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魯舒天 ／ 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
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1742篇原創首發文章
最近一期的《吐槽大會》， 國足隊長馮瀟霆坐上了“主咖”位置被嘉賓們輪番吐槽，
中國足球當然是複雜的， 僅是足球就夠複雜了， 更何況前面還要加上國情。 這使得中國足球從來都離體育很遠， 而離中國社會很近。 不久前， 中國足協財務諮詢顧問普華永道在中國職業足球俱樂部財務風險防範國際研討會上公佈了2016賽季中超俱樂部的財務收支狀況， 這樣一份體育產業角度“用資料說話”的調查無疑更有利於人們對中國足球進行觀察和思考。
中國足球的“火”與“冰”
觀察一個國家的足球理應從“國家隊+俱樂部”的角度考量，
一方面是國家隊連續三屆賽事（2006、2010、2014）未能打進世界盃預選賽亞洲區的最後階段，
體現在中國足球這裡的矛盾和分裂通常情況下是由一線從業者來承擔， 即便他們從不是中國足球亂象的始作俑者。 以廣州恒大球員馮瀟霆為例， 前腳在俱樂部拿了中超七連冠和兩次亞冠冠軍， 後腳要在國家隊賽事折戟之後面臨吐槽。 直到作為協力廠商機構的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將調查的資料公之於世後， 輿論才得以更合理地直面中國足球的“火”與“冰”。 作為中國職業足球頂級聯賽的中超， 其2016年的營收資料處於嚴重虧損的狀態， 這無疑是揭秘“金元中超”乃至中國足球虛假繁榮的一道重要的突破口。
“金元熱”下看中超
普華永道公開的資料顯示， 2016年中超俱樂部總收入70.82億， 平均收入4.43億；總成本110.14億， 平均成本6.88億。 僅僅一個賽季， 中超16家俱樂部總體虧損達到近40億元人民幣， 超過其總收入的一半。 中甲（次級聯賽）的收支狀況也不樂觀， 總收入10.92億， 平均收入0.68億；總成本19.15億， 平均成本1.20億， 共計8.23億的虧損幾乎是其總收入的80%。 如此嚴重的燒錢、虧損和歉收的資料基本奠定了中國足球職業聯賽的現狀， 在這樣的現狀面前， 任何對中超聯賽有過關注、不盲目樂觀、不對粉飾太平抱有執念的觀察者都不難得出如下結論：中國足球正處於並將長期處於低水準的發展階段。
什麼叫“盛名之下，其實難符”，看看入不敷出的中超就全明白了！表面上風生水起、蒸蒸日上，實則不僅是在賠錢，而且賠得一塌糊塗、血本無歸。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像人家財政狀況良好的德甲巨頭拜仁慕尼克，這一家俱樂部2016-2017賽季的營收就高達6億4千萬歐元（約合人民幣50億元），且連續25年處於盈利狀態。
中國足球職業聯賽的財務積弊和非理性投資現象由來已久，各家中超俱樂部出於“軍備競賽”的考量一擲千金地引進天價外援和內援，在外媒之於中國聯賽“人傻錢多速去”的熱議聲中，中國足球海市蜃樓般的強盛圖景也紛至遝來。部分國企無節制地砸錢，民營企業也在刺激不公平競爭的範疇添磚加瓦，唯恐天下不亂的投資態勢愈演愈烈，毫無主動刹車之跡象。
足壇十大高薪中超占一半！！！
房地產商出於經濟與政治考量，燒錢燒得不僅名正言順，而且不斷加碼，這加劇了實為“企業聯賽”的中超在國內競爭方面的“馬太效應”。普華永道的資料中關於俱樂部收支極大值與極小值之比的分析也反映出中超“軍備競賽”之下的兩極分化，收入最多的俱樂部與收入最少的俱樂部之間有50倍的差距，成本的差距則是38倍；中甲的資料更為畸形，俱樂部收入極大值與極小值為2080倍，成本之比則是81倍。
