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協定》是人類歷史上第一份全球減排協定， 也是繼《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1992年）和《京都議定書》（1997年）之後的第三個里程碑式的國際法律檔， 奠定了2020年後全球氣候治理格局。 2016年11月4日， 《巴黎協定》正式生效。 迄今為止， 共有147個締約方批准了該協定， 其溫室氣體排放量占全球排放總量的82%。
2017年8月4日， 美國向聯合國正式提交退出《巴黎協定》意向書。 2017年12月17日， 法國總統馬克龍在接受法國電視2台採訪時再次批評美國總統特朗普退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的行為。 美國的退出行為不僅對人類應對氣候變化的積極努力造成了巨大打擊，
特朗普解釋美國“退群”理由
第一， 特朗普認為《巴黎協定》給各國帶來利益的前提是犧牲美國利益， 美國的財富會被其他國家重新分配， 而美國將為此承受失業增加、工廠倒閉、經濟生產縮水等一系列代價。 特朗普聲稱， 到2025年， 美國將因《巴黎協定》減少270萬個就業崗位， 其中近1/6為製造業崗位。 到2040年， 美國的競爭力和經濟實力均將受到嚴重削弱， 其中煤炭、鋼鐵、天然氣和水泥等行業尤為嚴重。 最終， 美國將蒙受GDP減少3萬億美元和工作崗位流失670萬個的慘重損失。
第二， 特朗普認為， 可再生能源僅滿足美國經濟增速1%的能源需求。
第三， 特朗普認為《巴黎協定》的效果存疑。 他援引一份研究報告結論稱， 即便所有國家兌現減排承諾， 到本世紀末氣溫升高的降幅也不會超過0.2℃， 而這與協定所設定的2℃的目標值相去甚遠。
全球氣候治理格局面臨重組
美國退出雖未直接斷送《巴黎協定》， 但卻在多方面產生了惡劣影響。 作為經濟總量和溫室氣體排放量最大的兩個國家， 中美氣候合作是《巴黎協定》得以達成、簽署和生效的最關鍵因素， 也是2020年後全球氣候治理格局的“兩大引擎”。 發達國家承諾2020年以前每年向發展中國家提供1000億美元的資金援助， 美國的退出將導致發達國家資金份額分配發生變化，
特朗普“美國優先”原則的邏輯起點帶有先天的排他性， 與歐洲聯合自強所追求的“歐洲是歐洲人的歐洲”具有不可調和性。 歐洲國家歷來把環保領域看成是歐洲獲得世界領導權的一個重要突破口。 歐洲國家憑藉先進的環保技術優勢和積極的環境政策， 在全球氣候治理領域成為主要領導者之一。 此前美國退出《京都議定書》已經讓積極履約的歐洲留下了不信任的心理陰影， 此次美國的退出使歐洲決定把共同推動履行《巴黎協定》的希望轉到中國身上。
美國“退群”將壓力拋給中國
特朗普大選期間即表態要重振美國傳統工業， 尤其是製造業和能源業。 此次退出《巴黎協定》的表面原因是特朗普兌現競選承諾， 而更深層次的原因是美國欲借退出來擺脫減排的束縛， 從而提振美國經濟增長， 提升美國在相關產業領域的國際貿易競爭力。
特朗普政府認為， 中國能在傳統工業產品領域保持對美國的貿易優勢， 是因為中國不受減排的強力約束而降低了生產成本。 如果沒有減排約束， 美國的傳統工業產品能夠大大降低生產成本，
中美兩國溫室氣體排放量占世界排放總量的40%， 美國退出後， 已批准國家溫室氣體排放量占全球排放總量的比例下降到67%， 而中國在其中占到了1/3以上， 國際社會把領導實施《巴黎協定》的希望寄託在中國身上， 普遍希望中國接過全球氣候治理領導權。 因此， 中國將面臨空前的道義壓力， 在應對氣候變化領域的每一項政策和行動都會被國際社會按照是否符合“負責任大國”的標準進行解讀和評判。
理性應對美國“退群”規避潛在風險
《巴黎協定》裡， 中國的國家自主貢獻方案提出了在2030年實現四項有雄心、有力度的目標：中國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 非化石能源在總能源中的占比提升至20%，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並爭取早日達峰，增加森林蓄積量和碳匯。而美國也提出了到2025年實現比2005年碳排量減少26%—28%的宏偉計畫。中美所表達的強烈政治意願和責任承諾成為國際社會對《巴黎協定》充滿信心的根本保障。但是，美國退出的現實使國際社會寄希望於中國接掌全球氣候治理領導權，對此中國必須清醒認知機遇與風險，理性地選擇應對策略。
