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2017年走向終點， 中東局勢也呈現幾大階段性結果：聚殲“伊斯蘭國”組織政權化存在取得轉折性勝利；俄羅斯美國繼續呈現明顯“俄進美退、俄強美弱”態勢；敘利亞由反恐和內戰雙重博弈轉向推進和平進程和磋商政權重組；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朗的博弈加劇並不斷擴展。
展望2018年， 前三大焦點發生畸變的概率較小， 沙特與伊朗的持續爭鬥則因為幾條戰線鋪開並處於戰略相持， 因此很大程度上將延續強烈的不確定性， 並與其他地區矛盾交織互動。 總體判斷， 沙特依然不是伊朗的對手， 恐難扭轉既定格局。
2017年12月， 沙特領導的多國聯軍空襲葉門首都沙那。 圖為胡塞武裝人員在查看空襲現場。 （法新社）
沙特面臨多重戰略壓力
沙特與伊朗的矛盾本質上是兩個伊斯蘭大國地區話語權之爭、政治體制之爭、勢力範圍之爭， 也是自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後雙方長期冷戰累計的矛盾大爆發，
一方面， 美國發動的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導致大中東力量嚴重失衡， 伊朗東西方向失去戰略鉗制， 勢能得到釋放。 此後， “阿拉伯之春”引發強人政權紛紛垮臺， 推動阿拉伯世界分崩離析， 恐怖主義也因此空前氾濫， 伊朗又獲得大舉向阿拉伯世界滲透的歷史機遇， 前所未有地實現間接崛起， 影響力超越波斯灣而達到地中海和紅海沿岸， 極大地震動阿拉伯世界， 特別是沙特等海灣君主制國家。
另一方面， 擁有獨特宗教地位、強大石油財富和國內超級穩定優勢的沙特， 升級為阿拉伯世界中流砥柱， 不僅通過操縱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GCC）和阿拉伯國家聯盟兩大區域組織呼風喚雨，
儘管沙特坐擁美國支持和強大金融實力， 但伊朗綜合國力遠在沙特之上， 更何況它成功借助俄羅斯強勢重返中東的勢頭， 並巧妙利用伊拉克、敘利亞和葉門內戰， 組建起跨民族國家的“什葉派之弧”， 在戰略上對沙特形成北南夾擊之勢， 掌握整個棋局主動權。 此外， 由於沙特採取手足相殘的清理門戶政策， 特別是嚴酷孤立和打壓卡達， 反過來密切了卡達與伊朗的戰略依存， 加劇了來自波斯灣方向的戰略壓力，
雙方博弈加劇地區動盪
2018年， 沙特伊朗的博弈依然重點在四個方向展開拉鋸。 由於事關核心利益和戰略佈局， 雙方均不可能輕易罷手， 因此沙伊矛盾不僅成為中東局勢的動盪之源， 而且充滿不確定性， 甚至反過來影響雙方勢力觸及的熱點問題和對抗鋒面的走勢。
敘利亞方向：敘利亞問題已由國際反恐和奪取政權雙重戰爭轉向單純的戰後安排新階段， 爭奪焦點是大國瓜分勢力範圍和朝野雙方分割未來權力， 爭奪平臺是聯合國主導的日內瓦和談機制以及俄羅斯主導的親敘利亞政府阿斯坦納和談機制， 兩大平臺的交叉矛盾點是， 未來敘利亞是否依然由巴沙爾·阿薩德等人主導。
阿以方向：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的矛盾是中東爭端的世紀主題， 也是阿拉伯國家最重大、最持久的外交和政治， 在其核心衝突巴勒斯坦問題沒有得到公平解決前， 任何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建立實質性外交關係與合作， 都將面臨巨大的內部壓力。
過去幾年， 圍繞伊朗核危機和伊朗戰略西進， 沙特不惜打破宗教和民族情感禁忌， 與以色列公開走近並形成“不盟而盟”的利益共同體， 不僅先後將堅持武裝對抗以色列的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馬斯定性為“恐怖組織”， 懲罰它們與伊朗的密切關係，而且於2017年底使沙以戰略接觸和接近浮出水面，這無疑讓沙特再次突破立場紅線。