中超俱樂部的總收入比例分配為：商業贊助64%、賽事收入14%、球員交易11%、政府補貼6%、比賽日門票收入3%，其他收入2%。而總成本的比例分配是：人工成本67%、球員資產攤銷18%、青訓成本5%（足協新政要求15%）、管理費3%、比賽運營成本1%、其他成本6%。2015賽季中超俱樂部平均成本僅為3.87億元，2016年就漲到6.88億，其中平均人工成本由2.16億增加到4.63億，增幅達115%。
在中超俱樂部的支出資料中，占比最大的是67%的人工成本。這項資料在英超是58%、法甲是56%、日本聯賽是45%、德甲是42%，均小於中超在此節的消耗占比。中超球會在球員、教練員的薪酬待遇方面的支出比例過重，目前的結構已經影響了聯賽商業化流程的科學性。比結構問題更嚴峻的是中超轉會的實質並不符合市場和專案發展的規律：中超球會對於外援方面的支出分配占到78%，內援僅為22%；收入方面則顛倒過來，外援轉會收入僅為19%，內援轉會收入則是81%，其聯賽實際水準和拜金傾向的敗絮昭然若揭。
這組資料反映出的問題在於，天價外援登陸中超後很難通過轉會為中超俱樂部創造價值，因為中超球隊完全是靠與購入球員實際身價不符的天價將其招致麾下的。另一方面，國內高水準球員的稀缺使得內援的身價虛高，剛剛從降級的遼足轉會北京國安的“U23”邊鋒胡延強，德國轉會市場標注的身價折合人民幣僅為98萬，但其在中超轉會的費用據傳有“1億”與“5000萬”兩種說法，前者溢價102倍，後者也溢價51倍。體現在這位遼寧籍邊鋒身上的案例是中超內援的普遍現象，在中國聯賽被搶成寶，真要留洋根本賣不出去。一位曾在河北華夏幸福工作過的西班牙外教坦言，很多中超球員的實際水準連西乙B（西班牙第三級聯賽）的水準都達不到，但掙得比西甲（西班牙第一級聯賽）球員還多。
在各家財大氣粗的中超“豪門”在“買人搶人”方面漫天揮霍的同時，國內足球的青訓體系與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雖然略有增長，但相較人工成本仍在原地踏步。在2016賽季中超俱樂部青訓方面平均0.32億元的投入背後，中國職業足球鬆軟中空的根基也就不難預見了。
轉危為安還是萬劫不復？
普華永道的分析認為：中國足球職業聯賽的投資者結構過於單一，商業化運作還處於早期階段，64%的商業贊助比重表明中超俱樂部的盈利模式仍流于傳統，在門票與周邊研發範疇所獲甚低。過分依賴大股東輸血的中超俱樂部，16家中有14家僅有一個投資人，只有兩家擁有兩個投資人，而英超球隊過半數都是一個投資人以上。中甲俱樂部的收入比例最高的是球員交易（39%），地方政府補貼（19%）的相關占比也成了聯賽特色。
目前的中超和中甲之所以很難盈利，原因在於各家俱樂部從保級到爭冠、從內戰到外戰全都得靠燒錢維持，小本經營的俱樂部處境非常困難。沒有人不想跟風，只有跟得起與跟不起之分，務實青訓與梯隊建設的俱樂部很難在與浮誇攀比、財大氣粗的俱樂部的正面對抗中佔據優勢。而那些短期內取得成績的俱樂部，沒有天價外援當大腿，分分鐘優勢蕩然無存，一夜回到解放前。
基於如此嚴峻的現狀，2017賽季中國足協制定了以“限制引援”與“U23政策”為核心要務的“足協新政”。前者主要內容如下：制定俱樂部財務監管辦法及運行標準，規範財務審查狀況，對連續三年超過虧損標準的俱樂部不予准入；引援限價，對虧損狀態俱樂部通過轉會引入球員的資金支出，足協將收取與引援支出等額的費用，並將調節費用反哺青訓和社會足球；加強對於俱樂部收支結構的管理，對違背公平競爭原則的行為給予約束與處罰；著力實現教練“本土化”戰略，促進聯賽整體的健康和可持續發展。
