廁所， 是衡量文明的一個重要標誌。 廁所狀況 ， 從小處看關係到民眾的健康， 從大處看可以管窺一個國家的形象和軟實力。 20世紀90年代， 中國曾掀起過一場廁所革命， 遺憾的是效果不彰。 2015年中國再次吹響了廁所革命的衝鋒號， 至今已取得了顯著效果， 且受到海外遊客與媒體的認可。
中國廁所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廁所少如廁難。 在過去， 因為政策關注不夠和資金投入太少等原因， 大多數中國城市的公共廁所供應不足。 偶見公共廁所， 也往往需要排起長龍。 公共廁所本就不足， 有些城市還將其當做創收方式承包出去。
其二、廁所設施落後。 以前， 中國廁所條件普遍簡陋：無隔擋或僅有簡單的擋板， 一排槽型蹲坑， 沒有抽水馬桶。 在那個年代， “臭”名遠揚的中國廁所， 對每個如廁的人都是一種挑戰。 去過中國的外國人， 還將如廁過程總結為“哭、笑、叫、跳”四個字。 所謂哭， 就是惡臭讓你淚流滿面；所謂笑， 就是眾人一起蹲坑， 面面相覷， 讓人忍俊不禁；所謂叫， 就是受到驚嚇而尖叫；所謂跳， 就是要躲開“不潔之物”而要施展“乾坤大挪移”。
圖為一位母親帶著女兒體驗人性設計的廁所
伴隨聲勢浩大的廁所革命後， 中國廁所今非昔比， 大為改觀。 從繁華都市到偏遠農村， 中國新建和改建了大量廁所， 確保民眾有廁可如。 在“增量”的同時， 中國也致力於提升人們的如廁體驗。 比如， 增加了“第三衛生間”；公共廁所都配備有專人負責和清理；適當增加女廁所數量等等。
中國對廁所上的用心投入， 還讓一些廁所突破了廁所最基本的功能， 增添了審美意義。 一些廁所融合中國山水風景、中華文化符號等元素， 成為地方的一張旅遊名片。 比如桂林蘆笛岩、杭州西湖、蘇州園林、山西臨汾、江西景德鎮等地， 都把原本髒亂差的廁所， 轉化為了招攬遊客的靚麗風景， 獲贊無數。
中國掀起的廁所革命， 還讓中國在“發泡式微生物降解節水技術”、“源分離免水沖生物技術”、“移動式微濾膜生物處理太陽能技術”方面屢創奇跡。 這些技術， 不但低碳綠色環保， 也有智慧化功能， 對改變傳統廁所資源浪費等問題提供了有效的解決方案。
在廁所管理上， 經過實踐探索， 中國也摸索出高效管理方式， 比如通過“互聯網+”資訊技術，
中國的廁所革命， 讓外界看到了中國基礎設施的快速改善， 以及中國文明程度的提升， 也為其他發展中國家解決廁所問題提供了借鑒經驗。 中國的廁所技術吸引了越來越多歐美國家目光， 並與中國開展有關合作。
如今， 外國人在華如廁不堪回首的體驗已成歷史， 中國躋身實現環境衛生可持續發展的領跑者位置。 一張關乎中國國家形象的新名片， 正在閃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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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廁所革命”是如何實現的？
在東京新宿地鐵站旁的伊勢丹百貨2層， 身穿紅色工作服的松島（化名）正拿著拖把擦拭透亮的大理石地面。
上海上觀新聞報導， 松島說， 這幢7層商場平均每層都有3間廁所， 共有15名廁所清潔員， 上午、下午、晚上“三班倒”， 每班5小時。 他們每人每天包乾2層， 巡迴打掃， 並在登記表上簽字記錄。 問到考核標準， 松島笑著說， 並沒有上司來檢查衛生， 唯一的標準是客人感覺伊勢丹百貨很乾淨。
乾淨， 其實只是日本所有公共廁所“入門級”的標籤。 在東京生活的中國留學生小齊說， “日本的公共廁所給人的第一印象是， 永遠那麼乾淨明亮， 沒有怪味。 ”第二印象就是“體貼”， 廁所不僅免費提供衛生紙， 而且還會多放2卷備用。 “來了日本以後， 我再也沒有出門帶紙巾的習慣了”。 此外，女衛生間的格子間裡，還會配有幼兒座椅，為帶小孩的媽媽們解決後顧之憂；母嬰衛生間還會配備自動尿布售賣機。小齊調侃道，這些“日本式”服務都讓初來乍到的外國人受寵若驚。
“精打細算”
有評論稱，提供上乘的廁所服務，也是諸多日本企業精打細算的行銷技巧，以此換取顧客進店消費。
旅日多年的橫濱國立大學副教授劉慶彬指出，日本的商場、超市、車站等營利性機構都會出資建造廁所設施，還向社會免費開放。“這點與歐洲完全不同，在義大利的車站，上趟廁所一般要花掉1歐元。”這或許是它們的一種行銷手段，當然也是政府規定它們必須承擔的社會責任。
