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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歐俄“三國演義”：前景高度不確定
作者：薑毅， 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研究員；
陳暘，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歐洲研究所副研究員；
賈春陽，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副研究員；
隨著“特朗普時代”的開啟， 近年嚴重對立的美俄、歐俄關係和以“跨大西洋聯盟”為主要特徵的美歐關係進入活躍調整期。
2月15日至16日， 北約防長會議在布魯塞爾北約總部召開， 聚焦軍費和反恐問題。 與會的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重申北約是跨大西洋合作重要基石，
2月17日至19日， 第53屆慕尼克安全會議在德國舉行， 美歐俄三方軍政官員和學者在會上的互動最為引人注目。 觀察家認為， 今後一個時期的美歐俄關係仍將比較緊張， 充滿不確定性。
從這兩個會議看開去， 美歐俄關係將如何演變？歐洲安全形勢將如何發展？對中國有什麼樣的影響？本期特邀三位學者作一展望。
2017年1月28日，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與俄羅斯總統普京通電話。
美俄關係重啟， 尚未起步便受阻
特朗普政府改善對俄關係不得不顧忌四方面因素
賈春陽：回顧冷戰後的歷史， 可以看到從克林頓到奧巴馬， 美國連續三任總統在上任之初都曾致力於緩和美俄關係， 然而無一例外地， 任期即將結束時， 美俄關係都陷入低谷。 美國領導的北約也一度走出“傳統防區”， 先後介入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等防區外國家和地區的安全局勢。
烏克蘭危機發生後，
2017年2月15日， 北約防長會議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舉行。
特朗普上臺前後， 對俄羅斯發出了改善關係的信號， 如公開表態支援發展美俄關係、接連對普京示好、暗示將會有條件放鬆或取消對俄制裁等。 俄也擺出了主動接觸的積極姿態， 畢竟俄實力不濟， 與美歐長期對抗不符合俄利益。
首先， 特朗普政府內部在對俄政策問題上存在分歧， 並非“鐵板一塊”。 在特朗普對俄示好的同時， 美國新政府高層多次傳達出與特朗普不一致的觀點。 2月2日， 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黑利稱， 只要俄羅斯“不將克裡米亞還給烏克蘭”， 美國就會一直保留對俄制裁。 2月5日，美國副總統彭斯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對俄“違反烏克蘭停火協議”深感不安，美國能否合作取決於俄的表現。就連一向被稱作“親俄派”代表的弗林也建議支持黑山加入北約，通過北約繼續東擴向俄施壓。
其次，美國國會議員反彈強烈。參院多數党領袖麥康奈爾、眾議長瑞恩、眾院少數党領袖佩洛西等對特朗普在競選和候任期間的親俄言論抱以警惕，對特朗普急速改善對俄關係的意圖構成牽制。
第三，美國政治精英和媒體圈反感俄羅斯者大有人在，輿論環境並不支持特朗普改善對俄關係，涉俄政治醜聞的發酵也束縛了美俄關係改善的步伐。弗林辭職後，美國司法機構和媒體沒有停止追索“通俄門”幕後真相，矛頭直指特朗普。《紐約時報》披露，美國大選前一年，特朗普競選團隊的前主席馬納福特等與俄羅斯情報人員有接觸，且通話時間與俄駭客攻擊民主黨幾乎同時。最近，特朗普內閣司法部長塞申斯的“通俄門”開始發酵。
第四便是歐洲盟友的勸阻。歐盟不是不想穩定對俄關係，但其對俄“侵略野心”的擔憂壓倒一切，也非常害怕美國越過歐洲自行改善與俄關係。此次在北約防長會和慕尼克安全會議上，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和副總統彭斯著重做了安撫歐洲盟友的工作，並發出一些對俄示強的聲音，顯示出特朗普政府還是優先考慮與盟友夥伴關係的。彭斯稱美國“堅決支持北約，毫不動搖地堅持對跨大西洋聯盟的承諾”，美國將繼續與歐盟加強夥伴關係。彭斯還表示，即使美俄尋求新的共識，美國也會堅決讓俄為烏克蘭危機負責，要求俄遵守《明斯克協議》。
三大問題橫亙在美俄關係改善的道路上
薑毅：我們可以從“逆全球化”的角度來理解當前美歐俄關係的複雜態勢。冷戰結束20多年來，原有的鐵幕被打破，世界進入全球化深入發展的時期。然而最近幾年，由於財富分配不均等問題，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現象形成勢頭，一些國家在民意的推動下開始往回走，政治上的保守主義、經濟上的保護主義在幾個大國和大國集團都表現得越來越明顯。特朗普上臺後，實際上開啟了美國“向右轉”的進程。歐洲今年要舉行幾場選舉，“右化”趨勢更加明顯：英國的特雷莎·梅首相代表了英國的新保守主義；在法國，如果極右翼領導人瑪麗娜·勒龐5月當選總統，對法國和歐洲的影響將是非常大的；此外還有奧地利。從2012年普京第三個總統任期開始，俄羅斯走上了俄式保守主義的道路，治國理念、社會基本價值取向、對外政策都回歸傳統，對此普京本人也是公開承認的。
美歐俄的保守主義趨向之間有著密切的互動甚至合流。過去幾年俄歐互動非常明顯，有外媒報導，俄與法國、奧地利等一些歐洲右翼保守政黨往來較為密切，儘管俄方沒有公開承認過。特朗普對英國、法國保守主義政黨的支持十分明顯，與普京也是眉來眼去。雖然美國對俄羅斯“干涉美國大選”的指控尚無定論，不過俄各界幾乎不掩飾對特朗普當選的興高采烈。之所以這樣，一方面，是希拉蕊·克林頓2011年公開支持集會抗議俄國家杜馬選舉“不公正”者——這種在俄煽動“顏色革命”的舉動直接威脅到普京的政權安全，從某種意義上講比北約東擴直接擠壓俄戰略利益還要嚴重，對俄刺激很大，實際上也就是普京同奧巴馬政府鬧翻的開端；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俄在價值觀上與特朗普保守主義的某種相似之處。例如，對社會變革採取審慎態度，強調秩序和法律，反對徹底顛覆，主張維護如宗教、習俗、倫理等社會紐帶等。這有別於民主黨支持所謂“民主革命”、推行“民主價值觀”的政策。
2017年2月18日，德國總理默克爾在第53屆慕尼克安全會議上發表演講。