足協針對“金元引援”方面的限令看上去能對職業聯賽投資過熱的亂象藥到病除，實際上這份“開源節流”的執行和監管則完全是未知數。比“限制引援”更能反映“新政”紙上談兵屬性的內容則是針對“年輕球員”的“U23政策”，它強令各家俱樂部必須有23歲及以下適齡球員進入首發位置進行比賽，宗旨在於為國字型大小球隊培養高競技水準的年輕球員。在剛剛過去的12月，足協將新賽季的“U23政策”升級到了2.0版本。針對過去的一個賽季眾多中超球隊將U23球員刷過資料後就匆匆換下的應付舉措，2.0版本的“U23政策”又增設了每場比賽每隊的U23球員實際累計上場人次不得少於本隊外援實際累計上場人次的條款。
規則制定者的邏輯是：外援當道擠壓了國內球員的生存空間，而國內球員中的年輕球員在這種壓力之下更難撈到比賽機會，所以要制定政策來保障他們的出場時間。但且不論23歲在足球世界裡是否已與“年輕”毫無關聯，人們更多應該認識到的足球規律在於——年輕球員打不上比賽是青訓凋零、低齡比賽體系長期缺失的必然結果，政策層面的揠苗助長對於職業聯賽的發展實際毫無裨益。足協不斷更新的“U23政策”，是為解決“球迷日益增長的對國足的不滿”與“中國足球低下的發展水準”之間的矛盾，更是為了國字型大小球隊拿名次、抓政績的奧運戰略修橋鋪路。至於聯賽觀賞性、球隊競爭力以及投資的穩定性，則統統不是聯賽管理者首要考慮的對象。
聯賽體系理應考慮商業化運營發展，而不是純為國字型大小服務的；年輕球員理應在低級別系統比賽環境中通過競爭成長，而不應在頂級聯賽被強制扶上位，享受政策福利優待。以上問題在沒有被足協納入合理考量之前，新政的怪病只會越生越多：比如當外援與U23的人數被相對限定後，大於23歲的國內球員的比賽機會實際上是被進一步壓縮了；而那些U23球員一旦過了23歲，在身價與薪酬方面將面臨全面貶值，政策會立即尋找新的合適物件；培養年輕球員的目的是為了讓他們成熟，但成熟則面臨著無球可踢的窘境，難怪有業內人士形容足協的新政2.0一言蔽之就是“讓球員在23歲首發24歲下崗”。
如果說中超“金元足球”的空中樓閣還可以用“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來形容，為解決躍進積弊所採取的拍腦門式新政則只能以“我死後哪管洪水滔天”來描述了。比巨額虧損的資料更值得人們注意的是：資本其實從未成為中國職業足球的主導力，政策風險轉念間便可將中超帶回不可捉摸的年代。足球規律、管辦分離與踏實青訓這些老生常談，對於中國足球來說仍然新鮮得猶如初見。中國足球之所以沒辦法真正發展起來，正在於真正發展足球對於這個社會來說顯得太缺乏必要性了，遠不如頭痛醫頭和表面裝潢來得實際。筆者不由想起電影《繡春刀2》裡錦衣衛沈煉的那句臺詞——“誰也救不了這世道！”
「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
什麼叫“盛名之下，其實難符”，看看入不敷出的中超就全明白了！表面上風生水起、蒸蒸日上，實則不僅是在賠錢，而且賠得一塌糊塗、血本無歸。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像人家財政狀況良好的德甲巨頭拜仁慕尼克，這一家俱樂部2016-2017賽季的營收就高達6億4千萬歐元（約合人民幣50億元），且連續25年處於盈利狀態。
