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來說說包括“第一批90後”在內的當今中國青年。 你是否是其中正在經受焦慮的一員呢？
熬夜、加班， 持續消耗身體， 不知工作的意義何在；漂泊在城市各行各業， 擠出地鐵， 華燈灰暗， 老年人已經入睡， 而自己皺眉奔波， 一事無成， 一無所有， 感一聲“中年”已至， 而“老淚縱橫”。
同樣漂泊且更被消耗身體， 甚至可能犧牲尊嚴的“青年農民工”同樣在經歷他們的焦慮和緊張。 然而他們一直沉于青年焦慮討論最邊緣的地方。
但要知道， 近代以來， 古今中外任何一個社會或歷史之中的青年都不是輕鬆的。 真正的問題，
思考角度不同， 底色也可能不同。 本文作者生於九零年， 是第一批90後， 他選擇的是經濟與社會環境演變：第一層底色是我們的勞動價值觀已產生變化， 面臨意義重建的挑戰；第二層底色是我們的時間感已慢下來。
重建日常生活中的勞動價值觀， 調整生活的時間感， 兩層底色毋庸置疑都需要更宏大的政治與經濟制度改變。 我們在個人層面上將怎樣突圍？或許在於日常生活細節的改變， 比如說， 抵抗“演算法”、飛躍出租屋， 保持開放和多元。 一個狹隘且封閉的“中年人”，
撰文 | 新京報書評週刊編輯 羅東
是誰在定義我們？
網路傳播與青年的“中年危機”
沒有一個社會是純粹完美的， 沒有一段歷史是完全輕鬆的。 歸根結底， 我們這些存在於人世間不過百年的人本身， 就不完美， 就不輕鬆。 所以， 縱觀古今中外歷史， 任何通過改變“人性”來建構一種烏托邦， 繼而還希望一蹴而就解決全部問題的社會實驗， 無一例外都已宣告失敗。
那麼， 生活在此間的青年呢？
青年是敏感的、焦慮的， 是多愁善感的， 因為任何社會或歷史之下的他們都會面臨自己的問題， 迫使他們經歷、抵抗、反思和妥協。 突破就亢奮， 潰敗則失落。 在此意義上， 再來審視當今中國青年的精神狀況，
更真實的問題或許是， 為什麼是這樣的、而不是其它的焦慮， 為什麼是以這樣的、而不是其它的方式表達出來。
“葛優躺”
我們擔心禿頂， 擔心啤酒肚， 擔心入錯行， 還擔心未來的生活沒有了奔頭而已固定，
製造它們的， 不是循規蹈矩的傳統媒體， 而是更自由更激烈的自媒體。 或者個體寫作， 或者集體創作。 與傳統媒體不同， 自媒體在內容生產上， 不只是描述一件事、一個故事， 也不只是回答為什麼， 而是多了一維“情緒”。 他們說懂得你的焦慮， 表達策略上降低自己而無比抬高讀者， 讀者至上， 讀者的情緒至上。 他們的創作者， 要在激烈的內容競爭中發現和表達我們的情緒， 但實際上， 操作邏輯是顛倒過來的，
傳統媒體的思考方式是一種媒體思維， 是描述、解釋， 而非情緒渲染， 稍不留神還要掉到“理中客”的漩渦。 內容是競爭性的， 而現在， 情緒正在變成最受追捧的內容生產要素， 這意味著， 需要他們把握情緒， 並在圖文和排版上以簡易直白而具有衝擊力的方式呈現出來。
歷史上， 國內外傳統媒體都曾經生產過情緒。 他們使用“偉大”“永遠”等絕對性的詞彙表達一種立場， 非此即彼， 非黑即白， 而拒絕更中立更廣闊的多元思維。 時過境遷， 傳統媒體擺脫了情緒生產， 現在， 面臨自媒體的強烈衝擊， 反而將讀者拒之于千里之外。
我們平時在微信或其它新聞用戶端上，通常很少會去區分報導者誰，寫作者是誰，而是統稱他們為“媒體”或“小編”。
身上的標籤、描述是怎樣來的，是由誰提出來的，或許是理解焦慮或危機的第一步。他們沒有、或故意不使用資料收集和邏輯論證，製造的標籤，可能不符合你，但即便不符合，比如沒有啤酒肚、沒出家，他們的情緒也可能滿足了你的焦慮。兩者都不符合，顯然就對不起，你不是他們的讀者。