再就是可以從傳統的歐洲安全角度解讀目前美歐俄的複雜關係。冷戰結束後相當長一段時間，西歐國家認為歐洲的安全問題已得到根本性的解決，“不存在歐安問題了”，於是“北約轉型”提上議程。因此，北約在擴員、提出所謂全球干預戰略的同時，更傾向于將傳統的軍事功能轉變為政治—軍事性質，側重於預防性外交、構建地區架構和應對功能性問題。烏克蘭危機後，歐洲國家重新感覺到傳統的軍事安全壓力，加強所謂的集體防禦能力再次成為北約關注的議題。北約在加強東歐防務過程中，名義上沒有直接撕毀1997年與俄達成的關於不在新成員國領土上部署軍隊的“君子協定”，但通過建立快反基地、輪防、軍演、武器裝備預存等方式，實際上實現了直接針對俄羅斯的靠前部署。
增加軍費是本次北約防長會的一個主要議題。特朗普在競選時就表明，美國不能繼續花錢替歐洲國家保安全，要北約其他成員國自己掏錢解決問題。這就是政治保守主義與經濟保護主義合流的一種體現。美國的具體要求是，北約其他國家的防務預算要占到整個財政預算的至少2%。一些國家已經表示要努力達到這個標準。增加了的軍費有相當一部分投入到與美國的聯合軍演上，這些演習也是北約防務政策調整的重要體現，旨在熟悉、適應東歐地區作戰需要。
從俄羅斯的安全政策角度看，在俄與北約之間建立緩衝帶是俄的一貫追求。如果北約不搞“東擴”，俄也沒有必要在新獨聯體國家採取對抗性的措施。然而北約執意“東擴”，俄只好加強對烏克蘭、格魯吉亞、白俄羅斯、莫爾達瓦的工作，歐亞聯盟等所謂一體化倡議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的。而俄的舉措在一些中東歐國家引起反彈，因為這些國家一直有強烈的反俄基因，對俄極不信任。烏克蘭危機是一面不同勢力角逐地區影響力、控制力的鏡子，折射出冷戰結束後，北約與俄在構築歐洲安全新框架上沒有達成一致，傳統安全問題再次回歸，經過一系列折騰，大家又回到地緣政治衝突的原點。
特朗普上臺後，俄對減輕來自美國和北約的壓力抱以厚望。俄的這種心態完全可以理解，畢竟，奧巴馬執政後期，美俄對抗，俄在經濟金融上付出巨大代價，內耗很多。但特朗普執政一個多月了，美俄改善關係的進程受到很大阻力。有人說“俄美蜜月終止了”，我不同意這個說法，因為根本就沒有“蜜月”，何談“開始”？雙方最多互釋善意。
在美國人看來，要想再次重啟美俄關係，必須解決幾大問題。首先是所謂“俄干涉美國大選”的問題，這在美國歷史上還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對美國的價值自尊和政治理念是很大衝擊，美國一些人不會輕易放過俄羅斯。第二是所謂俄羅斯“威脅”北約盟國安全問題，美國要想繼續當“霸主”，就很難推卸對這些國家的“保護”責任。再就是烏克蘭問題，美歐認為俄明顯違反了二戰後確立的“歐洲疆界不可更改”原則，不能不了了之。有這三個問題橫在前面，美俄關係的轉圜難上加難。
烏克蘭問題的關鍵是明斯克停火協議能否得到堅守。2月18日俄臨時性承認尋求獨立的烏克蘭東部兩州—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自行頒發的護照、學歷證、出生證，允許兩地公民持此種護照免簽入俄，被烏克蘭政府視為對烏“肢解”行為，實際上是俄對特朗普政府在烏克蘭問題上立場後退的反應。
下一步美俄改善關係可能的抓手應該是敘利亞問題。可以看出，特朗普政府在敘問題上的立場傾向與奧巴馬政府有些不同，要優先加大在中東地區的反恐力度，有意尋求俄羅斯的合作。目前美國對敘問題的關注重點已不再是阿薩德政權的去留問題，而是如何把這個地區局勢的控制住，集中火力打壓“伊斯蘭國”。
當然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就是特朗普本人的“合法性”。美國國內一些人對弗林因“通俄”醜聞而去職事件的炒作和關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並非只是對改善美俄關係不滿，主要還是想借此削弱特朗普的執政地位，板子打的是特朗普，要深挖他和他的內閣要員到底有沒有撒謊。在這種情況下，俄羅斯前不久採取的承認烏克蘭東部兩州“護照”的步驟，也是因為看准了美國國內一些人不會允許美俄關係輕易改善，還不如繼續按自己的節奏來，走一步算一步，趁美國人無暇顧及進一步增加手中的談判籌碼。西方對《明斯克協議》的理解只強調“停火”，而俄羅斯則認為這明顯不全面，在推動東部兩州享有更多自治權改革方面，還需加大對基輔的壓力。
歐洲的安全憂慮，既來自俄也來自美
歐美關係的內涵在變化
陳暘：歐洲的軍事安全實力弱於美國和俄羅斯，眼看著兩個大塊頭在歐洲的土地上折騰，心裡不是滋味，但是沒什麼好辦法，認為冷戰後短暫出現的那個“沒有歐安問題的時代”結束了。隨著特朗普的上臺，歐洲開始把美國視為不確定性之源，感覺到面臨的安全問題空前複雜多樣，不只是俄羅斯的威脅、烏克蘭和敘利亞的危機，還有難民問題。特朗普的對歐政策儘管還不成形，但已使歐洲有了“釜底抽薪”之感。對歐洲來講，當其自身安全存在較多變數之際，最大的盟國美國也成了變數，跨大西洋聯盟的穩固性都產生了疑問，歐洲的惶恐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奧巴馬執政時期，儘管美國的全球戰略重心開始向亞太調整，但奧巴馬非常重視做安撫、拉住歐洲的工作，一再強調美歐價值觀、世界觀的同質性，至少做足了繼續參與歐盟建設的姿態，對俄羅斯的戰略強勢也反應強烈，那個時候歐洲對美國還算放心。現在特朗普擺出了另一副姿態，在競選期間和上臺後接連發表令歐洲膽戰心驚的言論。在歐洲人看來，大西洋對岸居然出了個內心並不支持歐洲一體化的美國總統，這簡直匪夷所思。要知道歐盟建設的最初動力就來自美國的馬歇爾計畫，可以說是在美國人的幫助下一手成長起來的。如果今後美國不再參與歐洲建設，後果對歐洲人來說不堪設想。雖然特朗普政府要員這一次高調出席北約防長會和慕尼克安全會議，副總統、防長、國務卿分別向歐洲重申了安全保證，但畢竟不是由特朗普通過到訪歐洲親口說出的，因此仍不足以消除歐洲人內心的懷疑和惶恐。歐洲在等待著特朗普，然而他一段時間來在外交上忙於處理與墨西哥、加拿大兩鄰國的關係，最早也要到五月份才能到訪北約、英國，看來歐洲還要繼續等一陣子。
即便特朗普親臨歐洲重申美國的承諾，但美歐關係的內涵已在發生變化，價值共同體的色彩趨淡，利益共同體的特點轉濃，不再是以前那麼親密無間的盟友關係，而是進入一個更具交易性的時代。歐洲人對美國人的內心疑問將繼續存在。
歐洲的最主要安全關切在於俄羅斯
陳暘：歐洲的最大夢魘還是俄羅斯會不會“捲土重來”。這種擔憂不僅是地緣政治意義上的，也體現在民主價值方面。今年歐洲將要舉行多場選舉，歐洲人聲稱掌握了俄企圖干預這些選舉、破壞歐洲民主政治的眾多證據，歐洲議會下設的一個專門小組羅列出了2500多項證據，包括指稱俄通過輿論造勢抹黑德國總理默克爾，因為默克爾始終堅定站在對俄制裁第一線，也就成了俄羅斯的“眼中釘”。在美俄改善關係風聲很盛的時候，歐盟去年11月仍然通過了延長對俄制裁的決定，至少在今年上半年有關制裁不會減弱。
2017年2月20日，美國副總統彭斯（右三）到訪比利時布魯塞爾北約總部。