中國足球職業聯賽的財務積弊和非理性投資現象由來已久，各家中超俱樂部出於“軍備競賽”的考量一擲千金地引進天價外援和內援，在外媒之於中國聯賽“人傻錢多速去”的熱議聲中，中國足球海市蜃樓般的強盛圖景也紛至遝來。部分國企無節制地砸錢，民營企業也在刺激不公平競爭的範疇添磚加瓦，唯恐天下不亂的投資態勢愈演愈烈，毫無主動刹車之跡象。
足壇十大高薪中超占一半！！！
房地產商出於經濟與政治考量，燒錢燒得不僅名正言順，而且不斷加碼，這加劇了實為“企業聯賽”的中超在國內競爭方面的“馬太效應”。普華永道的資料中關於俱樂部收支極大值與極小值之比的分析也反映出中超“軍備競賽”之下的兩極分化，收入最多的俱樂部與收入最少的俱樂部之間有50倍的差距，成本的差距則是38倍；中甲的資料更為畸形，俱樂部收入極大值與極小值為2080倍，成本之比則是81倍。
中超俱樂部的總收入比例分配為：商業贊助64%、賽事收入14%、球員交易11%、政府補貼6%、比賽日門票收入3%，其他收入2%。而總成本的比例分配是：人工成本67%、球員資產攤銷18%、青訓成本5%（足協新政要求15%）、管理費3%、比賽運營成本1%、其他成本6%。2015賽季中超俱樂部平均成本僅為3.87億元，2016年就漲到6.88億，其中平均人工成本由2.16億增加到4.63億，增幅達115%。
在中超俱樂部的支出資料中，占比最大的是67%的人工成本。這項資料在英超是58%、法甲是56%、日本聯賽是45%、德甲是42%，均小於中超在此節的消耗占比。中超球會在球員、教練員的薪酬待遇方面的支出比例過重，目前的結構已經影響了聯賽商業化流程的科學性。比結構問題更嚴峻的是中超轉會的實質並不符合市場和專案發展的規律：中超球會對於外援方面的支出分配占到78%，內援僅為22%；收入方面則顛倒過來，外援轉會收入僅為19%，內援轉會收入則是81%，其聯賽實際水準和拜金傾向的敗絮昭然若揭。
這組資料反映出的問題在於，天價外援登陸中超後很難通過轉會為中超俱樂部創造價值，因為中超球隊完全是靠與購入球員實際身價不符的天價將其招致麾下的。另一方面，國內高水準球員的稀缺使得內援的身價虛高，剛剛從降級的遼足轉會北京國安的“U23”邊鋒胡延強，德國轉會市場標注的身價折合人民幣僅為98萬，但其在中超轉會的費用據傳有“1億”與“5000萬”兩種說法，前者溢價102倍，後者也溢價51倍。體現在這位遼寧籍邊鋒身上的案例是中超內援的普遍現象，在中國聯賽被搶成寶，真要留洋根本賣不出去。一位曾在河北華夏幸福工作過的西班牙外教坦言，很多中超球員的實際水準連西乙B（西班牙第三級聯賽）的水準都達不到，但掙得比西甲（西班牙第一級聯賽）球員還多。
在各家財大氣粗的中超“豪門”在“買人搶人”方面漫天揮霍的同時，國內足球的青訓體系與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雖然略有增長，但相較人工成本仍在原地踏步。在2016賽季中超俱樂部青訓方面平均0.32億元的投入背後，中國職業足球鬆軟中空的根基也就不難預見了。
轉危為安還是萬劫不復？
普華永道的分析認為：中國足球職業聯賽的投資者結構過於單一，商業化運作還處於早期階段，64%的商業贊助比重表明中超俱樂部的盈利模式仍流于傳統，在門票與周邊研發範疇所獲甚低。過分依賴大股東輸血的中超俱樂部，16家中有14家僅有一個投資人，只有兩家擁有兩個投資人，而英超球隊過半數都是一個投資人以上。中甲俱樂部的收入比例最高的是球員交易（39%），地方政府補貼（19%）的相關占比也成了聯賽特色。
目前的中超和中甲之所以很難盈利，原因在於各家俱樂部從保級到爭冠、從內戰到外戰全都得靠燒錢維持，小本經營的俱樂部處境非常困難。沒有人不想跟風，只有跟得起與跟不起之分，務實青訓與梯隊建設的俱樂部很難在與浮誇攀比、財大氣粗的俱樂部的正面對抗中佔據優勢。而那些短期內取得成績的俱樂部，沒有天價外援當大腿，分分鐘優勢蕩然無存，一夜回到解放前。