究竟誰不是他們的讀者，是追求獨立思考的群體嗎？很難這樣說，因為經常被推崇的“獨立思考”其實是一個模糊不清的詞，沒有人不認為自己是在獨立思考。是財富等級上的頂端群體嗎？同樣很難說，因為我不知他們的真實生活狀況，更何況一些領域的商業家或娛樂人物需要降低姿態“親民”，同焦慮的同輩打成一片，是還是不是真假難辨。
真正不是他們讀者的，是當今中國規模更大的一個青年群體，他們因為家庭、興趣、經濟或學習水準等各種原因在高中、初中或小學畢業後便到城市拼搏，他們沒有受過高等教育，通常在政策和傳播上被稱作“青年農民工”。他們中有的是85後、90後、95後，甚至是00後，而同樣在經歷著自己的焦慮和緊張，然而他們一直沉于青年焦慮討論最邊緣的地帶。
我這裡把他們作為另外一個群體提出來，絕不是要說更值得關注，因為如果要平衡“公平”和“自由”——兩者都重要，卻往往難以兩全其美，所謂左翼和右翼的意識形態爭議便由此而來——就沒有誰更值得關注，生命權、生存權可能比其它權更重要，但沒有誰的權利更重要。即便經濟收入、職業或文化等層面迥異，我們也都是同一片天空之下青年。最基本的生活境遇，或者說底色，是一樣的。
角度不同，提出的底色也可能不一樣。我選擇的思考維度是影響著我們每一種擔心、緊張和焦慮的經濟與社會環境，具體說來，第一層底色是我們的勞動價值觀已產生變化，第二層底色是我們的時間感已慢下來。而在此基礎上，再來探討如何在個人層面盡可能做出改變，比如說，抵抗“演算法”與飛躍出租屋，保持開放和多元。
第一層底色
勞動價值觀與我們的工作意義
嚴格說來，在勞動哲學意義上勞動與工作不是一回事。通俗而言，我們現在說的工作，往往指自由就業市場上經勞資雙方簽訂合同之下的勞動實踐，以獲取報酬為目的，是一種商業化的勞動交易。勞動還可能是非交易的、公共的、自主的。然而，給兩者提供意義解釋的都是“勞動價值觀”。簡言之，是幫助我們說服自己以回答為什麼要勞動、為什麼要工作，價值和意義何在。
父母輩和課堂上的老師教育我們說，努力讀書，尤其是接受高等教育，是為了將來的工作選擇自由，是為了將來從事更自主更有意義的工作。但是，我們可能必須要承認兩個事實，一是即便高等教育畢業，也不必然意味著更自主更有意義的工作，二是並非所有人都能得到工作本身的意義，他們擺脫不了勞動的身體痛苦，搬磚、端盤子，不是他們希望或喜歡這樣，而是不得已。優勝劣汰的教育和就業之下，勝出者無法替邊緣者說工作是美好的。
這樣說，倒不是要否定勞動或工作的價值。按照包括馬克思在內的思想家的說法，沒有勞動，就沒有歷史。在現代社會完成工作更是一種基本的契約精神。而是說，我們就是擺脫不了喜怒哀樂的普通人，不是完美的聖人，我們的勞動還需要一套意義解釋框架。
第一批90後的童年，或許都聽過一首流行歌叫《步步高》。景崗山、林依輪和高林生慷慨激昂地高唱“世間自有公道/付出總有回報/說到不如做到/要做就做最好”，這是全曲的最高峰，激勵過我們的父母輩，60後、70後。甚至可能包括第一批80後。
景崗山、林依輪和高林生演唱的《步步高》MV一幕。
那時候，中國在政策上剛確認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更確切地說，改革早期的“處處點火，村村冒煙”工業化道路已結束，取而代之的，是逐步拉開序幕的以土地開發為中心內容的城市化建設。熱血註定要燃燒，城市青年的“下海潮”和農村青年的“打工潮”兩股潮流改變了當時的中國。
即便彼時也存在諸種“投機”，然而，真正引領中國勞動價值觀的還是“勤勞致富”。他們相信膽識和奮鬥能創造財富。
“勤勞致富”的興起，實際上也是更早的勞動價值觀即“勞動光榮”，在日常生活中的謝幕。“勞動光榮”在共和國前三十年，既是一種政治覺悟，也是一種集體倫理，不勞動或不愛勞動是它的反面，是覺悟低、是不愛集體。更不歡迎“不勞而獲”，而“不勞”既指偷懶，也指利息、租金等資本收益要素。勞動是一種最基本的政治任務和道德榮耀。
