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海年
十九大標誌著中國模式的確立， 2018年以後的新時代將有新生活、新科技、新商業、新金融、新城鎮化、新全球化六大趨勢與機會，
十九大是中國模式的總結與未來發展的理論創新
從經濟角度看， 十九大是中國改革開放從第一階段向第二階段邁進的總結與準備， 證明了在現代人類社會發展中， 除了歐美道路和走不下去的蘇聯道路， 還有中國之路。 人類社會的經濟發展模式必須以文化為基礎， 未來的人類社會發展道路必將是多元化的， 包括歐美文明、中華文明在內的和而不同、交互發展。
制度對經濟的運行和發展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既包括由社會、民族和國家共同供給的文化、道德、價值觀、習俗等方面的軟性制度，
中國改革開放進入到了新時代， 重要的標誌就是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 從改革開放初期的“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演變成“人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一方面， 人們的需要已經不僅包括物質和文化方面， 還包括對生態環境等方面的更加綜合的需要，
從供給側入手， 就是要面向人們日益增長與提升的需求， 不是限制需求， 也不要刺激需求， 而是發展供給側的生產力， 來滿足需求；結構性改革， 就是不能“一刀切”， 而是根據需求結構來改進、優化、創新供給結構， 提升供給品質、創新供給模式、提升供給範圍。 從供給一側著手， 往往是積極的、建設性的。 比如人們對商品和服務的品質提出了更高要求，
十九大對於這樣的過程， 進行了具體的階段性劃分， 一是十三五時期， 全面建成小康；二是2020-2035年， 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三是到2050年， 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改革開放40年推動經濟發展的核心因素
無論是已經經歷的改革開放近40年的過程， 還是未來到強國的30多年，
再看金融發展的歷史， 也是包括城鎮化和融資體系發展的歷史階段性機遇， 帶來了投資與資產配置的主要機會， 把握住房地產發展、基礎設施建設、信託發展、資本市場建立發展、創業創新帶來的風險投資機遇等等階段性機會， 就是投資成功的大概率策略， 就是金融支援實體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 經典的西方資產配置理論， 以時鐘理論為代表， 往往存在兩方面的缺陷：一是僅僅涵蓋了成熟的股票市場、債券市場、外匯市場和大宗商品市場， 沒有考慮到支持創業創新的風險投資市場、支持城鎮化高速發展的房地產市場和支援中小企業多層次融資需求的另類投資領域；二是僅僅考慮到發達國家的週期變化，沒有考慮到發展中國家改革與制度變遷、城鎮化高速階段和消費升級等等非重複的階段性因素，這些才是主要的投資機會。我們在此推出NASA理論（諾亞資產階段性配置理論），説明高淨值人群和專業機構投資者抓住歷史性機遇，實現資產的跨越式增長，分析資本推動實體經濟進步的歷史紅利，把握人口結構演化、城鎮化高速發展、產業升級與結構轉型、經濟制度與金融制度改革、全球化等五大階段性因素，進行大類資產配置，促進金融與實體的互動與平衡。同時，把握投資者資產回報需求的變化特點，從新就業、成家購房、撫養、贍養、健康與風險管理、改善居住、養老等不同人生階段分析財富管理的需求變化，建立投資端和融資端的匹配矩陣，實現投資者風險適配的動態、科學管理。
新時代中國經濟未來的六大機遇
新時代，中國經濟將湧現6大機遇：新生活、新科技、新商業、新金融、新城鎮化和新全球化。
1、新生活：一方面包括新的消費升級，對商品和服務的品質要求的更高了，需要更多更新的商品和服務了，也需要從原來的食衣住行提升到文化、旅遊等更高層次的內容了；二是因為老齡化帶來的老人與小孩的兩極消費需要，主要包括健康、醫療、養老、保險、傳承、財富管理等老年人需求，也包括教育、玩具、兒童食品、兒童服裝等未成年人需求；三是對生態環境的要求凸顯，對動植物生態體系的保護意識增強了。文化影視娛樂旅遊，都成為消費的新熱點，汽車也走進普通家庭。根據我們的測算，無論是樂觀估計還是保守估計，中國大約在2030年前後會跨越中低收入陷阱，成為高收入國家，消費模式和結構也會與發達國家更為相似。新消費對第三產業的需求會明顯增加，因此未來的產業結構必然也是第三產業為主，第二產業比例減小，但品質提升，第一產業將進一步減少到10%甚至更少。產業結構必然要服務於消費結構，真正的實體就是滿足消費需求的行業，而不是看是否是製造有形的產品。
