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一年努力， 北京終於打贏了“藍天保衛戰”。 1月3日， 北京市環保局宣佈2017年北京市細顆粒物（PM2.5）年均濃度為58微克/立方米， 超額完成國家《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畫》（“大氣十條”）中60微克/立方米任務目標。
對比去年冬季和今年冬季北京各空氣品質級別出現的天數， 不難發現， 在2016年10-12月期間， 空氣品質為優的天數只有8天， 中度污染及以上的天數達到30天， 也就是說去年冬天三個月的時間裡， 帝都的人民至少有一個月的時間在強霧霾的籠罩下度過。
而2017年， 這種情況被逆轉， 三個月的時間裡空氣品質達到優良的天數超過70天， 重度污染的天數僅有4天。
2016年10月-12月與2017年10月-12月北京各空氣品質級別出現天數
（注：統計樣本為2016年和2017年10月1日-12月26日）
客觀資料和主觀感受驚人一致， 這一年， 北京發生了什麼？
環保重拳“灌藥”
環保這件事， 說了幾十年， 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被重視過。
2017年5月， 時任環保部部長陳吉甯調任北京市代理市長， 足見中央對北京霧霾治理的重視。
政策在8月進一步強化。 環保部、發改委、工信部、公安部、財政部、住建部、交通部、工商總局、質檢總局、能源局等十部委和六省市發佈《京津冀及周邊地區2017-2018年冬季大氣污染綜合治理攻堅行動方案》，
之所以說是“風暴”， 主要體現在執行力度上：
環保部從2017年4月份起對京津冀及周邊地區28個城市進行25次“車輪式”督查， 派102個巡查組奔赴各市， 未按要求完成督查交辦整改問題達到6個以上的， 將直接問責縣委書記， 地級市內被問責的縣達到4個， 直接問責市委書記。 這場一直持續到年底的強化督查和巡查， 在中國環保史上是空前的， 期間， 環保部部長、副部長還多次入企、入村、入戶調研和檢查， 引人矚目。
重拳之下， 各地將狠抓落實上升到了“政治”高度。
在河北， 一位市領導在11月初召開的全市重污染天氣應急大會上對台下市縣幹部和企業負責人說：“當前要對大氣治理進行大排查， 誰馬虎， 誰就是不講政治， 誰就是對黨和人民不負責任。 這個時候千千萬萬不要犯糊塗。 ”
在河南， 11月30日， 省長陳潤兒主持召開省環境污染防治攻堅戰領導小組會議， 稱完成“大氣十條”終考目標任務是一項嚴肅的政治任務，
當晚召開的“大氣污染防治攻堅衝刺30天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 河南省委政法委書記許甘露宣佈了從第二天即開始實行的十大污染管控措施， 包括全省所有工地（包括道路工程、水利工程， 土石方作業和房屋拆遷施工等）一律停止開挖土石方， 各城市啟動機動車限行。 他強調， PM10、PM2.5、優良天數三項指標必須完成， “一項達不到， 就是沒完成， 中央將約談、批評， 對相關省、市實行區域性限批， 有關責任人會被追究黨政紀責任”。
截至2017年11月， 環保部通報全國“按日計罰”案件1046件， 同比增31.1%， 罰款金額超10億。
“‘大氣十條’實施以來， 方向是正確的， 藥方是對的， ”1月5日， 環保部環境監察局局長田為勇對媒體表示， “去年環保部做了一件大事，就是堅持不懈地讓京津冀28個城市385個區縣，全部把‘藥’灌進去了，大家吃了一段時間，效果就顯現了。”
至少治理17.6萬家企業
5600人強化督查的重點內容之一，即“散亂汙”問題。
“散亂汙”企業數量龐大、分布面廣，對大氣污染的貢獻占比也很高，在2017年以前一直不是整治的重點。
根據環保部發佈的環保督查情況，“散亂汙”企業問題嚴重突出，其數量大涉及面積廣，且大多都存在違法生產、超標排放、未安裝任何污染治理措施，對環境危害極大。
環保督查中發現的“散亂汙”企業
據之前報告，截止2017年6月底，上述28個城市核查出“散亂汙”企業17.6萬家，環保部要求，對無法升級改造達標排放的企業，9月底前一律關閉。隨後，還有針對“散亂汙”企業治理力度不斷在加碼。
貴陽市南明區老乾媽風味食品公司因油煙污染問題被點名