概而言之，勞動的目的是活著，但在具體的生活之中究竟為什麼要勞動？文化精英的理論或詩文或許給出這樣或那樣的答案，有的漂亮，有的深刻，有的低賤。然而，這些都是哲學家或文學家的解釋。
回歸最現實的普通人生活，他們的解釋很簡單，也很純粹。“勞動光榮”統一全社會的時候，是為了道德上的榮耀，更是為了政治上的集體倫理，不得不勞動，不勞動就被教育、被批判。“勤勞致富”起來的時候，是走出集體倫理，為了個人的生存而勞動，為了更上更好的生活而勞動，不得不勞動，不勞動就饑餓，所以《步步高》也要首先唱“沒有人問我過得好不好”。
我們出生的時候，“勞動光榮”已經退出歷史舞臺，而到了第一批90後出來工作的時候，“勤勞致富”已經慢慢不被普遍信任。我們的身上，不再像祖輩和父母輩一樣，還擁有一個統一全社會的解釋框架，意義的建築坍塌。工作的價值何在？我們瘋狂地熬夜、拼命地加班，不惜犧牲身體健康，是為了什麼？想必不只是為了基本的溫飽問題。
或許，一些從事藝術性或創造性工作的人們會說，是因為興趣，因為他們在工作中獲得了價值，生命由此昇華。但還是那句話，勝出者無法替邊緣者說工作是美好的，他們只是龐大青年群體中的冰山一角。“葛優躺”和《感覺身體被掏空》在2016年流行起來的時候，我們的勞動解釋體系已經面臨挑戰，依靠工資過上想像中的生活、實現階層向上流動，都變得困難，而解決管道當然不是回到集體倫理中。
第二層底色
時間感與我們的生活欲望
四年前，我的外婆患腦血栓住院，已經不能說話，醫院說再無希望。外婆一直持續不斷地用食指掐著大拇指。微弱，但還用力。外婆是“在算最後的（生命）時辰”。我走出醫院到茶館，茶館裡的老人們當時正在這樣議論著外婆，按他們的說法，外婆距離最後的生命時刻已經非常近了，早則當晚，遲則一兩天。
我畢生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說法，古老，很像一種遙遠的村野神話。外婆挺過最艱難的一天，扶牆跺腳鍛煉、散步活躍筋骨，抵抗血栓，因此繼續維持了三年生命，離世時89歲。
這麼些年過去了，外婆的時間計算在我的腦海中揮之不去。
精細的、統一的時間計算起源於工業革命和市場經濟。外婆是一個莊稼人，面朝黃土背朝天，時間都是根據日出日落、樹葉榮枯和燕子來去而完成計算。習慣用上鐘錶，時間也是粗糙的，計算單位通常使用兩個小時或上下午。然而，臨近生命盡頭，時間的計算不知以什麼單位突然精細起來，像是一種習來的傳統，更像是臨近死亡的人之本能。
我們的時間計算非常粗暴。確切地說，是學習和工作時間精細，而生活時間粗暴。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國社會正在經歷全面市場化，與之而來的是，現代企業管理制度興起，精細的時間管理也登場，上班、午休、下班、加班，具體到分鐘，“時間就是金錢”，影響到每一個到市場上勞動的父母輩，既有早期IT行業的程式師，也有富士康的第一批農民工。他們必須要精於時間計算。我們通過文藝作品看見他們“匆忙的身影”，等到出來工作，環境同他們是一樣的，計算工具（比如上下班打卡的系統或APPs）可能更時髦，但性質沒有什麼不同。
然而，除了工作時間，屬於自己且相對獨立的生活時間，我們的計算卻正在悄然改變。
席捲而來的“第一批90後+XX”說法，什麼脫髮、離婚、出家，等等，滿天飛。動則半生、一輩子，乾脆一眼望到頭，我們的時間計算很粗暴。連“佛系青年”這樣的詞都跳出來，時間計算不只是粗暴，還正在變慢，更像是要停下來。
宋祖英演唱《越來越好》（2001）。