中國產業結構中可以分成三類：一類是朝陽產業，新興的產業；一類是夕陽產業，會被替代掉的新興產業；還有一類是週期性的行業，像房地產。
2、新科技：人們生活水準的提升根本來自于科技的進步。而金融就是推動科技進步的翅膀。我們會看到改善人類生存方式的科技，如醫療技術、基因技術、食品技術等等，也會看到改善人們生活方式的科技，如互聯網技術、物聯網、車聯網技術等，還有改變衣食住行的各類科技。另外在這些終端商品與服務的後面，涉及到生產的科技和能源的科技，尤其是包括核能、太陽能、風能和化石能源在內的能源革命，包括能源存儲技術、能源聯網技術和能源傳輸技術的革命。手機、互聯網、電腦、汽車、飛機、冰箱、航太等等技術的革命，是推動人類社會進步和文明進步的根本力量，這些就是最大的投資機會和經濟發展的機遇。
3、新商業：科技發明將人們的想像變成了現實的需求，商業模式的創新將貴族的奢侈變成了普通百姓的普惠。互聯網和電子商務、共用經濟推動了科技在人們生活中的落地，普惠式、平臺式、大資料、智慧化的商業創新與應用，大大拓展了市場，也催生了一個又一個大型的新企業和跨國、跨界企業，奠定了新經濟的微觀基礎，產業分工、價值鏈分工，創造了新市場，也重塑了全球化的新模式。
4、新金融：新科技和新商業，基礎是新金融，只有風險投資資本、多層次的投融資體系，才能支援不同規模的企業從創新探索、快速成長到轉型擴張、成熟壯大，不同發展階段需要融資體系的創新，不僅需要成熟的信貸體系和債券市場、股票市場，也需要天使投資、創業投資、並購投資等風險投資，既需要面對不同規模企業的股權融資，也需要面對不同規模企業的債權融資，既需要財務投資者，也需要產業投資者，無論是中國還是全球市場，新金融隨著新科技的發展必然迎來更大的創新。
5、新城鎮化：從發達國家的經驗看，城鎮化在30——70%之間時是高速發展階段。中國的城鎮化剛剛經歷了前半程，整體的高速發展，現在已經進入到高速發展的後半程，結構性分化的高速發展。我們大致相當於美國城鎮化1930年的水準，我們的速度是美國的兩倍，城鎮化的高速發展還要大約10-15年的時間。現在的新就在分化的新特點，有六個方面的分化：一是業態分化，住宅、商業、辦公、工業、物流和農業地產都在分化；二是區域分化，一二線、三四線城市在分化，城市內部不同城區在分化，城市帶在形成；三是新舊分化，發達城市二手房交易已超過新房，存量房的運營和改造需求逐漸成為主流；四是市場供給與政府保障的分化，過去一段時間政府保障不足，保障體系尚未理順；五是房地產商業模式分化，綜合體、公寓、眾創空間、養老社區等等新型商業模式在不斷發展；六是融資方式在創新分化，REITS也在創新，開發端、運營端、服務端和需求端的融資需求都在發生新的變化，改善需求也需要新的融資服務。房地產還需要與戶籍制度、教育資源配置、醫療、養老等各方面的公共服務資源配置配套供給，解決高速城鎮化帶來的結構性短缺問題。
6、新全球化：改革開放初期的全球化，主要是引進外資，引進技術，用中國廉價的勞動力和廉價的資源來交換，同時貢獻中國的市場。現在中國的資本充足了，技術提升了，我們也需要面向全球市場，新的全球化需要更加平衡的雙向互動，需要發揮中國的人才優勢和智力優勢，需要更多的中國企業成為跨國企業，需要中國的跨國企業來整合全球的資源、全球的資本、全球的技術、全球的人才和全球的產業鏈，滿足全球的市場需求。中國的貿易已經開放，資本項目也將進一步開放，人民幣也將成為國際儲備貨幣重要的一種。中國企業成為跨國企業必須要經歷跨國並購的過程，資本市場化和人民幣國際化是基礎，必須要支撐到中國企業跨國化的進程，也要支撐中國家庭資產全球化配置的進程，可以讓中國的投資者分享全球的經濟進步的紅利。
這六大機會是難得的歷史機遇，不是週期性的，錯過不會重來。但是也須注意風險，主要風險可能來自以下8個方面：改革不到位造成了生產力解放不充分、生產力發展不平衡，來自金融與實體不平衡，第二產業與實體不平衡，國際化改革內在需求與外部環境不平衡，經濟發展與政治發展不平衡，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不平衡，國內發展與國際矛盾爭端不平衡。我們的方法是，尋找市場規律趨勢和政治制度導向的交集，不與市場做對，也不與政府做對，就是我們企業的發展方向，就是我們投資的策略方向。（作者為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成員、諾亞(中國)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官，本文是他2017年12月16日在北大經濟學院的演講）
