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語：在生命的最後一刻， 他拉著我的手說：“不好意思， 給你丟臉了。 ”當時我鼻子一酸， 流下淚來。 在生命的盡頭， 老人想到的都不是自己。 作為醫生， 我還有何求？
每天游走于健康與疾患之間， 體會生與死的無常， 體會職業的精彩與無奈， 讓醫生這個群體格外與眾不同。 從穿上白大褂的第一天起， 等待他們的， 就是超負荷的工作強度和不可預知的職業風險。
這也是一個經常被誤解的群體。 轉瞬間， 毀譽就可能發生逆轉。 負面情緒會時常加諸其身， 他們中的有些人甚至成為暴力傷醫事件的主角。 一旦身處是非漩渦，
和許許多多普通人一樣， “白衣天使”有著自己的情感。 他們渴望得到理解和關懷， 他們有很多心裡話要說。
最難的永遠不是技術
北京大學第一醫院急診科原主任 陳旭岩
幾年前， 這是一位32歲的女病人， 沒有醫保， 卻突發急性重症胰腺炎， 病情非常嚴重， 入院時還發生了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 這意味著她隨時可能要上呼吸機， 還需要各種昂貴的救命藥物。
和病人的父親談病情時， 我告訴他住院至少需要1萬元押金。 老人焦急地說：“錢正在路上呢。 今天在急診的治療搶救費能不能先欠著？”中午時分， 總算盼到了送錢的人——他輾轉借了5個老鄉的錢， 只借到了3000元。 我和病房聯繫， 回復是“的確收不了”。
接近下午5時， 病人家屬滿頭大汗地拿來1萬元錢， 我沒敢問是找了多少人才湊齊的。 她父親問：“夠不夠？”“肯定不夠。 ”“那還需要多少？”“按照她的病情， 通常會超過10萬元， 而且……”我說得小心翼翼， 雖然明知這些話會讓他很痛苦， 但又不能不說。 末了， 還要加一句“可能人財兩空”。
已經過了下班時間， 我沒有催促他。 在狹小的辦公室裡， 我們面對面坐著。 老人強忍著， 眼淚卻仍然落了下來，
這位父親終於慢慢起身了。 他走了過來， 乾裂的嘴一張一合， 半晌才出聲：“我們不治了， 我們回家。 ”這話並不讓我覺得意外， 但我卻真切地感覺到了心的刺痛。 後來， 我們小心地把患者抬上車， 我看見她在哭， 無聲地哭……
她有一個動作我至今不能忘記：抬起她時， 她使勁抓住病床的欄杆不撒手。 我知道， 她這是在傳遞強烈的求生願望。
通常情況下， 令我揪心的不僅是那些病情重的人， 更是像這位可憐的父親表現出來的那種難以遮蓋的自責。
對於臨床醫生而言， 最難的部分永遠不是技術。
沒有比救活一個人更欣慰的事了
北京急救中心東區分中心醫生 韓鵬達
“您好， ‘120’。 ”
“醫生， 快來， 有人被電暈了！”
對於急救中心的醫生來說， 電話鈴聲就如同衝鋒的號角。 我立即跑向停在院子裡的救護車。
呼救是從北京東四環一家美容院發出的。 一位30歲左右的女士在做“抖脂減肥”時，
10分鐘後， 我們的救護車趕到。 只見窄窄的美容床上， 躺著呼吸、心跳全無的女傷者， 旁邊是驚慌失措的年輕店員， 還有好奇的顧客不時探頭探腦。
準備心肺復蘇術！胸外按壓， 氣管插管， 呼吸機通氣， 給予腎上腺素。 突然， 監護儀上出現了患者心臟室顫的波形。 我大吼道：“準備除顫， 調整電量200J。 旁人都離開！”
經過大約5分鐘的持續搶救後， 監護儀上顯示的“直線”終於恢復了規律的波形， 血壓也測量到了。 我們馬上通過“120”指揮調度， 與最近的民航醫院取得了聯繫。