第一批90後是聽著“生活好了”“你們這些孩子沒有經歷過苦日子”等訓話成長起來的，它們同宋祖英演唱的《越來越好》一起，象徵著一種向上的、滿意的生活變遷。中國經濟彼時高速增長。人們願意犧牲包括休息、身體和環境在內的一切投身於勞動之中，並對未來預期頗高。但是，沒有一個經濟體能保障一直保持高速增長，經濟結構調整、制度遇上瓶頸和社會觀念變遷都可能帶來拐點。等到我們出來工作，中國即將告別以土地開發為中心的城市化建設，經濟結構到了調整到了節點，時間慢了下來，被迫調整生活欲望和期望的姿態。
按理說，到了奔三的年紀，皮膚或頭髮的微妙變化在國內外都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我們已經回不到十八歲。然而，經濟與社會時間慢了下來，我們的身體和精神卻在走向衰老，更何況，精細的工作時間計算還加速了這一進程。兩者的時間之差構成了焦慮的重要因素。反觀父母輩，城市的，他們在相同的年紀完成的事業程度，可能遠在我們之上；鄉村的，他們在相同的年紀非常確定打工的意義，到大城市掙錢回家蓋新房，而不是像我們猶豫於是否回家，如果回家，是鄉村、小鎮還是縣城。
那時候，當然了，普通的父母輩也經歷著屬於他們的焦慮。城市青年，就像翟惠民唱《十不該》《鐵窗淚》一樣擔心自由衝動之下的亂序和“嚴打”緊張。鄉村青年，到城市謀生擔心被騙被勞動販子違法“囚禁”，更普遍地，就像打工民謠中的《打工十二月》一樣承受著城市生活的飄零。這些歌，記錄下了他們青年時期的一些彷徨和掙扎片段，我們這一輩聽來或許已經陌生。
改變的細節
抵抗“演算法”與飛躍出租屋
重建日常生活中的“勞動價值觀”，調整生活的時間感，兩層底色毋庸置疑都需要更宏大的政治與經濟制度改變。但是，對於這些正在經歷焦慮和緊張的青年來說呢？此時此刻，我們就在熬夜、加班，持續消耗身體，不知工作的意義何在；我們漂泊在城市各行各業，擠出地鐵，華燈灰暗，老年人已經入睡，而自己皺眉奔波，一事無成，一無所有，感“中年”已至，而“老淚縱橫”。
同樣漂泊且更被消耗身體，甚至可能犧牲尊嚴的“青年農民工”同樣還在經歷他們的焦慮和緊張。
那麼，假設把問題暫時置於個人層面上，且限於這篇文章的讀者，我們可以做出何種改變或突圍？比如說，高校畢業後獨自到北上廣等大城市打拼的青年，我們能否保持、在何種程度上保持開放和多元的精神姿態，或許將決定著能在多深層次上與焦慮相抗衡。
宿舍“臥談會”漫畫。圖片來自網路。
我會懷戀讀書期間的兩種空間，一是教室，二是宿舍，正是在這些地方，與同學完成了學校的日常生活交流。教室裡的問答、集體討論，宿舍裡的臥談，還有通往食堂路上的聊天。我們由此得知，世界是多元的，沒有人、也沒有任何時候完全同意自己的觀點。
然而，畢業工作，我們經由一個學生變成“空巢青年”，一半是出於嚮往更自由的個人生活，但只是作為一個勞動者身份來到這些城市，相伴隨的是一個封閉的獨處空間。到這時候，我們與外部世界的交流往往交給了內容用戶端的“演算法”。他們按需推送。我們在封閉的空間中進行著最隱私的、最原始的、也最本能的資訊獲取，圖片的，文字的，視頻的，既可能滿足著我們對物欲性欲世界的窺探，也可能滿足著我們對自己狹隘世界觀的想像。持續看到自己想看的，不斷鞏固一已之見，誤以為真實的世界運行邏輯果真是這樣。
社會或個人思維是離散的、多元的，而商業是競爭性的，兩者一相比，離散性顯然比不過競爭性。如果說一般商品領域的“演算法”幫忙縮短了挑選的時間，資訊和知識的“演算法”則是在挑戰一個完整個人的自由意志。跟著“演算法”沉浸在自己的單一世界，長此以往，很可能會變得狹隘、封閉，繼而喪失掉在學校時期還可能保持的一些開放和多元。