另外一個問題是德國會不會“崛起”？由於歷史和現實的原因，有些歐洲國家內心仍埋著“讓德國不要起來”的戒律，而特朗普對歐政策已經隱約可見重心上的調整。過去奧巴馬政府是把德國看作歐洲的“中流砥柱”，與德國的協調極為密切，無論是在金融還是對俄政策方面，現在特朗普顯然更看重傳統歐洲核心國家的作用，比如他當選後會見的第一位外國客人竟然是英國脫歐陣營領軍人物法拉奇，就職後在白宮接待的第一位外國政府首腦是英國首相特雷莎·梅，對歐洲右翼和脫歐勢勢力的支持姿態非常明顯，對德則相對冷落。
歐洲在自主防衛與集體安全依賴之間徘徊
賈春陽：從冷戰結束到現在，美國在歐洲配置的軍力總體呈現下降的趨勢，現在有6萬多美軍駐紮在歐洲。烏克蘭危機爆發後，美國強化駐歐軍力的主要舉措是“保量增質”，所謂“增質”就是把F-35戰機等先進裝備派駐歐洲，並且在歐預先部署一些重型裝備以準備應對重大危機。此外還包括把部分駐歐美軍從英國、葡萄牙往義大利、中東歐調遣，以針對俄羅斯提高軍事威懾力。同時，鼓動歐洲盟友在軍事安全方面承擔更多責任，包括增加軍費開支，這實際上從奧巴馬時期就開始勸說了。
特朗普上臺前後，放話說“北約過時了”，宣稱支持英國“脫歐”，很是令歐洲吃驚。但我感覺，商人出身的特朗普這麼講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對歐洲人討價還價的策略，或者說是施壓方法，言外之意是“你們再不增加軍費開支，美國就不管你們了”。而特朗普內閣的重要成員比如國防部長馬蒂斯隨後出面安撫歐洲盟友，重申美國對歐洲的安全承諾，對特朗普的偏激言論起到了平衡作用。
特朗普上臺後推出了六大優先政策方向，其中之一是強軍，特別是加強海軍力量，要把美國海軍軍艦數量從目前的270多艘增加到350多艘，為此肯定會提高軍費。同時，我個人認為特朗普會延續奧巴馬時期的亞太政策，雖然名義上不叫“亞太再平衡”了，但同樣會更加重視亞太。當然這不等於特朗普就會削減對歐洲的軍事投入，美國整體國防預算的增加也會帶來對歐洲投入的增加。事實上，2017財年美國針對歐洲防務專案的預算就有明顯增加。這種情況下，特朗普政府會加緊施壓要求歐洲盟友加大軍事投入。
陳暘：德國在歐安事務中承擔更多責任的態度十分積極。德國已經呼應了美國的要求，明確表示2017年增加8%的軍費，也在擴大自身對安全的定義範圍，既包括傳統的防禦安全，也包括民事救援等非傳統內容，默克爾最近還提出要加快歐洲防務聯盟建設，把“雙速歐洲”概念引入防務領域（注：“雙速歐洲”原先是法德共同宣導的在經濟金融領域分階段推進歐洲改革的計畫，把歐盟成員國分成“願意在統一道路上走得更快更遠的國家和其他國家”兩部分）。
接下來，波羅的海三國中的拉脫維亞、立陶宛都會把防務開支的總預算占比對照北約要求提高到2%。在2015年的北約國家防務開支總和當中，美國的占比高達72.2%，現在特朗普政府決意擴大美國的軍費開支了，歐洲國家再不跟上，它們在北約防務開支當中的占比會更小。歐盟也會把非傳統安全、民事安全因素納入自己的防務計畫，同時加緊推進快反力量建設。在北約內部壯大自己的力量，打造歐洲自己的安全支柱，美國對此是默許的，同時特朗普政府明確要求北約加大反恐投入。但這將是一個長期過程，不大可能立竿見影。
不管怎樣，北約對歐洲人來說仍是無可替代的。這首先是安全形勢所迫，歐洲必須加大投入，應對恐怖主義、邊境管理、俄羅斯“威脅”等多重挑戰。再就是歐洲各國的戰備能力經過冷戰後長時間的連續削減確實過於虛弱了，離不開集團聯盟形式的安全依託。所以，北約會有調整和改變，但不會退出歷史舞臺，在歐洲安全事務當中仍將繼續起到支柱性、主體性的作用。
未來的美歐俄關係，沒有答案
“歐洲安全大廈”不切實際
薑毅：俄羅斯關切的幾個問題，包括北約東擴、歐洲反導系統建設，沒有一個能在特朗普任內得到解決。美俄、歐俄之間的戰略性、結構性矛盾仍將繼續存在。所以，美歐俄安全關係的前景依然渺茫。
冷戰後俄與西方矛盾的焦點是，如何建立國際、特別是歐洲安全新格局，以及俄在這種安排中居於何種地位。這個矛盾迄今沒有答案。根本原因在於各方的價值理念和利益訴求存在根本對立。
在俄看來，歐洲的安全問題不能依靠個別集團和組織，不能為了發展和擴大軍事同盟而損害其他國家的利益；作為一個大國，俄應以平等身份與北約共同支撐起歐洲安全、政治的大廈。
而不管是持續擴大地盤也好、還是將觸角探進獨聯體陣營也罷，西方國家想的卻是讓北大西洋聯盟一攬歐洲事務，成為地區主宰和領袖。雖然有時它也表示不願“孤立俄羅斯”，但那指的是希望後者以“普通成員”身份“融入”北約治下的體系，而不是承認俄有“特殊”地位，更不是要與之分權。
美歐精英階層裡很多人極端反俄厭俄，骨子裡不信任俄，特朗普團隊也不會例外。特朗普希望美國與俄修好，出發點也不是要平等地接納俄羅斯，而是出於安撫俄的心態。俄很清楚美歐並沒有把它當做平等的夥伴，所以也不會讓美歐順遂。從格魯吉亞到烏克蘭的出手反擊，再到近年來一系列的軍事演習、發展軍備、展示軍力，都是在向西方傳遞信號：俄羅斯的不安全感就是歐洲的不安全感。冷戰後20多年，俄與西方關係在交惡—調整—交惡的怪圈裡往復多次，雙方都越來越沒有耐心、沒有信任，也相互將對方逼到死角難以轉圜，最終導致今天這種狀況：集體不安全。
從短中長期視角預測美歐俄關係
陳暘：分析判斷美歐俄關係的走向，需要有短期、中期、長期的視角。
短期看，各國都需要有一個“滅火器”。在各方對特朗普歐洲政策高度懷疑、議論紛紛的時候，特朗普需要利用5月北約峰會、西方七國首腦會議和他擬議中的訪英機會，把一些不確定的因素明朗化，屆時法國大選已基本塵埃落定了。接下來的一個機會是7月德國漢堡二十國集團峰會，屆時美俄首腦會晤應已實現。通過一系列的外交互動，美歐俄之間能否形成一個基本的新的原則框架，值得關注。
2017年2月16日，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與美國國務卿蒂勒森在德國波恩二十國集團外長會期間舉行會晤。
中期看，如果特朗普能夠幹滿四年甚至八年，美歐俄關係可能回歸到一個更講究利益協調的務實狀態。原來在美歐俄三角關係中，歐洲和美國是堅定站在一起的，互為價值觀盟友和利益共同體，共同對付俄羅斯。而在特朗普時代，大家都比較務實、內顧，彼此關係由“二對一”的兩方博弈變成三方博弈，歐洲自主意識會進一步抬升，因為美國不那麼靠得住了。三方博弈真要開展起來，美歐俄關係會逐漸進入一種相對穩定、均衡的狀態。
遠期看，更多複雜因素會引入美歐俄安全關係。就像2016年慕尼克安全會議的主題“後真相、後西方、後秩序”，美歐俄互動關係到未來國際秩序的調整。人們需要關注的是，隨著新興大國崛起，全球發展重心轉向亞太，未來世界舞臺的中心是否會在跨大西洋地區呢？這是一個開放式的命題。
歐盟自身團結度也是美歐俄關係一大變數
薑毅：俄羅斯與西方對立到這種程度，不可能在短期內迅速反轉。歐盟對俄制裁要延續到今年上半年，特朗普近來也改口稱不會立刻取消制裁。當然，俄美都有改善關係的意願。如果說各方尚不知最好的狀況是什麼，至少還是知道最壞的結果是什麼。烏克蘭危機爆發後美俄關係的特點是“對峙”，相互示“強”。這種狀況再延續下去，對雙方都不利。因此，未來一段時間雙邊關係的重點可能是實現“管控”，不讓目前的對立狀況進一步激化，不讓局勢朝更壞的方向發展。