過了將近一刻鐘， 救護車終於駛入民航醫院的大門。 等候在大廳的醫生推著病床迎上來， 呼吸機也已準備就緒。
把病人抬下車， 推進急診室， 與接診醫生進行交接後，終於可以松一口氣，返回急救站了。這時候，我和搭檔的資訊再次被更新為“站內待命”。我們要做的，是抓緊填寫上一次任務的病歷記錄。
由於搶救及時，那位女士挽回了生命。出院後，她還專程送來錦旗。
入職10年來，諸如此類驚心動魄的事，我遇到太多太多了。守著“120”這條生命呼救專線，必須天天與緊張、壓力相伴，但我不抱怨，也不後悔。因為，我們的努力關係到生命的延續。
在生活中，還有比救活一個人更欣慰的事嗎？
讓我們共同面對醫學的不完美
中日友好醫院重症醫學科主任 李 剛
約一周前，晚上九點多，一位孕婦被送來搶救，因為妊娠合併大出血，生命垂危。來不及多想了。好在患者還有意識。我握住她的手說：“你一定要堅持住，要配合治療。這樣，你才能保住自己，保住孩子。”我看到，當患者聽到“孩子”這個詞時，眼睛裡閃現出一絲光芒。我感覺到她輕輕回握了我的手，對於十分虛弱的她來說，一定是使足了氣力。
她的信任讓我感動。雖然重症監護室擁有全醫院最齊全、最先進的醫療設備，但遺憾的是，不是每個患者都能在這裡起死回生。畢竟，醫學只是一門科學，不是神學。也正因為如此，在對抗病魔甚至死神的時候，最需要醫患的彼此信任，相互扶助，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期待生命創造出奇跡。
在接下來的72小時裡，患者始終徘徊在死亡邊緣，但我們的治療方案，始終得到了她的全力配合，這讓我們能心無旁騖投入治療。同時，我也相信，是“保住孩子”的信念，最終讓這位准媽媽熬過了最危急的時刻。
沒有醫生不想把病人治好。可是有些病人和家屬就是不相信——“我是花了錢的，你必須給我治好！”“你這是過度診療吧？”手術失敗了，“是不是因為沒塞紅包啊？”“是沒托人和院領導打招呼，病人才出現併發症的吧？”
面對這些懷疑，有時真是有口難辯。醫療過程本身有太多的未知和不確定，我們不能用結果去評判過程。更何況，生命的價值，永遠無法用對與錯來衡量。
常常去幫助 總是去安慰
武漢大學中南醫院綜合醫療科醫生 金雅磊
幾年前，一位90多歲的患者因高血壓和心衰在我這兒就診，檢查時發現他還患有肝癌。我安撫他：“別怕，我們一起努力戰勝病魔！”之後，我會同其他科室制定了一套較溫和的治療方案。住院期間，他總是笑著對我說：“沒關係，我一定會活到一百歲。”在之後的五年裡，前前後後十幾次因為多種併發症住院，不管每次有多痛苦，他都笑著接受治療。
有一次，他肺部感染導致呼吸衰竭，需要氣管插管。對一位90多歲的老人來說，在清醒狀態下插管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所以，我們特別害怕在操作過程中發生意外。見我面色緊張，老人鼓勵我：“沒事，你們該怎麼做就怎麼做。出了事我也不會怪你們的。”在場的老人家屬同樣對我們十分信任：“你們放手去做吧，不管結果怎樣我們都能接受。”慶倖的是，經過我們共同的努力，患者再一次轉危為安。
2012年，這位老人由於肝癌轉移病故了。在生命的最後一刻，他拉著我的手說：“不好意思，給你丟臉了。”當時我鼻子一酸，流下淚來。在生命的盡頭，老人想到的都不是自己。作為醫生，我還有何求？
每一個生命都是在醫院誕生，在醫院終結。醫生能做的，就是讓生命之路更長一些，更輕鬆一些，一路不管多艱難，有愛有溫暖同行。