遇見不同的人，看見不同的觀點，聽見不同的生活經驗，我們才可能看到更豐富的可能，即便要痛苦地經歷碰撞和衝突。這樣的經歷，既是“它山之石”，我們遭遇的，不是孤獨的，因為還有其他人的生活經驗可供參考，也是一顆包容之心的必然承受。勞動價值觀已改變，時間感已經慢下來，若非如此，一個狹隘且封閉的“中年人”青年何以用一己之單薄的身體和精神，與宏大的世界談判。
讀書和參加社會公共生活，是保持開放和多元的一種常見選擇。然而，真正做起來卻需要條件。我們的身體與精神已疲憊，更可能、也更普遍的做法，或許還是要回到日常生活的細節與安排，比如說：抵抗“演算法”，跳出單一內容用戶端，到外面逛逛帖子，看看或參與公共事件的爭議；飛躍出租屋，結識朋友並與他們交往，因為一場簡單的便飯聚餐，也可能刷新你的“三觀”。將工作與生活隔離，經歷一段年華。而這樣說，絕非意味著就要放下更宏大的經濟與社會環境思考。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作者：羅東；編輯：泥菜。作者在由南都公益基金會與《南都觀察》專案組主辦的2017年度對話“青年危機”表達過文中主要觀點。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你轉發至朋友圈。
南都2017年度對話“青年危機”，2018年1月7日，北京中華世紀壇。照片由主辦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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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平時在微信或其它新聞用戶端上，通常很少會去區分報導者誰，寫作者是誰，而是統稱他們為“媒體”或“小編”。
身上的標籤、描述是怎樣來的，是由誰提出來的，或許是理解焦慮或危機的第一步。他們沒有、或故意不使用資料收集和邏輯論證，製造的標籤，可能不符合你，但即便不符合，比如沒有啤酒肚、沒出家，他們的情緒也可能滿足了你的焦慮。兩者都不符合，顯然就對不起，你不是他們的讀者。
究竟誰不是他們的讀者，是追求獨立思考的群體嗎？很難這樣說，因為經常被推崇的“獨立思考”其實是一個模糊不清的詞，沒有人不認為自己是在獨立思考。是財富等級上的頂端群體嗎？同樣很難說，因為我不知他們的真實生活狀況，更何況一些領域的商業家或娛樂人物需要降低姿態“親民”，同焦慮的同輩打成一片，是還是不是真假難辨。
真正不是他們讀者的，是當今中國規模更大的一個青年群體，他們因為家庭、興趣、經濟或學習水準等各種原因在高中、初中或小學畢業後便到城市拼搏，他們沒有受過高等教育，通常在政策和傳播上被稱作“青年農民工”。他們中有的是85後、90後、95後，甚至是00後，而同樣在經歷著自己的焦慮和緊張，然而他們一直沉于青年焦慮討論最邊緣的地帶。
我這裡把他們作為另外一個群體提出來，絕不是要說更值得關注，因為如果要平衡“公平”和“自由”——兩者都重要，卻往往難以兩全其美，所謂左翼和右翼的意識形態爭議便由此而來——就沒有誰更值得關注，生命權、生存權可能比其它權更重要，但沒有誰的權利更重要。即便經濟收入、職業或文化等層面迥異，我們也都是同一片天空之下青年。最基本的生活境遇，或者說底色，是一樣的。
角度不同，提出的底色也可能不一樣。我選擇的思考維度是影響著我們每一種擔心、緊張和焦慮的經濟與社會環境，具體說來，第一層底色是我們的勞動價值觀已產生變化，第二層底色是我們的時間感已慢下來。而在此基礎上，再來探討如何在個人層面盡可能做出改變，比如說，抵抗“演算法”與飛躍出租屋，保持開放和多元。
第一層底色
勞動價值觀與我們的工作意義