2017年2月18日，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與美國副總統彭斯在慕尼克安全會議上握手寒暄。
即使是那些對特朗普對俄政策持懷疑態度的美國人也認為，奧巴馬後期，美俄幾乎所有對話合作管道都停擺的狀況不能再持續下去。無論是否有效，都應該啟動對話，在一系列問題上表明立場。這可能是特朗普最容易做到的。
美俄也會嘗試在敘利亞問題上的合作。無論敘利亞未來政治安排是何種結果，俄羅斯有關敘利亞政治進程的意見及其在該國的利益都將成為談判桌上的一個議題。在打擊極端勢力方面，美國主導的聯軍能否與俄羅斯形成合力，對敘局勢的走向、對雙方改善關係都是一個考驗。敘利亞局勢演變到今天，牽涉到各種因素和不同利益訴求，即使不是美俄能夠一手包攬，但大國合作起碼能夠營造出基本的良性氣氛。
2018年是俄羅斯新的大選年，也將考驗俄美關係的走勢。美國有些人士意識到，所謂俄羅斯的民主問題不是外部“供給驅動”的，而是內部“需求驅動”的。特朗普能否真的克制以往幾屆政府在俄羅斯內政問題上的衝動？
陳暘：還有一個不能忽視的變數問題，就是歐盟還能維持多少年？假如勒龐在即將舉行的法國大選中上臺，歐盟解體的概率將會大幅上升。跨大西洋關係和歐俄關係緊張直接干擾歐洲的內部運轉，也影響歐洲的自我認知。歐盟不團結，與特朗普和普京打交道就沒有底氣。今年3月歐盟要舉行《羅馬條約》締結60周年紀念峰會，發佈“歐盟未來”白皮書，接下來還要出臺一系列報告和改革舉措，希望以此在逆境中為歐盟建設增添動力，然而大多數人對歐盟發展前景仍不感樂觀，畢竟歐盟現在深陷諸多危機，歐洲也缺乏擁有強烈政治意願和遠見卓識推進歐洲一體化的領導人。總之，2017是歐盟關鍵年，在矛盾異常複雜、各國選舉接二連三的情況下，歐盟能不能挺過這一年，值得密切觀察。
美歐與俄關係仍有緩和餘地
賈春陽：當前美俄關係緩和態勢雖然受阻，但未來美歐與俄羅斯仍有緩和關係的餘地。這個判斷主要基於以下三方面原因：
首先，繼續對抗不符合雙方利益。美歐與俄羅斯相比，雖然綜合實力佔據絕對優勢，但與俄羅斯對抗也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美國不僅因烏克蘭危機消耗諸多精力和資源，影響其“亞太再平衡”，在中東特別是敘利亞問題上也遭俄反制。美國學者因此建議特朗普積極修復對俄關係，認為俄雖不再是超級大國，但仍是一個能在全球一系列議題上影響美國核心利益的大國。俄在經貿特別是能源方面的反制也讓歐洲付出了巨大代價。俄本身綜合實力就弱于美歐，在經濟制裁、外交孤立、軍事圍堵之下可謂苦不堪言。因此，繼續對抗顯然不符合各方利益。
2017年2月21日，德國國防軍軍人在格拉芬沃爾將輕型坦克裝上火車，準備送往立陶宛。去年北約華沙峰會決定，北約將在波蘭以及波羅的海三國（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分別部署多國部隊並建立四個營地。
其次，雙方都有緩和意願。當前雖然特朗普緩和美俄關係的努力暫時受挫，特朗普也發出一些對俄強硬聲音，但並沒有放棄改善美俄關係的願望。彭斯在慕尼克安全會議的講話中說：“我們一直在尋找與俄羅斯的新共同點，特朗普總統也相信能夠找到。”美俄外長蒂勒森、拉夫羅夫2月16日在G20外長會期間舉行了首次會晤。同一天，美國參聯會主席鄧福德還與俄總參謀長格拉西莫夫在亞塞拜然會談。歐洲人也不完全反對同俄改善關係。德國總理默克爾指出，俄是歐盟的鄰居，儘管在許多問題上存在著不同看法，她仍致力於與俄羅斯建立起良好關係。俄與美歐緩和關係的願望更強烈。特朗普就職後，普京很快與其通話，提議修復兩國關係，在反恐等領域加強合作。俄外長拉夫羅夫也時常向美國傳遞信號，表示願與美國在雙方關係的所以議題上共同努力，與美國討論所有問題的解決之道，包括立場對立的問題。
第三，現在出現了一些有利於雙方關係緩和的契機。在烏克蘭問題上，俄外長拉夫羅夫2月18日宣佈，在與德、法、烏等國外長會談之後，各方同意烏克蘭東部從2月20日起實現停火，重武器將被撤到應有位置；俄積極支援停火協議。英國前國防大臣布朗指出，儘管俄與西方的裂痕看起來比冷戰以後任何時期都大，但雙方依舊存在共同利益點。當前需要確認這些共同點所在，以避免緊張關係導致錯誤發生。在中東，據《華盛頓郵報》2月22日報導，美國官員透露，美國正在制定的打擊“伊斯蘭國”新計畫可能帶來美國對敘利亞政策的重大變化，包括減少或停止對敘利亞溫和反對派的支持、不再將敘利亞庫爾德武裝作為主要地面夥伴等。《華盛頓郵報》評論稱，特朗普對敘政策的改變將大大減少美俄雙方在敘利亞問題上合作的障礙。
對中國影響幾何
美俄聯手制華是偽命題
薑毅：特朗普表示要改善美俄關係後，一些人說美俄要聯手對付中國了，這十分荒唐，比冷戰思維還冷戰思維，是偽命題。
我的看法是，冷戰結束後的大國關係跟過去相比不一樣了。當今世界，大國關係是一個非常複雜、多維的體系，不應再用傳統的零和眼光分析它。而且中美關係、中俄關係有其自身發展規律，並不是由美俄關係狀態決定的。美俄之間的互動不管是往良性方向走還是沿負面趨勢去，都不會對中俄關係、中美關係產生直接的影響。
即便單純分析美俄、歐俄關係，也不能只盯著地緣政治利益看。歐洲的安全問題結構十分複雜，有傳統挑戰，也有非傳統威脅，對於美俄、歐俄來說既有衝突帶，也能夠找到合作點，彼此利益聯繫和相關互動也是個多維的結構，我們不能簡單化地認為它們之間就會一直對抗到底。
中國關注歐安形勢，需要支援相關方管控危機，歐洲的危機管控住了，間接甚至直接地有利於抑制我們經濟發展環境當中的消極因素。比如，美歐俄這些主要經濟體走出困境，世界經濟就有更大的可能企穩復蘇，中國發展就會有更好的外部環境。
再進一步講，歐洲是我們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方向。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建立了“16+1”機制，與俄羅斯宣導的“歐亞聯盟”也在實行戰略對接。大國關係如以合作為主，地區局勢如果趨向緩和，對我們順利實施“一帶一路”倡議也是有益處的。相反，歐洲如果一直劍拔弩張，美歐與俄羅斯在中亞、東歐激烈對峙，不會給“一帶一路”加分。
中國要做好自己的事
陳暘：美俄矛盾不僅有利益上的，也有價值理念上的。美俄繼續對峙，歐洲會更加標榜自己的所謂“西方價值領袖”作用。歐洲內部最近有人確實提出，既然美國不願繼續領導世界了，那麼就讓歐洲人扛起自由民主價值觀的大旗。
我記得特朗普剛上臺時，默克爾有個外交政策幕僚寫了一篇小文章，就“如何馴服特朗普”給默克爾出了五招，第一招就是要保持戰略耐心。他認為在此方面默克爾過去是做得非常好的，面對很多強勢領導人都應對自如，現在面對特朗普也不應是例外。保持戰略耐性就是等特朗普先出牌，等他的牌出得差不多了，再看看他手中剩下的到底是好牌還是爛牌，然後再採取自己的步驟。