與接診醫生進行交接後，終於可以松一口氣，返回急救站了。這時候，我和搭檔的資訊再次被更新為“站內待命”。我們要做的，是抓緊填寫上一次任務的病歷記錄。由於搶救及時，那位女士挽回了生命。出院後，她還專程送來錦旗。
入職10年來，諸如此類驚心動魄的事，我遇到太多太多了。守著“120”這條生命呼救專線，必須天天與緊張、壓力相伴，但我不抱怨，也不後悔。因為，我們的努力關係到生命的延續。
在生活中，還有比救活一個人更欣慰的事嗎？
讓我們共同面對醫學的不完美
中日友好醫院重症醫學科主任 李 剛
約一周前，晚上九點多，一位孕婦被送來搶救，因為妊娠合併大出血，生命垂危。來不及多想了。好在患者還有意識。我握住她的手說：“你一定要堅持住，要配合治療。這樣，你才能保住自己，保住孩子。”我看到，當患者聽到“孩子”這個詞時，眼睛裡閃現出一絲光芒。我感覺到她輕輕回握了我的手，對於十分虛弱的她來說，一定是使足了氣力。
她的信任讓我感動。雖然重症監護室擁有全醫院最齊全、最先進的醫療設備，但遺憾的是，不是每個患者都能在這裡起死回生。畢竟，醫學只是一門科學，不是神學。也正因為如此，在對抗病魔甚至死神的時候，最需要醫患的彼此信任，相互扶助，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期待生命創造出奇跡。
在接下來的72小時裡，患者始終徘徊在死亡邊緣，但我們的治療方案，始終得到了她的全力配合，這讓我們能心無旁騖投入治療。同時，我也相信，是“保住孩子”的信念，最終讓這位准媽媽熬過了最危急的時刻。
沒有醫生不想把病人治好。可是有些病人和家屬就是不相信——“我是花了錢的，你必須給我治好！”“你這是過度診療吧？”手術失敗了，“是不是因為沒塞紅包啊？”“是沒托人和院領導打招呼，病人才出現併發症的吧？”
面對這些懷疑，有時真是有口難辯。醫療過程本身有太多的未知和不確定，我們不能用結果去評判過程。更何況，生命的價值，永遠無法用對與錯來衡量。
常常去幫助 總是去安慰
武漢大學中南醫院綜合醫療科醫生 金雅磊
幾年前，一位90多歲的患者因高血壓和心衰在我這兒就診，檢查時發現他還患有肝癌。我安撫他：“別怕，我們一起努力戰勝病魔！”之後，我會同其他科室制定了一套較溫和的治療方案。住院期間，他總是笑著對我說：“沒關係，我一定會活到一百歲。”在之後的五年裡，前前後後十幾次因為多種併發症住院，不管每次有多痛苦，他都笑著接受治療。
有一次，他肺部感染導致呼吸衰竭，需要氣管插管。對一位90多歲的老人來說，在清醒狀態下插管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所以，我們特別害怕在操作過程中發生意外。見我面色緊張，老人鼓勵我：“沒事，你們該怎麼做就怎麼做。出了事我也不會怪你們的。”在場的老人家屬同樣對我們十分信任：“你們放手去做吧，不管結果怎樣我們都能接受。”慶倖的是，經過我們共同的努力，患者再一次轉危為安。
2012年，這位老人由於肝癌轉移病故了。在生命的最後一刻，他拉著我的手說：“不好意思，給你丟臉了。”當時我鼻子一酸，流下淚來。在生命的盡頭，老人想到的都不是自己。作為醫生，我還有何求？
每一個生命都是在醫院誕生，在醫院終結。醫生能做的，就是讓生命之路更長一些，更輕鬆一些，一路不管多艱難，有愛有溫暖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