嚴格說來，在勞動哲學意義上勞動與工作不是一回事。通俗而言，我們現在說的工作，往往指自由就業市場上經勞資雙方簽訂合同之下的勞動實踐，以獲取報酬為目的，是一種商業化的勞動交易。勞動還可能是非交易的、公共的、自主的。然而，給兩者提供意義解釋的都是“勞動價值觀”。簡言之，是幫助我們說服自己以回答為什麼要勞動、為什麼要工作，價值和意義何在。
父母輩和課堂上的老師教育我們說，努力讀書，尤其是接受高等教育，是為了將來的工作選擇自由，是為了將來從事更自主更有意義的工作。但是，我們可能必須要承認兩個事實，一是即便高等教育畢業，也不必然意味著更自主更有意義的工作，二是並非所有人都能得到工作本身的意義，他們擺脫不了勞動的身體痛苦，搬磚、端盤子，不是他們希望或喜歡這樣，而是不得已。優勝劣汰的教育和就業之下，勝出者無法替邊緣者說工作是美好的。
這樣說，倒不是要否定勞動或工作的價值。按照包括馬克思在內的思想家的說法，沒有勞動，就沒有歷史。在現代社會完成工作更是一種基本的契約精神。而是說，我們就是擺脫不了喜怒哀樂的普通人，不是完美的聖人，我們的勞動還需要一套意義解釋框架。
第一批90後的童年，或許都聽過一首流行歌叫《步步高》。景崗山、林依輪和高林生慷慨激昂地高唱“世間自有公道/付出總有回報/說到不如做到/要做就做最好”，這是全曲的最高峰，激勵過我們的父母輩，60後、70後。甚至可能包括第一批80後。
景崗山、林依輪和高林生演唱的《步步高》MV一幕。
那時候，中國在政策上剛確認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更確切地說，改革早期的“處處點火，村村冒煙”工業化道路已結束，取而代之的，是逐步拉開序幕的以土地開發為中心內容的城市化建設。熱血註定要燃燒，城市青年的“下海潮”和農村青年的“打工潮”兩股潮流改變了當時的中國。
即便彼時也存在諸種“投機”，然而，真正引領中國勞動價值觀的還是“勤勞致富”。他們相信膽識和奮鬥能創造財富。
“勤勞致富”的興起，實際上也是更早的勞動價值觀即“勞動光榮”，在日常生活中的謝幕。“勞動光榮”在共和國前三十年，既是一種政治覺悟，也是一種集體倫理，不勞動或不愛勞動是它的反面，是覺悟低、是不愛集體。更不歡迎“不勞而獲”，而“不勞”既指偷懶，也指利息、租金等資本收益要素。勞動是一種最基本的政治任務和道德榮耀。
概而言之，勞動的目的是活著，但在具體的生活之中究竟為什麼要勞動？文化精英的理論或詩文或許給出這樣或那樣的答案，有的漂亮，有的深刻，有的低賤。然而，這些都是哲學家或文學家的解釋。
回歸最現實的普通人生活，他們的解釋很簡單，也很純粹。“勞動光榮”統一全社會的時候，是為了道德上的榮耀，更是為了政治上的集體倫理，不得不勞動，不勞動就被教育、被批判。“勤勞致富”起來的時候，是走出集體倫理，為了個人的生存而勞動，為了更上更好的生活而勞動，不得不勞動，不勞動就饑餓，所以《步步高》也要首先唱“沒有人問我過得好不好”。
我們出生的時候，“勞動光榮”已經退出歷史舞臺，而到了第一批90後出來工作的時候，“勤勞致富”已經慢慢不被普遍信任。我們的身上，不再像祖輩和父母輩一樣，還擁有一個統一全社會的解釋框架，意義的建築坍塌。工作的價值何在？我們瘋狂地熬夜、拼命地加班，不惜犧牲身體健康，是為了什麼？想必不只是為了基本的溫飽問題。
或許，一些從事藝術性或創造性工作的人們會說，是因為興趣，因為他們在工作中獲得了價值，生命由此昇華。但還是那句話，勝出者無法替邊緣者說工作是美好的，他們只是龐大青年群體中的冰山一角。“葛優躺”和《感覺身體被掏空》在2016年流行起來的時候，我們的勞動解釋體系已經面臨挑戰，依靠工資過上想像中的生活、實現階層向上流動，都變得困難，而解決管道當然不是回到集體倫理中。
第二層底色