在這樣一個紛繁複雜的形勢下，中國還是要穩坐釣魚臺，保持戰略定力。我們要練好內功，做好自己的事，我們國內現在面臨的問題也很多，改革瓶頸問題不少，深水區裡有很多難題等著我們去解決。把自己的事做好了，別的國家自然而然也會響應你的號召，跟隨你的腳步。現在中國之所以能在世界舞臺說得上話，有巨大的影響力，最主要的一點還是因為國家實力增強了，制度模式更成功了，也就是內功練得好了。
“一帶一路”戰略在實際推進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一些困難和挑戰，但這畢竟是一個可以凝聚亞歐大陸各國利益的倡議，或是大家可以協商一致尋求共識的抓手。對於國際熱點問題，我們也可量力而行，盡力而為，不做“局外人”，積極參與到國際社會解決諸如敘利亞、阿富汗等問題的議程中。另外，匯率問題是美歐、美俄關係中的一個難點，我們在觀察美歐俄安全互動的時候也應有一些經濟頭腦，考慮一下人民幣國際化究竟該以什麼步速和方式推進，是否需要在此方面與歐洲加強接觸，因為歐洲方面對人民幣國際化的支持還是比較明確的。總的來講，我們該幹什麼就幹什麼，把“一帶一路”落到實處，做好自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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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5日，美國副總統彭斯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對俄“違反烏克蘭停火協議”深感不安，美國能否合作取決於俄的表現。就連一向被稱作“親俄派”代表的弗林也建議支持黑山加入北約，通過北約繼續東擴向俄施壓。其次，美國國會議員反彈強烈。參院多數党領袖麥康奈爾、眾議長瑞恩、眾院少數党領袖佩洛西等對特朗普在競選和候任期間的親俄言論抱以警惕，對特朗普急速改善對俄關係的意圖構成牽制。
第三，美國政治精英和媒體圈反感俄羅斯者大有人在，輿論環境並不支持特朗普改善對俄關係，涉俄政治醜聞的發酵也束縛了美俄關係改善的步伐。弗林辭職後，美國司法機構和媒體沒有停止追索“通俄門”幕後真相，矛頭直指特朗普。《紐約時報》披露，美國大選前一年，特朗普競選團隊的前主席馬納福特等與俄羅斯情報人員有接觸，且通話時間與俄駭客攻擊民主黨幾乎同時。最近，特朗普內閣司法部長塞申斯的“通俄門”開始發酵。
第四便是歐洲盟友的勸阻。歐盟不是不想穩定對俄關係，但其對俄“侵略野心”的擔憂壓倒一切，也非常害怕美國越過歐洲自行改善與俄關係。此次在北約防長會和慕尼克安全會議上，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和副總統彭斯著重做了安撫歐洲盟友的工作，並發出一些對俄示強的聲音，顯示出特朗普政府還是優先考慮與盟友夥伴關係的。彭斯稱美國“堅決支持北約，毫不動搖地堅持對跨大西洋聯盟的承諾”，美國將繼續與歐盟加強夥伴關係。彭斯還表示，即使美俄尋求新的共識，美國也會堅決讓俄為烏克蘭危機負責，要求俄遵守《明斯克協議》。
三大問題橫亙在美俄關係改善的道路上
薑毅：我們可以從“逆全球化”的角度來理解當前美歐俄關係的複雜態勢。冷戰結束20多年來，原有的鐵幕被打破，世界進入全球化深入發展的時期。然而最近幾年，由於財富分配不均等問題，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現象形成勢頭，一些國家在民意的推動下開始往回走，政治上的保守主義、經濟上的保護主義在幾個大國和大國集團都表現得越來越明顯。特朗普上臺後，實際上開啟了美國“向右轉”的進程。歐洲今年要舉行幾場選舉，“右化”趨勢更加明顯：英國的特雷莎·梅首相代表了英國的新保守主義；在法國，如果極右翼領導人瑪麗娜·勒龐5月當選總統，對法國和歐洲的影響將是非常大的；此外還有奧地利。從2012年普京第三個總統任期開始，俄羅斯走上了俄式保守主義的道路，治國理念、社會基本價值取向、對外政策都回歸傳統，對此普京本人也是公開承認的。
美歐俄的保守主義趨向之間有著密切的互動甚至合流。過去幾年俄歐互動非常明顯，有外媒報導，俄與法國、奧地利等一些歐洲右翼保守政黨往來較為密切，儘管俄方沒有公開承認過。特朗普對英國、法國保守主義政黨的支持十分明顯，與普京也是眉來眼去。雖然美國對俄羅斯“干涉美國大選”的指控尚無定論，不過俄各界幾乎不掩飾對特朗普當選的興高采烈。之所以這樣，一方面，是希拉蕊·克林頓2011年公開支持集會抗議俄國家杜馬選舉“不公正”者——這種在俄煽動“顏色革命”的舉動直接威脅到普京的政權安全，從某種意義上講比北約東擴直接擠壓俄戰略利益還要嚴重，對俄刺激很大，實際上也就是普京同奧巴馬政府鬧翻的開端；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俄在價值觀上與特朗普保守主義的某種相似之處。例如，對社會變革採取審慎態度，強調秩序和法律，反對徹底顛覆，主張維護如宗教、習俗、倫理等社會紐帶等。這有別於民主黨支持所謂“民主革命”、推行“民主價值觀”的政策。
2017年2月18日，德國總理默克爾在第53屆慕尼克安全會議上發表演講。
再就是可以從傳統的歐洲安全角度解讀目前美歐俄的複雜關係。冷戰結束後相當長一段時間，西歐國家認為歐洲的安全問題已得到根本性的解決，“不存在歐安問題了”，於是“北約轉型”提上議程。因此，北約在擴員、提出所謂全球干預戰略的同時，更傾向于將傳統的軍事功能轉變為政治—軍事性質，側重於預防性外交、構建地區架構和應對功能性問題。烏克蘭危機後，歐洲國家重新感覺到傳統的軍事安全壓力，加強所謂的集體防禦能力再次成為北約關注的議題。北約在加強東歐防務過程中，名義上沒有直接撕毀1997年與俄達成的關於不在新成員國領土上部署軍隊的“君子協定”，但通過建立快反基地、輪防、軍演、武器裝備預存等方式，實際上實現了直接針對俄羅斯的靠前部署。
增加軍費是本次北約防長會的一個主要議題。特朗普在競選時就表明，美國不能繼續花錢替歐洲國家保安全，要北約其他成員國自己掏錢解決問題。這就是政治保守主義與經濟保護主義合流的一種體現。美國的具體要求是，北約其他國家的防務預算要占到整個財政預算的至少2%。一些國家已經表示要努力達到這個標準。增加了的軍費有相當一部分投入到與美國的聯合軍演上，這些演習也是北約防務政策調整的重要體現，旨在熟悉、適應東歐地區作戰需要。
從俄羅斯的安全政策角度看，在俄與北約之間建立緩衝帶是俄的一貫追求。如果北約不搞“東擴”，俄也沒有必要在新獨聯體國家採取對抗性的措施。然而北約執意“東擴”，俄只好加強對烏克蘭、格魯吉亞、白俄羅斯、莫爾達瓦的工作，歐亞聯盟等所謂一體化倡議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的。而俄的舉措在一些中東歐國家引起反彈，因為這些國家一直有強烈的反俄基因，對俄極不信任。烏克蘭危機是一面不同勢力角逐地區影響力、控制力的鏡子，折射出冷戰結束後，北約與俄在構築歐洲安全新框架上沒有達成一致，傳統安全問題再次回歸，經過一系列折騰，大家又回到地緣政治衝突的原點。