“這也像吃中藥一樣，吃中藥也是要對藥方進行調整的，不可能一味藥一直吃下去，這個調整就是哪一味藥多加一點，哪一味藥少減一點。”田為勇說，2017年做了一個重大調整：全年抓“散亂汙”，秋冬季抓散煤。
環保部“兩微”還開闢“曝光台”欄目，對督查組發現的問題每日進行通報。
然而，一些地方為了達到環保政策目標要求，或對“散亂汙”理解有所偏頗，在治理過程中存在“一刀切”現象，引來不少爭議。甚至，還出現環保執法導致物價上漲等多種說法。
田為勇表示，“這些‘散亂汙’企業大部分是不納稅的，如果說影響經濟，影響的是這些小老闆的個人利益，但他們掙了錢卻破壞了公共利益。”
他認為，許多“散亂汙”企業經營手續不齊全，工藝落後，不少產品屬於假冒偽劣產品，甚至危及人民群眾生產安全和食品安全。因此，“散亂汙”企業整治對社會的貢獻是綜合性的，不僅解決了環境污染問題，還推動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解決了“劣幣驅逐良幣”的問題，為市場的良性發展營造了空間。
環境執法長了“牙齒”
談及“大氣十條”第一階段的圓滿收官，田為勇強調，2015年1月1日，“史上最嚴”《環保法》實施後，運用法律武器瞄準違法企業，企業違法成本大大提高。田為勇說，就是要通過綜合運用行政的、民事的、刑事的手段，對嚴重違法企業綜合施策、嚴懲重罰。
《環保法》不僅讓環保執法長了“牙齒”，對違法企業來說更像是長了“獠牙”。
在違法情形嚴重的情況下，環保執法人員可以使用“按日計罰”，讓違法企業難以承擔高額的罰款而面臨破產；具備資質的民間組織同時可以提起環境公益訴訟，向企業提起高額的索賠；甚者，多地環保、公安已經形成聯動，重大案件移交公安，直致訴至法院追究刑責。
相關專家表示，在“大氣十條”的下一階段，對污染治理更多考慮使用經濟手段，用市場化機制，這是一個相對漸進的過程，但其好處在於可以大大減少轉型陣痛。而社會各界也應在治霾五年後的今天，接受這個事實，即優質的空氣不是免費的，而是一個異常珍貴的資源，其成本只會遲到，不會爽約。
自今年1月1日起，我國正式開徵環境保護稅，環境稅平移承接了近40年歷史的排汙費，是“綠色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的有力支撐”，中國的稅收種類亦由此增至19個。中央財經大學研究團隊預測稱，環保稅規模將遠超現行排汙費，年徵收或達到500億元。
環保稅一季度一征，目前距離第一季度申報不足百日。但有些企業已經開始犯愁。
老何年屆50，在廣東四會擁有近60畝的農場，散養的走地雞是農場的拳頭產品。“環保稅一來，農場就真的賺不到錢了。”接受採訪時他愁容滿面。據介紹，他的雞場一年出欄三次，每次約3000只。按照一隻“走地雞”重2.5-3斤計算，飼養成本在20元左右。按照16元每斤的批發價計算，一隻走地雞的利潤在20元左右，再扣除人工和各項雜費，雞場一年的淨利潤大概在12萬元。
自2018年1月1日起，廣東省大氣污染物每污染當量徵收環保稅稅額，從1.2元漲至1.8元，水污染物每污染當量徵收環保稅稅額，從1.4元漲至2.8元。何永建每年要繳納的環保稅，從排汙費時代的3500元，上漲至1.5萬元—平均每只雞的成本上漲超過1元。
事實上，廣東實行的環保徵稅標準，在全國各地處於中等水準，僅略高於國家標準。在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江蘇省、湖北省等地，徵稅標準達到廣東的2-8倍。若按平均5倍於廣東計算，在這些地方養一隻120天出欄的走地雞，徵收的環保稅將超過5元。
“成本如果增加5元，我一定就退出市場了。”老何表示，對於養殖業這些利潤率長期處於個位數的行業而言，環保稅讓他感覺有些焦慮。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王克對表示，“雖然養殖業在環保稅的徵收上面臨成本壓力，但仍舊無法排除在環保稅徵稅範圍以外”。王克強調，環保稅是通過對高污染企業進行徵稅以達到保護環境的目的，對污染嚴重的養殖業而言，徵稅有助於實現減少污染物排放。
但他同時指出，當地政府應對養殖業予以適當幫助，避免出現全行業的經營困難，“政府可考慮建立污染物的集中處理中心，降低企業排汙成本”。