時間感與我們的生活欲望
四年前，我的外婆患腦血栓住院，已經不能說話，醫院說再無希望。外婆一直持續不斷地用食指掐著大拇指。微弱，但還用力。外婆是“在算最後的（生命）時辰”。我走出醫院到茶館，茶館裡的老人們當時正在這樣議論著外婆，按他們的說法，外婆距離最後的生命時刻已經非常近了，早則當晚，遲則一兩天。
我畢生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說法，古老，很像一種遙遠的村野神話。外婆挺過最艱難的一天，扶牆跺腳鍛煉、散步活躍筋骨，抵抗血栓，因此繼續維持了三年生命，離世時89歲。
這麼些年過去了，外婆的時間計算在我的腦海中揮之不去。
精細的、統一的時間計算起源於工業革命和市場經濟。外婆是一個莊稼人，面朝黃土背朝天，時間都是根據日出日落、樹葉榮枯和燕子來去而完成計算。習慣用上鐘錶，時間也是粗糙的，計算單位通常使用兩個小時或上下午。然而，臨近生命盡頭，時間的計算不知以什麼單位突然精細起來，像是一種習來的傳統，更像是臨近死亡的人之本能。
我們的時間計算非常粗暴。確切地說，是學習和工作時間精細，而生活時間粗暴。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國社會正在經歷全面市場化，與之而來的是，現代企業管理制度興起，精細的時間管理也登場，上班、午休、下班、加班，具體到分鐘，“時間就是金錢”，影響到每一個到市場上勞動的父母輩，既有早期IT行業的程式師，也有富士康的第一批農民工。他們必須要精於時間計算。我們通過文藝作品看見他們“匆忙的身影”，等到出來工作，環境同他們是一樣的，計算工具（比如上下班打卡的系統或APPs）可能更時髦，但性質沒有什麼不同。
然而，除了工作時間，屬於自己且相對獨立的生活時間，我們的計算卻正在悄然改變。
席捲而來的“第一批90後+XX”說法，什麼脫髮、離婚、出家，等等，滿天飛。動則半生、一輩子，乾脆一眼望到頭，我們的時間計算很粗暴。連“佛系青年”這樣的詞都跳出來，時間計算不只是粗暴，還正在變慢，更像是要停下來。
宋祖英演唱《越來越好》（2001）。
第一批90後是聽著“生活好了”“你們這些孩子沒有經歷過苦日子”等訓話成長起來的，它們同宋祖英演唱的《越來越好》一起，象徵著一種向上的、滿意的生活變遷。中國經濟彼時高速增長。人們願意犧牲包括休息、身體和環境在內的一切投身於勞動之中，並對未來預期頗高。但是，沒有一個經濟體能保障一直保持高速增長，經濟結構調整、制度遇上瓶頸和社會觀念變遷都可能帶來拐點。等到我們出來工作，中國即將告別以土地開發為中心的城市化建設，經濟結構到了調整到了節點，時間慢了下來，被迫調整生活欲望和期望的姿態。
按理說，到了奔三的年紀，皮膚或頭髮的微妙變化在國內外都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我們已經回不到十八歲。然而，經濟與社會時間慢了下來，我們的身體和精神卻在走向衰老，更何況，精細的工作時間計算還加速了這一進程。兩者的時間之差構成了焦慮的重要因素。反觀父母輩，城市的，他們在相同的年紀完成的事業程度，可能遠在我們之上；鄉村的，他們在相同的年紀非常確定打工的意義，到大城市掙錢回家蓋新房，而不是像我們猶豫於是否回家，如果回家，是鄉村、小鎮還是縣城。
那時候，當然了，普通的父母輩也經歷著屬於他們的焦慮。城市青年，就像翟惠民唱《十不該》《鐵窗淚》一樣擔心自由衝動之下的亂序和“嚴打”緊張。鄉村青年，到城市謀生擔心被騙被勞動販子違法“囚禁”，更普遍地，就像打工民謠中的《打工十二月》一樣承受著城市生活的飄零。這些歌，記錄下了他們青年時期的一些彷徨和掙扎片段，我們這一輩聽來或許已經陌生。
改變的細節