在日本，如果業主修建商場、飯店的設計方案包括公共廁所，便可享受一定的稅賦優惠。如果廁所因為種種理由停用，政府便會增加稅賦。表面上看，這似乎會讓政府的財政收入減少，而實際操作中，政府無需再專門養一支環衛隊伍，這可以節省很大一筆費用。
劉慶彬認為，這都體現了日本政府在管理公共廁所方面工作比較到位。政府各級部門有專門預算，用來修建、管理和運營公共衛生間。同樣，出於精簡人員和節省開支的考慮，這些公廁並不由市政人員打掃維護，而是外包給清潔公司運營。
日本公共廁所
“公廁革命”
曾在日本留學的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副研究員陳友駿認為，日本的廁所印象中都很乾淨，究其原因，主要有三點。其一，硬體設施結實耐用。其二，清掃實行專人負責制，每次清掃完畢後，要在規定地點做記錄，以備核查。其三，使用者個人行為得當，鮮有故意破壞的舉動。小齊也感慨，“這可能就是人的素質吧”。
日本人為什麼會有自覺維護環境、保持清潔的意識和習慣？有觀點認為，這與日本上世紀的“公廁革命”，以及傳統教育不無關係。
有評論稱，日本建築物中最“風雅”的場所，非廁所莫屬。但日本公廁也曾經歷過一段人人避而遠之的“黑暗時代”。據《日本風情》雜誌第17期報導，在上世紀80年代之前，日本公共廁所一直管理不善，給人的突出印象就是骯髒、昏暗、熏臭、可怕。
轉捩點出現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隨著生活水準的提高，人們對公共設施提出了新的要求，希望能為他們提供舒適服務。公共廁所就成了“眾矢之的”。當時的日本報紙猛批公共廁所的落後，並喊出“廁所是衡量社會文明的尺規”。此後，各地政府紛紛將“公廁革命”列為一項重要事務。
1985年，為響應市民和輿論進行“公廁革命”的號召，日本成立了由慶應大學教授擔任會長，由城市管理、建築、美術等領域學者作為成員的“日本廁所協會”，提出了“使公廁乾淨、清爽，惹人喜愛”的口號。這個倡議得到了環境廳、厚生省、通產省、建設省、東京都及都以下各區的支持。1986年，日本新增一個不易為人想到、但頗有意義的宣傳日，即每年11月10日的“廁所日”。
據1987年《文匯報》的一篇文章報導，第一個“廁所日”的主要活動是在東京都內公共廁所最多的江戶區，舉行了一場題為“廁所文化”討論會，有600多人參加。區長中裡喜一在會上自豪地介紹，公共廁所已取消“便所”的名字，一律改稱“洗手所”。當時，不少廁所內都擺上了鮮花，起初經常被人拿走，但拿走了他們再放，幾個回合後就沒人拿了。
日本專家認為，這場轟轟烈烈的“廁所革命”，讓日本的社會面貌發生了兩點變化，一是提高了公共廁所的整體“品質”，二是加強了使用者的道德觀念。
“清潔文化”
如果說，道德觀念是硬幣的一面，衛生習慣則是另一面。在美國Quora問答網站上，有線民這樣回答，日本教育的傳統之一就是讓孩子做清潔工作。儘管學校裡有專門負責清潔和維護的人員，但擦地、擦窗戶、打掃廁所也同樣是孩子們負責的領域。據《紐約時報》報導，一位元日本作家介紹，她兒子所在的小學午飯後的活動專案是20分鐘打掃工作，一週四次，清潔範圍包括教室、廁所等。當她兒子陞入三年級，可以打掃樓梯時，他“顯得十分高興”。有線民稱，正是從小經過這些泡沫和污垢的“浸泡”，民眾的衛生習慣和清潔意識都比較高。這或許就是一種“清潔文化”。
過去幾十年裡，日本公共廁所發生了脫胎換骨的變化。展望未來，劉慶彬指出，當日本人口全面萎縮、基礎設施建設已不再能拉動經濟增長時，政府和商家開始了更多新的嘗試。“把‘清潔文化’與科技相結合，推出更多新式智慧馬桶，形成文化與市場的良性互動，他們正在充分發揮和利用戰後精益求精和‘精緻革命’的強項。”（原標題：新報言論：中國廁所告別“臭”名遠揚）
*未經授權禁止轉載、摘編、複製及建立鏡像，違者將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此外，女衛生間的格子間裡，還會配有幼兒座椅，為帶小孩的媽媽們解決後顧之憂；母嬰衛生間還會配備自動尿布售賣機。小齊調侃道，這些“日本式”服務都讓初來乍到的外國人受寵若驚。
“精打細算”
有評論稱，提供上乘的廁所服務，也是諸多日本企業精打細算的行銷技巧，以此換取顧客進店消費。
