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1日， 成都公佈村（社區）證明事項清單， 需要村（社區）開具的證明由313項減至15項。 目前， 成都再次減證便民， 區（市）縣、市級部門（單位）8043項證明事項， 擬減至12項。 （1月9日《成都商報》）
以前， 老百姓要辦事， 總要涉及各種各樣的證明。 有些證明是很有必要的， 但有的證明卻是多此一舉， 顯得有些“奇葩”， 比如證明“我是我”“我活著”。 網上甚至羅列了十大“奇葩證明”， 內容涵蓋出國旅遊、遷戶口、找工作等各個領域， 引人發笑之餘， 也值得深思。
奇葩證明雖然沒有貪污腐敗那般影響惡劣， 但它們也無形中消解了人民群眾的幸福感與獲得感。
在持續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的“放管服”改革進程中， 評價改革是否到位的一個重要標準， 就在於看它能否能為群眾生活及辦事增加便利。 近年來， 中央三令五申， 要求對各類證明進行全面梳理、同類合併、有序削減， 進而減少證明事項、杜絕奇葩行為。 此次成都繼續對奇葩證明“開刀”， 顯示了提升行政服務效率、方便企業群眾、致力於增強群眾幸福感獲得感的積極初衷。
此次成都削減“奇葩證明”過程中， 有幾個細節值得關注。 一是堅持“六個一律取消”原則， 即“凡是沒有法律法規依據的， 凡是能通過個人現有證照來證明的， 凡是能採取申請人書面承諾方式解決的， 凡是能通過網路核驗的， 凡是能夠通過相關部門制發的批文來證明的， 凡是能通過實地走訪、調查瞭解等方式獲取有關資訊的”， 一律取消證明材料。 “六個一律取消”旗幟鮮明地給出了操作標準， 堪稱此次削減奇葩證明的行動指南。
二是注重部門資訊溝通。 此次削減行動強化層級之間、部門之間工作配合， 主動作為、打破壁全、打通系統， 採取資料推送、開設跨部門查詢埠、設立資訊高查詢視窗或自助智慧查詢列印一體機等方式，
三是要求成都市以外地區若還需要應酌情出具相關證明。 清理整頓“奇葩證明”的行動各地各部門落實進度可能存在不同頻不同步的問題。 如果成都取消了某項證明， 但群眾到外地卻又需要這項證明， 就不能只用一句“不再開具”為由推託拒絕。 因此， 成都市要求外地還需要應酌情出具相關證明， 正是考慮到此項工作可能存在的落實進度差異， 照顧了在此之間可能涉及的企業與群眾。
根治“奇葩證明”需要久久為功， 更需要協同推進。 除了在源頭數量上進行大力削減以外， 也要在具體操作層面打好配套“補丁”。 比如， 針對落實規定不力， 執行制度不嚴， “四風”問題嚴重的部門和個人， 要勇於舉起問責“大棒”， 倒逼服務意識與服務效率的優化升級；對過程中暴露出的部門間資訊溝通不暢等癥結， 就應借此良機， 有針對性地打破資訊壁壘， 探索部門間資訊溝通的協調機制。 總之， 唯有本著一切方便企業、群眾的服務初衷， 才能把實事辦好、把好事辦實， 才能讓服務型政府更加實至名歸。
文/汪東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