受到衝擊的並不僅僅是第一產業。環保稅明確指出：直接向環境排放氣、水、固體和雜訊這四種應稅污染物的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生產經營者，需要繳納環保稅，這個範疇包括了大部分製造業和部分污染較嚴重的加工業，涉及火電、鋼鐵、水泥、電解鋁、煤炭、冶金、建材、釀造、紡織等數十個污染行業或是鋼鐵廠、冶煉廠、化工廠、烤漆廠等“排放大戶”。此次環保稅實施後，其稅收支出均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全國範圍內，涉及的企業數將超過500萬戶。
但在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馬中看來，即使提高了環境稅和收費標準，依然達不到和別的要素成本相當的程度。“我們對此做過污水排汙費的實證分析，發現在現行稅率基礎上，再提高2-4倍，都在企業和國民經濟的承受範圍之內。”在接受《財新》採訪時，馬中說得很直率，“說到企業的承受力，不能單純看環境成本，要橫向比較勞動力、技術、土地、能源等其他成本。你會發現，一個企業的各種成本，最小的就是環境。有的企業到了虧損邊緣的時候，就把最後一根稻草歸到環境頭上去。可是勞動、技術、能源成本是怎麼出現、怎麼造成的？就是因為長期靠成本平均化，靠環境的無成本或低成本，把它那些成本均攤了，所以總成本一直處於可承受的範圍。從經濟學上解釋，你長期不進步，是因為環境這碗飯太好吃了。”
統計資料顯示，2003－2015年，我國累計徵收排汙費2115.99億元，涉及企業500多萬戶。其中，2015年的徵收額為173億元，僅占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主營收入比重的0.02%。
與老何相似，廣東佛山一家機械加工企業的負責人孫國華，也在承受著環保稅所帶來的陣痛。但他堅信這次陣痛過後，將迎來行業生產品質的整體提升。
“環保稅的確會加重製造業的成本負擔，但也會逐步淘汰技術水準較低的落後產能，改變過去行業以本傷人的惡性競爭。”採訪中孫國華透露，環保稅將為他的工廠帶來占總營收約1%的成本上漲，但對於原本利潤空間較大的機械加工行業而言，不會造成根本影響。
此次受環保稅波及較大的，是污染較嚴重的加工業。
據行業預測，大氣污染物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非金屬礦物製品業，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化工，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等5個行業繳納的環保稅，將占全部大氣污染物環保稅收入的88%；
水污染物中，化工、造紙、醫藥、紡織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農副食品加工業、發酵和釀造、制革等8個行業繳納的環保稅將占80%。
“環保稅明確規定，企業如果污染排放大幅低於標準排放濃度，可以享受25%和50%的環保稅減免。如果內部治理不直接向環境排放，可不用繳納環保稅。”中國會計學會環境會計專業委員會委員、暨南大學會計學系教授沈洪濤介紹，此次落地的環保稅形成了對企業甄選、分化的過程，將促進高效能、低污染企業從中受益，而高污染、低效能企業將被擠出市場。
孫國華同時提醒，按照目前的稅率劃分，就算企業投入足夠的成本升級設備，“到最後，省下來的錢可能還不夠買設備的零頭”。孫國華就此建議，有關部門是否能夠進一步針對不同行業，設定不同的稅率和稅收優惠政策，進一步激發企業節能減排的積極性。
（本文綜合自財新、網易研究局、澎湃、時代週報等。本平臺尊重文章原作者的辛勤勞動和原著版權，如您對我們的文章存在異議，歡迎後臺聯繫我們，我們將第一時間回復處理。在這個時代，我們以傳播資訊、分享知識為已任。）
“去年環保部做了一件大事，就是堅持不懈地讓京津冀28個城市385個區縣，全部把‘藥’灌進去了，大家吃了一段時間，效果就顯現了。”至少治理17.6萬家企業
5600人強化督查的重點內容之一，即“散亂汙”問題。
“散亂汙”企業數量龐大、分布面廣，對大氣污染的貢獻占比也很高，在2017年以前一直不是整治的重點。
根據環保部發佈的環保督查情況，“散亂汙”企業問題嚴重突出，其數量大涉及面積廣，且大多都存在違法生產、超標排放、未安裝任何污染治理措施，對環境危害極大。
