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遊戲成癮“汙名化”，最無辜的是孩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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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最近， 世界衛生組織（WHO）提出將遊戲障礙首次在全球範圍內列入國際疾病分類（ICD）精神與行為障礙章節。

這一做法引起了國民的普遍關注。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健康中國戰略， 強調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國家富強的重要標誌。 在此時討論這一話題， 好好反思其背後的社會與倫理意義， 確實很有必要。

原文：《遊戲成癮是疾病問題， 更是社會問題》

作者：北京大學醫學人文研究院 王嶽

儘管關於上網成癮是否屬於疾病的爭議由來已久， 但是近期世界衛生組織（WHO）做出了結論， 將遊戲障礙（即通常所說的遊戲成癮）首次在全球範圍內列入了國際疾病分類（ICD）精神與行為障礙章節。 實際上， 美國《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DSM）第五版早已將網路遊戲成癮納入研究並進行精神障礙診斷。

為什麼每每提及某某是否屬於精神障礙， 人們總是報以極大爭議和興趣？我想這主要是因為， 至今在醫學領域中， 只有精神障礙無法找到客觀的、權威的診斷指標， 而醫學的判斷不僅僅是針對疑似患者的行為， 更可怕的是這種行為似乎是與“正常行為”作比較後的判斷， 這就自然讓人們有理由懷疑“正常行為”真的正常嗎？而疑似“不正常的行為”真的就不正常嗎？福柯說：“瘋癲不是一種自然現象，

而是文明的產物。 ”現在， 越來越多人開始思考瘋癲是科學的判斷還是價值的判斷。

在這個問題上， 無論是“科學判斷至上主義”還是“價值判斷至上主義”，

實際上都存在局限性。 精神疾病的特殊性決定了精神疾病的診斷是科學判斷基礎上的倫理判斷。 其中， 科學的判斷不是決定性的,而是基礎性的。 決定性的是倫理的判斷,只是這種倫理判斷必須建立在科學判斷的基礎之上而已。 很多精神疾病中的所謂“不正常行為”， 如果可以與我們這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一致， 我們似乎就能更好地接受， 反之， 則極易被我們視為異常而加以干預治療。 例如由於腦部異常大腦書寫中樞功能障礙， 遂出現“書寫障礙”現象， 人們往往將其界定為疾病；而當腦部異常導致大腦書寫中樞功能不是障礙而是亢進， 雖出現“書寫狂”現象（例如歷史上的海明威等）， 人們卻很少會將這些天才文學巨匠與疾病聯繫在一起。 而否定精神疾病的科學性基礎， 將釀成更為可怕的悲劇， 例如20世紀50年代， 當蘇聯將許多人權衛士和各加盟共和國的民族主義分子等認定為精神疾病、進行關押和強制治療而遭致國際的強烈批判時,當時的蘇聯也正是以精神病學的純文化屬性和純價值判斷來為其所作所為進行辯護的 。

後現代醫療行業的任務不但是維持並提高其現代時期的成果，還應該隨著後現代社會的發展做出調整。20世紀的精神病學其本身一直受到民眾的挑戰和質疑。儘管該學科在19世紀60年代的反對運動中倖存下來，其倫理與法律方面仍存在根源性問題無法解決。所以，精神衛生工作在現代主義框架下面臨重重困難。越來越多的精神病學家開始關注到，該學科不得不與涉及價值判斷之重要學科，例如哲學、倫理學、法學、人類學進行融合。