旅日多年的橫濱國立大學副教授劉慶彬指出，日本的商場、超市、車站等營利性機構都會出資建造廁所設施，還向社會免費開放。“這點與歐洲完全不同，在義大利的車站，上趟廁所一般要花掉1歐元。”這或許是它們的一種行銷手段，當然也是政府規定它們必須承擔的社會責任。
在日本，如果業主修建商場、飯店的設計方案包括公共廁所，便可享受一定的稅賦優惠。如果廁所因為種種理由停用，政府便會增加稅賦。表面上看，這似乎會讓政府的財政收入減少，而實際操作中，政府無需再專門養一支環衛隊伍，這可以節省很大一筆費用。
劉慶彬認為，這都體現了日本政府在管理公共廁所方面工作比較到位。政府各級部門有專門預算，用來修建、管理和運營公共衛生間。同樣，出於精簡人員和節省開支的考慮，這些公廁並不由市政人員打掃維護，而是外包給清潔公司運營。
日本公共廁所
“公廁革命”
曾在日本留學的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副研究員陳友駿認為，日本的廁所印象中都很乾淨，究其原因，主要有三點。其一，硬體設施結實耐用。其二，清掃實行專人負責制，每次清掃完畢後，要在規定地點做記錄，以備核查。其三，使用者個人行為得當，鮮有故意破壞的舉動。小齊也感慨，“這可能就是人的素質吧”。
日本人為什麼會有自覺維護環境、保持清潔的意識和習慣？有觀點認為，這與日本上世紀的“公廁革命”，以及傳統教育不無關係。
有評論稱，日本建築物中最“風雅”的場所，非廁所莫屬。但日本公廁也曾經歷過一段人人避而遠之的“黑暗時代”。據《日本風情》雜誌第17期報導，在上世紀80年代之前，日本公共廁所一直管理不善，給人的突出印象就是骯髒、昏暗、熏臭、可怕。
轉捩點出現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隨著生活水準的提高，人們對公共設施提出了新的要求，希望能為他們提供舒適服務。公共廁所就成了“眾矢之的”。當時的日本報紙猛批公共廁所的落後，並喊出“廁所是衡量社會文明的尺規”。此後，各地政府紛紛將“公廁革命”列為一項重要事務。
1985年，為響應市民和輿論進行“公廁革命”的號召，日本成立了由慶應大學教授擔任會長，由城市管理、建築、美術等領域學者作為成員的“日本廁所協會”，提出了“使公廁乾淨、清爽，惹人喜愛”的口號。這個倡議得到了環境廳、厚生省、通產省、建設省、東京都及都以下各區的支持。1986年，日本新增一個不易為人想到、但頗有意義的宣傳日，即每年11月10日的“廁所日”。
據1987年《文匯報》的一篇文章報導，第一個“廁所日”的主要活動是在東京都內公共廁所最多的江戶區，舉行了一場題為“廁所文化”討論會，有600多人參加。區長中裡喜一在會上自豪地介紹，公共廁所已取消“便所”的名字，一律改稱“洗手所”。當時，不少廁所內都擺上了鮮花，起初經常被人拿走，但拿走了他們再放，幾個回合後就沒人拿了。
日本專家認為，這場轟轟烈烈的“廁所革命”，讓日本的社會面貌發生了兩點變化，一是提高了公共廁所的整體“品質”，二是加強了使用者的道德觀念。
“清潔文化”
如果說，道德觀念是硬幣的一面，衛生習慣則是另一面。在美國Quora問答網站上，有線民這樣回答，日本教育的傳統之一就是讓孩子做清潔工作。儘管學校裡有專門負責清潔和維護的人員，但擦地、擦窗戶、打掃廁所也同樣是孩子們負責的領域。據《紐約時報》報導，一位元日本作家介紹，她兒子所在的小學午飯後的活動專案是20分鐘打掃工作，一週四次，清潔範圍包括教室、廁所等。當她兒子陞入三年級，可以打掃樓梯時，他“顯得十分高興”。有線民稱，正是從小經過這些泡沫和污垢的“浸泡”，民眾的衛生習慣和清潔意識都比較高。這或許就是一種“清潔文化”。
過去幾十年裡，日本公共廁所發生了脫胎換骨的變化。展望未來，劉慶彬指出，當日本人口全面萎縮、基礎設施建設已不再能拉動經濟增長時，政府和商家開始了更多新的嘗試。“把‘清潔文化’與科技相結合，推出更多新式智慧馬桶，形成文化與市場的良性互動，他們正在充分發揮和利用戰後精益求精和‘精緻革命’的強項。”（原標題：新報言論：中國廁所告別“臭”名遠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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