特朗普上臺後，俄對減輕來自美國和北約的壓力抱以厚望。俄的這種心態完全可以理解，畢竟，奧巴馬執政後期，美俄對抗，俄在經濟金融上付出巨大代價，內耗很多。但特朗普執政一個多月了，美俄改善關係的進程受到很大阻力。有人說“俄美蜜月終止了”，我不同意這個說法，因為根本就沒有“蜜月”，何談“開始”？雙方最多互釋善意。
在美國人看來，要想再次重啟美俄關係，必須解決幾大問題。首先是所謂“俄干涉美國大選”的問題，這在美國歷史上還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對美國的價值自尊和政治理念是很大衝擊，美國一些人不會輕易放過俄羅斯。第二是所謂俄羅斯“威脅”北約盟國安全問題，美國要想繼續當“霸主”，就很難推卸對這些國家的“保護”責任。再就是烏克蘭問題，美歐認為俄明顯違反了二戰後確立的“歐洲疆界不可更改”原則，不能不了了之。有這三個問題橫在前面，美俄關係的轉圜難上加難。
烏克蘭問題的關鍵是明斯克停火協議能否得到堅守。2月18日俄臨時性承認尋求獨立的烏克蘭東部兩州—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自行頒發的護照、學歷證、出生證，允許兩地公民持此種護照免簽入俄，被烏克蘭政府視為對烏“肢解”行為，實際上是俄對特朗普政府在烏克蘭問題上立場後退的反應。
下一步美俄改善關係可能的抓手應該是敘利亞問題。可以看出，特朗普政府在敘問題上的立場傾向與奧巴馬政府有些不同，要優先加大在中東地區的反恐力度，有意尋求俄羅斯的合作。目前美國對敘問題的關注重點已不再是阿薩德政權的去留問題，而是如何把這個地區局勢的控制住，集中火力打壓“伊斯蘭國”。
當然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就是特朗普本人的“合法性”。美國國內一些人對弗林因“通俄”醜聞而去職事件的炒作和關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並非只是對改善美俄關係不滿，主要還是想借此削弱特朗普的執政地位，板子打的是特朗普，要深挖他和他的內閣要員到底有沒有撒謊。在這種情況下，俄羅斯前不久採取的承認烏克蘭東部兩州“護照”的步驟，也是因為看准了美國國內一些人不會允許美俄關係輕易改善，還不如繼續按自己的節奏來，走一步算一步，趁美國人無暇顧及進一步增加手中的談判籌碼。西方對《明斯克協議》的理解只強調“停火”，而俄羅斯則認為這明顯不全面，在推動東部兩州享有更多自治權改革方面，還需加大對基輔的壓力。
歐洲的安全憂慮，既來自俄也來自美
歐美關係的內涵在變化
陳暘：歐洲的軍事安全實力弱於美國和俄羅斯，眼看著兩個大塊頭在歐洲的土地上折騰，心裡不是滋味，但是沒什麼好辦法，認為冷戰後短暫出現的那個“沒有歐安問題的時代”結束了。隨著特朗普的上臺，歐洲開始把美國視為不確定性之源，感覺到面臨的安全問題空前複雜多樣，不只是俄羅斯的威脅、烏克蘭和敘利亞的危機，還有難民問題。特朗普的對歐政策儘管還不成形，但已使歐洲有了“釜底抽薪”之感。對歐洲來講，當其自身安全存在較多變數之際，最大的盟國美國也成了變數，跨大西洋聯盟的穩固性都產生了疑問，歐洲的惶恐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奧巴馬執政時期，儘管美國的全球戰略重心開始向亞太調整，但奧巴馬非常重視做安撫、拉住歐洲的工作，一再強調美歐價值觀、世界觀的同質性，至少做足了繼續參與歐盟建設的姿態，對俄羅斯的戰略強勢也反應強烈，那個時候歐洲對美國還算放心。現在特朗普擺出了另一副姿態，在競選期間和上臺後接連發表令歐洲膽戰心驚的言論。在歐洲人看來，大西洋對岸居然出了個內心並不支持歐洲一體化的美國總統，這簡直匪夷所思。要知道歐盟建設的最初動力就來自美國的馬歇爾計畫，可以說是在美國人的幫助下一手成長起來的。如果今後美國不再參與歐洲建設，後果對歐洲人來說不堪設想。雖然特朗普政府要員這一次高調出席北約防長會和慕尼克安全會議，副總統、防長、國務卿分別向歐洲重申了安全保證，但畢竟不是由特朗普通過到訪歐洲親口說出的，因此仍不足以消除歐洲人內心的懷疑和惶恐。歐洲在等待著特朗普，然而他一段時間來在外交上忙於處理與墨西哥、加拿大兩鄰國的關係，最早也要到五月份才能到訪北約、英國，看來歐洲還要繼續等一陣子。
即便特朗普親臨歐洲重申美國的承諾，但美歐關係的內涵已在發生變化，價值共同體的色彩趨淡，利益共同體的特點轉濃，不再是以前那麼親密無間的盟友關係，而是進入一個更具交易性的時代。歐洲人對美國人的內心疑問將繼續存在。
歐洲的最主要安全關切在於俄羅斯
陳暘：歐洲的最大夢魘還是俄羅斯會不會“捲土重來”。這種擔憂不僅是地緣政治意義上的，也體現在民主價值方面。今年歐洲將要舉行多場選舉，歐洲人聲稱掌握了俄企圖干預這些選舉、破壞歐洲民主政治的眾多證據，歐洲議會下設的一個專門小組羅列出了2500多項證據，包括指稱俄通過輿論造勢抹黑德國總理默克爾，因為默克爾始終堅定站在對俄制裁第一線，也就成了俄羅斯的“眼中釘”。在美俄改善關係風聲很盛的時候，歐盟去年11月仍然通過了延長對俄制裁的決定，至少在今年上半年有關制裁不會減弱。
2017年2月20日，美國副總統彭斯（右三）到訪比利時布魯塞爾北約總部。
另外一個問題是德國會不會“崛起”？由於歷史和現實的原因，有些歐洲國家內心仍埋著“讓德國不要起來”的戒律，而特朗普對歐政策已經隱約可見重心上的調整。過去奧巴馬政府是把德國看作歐洲的“中流砥柱”，與德國的協調極為密切，無論是在金融還是對俄政策方面，現在特朗普顯然更看重傳統歐洲核心國家的作用，比如他當選後會見的第一位外國客人竟然是英國脫歐陣營領軍人物法拉奇，就職後在白宮接待的第一位外國政府首腦是英國首相特雷莎·梅，對歐洲右翼和脫歐勢勢力的支持姿態非常明顯，對德則相對冷落。
歐洲在自主防衛與集體安全依賴之間徘徊
賈春陽：從冷戰結束到現在，美國在歐洲配置的軍力總體呈現下降的趨勢，現在有6萬多美軍駐紮在歐洲。烏克蘭危機爆發後，美國強化駐歐軍力的主要舉措是“保量增質”，所謂“增質”就是把F-35戰機等先進裝備派駐歐洲，並且在歐預先部署一些重型裝備以準備應對重大危機。此外還包括把部分駐歐美軍從英國、葡萄牙往義大利、中東歐調遣，以針對俄羅斯提高軍事威懾力。同時，鼓動歐洲盟友在軍事安全方面承擔更多責任，包括增加軍費開支，這實際上從奧巴馬時期就開始勸說了。
特朗普上臺前後，放話說“北約過時了”，宣稱支持英國“脫歐”，很是令歐洲吃驚。但我感覺，商人出身的特朗普這麼講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對歐洲人討價還價的策略，或者說是施壓方法，言外之意是“你們再不增加軍費開支，美國就不管你們了”。而特朗普內閣的重要成員比如國防部長馬蒂斯隨後出面安撫歐洲盟友，重申美國對歐洲的安全承諾，對特朗普的偏激言論起到了平衡作用。