環保督查中發現的“散亂汙”企業
據之前報告，截止2017年6月底，上述28個城市核查出“散亂汙”企業17.6萬家，環保部要求，對無法升級改造達標排放的企業，9月底前一律關閉。隨後，還有針對“散亂汙”企業治理力度不斷在加碼。
貴陽市南明區老乾媽風味食品公司因油煙污染問題被點名
“這也像吃中藥一樣，吃中藥也是要對藥方進行調整的，不可能一味藥一直吃下去，這個調整就是哪一味藥多加一點，哪一味藥少減一點。”田為勇說，2017年做了一個重大調整：全年抓“散亂汙”，秋冬季抓散煤。
環保部“兩微”還開闢“曝光台”欄目，對督查組發現的問題每日進行通報。
然而，一些地方為了達到環保政策目標要求，或對“散亂汙”理解有所偏頗，在治理過程中存在“一刀切”現象，引來不少爭議。甚至，還出現環保執法導致物價上漲等多種說法。
田為勇表示，“這些‘散亂汙’企業大部分是不納稅的，如果說影響經濟，影響的是這些小老闆的個人利益，但他們掙了錢卻破壞了公共利益。”
他認為，許多“散亂汙”企業經營手續不齊全，工藝落後，不少產品屬於假冒偽劣產品，甚至危及人民群眾生產安全和食品安全。因此，“散亂汙”企業整治對社會的貢獻是綜合性的，不僅解決了環境污染問題，還推動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解決了“劣幣驅逐良幣”的問題，為市場的良性發展營造了空間。
環境執法長了“牙齒”
談及“大氣十條”第一階段的圓滿收官，田為勇強調，2015年1月1日，“史上最嚴”《環保法》實施後，運用法律武器瞄準違法企業，企業違法成本大大提高。田為勇說，就是要通過綜合運用行政的、民事的、刑事的手段，對嚴重違法企業綜合施策、嚴懲重罰。
《環保法》不僅讓環保執法長了“牙齒”，對違法企業來說更像是長了“獠牙”。
在違法情形嚴重的情況下，環保執法人員可以使用“按日計罰”，讓違法企業難以承擔高額的罰款而面臨破產；具備資質的民間組織同時可以提起環境公益訴訟，向企業提起高額的索賠；甚者，多地環保、公安已經形成聯動，重大案件移交公安，直致訴至法院追究刑責。
相關專家表示，在“大氣十條”的下一階段，對污染治理更多考慮使用經濟手段，用市場化機制，這是一個相對漸進的過程，但其好處在於可以大大減少轉型陣痛。而社會各界也應在治霾五年後的今天，接受這個事實，即優質的空氣不是免費的，而是一個異常珍貴的資源，其成本只會遲到，不會爽約。
自今年1月1日起，我國正式開徵環境保護稅，環境稅平移承接了近40年歷史的排汙費，是“綠色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的有力支撐”，中國的稅收種類亦由此增至19個。中央財經大學研究團隊預測稱，環保稅規模將遠超現行排汙費，年徵收或達到500億元。
環保稅一季度一征，目前距離第一季度申報不足百日。但有些企業已經開始犯愁。
老何年屆50，在廣東四會擁有近60畝的農場，散養的走地雞是農場的拳頭產品。“環保稅一來，農場就真的賺不到錢了。”接受採訪時他愁容滿面。據介紹，他的雞場一年出欄三次，每次約3000只。按照一隻“走地雞”重2.5-3斤計算，飼養成本在20元左右。按照16元每斤的批發價計算，一隻走地雞的利潤在20元左右，再扣除人工和各項雜費，雞場一年的淨利潤大概在12萬元。
自2018年1月1日起，廣東省大氣污染物每污染當量徵收環保稅稅額，從1.2元漲至1.8元，水污染物每污染當量徵收環保稅稅額，從1.4元漲至2.8元。何永建每年要繳納的環保稅，從排汙費時代的3500元，上漲至1.5萬元—平均每只雞的成本上漲超過1元。
事實上，廣東實行的環保徵稅標準，在全國各地處於中等水準，僅略高於國家標準。在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江蘇省、湖北省等地，徵稅標準達到廣東的2-8倍。若按平均5倍於廣東計算，在這些地方養一隻120天出欄的走地雞，徵收的環保稅將超過5元。
“成本如果增加5元，我一定就退出市場了。”老何表示，對於養殖業這些利潤率長期處於個位數的行業而言，環保稅讓他感覺有些焦慮。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王克對表示，“雖然養殖業在環保稅的徵收上面臨成本壓力，但仍舊無法排除在環保稅徵稅範圍以外”。王克強調，環保稅是通過對高污染企業進行徵稅以達到保護環境的目的，對污染嚴重的養殖業而言，徵稅有助於實現減少污染物排放。
