謀利益， 它實際上是受公眾委託使用的公共資源， 而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的就是媒體的從業人員。

因此， 建構新聞工作記者的道德體系對於新聞事業發展乃至社會進步具有重要意義。 目前的自我實現需要的滿足是以經濟效益來衡量的， 有些媒體甚至以工作人員拉到廣告的額度作為效益標準， 人為地將金錢作為新聞工作者效益觀念的主導， 作為實現自我價值的評判標準。 由此可見， 改變目前新聞工作者道德體系的關鍵就是效益觀念的轉變， 這是建構科學的道德體系的大前提， 也是導向性的客觀因素， 但也非一日之功， 需要新聞界進行全面的體制改革。

新聞工作記者的道德觀念是一種自知的行為， 它是給予一定的自覺道德意識而做出的道德行為。 所謂自知性， 是指行為者在行為之前就有對人我、己群關係的自覺認識，

知道了自己的行為對他人、社會的影響及其後果；同時， 它又是一種自願、自擇的行為。 新聞工作者按照一定的道德規範、準則， 自願、自擇的行為才屬於道德行為規範。 我國約束新聞工作者的法律法規為數不少， 而這些法規制度是從他律的層面上對新聞工作者加以約束， 從哲學意義上講， 外因很重要， 但起到決定作用的還是內在因素。 因此， 新聞記者應將做人和做新聞結合起來， 將科學的道德規範內化為自己的行為準則。 就目前我國的社會要求而言， 就是要篤信並踐行以“八榮八恥”為內容的社會主義榮辱觀， 並將其內化為自己的行為準則和道德標準。

對於新聞工作者的職業道德和工作規範的監督與控制一般有三種模式：受眾控制、協力廠商控制和同行控制。 受眾控制就是在提高受眾的審美水準和鑒賞能力的基礎上，對新聞工作者形成一個較為科學的輿論監督氛圍；同行控制是指根據一定的職業規範，新聞從業人員之間互相監督；協力廠商控制就是要通過法律法規等強制性手段進行監督與管制。

（作者系四川省廣元市旺蒼縣新聞中心副主任）

受眾控制就是在提高受眾的審美水準和鑒賞能力的基礎上，對新聞工作者形成一個較為科學的輿論監督氛圍；同行控制是指根據一定的職業規範，新聞從業人員之間互相監督；協力廠商控制就是要通過法律法規等強制性手段進行監督與管制。

（作者系四川省廣元市旺蒼縣新聞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