醫史學家西格裡斯特曾經指出：“醫學的目的是社會的。它的目的不僅是治療疾病,使某個機體康復，還要使人能調整以適應他的環境,作為一個有用的社會成員（角色）,為了做到這一點,醫學經常要應用科學的方法,但是最終目的仍然是社會的。”我們在討論精神障礙問題時，一定不能脫離社會，不能脫離家庭。而網癮實質上就恰恰是一個家庭問題或社會問題。上網成癮的孩子往往成長于問題家庭，單純訓練營的封閉是根本無法解決孩子問題的。所以，針對網路成癮，如果一定要說“治療”，不如稱之為“幫助”；而治療的對象與其說“孩子”，不如說是“家長”。但是，我們並沒有針對家庭因素、社會因素去考慮解決方案，少數醫務人員反而是通過“電擊”或“訓練營”的模式給予所謂治療，將其作為生財之道，這當然應該得到行業的自律糾正。據悉2017年11月，我國首部《網路成癮診斷標準》通過專家論證。但是這類行業專家共識一定要注意民主程序和民主參與的問題，因為其與民生關係密切，且涉及多元價值判斷，因此應當廣泛聽取各方意見，特別是與醫學無關的哲學、倫理學、法學、人類學方面專家的意見，以及《診斷標準》利益相關方代表的意見，切不可關門制訂此類標準。

筆者還有一個擔憂就是“汙名化”的問題。一旦上網成癮列入精神障礙範疇，很可能加劇此類孩子被“汙名化”，使得這個群體越發反感醫療幫助，排斥家庭的幫助，孤立自我，最終並不利於此類行為的預防和治療。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健康和疾病是一種社會建構的現實。這並不是否定健康和疾病的生物醫學特性，只是主張必須在社會文化背景下去理解健康和疾病現象。網路成癮絕對不僅僅是一個醫學問題，更是一個社會問題，它需要一個綜合治理方案，它需要政府多部門協作，打出一組漂亮的組合拳，而絕非一個診斷標準或納入疾病目錄這麼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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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現代醫療行業的任務不但是維持並提高其現代時期的成果，還應該隨著後現代社會的發展做出調整。20世紀的精神病學其本身一直受到民眾的挑戰和質疑。儘管該學科在19世紀60年代的反對運動中倖存下來，其倫理與法律方面仍存在根源性問題無法解決。所以，精神衛生工作在現代主義框架下面臨重重困難。越來越多的精神病學家開始關注到，該學科不得不與涉及價值判斷之重要學科，例如哲學、倫理學、法學、人類學進行融合。

醫史學家西格裡斯特曾經指出：“醫學的目的是社會的。它的目的不僅是治療疾病,使某個機體康復，還要使人能調整以適應他的環境,作為一個有用的社會成員（角色）,為了做到這一點,醫學經常要應用科學的方法,但是最終目的仍然是社會的。”我們在討論精神障礙問題時，一定不能脫離社會，不能脫離家庭。而網癮實質上就恰恰是一個家庭問題或社會問題。上網成癮的孩子往往成長于問題家庭，單純訓練營的封閉是根本無法解決孩子問題的。所以，針對網路成癮，如果一定要說“治療”，不如稱之為“幫助”；而治療的對象與其說“孩子”，不如說是“家長”。但是，我們並沒有針對家庭因素、社會因素去考慮解決方案，少數醫務人員反而是通過“電擊”或“訓練營”的模式給予所謂治療，將其作為生財之道，這當然應該得到行業的自律糾正。據悉2017年11月，我國首部《網路成癮診斷標準》通過專家論證。但是這類行業專家共識一定要注意民主程序和民主參與的問題，因為其與民生關係密切，且涉及多元價值判斷，因此應當廣泛聽取各方意見，特別是與醫學無關的哲學、倫理學、法學、人類學方面專家的意見，以及《診斷標準》利益相關方代表的意見，切不可關門制訂此類標準。

筆者還有一個擔憂就是“汙名化”的問題。一旦上網成癮列入精神障礙範疇，很可能加劇此類孩子被“汙名化”，使得這個群體越發反感醫療幫助，排斥家庭的幫助，孤立自我，最終並不利於此類行為的預防和治療。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健康和疾病是一種社會建構的現實。這並不是否定健康和疾病的生物醫學特性，只是主張必須在社會文化背景下去理解健康和疾病現象。網路成癮絕對不僅僅是一個醫學問題，更是一個社會問題，它需要一個綜合治理方案，它需要政府多部門協作，打出一組漂亮的組合拳，而絕非一個診斷標準或納入疾病目錄這麼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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