但他同時指出，當地政府應對養殖業予以適當幫助，避免出現全行業的經營困難，“政府可考慮建立污染物的集中處理中心，降低企業排汙成本”。
受到衝擊的並不僅僅是第一產業。環保稅明確指出：直接向環境排放氣、水、固體和雜訊這四種應稅污染物的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生產經營者，需要繳納環保稅，這個範疇包括了大部分製造業和部分污染較嚴重的加工業，涉及火電、鋼鐵、水泥、電解鋁、煤炭、冶金、建材、釀造、紡織等數十個污染行業或是鋼鐵廠、冶煉廠、化工廠、烤漆廠等“排放大戶”。此次環保稅實施後，其稅收支出均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全國範圍內，涉及的企業數將超過500萬戶。
但在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馬中看來，即使提高了環境稅和收費標準，依然達不到和別的要素成本相當的程度。“我們對此做過污水排汙費的實證分析，發現在現行稅率基礎上，再提高2-4倍，都在企業和國民經濟的承受範圍之內。”在接受《財新》採訪時，馬中說得很直率，“說到企業的承受力，不能單純看環境成本，要橫向比較勞動力、技術、土地、能源等其他成本。你會發現，一個企業的各種成本，最小的就是環境。有的企業到了虧損邊緣的時候，就把最後一根稻草歸到環境頭上去。可是勞動、技術、能源成本是怎麼出現、怎麼造成的？就是因為長期靠成本平均化，靠環境的無成本或低成本，把它那些成本均攤了，所以總成本一直處於可承受的範圍。從經濟學上解釋，你長期不進步，是因為環境這碗飯太好吃了。”
統計資料顯示，2003－2015年，我國累計徵收排汙費2115.99億元，涉及企業500多萬戶。其中，2015年的徵收額為173億元，僅占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主營收入比重的0.02%。
與老何相似，廣東佛山一家機械加工企業的負責人孫國華，也在承受著環保稅所帶來的陣痛。但他堅信這次陣痛過後，將迎來行業生產品質的整體提升。
“環保稅的確會加重製造業的成本負擔，但也會逐步淘汰技術水準較低的落後產能，改變過去行業以本傷人的惡性競爭。”採訪中孫國華透露，環保稅將為他的工廠帶來占總營收約1%的成本上漲，但對於原本利潤空間較大的機械加工行業而言，不會造成根本影響。
此次受環保稅波及較大的，是污染較嚴重的加工業。
據行業預測，大氣污染物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非金屬礦物製品業，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化工，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等5個行業繳納的環保稅，將占全部大氣污染物環保稅收入的88%；
水污染物中，化工、造紙、醫藥、紡織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農副食品加工業、發酵和釀造、制革等8個行業繳納的環保稅將占80%。
“環保稅明確規定，企業如果污染排放大幅低於標準排放濃度，可以享受25%和50%的環保稅減免。如果內部治理不直接向環境排放，可不用繳納環保稅。”中國會計學會環境會計專業委員會委員、暨南大學會計學系教授沈洪濤介紹，此次落地的環保稅形成了對企業甄選、分化的過程，將促進高效能、低污染企業從中受益，而高污染、低效能企業將被擠出市場。
孫國華同時提醒，按照目前的稅率劃分，就算企業投入足夠的成本升級設備，“到最後，省下來的錢可能還不夠買設備的零頭”。孫國華就此建議，有關部門是否能夠進一步針對不同行業，設定不同的稅率和稅收優惠政策，進一步激發企業節能減排的積極性。
（本文綜合自財新、網易研究局、澎湃、時代週報等。本平臺尊重文章原作者的辛勤勞動和原著版權，如您對我們的文章存在異議，歡迎後臺聯繫我們，我們將第一時間回復處理。在這個時代，我們以傳播資訊、分享知識為已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