2017年12月，特朗普突破22年的外交禁忌，宣佈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並決定啟動將美國使館向該城遷徙相關手續，在中東掀翻巨大的馬蜂窩，阿拉伯和伊斯蘭輿論眾口一詞對美國進行譴責，消停數年的巴以街頭流血衝突再次出現，被邊緣化的巴勒斯坦問題重返頭條新聞。這種“豬隊友”式的決策對正在升溫的沙特以色列關係釜底抽薪，使沙特謀劃的“聯以遏伊”戰略基本流產，也削弱未來沙特在巴勒斯坦問題上的發言權。
葉門方向：沙特三年來軍事外交最大敗筆莫過於武裝干涉葉門內戰，不僅沒有打垮胡塞武裝，幫助親沙特的哈迪政府奪回政權，反而使本國首都兩度遭到彈道導彈襲擊，使整個國家遭遇海灣危機以來最大的安全恐慌。胡塞武裝的戰略打擊能力並不意味著其自身技術和裝備水準突飛猛進，而是印證伊朗介入沙特後院的強大技術和裝備能力。當然，年關前也門前總統薩利赫被殺也許有助於削弱胡塞武裝的地面力量，但無法消除其導彈襲城戰威脅。如何儘快與胡塞實現和解結束葉門戰爭是沙特的當務之急，但這終究要取決於沙特與伊朗大關係的轉圜，如果沙特堅持既定強硬政策，恐怕依然無法佔據上風。
卡達方向：卡達是沙特過去七年干預阿拉伯內部事務的急先鋒和排頭兵，但是，自從2017年6月徹底反目後，沙特等國對卡達嚴加海陸空封鎖並開出讓這個主權國家難以接受的苛刻條件，反而密切了卡達同伊朗的海上聯繫，還把伊朗新盟友土耳其引入阿拉伯半島，擴大了其在中東地區的軍事存在。如果沙特不抓緊時間主動與卡達修復關係，極有可能導致其苦心經營30多年的GCC區域一體化聯盟解體。失去卡達的GCC也許損失不大，但是，阿拉伯半島將出現安全缺口，卡達如果加強與伊朗軍事關係，將使沙特東大門向伊朗洞開。（作者為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國際問題專家）
懲罰它們與伊朗的密切關係，而且於2017年底使沙以戰略接觸和接近浮出水面，這無疑讓沙特再次突破立場紅線。2017年12月，特朗普突破22年的外交禁忌，宣佈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並決定啟動將美國使館向該城遷徙相關手續，在中東掀翻巨大的馬蜂窩，阿拉伯和伊斯蘭輿論眾口一詞對美國進行譴責，消停數年的巴以街頭流血衝突再次出現，被邊緣化的巴勒斯坦問題重返頭條新聞。這種“豬隊友”式的決策對正在升溫的沙特以色列關係釜底抽薪，使沙特謀劃的“聯以遏伊”戰略基本流產，也削弱未來沙特在巴勒斯坦問題上的發言權。
葉門方向：沙特三年來軍事外交最大敗筆莫過於武裝干涉葉門內戰，不僅沒有打垮胡塞武裝，幫助親沙特的哈迪政府奪回政權，反而使本國首都兩度遭到彈道導彈襲擊，使整個國家遭遇海灣危機以來最大的安全恐慌。胡塞武裝的戰略打擊能力並不意味著其自身技術和裝備水準突飛猛進，而是印證伊朗介入沙特後院的強大技術和裝備能力。當然，年關前也門前總統薩利赫被殺也許有助於削弱胡塞武裝的地面力量，但無法消除其導彈襲城戰威脅。如何儘快與胡塞實現和解結束葉門戰爭是沙特的當務之急，但這終究要取決於沙特與伊朗大關係的轉圜，如果沙特堅持既定強硬政策，恐怕依然無法佔據上風。
卡達方向：卡達是沙特過去七年干預阿拉伯內部事務的急先鋒和排頭兵，但是，自從2017年6月徹底反目後，沙特等國對卡達嚴加海陸空封鎖並開出讓這個主權國家難以接受的苛刻條件，反而密切了卡達同伊朗的海上聯繫，還把伊朗新盟友土耳其引入阿拉伯半島，擴大了其在中東地區的軍事存在。如果沙特不抓緊時間主動與卡達修復關係，極有可能導致其苦心經營30多年的GCC區域一體化聯盟解體。失去卡達的GCC也許損失不大，但是，阿拉伯半島將出現安全缺口，卡達如果加強與伊朗軍事關係，將使沙特東大門向伊朗洞開。（作者為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國際問題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