基於如此嚴峻的現狀，2017賽季中國足協制定了以“限制引援”與“U23政策”為核心要務的“足協新政”。前者主要內容如下：制定俱樂部財務監管辦法及運行標準，規範財務審查狀況，對連續三年超過虧損標準的俱樂部不予准入；引援限價，對虧損狀態俱樂部通過轉會引入球員的資金支出，足協將收取與引援支出等額的費用，並將調節費用反哺青訓和社會足球；加強對於俱樂部收支結構的管理，對違背公平競爭原則的行為給予約束與處罰；著力實現教練“本土化”戰略，促進聯賽整體的健康和可持續發展。
足協針對“金元引援”方面的限令看上去能對職業聯賽投資過熱的亂象藥到病除，實際上這份“開源節流”的執行和監管則完全是未知數。比“限制引援”更能反映“新政”紙上談兵屬性的內容則是針對“年輕球員”的“U23政策”，它強令各家俱樂部必須有23歲及以下適齡球員進入首發位置進行比賽，宗旨在於為國字型大小球隊培養高競技水準的年輕球員。在剛剛過去的12月，足協將新賽季的“U23政策”升級到了2.0版本。針對過去的一個賽季眾多中超球隊將U23球員刷過資料後就匆匆換下的應付舉措，2.0版本的“U23政策”又增設了每場比賽每隊的U23球員實際累計上場人次不得少於本隊外援實際累計上場人次的條款。
規則制定者的邏輯是：外援當道擠壓了國內球員的生存空間，而國內球員中的年輕球員在這種壓力之下更難撈到比賽機會，所以要制定政策來保障他們的出場時間。但且不論23歲在足球世界裡是否已與“年輕”毫無關聯，人們更多應該認識到的足球規律在於——年輕球員打不上比賽是青訓凋零、低齡比賽體系長期缺失的必然結果，政策層面的揠苗助長對於職業聯賽的發展實際毫無裨益。足協不斷更新的“U23政策”，是為解決“球迷日益增長的對國足的不滿”與“中國足球低下的發展水準”之間的矛盾，更是為了國字型大小球隊拿名次、抓政績的奧運戰略修橋鋪路。至於聯賽觀賞性、球隊競爭力以及投資的穩定性，則統統不是聯賽管理者首要考慮的對象。
聯賽體系理應考慮商業化運營發展，而不是純為國字型大小服務的；年輕球員理應在低級別系統比賽環境中通過競爭成長，而不應在頂級聯賽被強制扶上位，享受政策福利優待。以上問題在沒有被足協納入合理考量之前，新政的怪病只會越生越多：比如當外援與U23的人數被相對限定後，大於23歲的國內球員的比賽機會實際上是被進一步壓縮了；而那些U23球員一旦過了23歲，在身價與薪酬方面將面臨全面貶值，政策會立即尋找新的合適物件；培養年輕球員的目的是為了讓他們成熟，但成熟則面臨著無球可踢的窘境，難怪有業內人士形容足協的新政2.0一言蔽之就是“讓球員在23歲首發24歲下崗”。
如果說中超“金元足球”的空中樓閣還可以用“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來形容，為解決躍進積弊所採取的拍腦門式新政則只能以“我死後哪管洪水滔天”來描述了。比巨額虧損的資料更值得人們注意的是：資本其實從未成為中國職業足球的主導力，政策風險轉念間便可將中超帶回不可捉摸的年代。足球規律、管辦分離與踏實青訓這些老生常談，對於中國足球來說仍然新鮮得猶如初見。中國足球之所以沒辦法真正發展起來，正在於真正發展足球對於這個社會來說顯得太缺乏必要性了，遠不如頭痛醫頭和表面裝潢來得實際。筆者不由想起電影《繡春刀2》裡錦衣衛沈煉的那句臺詞——“誰也救不了這世道！”
「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