特朗普上臺後推出了六大優先政策方向，其中之一是強軍，特別是加強海軍力量，要把美國海軍軍艦數量從目前的270多艘增加到350多艘，為此肯定會提高軍費。同時，我個人認為特朗普會延續奧巴馬時期的亞太政策，雖然名義上不叫“亞太再平衡”了，但同樣會更加重視亞太。當然這不等於特朗普就會削減對歐洲的軍事投入，美國整體國防預算的增加也會帶來對歐洲投入的增加。事實上，2017財年美國針對歐洲防務專案的預算就有明顯增加。這種情況下，特朗普政府會加緊施壓要求歐洲盟友加大軍事投入。
陳暘：德國在歐安事務中承擔更多責任的態度十分積極。德國已經呼應了美國的要求，明確表示2017年增加8%的軍費，也在擴大自身對安全的定義範圍，既包括傳統的防禦安全，也包括民事救援等非傳統內容，默克爾最近還提出要加快歐洲防務聯盟建設，把“雙速歐洲”概念引入防務領域（注：“雙速歐洲”原先是法德共同宣導的在經濟金融領域分階段推進歐洲改革的計畫，把歐盟成員國分成“願意在統一道路上走得更快更遠的國家和其他國家”兩部分）。
接下來，波羅的海三國中的拉脫維亞、立陶宛都會把防務開支的總預算占比對照北約要求提高到2%。在2015年的北約國家防務開支總和當中，美國的占比高達72.2%，現在特朗普政府決意擴大美國的軍費開支了，歐洲國家再不跟上，它們在北約防務開支當中的占比會更小。歐盟也會把非傳統安全、民事安全因素納入自己的防務計畫，同時加緊推進快反力量建設。在北約內部壯大自己的力量，打造歐洲自己的安全支柱，美國對此是默許的，同時特朗普政府明確要求北約加大反恐投入。但這將是一個長期過程，不大可能立竿見影。
不管怎樣，北約對歐洲人來說仍是無可替代的。這首先是安全形勢所迫，歐洲必須加大投入，應對恐怖主義、邊境管理、俄羅斯“威脅”等多重挑戰。再就是歐洲各國的戰備能力經過冷戰後長時間的連續削減確實過於虛弱了，離不開集團聯盟形式的安全依託。所以，北約會有調整和改變，但不會退出歷史舞臺，在歐洲安全事務當中仍將繼續起到支柱性、主體性的作用。
未來的美歐俄關係，沒有答案
“歐洲安全大廈”不切實際
薑毅：俄羅斯關切的幾個問題，包括北約東擴、歐洲反導系統建設，沒有一個能在特朗普任內得到解決。美俄、歐俄之間的戰略性、結構性矛盾仍將繼續存在。所以，美歐俄安全關係的前景依然渺茫。
冷戰後俄與西方矛盾的焦點是，如何建立國際、特別是歐洲安全新格局，以及俄在這種安排中居於何種地位。這個矛盾迄今沒有答案。根本原因在於各方的價值理念和利益訴求存在根本對立。
在俄看來，歐洲的安全問題不能依靠個別集團和組織，不能為了發展和擴大軍事同盟而損害其他國家的利益；作為一個大國，俄應以平等身份與北約共同支撐起歐洲安全、政治的大廈。
而不管是持續擴大地盤也好、還是將觸角探進獨聯體陣營也罷，西方國家想的卻是讓北大西洋聯盟一攬歐洲事務，成為地區主宰和領袖。雖然有時它也表示不願“孤立俄羅斯”，但那指的是希望後者以“普通成員”身份“融入”北約治下的體系，而不是承認俄有“特殊”地位，更不是要與之分權。
美歐精英階層裡很多人極端反俄厭俄，骨子裡不信任俄，特朗普團隊也不會例外。特朗普希望美國與俄修好，出發點也不是要平等地接納俄羅斯，而是出於安撫俄的心態。俄很清楚美歐並沒有把它當做平等的夥伴，所以也不會讓美歐順遂。從格魯吉亞到烏克蘭的出手反擊，再到近年來一系列的軍事演習、發展軍備、展示軍力，都是在向西方傳遞信號：俄羅斯的不安全感就是歐洲的不安全感。冷戰後20多年，俄與西方關係在交惡—調整—交惡的怪圈裡往復多次，雙方都越來越沒有耐心、沒有信任，也相互將對方逼到死角難以轉圜，最終導致今天這種狀況：集體不安全。
從短中長期視角預測美歐俄關係
陳暘：分析判斷美歐俄關係的走向，需要有短期、中期、長期的視角。
短期看，各國都需要有一個“滅火器”。在各方對特朗普歐洲政策高度懷疑、議論紛紛的時候，特朗普需要利用5月北約峰會、西方七國首腦會議和他擬議中的訪英機會，把一些不確定的因素明朗化，屆時法國大選已基本塵埃落定了。接下來的一個機會是7月德國漢堡二十國集團峰會，屆時美俄首腦會晤應已實現。通過一系列的外交互動，美歐俄之間能否形成一個基本的新的原則框架，值得關注。
2017年2月16日，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與美國國務卿蒂勒森在德國波恩二十國集團外長會期間舉行會晤。
中期看，如果特朗普能夠幹滿四年甚至八年，美歐俄關係可能回歸到一個更講究利益協調的務實狀態。原來在美歐俄三角關係中，歐洲和美國是堅定站在一起的，互為價值觀盟友和利益共同體，共同對付俄羅斯。而在特朗普時代，大家都比較務實、內顧，彼此關係由“二對一”的兩方博弈變成三方博弈，歐洲自主意識會進一步抬升，因為美國不那麼靠得住了。三方博弈真要開展起來，美歐俄關係會逐漸進入一種相對穩定、均衡的狀態。
遠期看，更多複雜因素會引入美歐俄安全關係。就像2016年慕尼克安全會議的主題“後真相、後西方、後秩序”，美歐俄互動關係到未來國際秩序的調整。人們需要關注的是，隨著新興大國崛起，全球發展重心轉向亞太，未來世界舞臺的中心是否會在跨大西洋地區呢？這是一個開放式的命題。
歐盟自身團結度也是美歐俄關係一大變數
薑毅：俄羅斯與西方對立到這種程度，不可能在短期內迅速反轉。歐盟對俄制裁要延續到今年上半年，特朗普近來也改口稱不會立刻取消制裁。當然，俄美都有改善關係的意願。如果說各方尚不知最好的狀況是什麼，至少還是知道最壞的結果是什麼。烏克蘭危機爆發後美俄關係的特點是“對峙”，相互示“強”。這種狀況再延續下去，對雙方都不利。因此，未來一段時間雙邊關係的重點可能是實現“管控”，不讓目前的對立狀況進一步激化，不讓局勢朝更壞的方向發展。
2017年2月18日，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與美國副總統彭斯在慕尼克安全會議上握手寒暄。
即使是那些對特朗普對俄政策持懷疑態度的美國人也認為，奧巴馬後期，美俄幾乎所有對話合作管道都停擺的狀況不能再持續下去。無論是否有效，都應該啟動對話，在一系列問題上表明立場。這可能是特朗普最容易做到的。
美俄也會嘗試在敘利亞問題上的合作。無論敘利亞未來政治安排是何種結果，俄羅斯有關敘利亞政治進程的意見及其在該國的利益都將成為談判桌上的一個議題。在打擊極端勢力方面，美國主導的聯軍能否與俄羅斯形成合力，對敘局勢的走向、對雙方改善關係都是一個考驗。敘利亞局勢演變到今天，牽涉到各種因素和不同利益訴求，即使不是美俄能夠一手包攬，但大國合作起碼能夠營造出基本的良性氣氛。
2018年是俄羅斯新的大選年，也將考驗俄美關係的走勢。美國有些人士意識到，所謂俄羅斯的民主問題不是外部“供給驅動”的，而是內部“需求驅動”的。特朗普能否真的克制以往幾屆政府在俄羅斯內政問題上的衝動？