提升中國的全球氣候治理話語權。首先，提升制度性話語權。中國應加強領導創設國際氣候制度和博弈規則的能力建設，提升國際會議的氣候議題設置能力，利用“主場外交”的優勢推進氣候合作進程，根據自身實際向國際社會提供資金、人員、軟硬體等國際公共產品。其次，提升科學性話語權。中國應加強氣候相關科學研究能力，在行使話語權時體現科學資料、理論、術語的中國特色。再次，提升道義性話語權。中國應堅持《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確定的諸項原則，堅決維護發展中國家的群體利益，鼓勵和吸引更多國家（國際組織）、企業及公眾的多元參與。
爭取美國重回《巴黎協定》。特朗普在宣佈美國退出時，宣稱美國希望重啟談判以簽訂一份對美國公平的氣候協定。儘管聯合國拒絕了為美國重啟談判，但事實上依然存在使美國重回協定的可能性。美國已經表態仍會致力於應對氣候變化，最糟糕的情況就同其退出《京都議定書》後一樣，全球氣候談判以“二軌”模式進行。在美國真正退出協定前，中國應參照《巴黎協定》簽訂前與美國合作的模式，將中美氣候合作納入到全球氣候合作的整體行動之中，盡力勸說美國回歸協定的框架。
避免在全球氣候治理中被“捧殺”。面對國際社會的熱捧，中國應該清醒把握自身定位，不能因要成為全球氣候治理的領導者而承諾擔負額外的責任。《巴黎協定》不僅是減排協議，更是涵蓋廣泛的經濟利益的經貿協定，同時也含有重大的政治含義。《巴黎協定》是南北國家博弈鬥爭的結果，也正是因為中美達成共識才促使該協定最終達成。美國退出協定後，其不受環境約束的產業振興必然對執行減排承諾的中國的產業發展形成競爭優勢。因此，中國在全球氣候治理實踐中，必須一方面提升自己的話語權，另一方面要堅持“韜光養晦，穩紮推進”的政策，避免落入被國際社會捧殺的困境。
（作者系天津外國語大學涉外法政學院副院長、教授）
非化石能源在總能源中的占比提升至20%，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並爭取早日達峰，增加森林蓄積量和碳匯。而美國也提出了到2025年實現比2005年碳排量減少26%—28%的宏偉計畫。中美所表達的強烈政治意願和責任承諾成為國際社會對《巴黎協定》充滿信心的根本保障。但是，美國退出的現實使國際社會寄希望於中國接掌全球氣候治理領導權，對此中國必須清醒認知機遇與風險，理性地選擇應對策略。提升中國的全球氣候治理話語權。首先，提升制度性話語權。中國應加強領導創設國際氣候制度和博弈規則的能力建設，提升國際會議的氣候議題設置能力，利用“主場外交”的優勢推進氣候合作進程，根據自身實際向國際社會提供資金、人員、軟硬體等國際公共產品。其次，提升科學性話語權。中國應加強氣候相關科學研究能力，在行使話語權時體現科學資料、理論、術語的中國特色。再次，提升道義性話語權。中國應堅持《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確定的諸項原則，堅決維護發展中國家的群體利益，鼓勵和吸引更多國家（國際組織）、企業及公眾的多元參與。
爭取美國重回《巴黎協定》。特朗普在宣佈美國退出時，宣稱美國希望重啟談判以簽訂一份對美國公平的氣候協定。儘管聯合國拒絕了為美國重啟談判，但事實上依然存在使美國重回協定的可能性。美國已經表態仍會致力於應對氣候變化，最糟糕的情況就同其退出《京都議定書》後一樣，全球氣候談判以“二軌”模式進行。在美國真正退出協定前，中國應參照《巴黎協定》簽訂前與美國合作的模式，將中美氣候合作納入到全球氣候合作的整體行動之中，盡力勸說美國回歸協定的框架。
避免在全球氣候治理中被“捧殺”。面對國際社會的熱捧，中國應該清醒把握自身定位，不能因要成為全球氣候治理的領導者而承諾擔負額外的責任。《巴黎協定》不僅是減排協議，更是涵蓋廣泛的經濟利益的經貿協定，同時也含有重大的政治含義。《巴黎協定》是南北國家博弈鬥爭的結果，也正是因為中美達成共識才促使該協定最終達成。美國退出協定後，其不受環境約束的產業振興必然對執行減排承諾的中國的產業發展形成競爭優勢。因此，中國在全球氣候治理實踐中，必須一方面提升自己的話語權，另一方面要堅持“韜光養晦，穩紮推進”的政策，避免落入被國際社會捧殺的困境。
（作者系天津外國語大學涉外法政學院副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