抵抗“演算法”與飛躍出租屋
重建日常生活中的“勞動價值觀”，調整生活的時間感，兩層底色毋庸置疑都需要更宏大的政治與經濟制度改變。但是，對於這些正在經歷焦慮和緊張的青年來說呢？此時此刻，我們就在熬夜、加班，持續消耗身體，不知工作的意義何在；我們漂泊在城市各行各業，擠出地鐵，華燈灰暗，老年人已經入睡，而自己皺眉奔波，一事無成，一無所有，感“中年”已至，而“老淚縱橫”。
同樣漂泊且更被消耗身體，甚至可能犧牲尊嚴的“青年農民工”同樣還在經歷他們的焦慮和緊張。
那麼，假設把問題暫時置於個人層面上，且限於這篇文章的讀者，我們可以做出何種改變或突圍？比如說，高校畢業後獨自到北上廣等大城市打拼的青年，我們能否保持、在何種程度上保持開放和多元的精神姿態，或許將決定著能在多深層次上與焦慮相抗衡。
宿舍“臥談會”漫畫。圖片來自網路。
我會懷戀讀書期間的兩種空間，一是教室，二是宿舍，正是在這些地方，與同學完成了學校的日常生活交流。教室裡的問答、集體討論，宿舍裡的臥談，還有通往食堂路上的聊天。我們由此得知，世界是多元的，沒有人、也沒有任何時候完全同意自己的觀點。
然而，畢業工作，我們經由一個學生變成“空巢青年”，一半是出於嚮往更自由的個人生活，但只是作為一個勞動者身份來到這些城市，相伴隨的是一個封閉的獨處空間。到這時候，我們與外部世界的交流往往交給了內容用戶端的“演算法”。他們按需推送。我們在封閉的空間中進行著最隱私的、最原始的、也最本能的資訊獲取，圖片的，文字的，視頻的，既可能滿足著我們對物欲性欲世界的窺探，也可能滿足著我們對自己狹隘世界觀的想像。持續看到自己想看的，不斷鞏固一已之見，誤以為真實的世界運行邏輯果真是這樣。
社會或個人思維是離散的、多元的，而商業是競爭性的，兩者一相比，離散性顯然比不過競爭性。如果說一般商品領域的“演算法”幫忙縮短了挑選的時間，資訊和知識的“演算法”則是在挑戰一個完整個人的自由意志。跟著“演算法”沉浸在自己的單一世界，長此以往，很可能會變得狹隘、封閉，繼而喪失掉在學校時期還可能保持的一些開放和多元。
遇見不同的人，看見不同的觀點，聽見不同的生活經驗，我們才可能看到更豐富的可能，即便要痛苦地經歷碰撞和衝突。這樣的經歷，既是“它山之石”，我們遭遇的，不是孤獨的，因為還有其他人的生活經驗可供參考，也是一顆包容之心的必然承受。勞動價值觀已改變，時間感已經慢下來，若非如此，一個狹隘且封閉的“中年人”青年何以用一己之單薄的身體和精神，與宏大的世界談判。
讀書和參加社會公共生活，是保持開放和多元的一種常見選擇。然而，真正做起來卻需要條件。我們的身體與精神已疲憊，更可能、也更普遍的做法，或許還是要回到日常生活的細節與安排，比如說：抵抗“演算法”，跳出單一內容用戶端，到外面逛逛帖子，看看或參與公共事件的爭議；飛躍出租屋，結識朋友並與他們交往，因為一場簡單的便飯聚餐，也可能刷新你的“三觀”。將工作與生活隔離，經歷一段年華。而這樣說，絕非意味著就要放下更宏大的經濟與社會環境思考。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作者：羅東；編輯：泥菜。作者在由南都公益基金會與《南都觀察》專案組主辦的2017年度對話“青年危機”表達過文中主要觀點。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你轉發至朋友圈。
南都2017年度對話“青年危機”，2018年1月7日，北京中華世紀壇。照片由主辦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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