陳暘：還有一個不能忽視的變數問題，就是歐盟還能維持多少年？假如勒龐在即將舉行的法國大選中上臺，歐盟解體的概率將會大幅上升。跨大西洋關係和歐俄關係緊張直接干擾歐洲的內部運轉，也影響歐洲的自我認知。歐盟不團結，與特朗普和普京打交道就沒有底氣。今年3月歐盟要舉行《羅馬條約》締結60周年紀念峰會，發佈“歐盟未來”白皮書，接下來還要出臺一系列報告和改革舉措，希望以此在逆境中為歐盟建設增添動力，然而大多數人對歐盟發展前景仍不感樂觀，畢竟歐盟現在深陷諸多危機，歐洲也缺乏擁有強烈政治意願和遠見卓識推進歐洲一體化的領導人。總之，2017是歐盟關鍵年，在矛盾異常複雜、各國選舉接二連三的情況下，歐盟能不能挺過這一年，值得密切觀察。
美歐與俄關係仍有緩和餘地
賈春陽：當前美俄關係緩和態勢雖然受阻，但未來美歐與俄羅斯仍有緩和關係的餘地。這個判斷主要基於以下三方面原因：
首先，繼續對抗不符合雙方利益。美歐與俄羅斯相比，雖然綜合實力佔據絕對優勢，但與俄羅斯對抗也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美國不僅因烏克蘭危機消耗諸多精力和資源，影響其“亞太再平衡”，在中東特別是敘利亞問題上也遭俄反制。美國學者因此建議特朗普積極修復對俄關係，認為俄雖不再是超級大國，但仍是一個能在全球一系列議題上影響美國核心利益的大國。俄在經貿特別是能源方面的反制也讓歐洲付出了巨大代價。俄本身綜合實力就弱于美歐，在經濟制裁、外交孤立、軍事圍堵之下可謂苦不堪言。因此，繼續對抗顯然不符合各方利益。
2017年2月21日，德國國防軍軍人在格拉芬沃爾將輕型坦克裝上火車，準備送往立陶宛。去年北約華沙峰會決定，北約將在波蘭以及波羅的海三國（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分別部署多國部隊並建立四個營地。
其次，雙方都有緩和意願。當前雖然特朗普緩和美俄關係的努力暫時受挫，特朗普也發出一些對俄強硬聲音，但並沒有放棄改善美俄關係的願望。彭斯在慕尼克安全會議的講話中說：“我們一直在尋找與俄羅斯的新共同點，特朗普總統也相信能夠找到。”美俄外長蒂勒森、拉夫羅夫2月16日在G20外長會期間舉行了首次會晤。同一天，美國參聯會主席鄧福德還與俄總參謀長格拉西莫夫在亞塞拜然會談。歐洲人也不完全反對同俄改善關係。德國總理默克爾指出，俄是歐盟的鄰居，儘管在許多問題上存在著不同看法，她仍致力於與俄羅斯建立起良好關係。俄與美歐緩和關係的願望更強烈。特朗普就職後，普京很快與其通話，提議修復兩國關係，在反恐等領域加強合作。俄外長拉夫羅夫也時常向美國傳遞信號，表示願與美國在雙方關係的所以議題上共同努力，與美國討論所有問題的解決之道，包括立場對立的問題。
第三，現在出現了一些有利於雙方關係緩和的契機。在烏克蘭問題上，俄外長拉夫羅夫2月18日宣佈，在與德、法、烏等國外長會談之後，各方同意烏克蘭東部從2月20日起實現停火，重武器將被撤到應有位置；俄積極支援停火協議。英國前國防大臣布朗指出，儘管俄與西方的裂痕看起來比冷戰以後任何時期都大，但雙方依舊存在共同利益點。當前需要確認這些共同點所在，以避免緊張關係導致錯誤發生。在中東，據《華盛頓郵報》2月22日報導，美國官員透露，美國正在制定的打擊“伊斯蘭國”新計畫可能帶來美國對敘利亞政策的重大變化，包括減少或停止對敘利亞溫和反對派的支持、不再將敘利亞庫爾德武裝作為主要地面夥伴等。《華盛頓郵報》評論稱，特朗普對敘政策的改變將大大減少美俄雙方在敘利亞問題上合作的障礙。
對中國影響幾何
美俄聯手制華是偽命題
薑毅：特朗普表示要改善美俄關係後，一些人說美俄要聯手對付中國了，這十分荒唐，比冷戰思維還冷戰思維，是偽命題。
我的看法是，冷戰結束後的大國關係跟過去相比不一樣了。當今世界，大國關係是一個非常複雜、多維的體系，不應再用傳統的零和眼光分析它。而且中美關係、中俄關係有其自身發展規律，並不是由美俄關係狀態決定的。美俄之間的互動不管是往良性方向走還是沿負面趨勢去，都不會對中俄關係、中美關係產生直接的影響。
即便單純分析美俄、歐俄關係，也不能只盯著地緣政治利益看。歐洲的安全問題結構十分複雜，有傳統挑戰，也有非傳統威脅，對於美俄、歐俄來說既有衝突帶，也能夠找到合作點，彼此利益聯繫和相關互動也是個多維的結構，我們不能簡單化地認為它們之間就會一直對抗到底。
中國關注歐安形勢，需要支援相關方管控危機，歐洲的危機管控住了，間接甚至直接地有利於抑制我們經濟發展環境當中的消極因素。比如，美歐俄這些主要經濟體走出困境，世界經濟就有更大的可能企穩復蘇，中國發展就會有更好的外部環境。
再進一步講，歐洲是我們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方向。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建立了“16+1”機制，與俄羅斯宣導的“歐亞聯盟”也在實行戰略對接。大國關係如以合作為主，地區局勢如果趨向緩和，對我們順利實施“一帶一路”倡議也是有益處的。相反，歐洲如果一直劍拔弩張，美歐與俄羅斯在中亞、東歐激烈對峙，不會給“一帶一路”加分。
中國要做好自己的事
陳暘：美俄矛盾不僅有利益上的，也有價值理念上的。美俄繼續對峙，歐洲會更加標榜自己的所謂“西方價值領袖”作用。歐洲內部最近有人確實提出，既然美國不願繼續領導世界了，那麼就讓歐洲人扛起自由民主價值觀的大旗。
我記得特朗普剛上臺時，默克爾有個外交政策幕僚寫了一篇小文章，就“如何馴服特朗普”給默克爾出了五招，第一招就是要保持戰略耐心。他認為在此方面默克爾過去是做得非常好的，面對很多強勢領導人都應對自如，現在面對特朗普也不應是例外。保持戰略耐性就是等特朗普先出牌，等他的牌出得差不多了，再看看他手中剩下的到底是好牌還是爛牌，然後再採取自己的步驟。
在這樣一個紛繁複雜的形勢下，中國還是要穩坐釣魚臺，保持戰略定力。我們要練好內功，做好自己的事，我們國內現在面臨的問題也很多，改革瓶頸問題不少，深水區裡有很多難題等著我們去解決。把自己的事做好了，別的國家自然而然也會響應你的號召，跟隨你的腳步。現在中國之所以能在世界舞臺說得上話，有巨大的影響力，最主要的一點還是因為國家實力增強了，制度模式更成功了，也就是內功練得好了。
“一帶一路”戰略在實際推進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一些困難和挑戰，但這畢竟是一個可以凝聚亞歐大陸各國利益的倡議，或是大家可以協商一致尋求共識的抓手。對於國際熱點問題，我們也可量力而行，盡力而為，不做“局外人”，積極參與到國際社會解決諸如敘利亞、阿富汗等問題的議程中。另外，匯率問題是美歐、美俄關係中的一個難點，我們在觀察美歐俄安全互動的時候也應有一些經濟頭腦，考慮一下人民幣國際化究竟該以什麼步速和方式推進，是否需要在此方面與歐洲加強接觸，因為歐洲方面對人民幣國際化的支持還是比較明確的。總的來講，我們該幹什麼就幹什麼，把“一帶一路”落到實處，做好自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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