沒有考慮到支持創業創新的風險投資市場、支持城鎮化高速發展的房地產市場和支援中小企業多層次融資需求的另類投資領域；二是僅僅考慮到發達國家的週期變化，沒有考慮到發展中國家改革與制度變遷、城鎮化高速階段和消費升級等等非重複的階段性因素，這些才是主要的投資機會。我們在此推出NASA理論（諾亞資產階段性配置理論），説明高淨值人群和專業機構投資者抓住歷史性機遇，實現資產的跨越式增長，分析資本推動實體經濟進步的歷史紅利，把握人口結構演化、城鎮化高速發展、產業升級與結構轉型、經濟制度與金融制度改革、全球化等五大階段性因素，進行大類資產配置，促進金融與實體的互動與平衡。同時，把握投資者資產回報需求的變化特點，從新就業、成家購房、撫養、贍養、健康與風險管理、改善居住、養老等不同人生階段分析財富管理的需求變化，建立投資端和融資端的匹配矩陣，實現投資者風險適配的動態、科學管理。新時代中國經濟未來的六大機遇
新時代，中國經濟將湧現6大機遇：新生活、新科技、新商業、新金融、新城鎮化和新全球化。
1、新生活：一方面包括新的消費升級，對商品和服務的品質要求的更高了，需要更多更新的商品和服務了，也需要從原來的食衣住行提升到文化、旅遊等更高層次的內容了；二是因為老齡化帶來的老人與小孩的兩極消費需要，主要包括健康、醫療、養老、保險、傳承、財富管理等老年人需求，也包括教育、玩具、兒童食品、兒童服裝等未成年人需求；三是對生態環境的要求凸顯，對動植物生態體系的保護意識增強了。文化影視娛樂旅遊，都成為消費的新熱點，汽車也走進普通家庭。根據我們的測算，無論是樂觀估計還是保守估計，中國大約在2030年前後會跨越中低收入陷阱，成為高收入國家，消費模式和結構也會與發達國家更為相似。新消費對第三產業的需求會明顯增加，因此未來的產業結構必然也是第三產業為主，第二產業比例減小，但品質提升，第一產業將進一步減少到10%甚至更少。產業結構必然要服務於消費結構，真正的實體就是滿足消費需求的行業，而不是看是否是製造有形的產品。
中國產業結構中可以分成三類：一類是朝陽產業，新興的產業；一類是夕陽產業，會被替代掉的新興產業；還有一類是週期性的行業，像房地產。
2、新科技：人們生活水準的提升根本來自于科技的進步。而金融就是推動科技進步的翅膀。我們會看到改善人類生存方式的科技，如醫療技術、基因技術、食品技術等等，也會看到改善人們生活方式的科技，如互聯網技術、物聯網、車聯網技術等，還有改變衣食住行的各類科技。另外在這些終端商品與服務的後面，涉及到生產的科技和能源的科技，尤其是包括核能、太陽能、風能和化石能源在內的能源革命，包括能源存儲技術、能源聯網技術和能源傳輸技術的革命。手機、互聯網、電腦、汽車、飛機、冰箱、航太等等技術的革命，是推動人類社會進步和文明進步的根本力量，這些就是最大的投資機會和經濟發展的機遇。
3、新商業：科技發明將人們的想像變成了現實的需求，商業模式的創新將貴族的奢侈變成了普通百姓的普惠。互聯網和電子商務、共用經濟推動了科技在人們生活中的落地，普惠式、平臺式、大資料、智慧化的商業創新與應用，大大拓展了市場，也催生了一個又一個大型的新企業和跨國、跨界企業，奠定了新經濟的微觀基礎，產業分工、價值鏈分工，創造了新市場，也重塑了全球化的新模式。
4、新金融：新科技和新商業，基礎是新金融，只有風險投資資本、多層次的投融資體系，才能支援不同規模的企業從創新探索、快速成長到轉型擴張、成熟壯大，不同發展階段需要融資體系的創新，不僅需要成熟的信貸體系和債券市場、股票市場，也需要天使投資、創業投資、並購投資等風險投資，既需要面對不同規模企業的股權融資，也需要面對不同規模企業的債權融資，既需要財務投資者，也需要產業投資者，無論是中國還是全球市場，新金融隨著新科技的發展必然迎來更大的創新。
5、新城鎮化：從發達國家的經驗看，城鎮化在30——70%之間時是高速發展階段。中國的城鎮化剛剛經歷了前半程，整體的高速發展，現在已經進入到高速發展的後半程，結構性分化的高速發展。我們大致相當於美國城鎮化1930年的水準，我們的速度是美國的兩倍，城鎮化的高速發展還要大約10-15年的時間。現在的新就在分化的新特點，有六個方面的分化：一是業態分化，住宅、商業、辦公、工業、物流和農業地產都在分化；二是區域分化，一二線、三四線城市在分化，城市內部不同城區在分化，城市帶在形成；三是新舊分化，發達城市二手房交易已超過新房，存量房的運營和改造需求逐漸成為主流；四是市場供給與政府保障的分化，過去一段時間政府保障不足，保障體系尚未理順；五是房地產商業模式分化，綜合體、公寓、眾創空間、養老社區等等新型商業模式在不斷發展；六是融資方式在創新分化，REITS也在創新，開發端、運營端、服務端和需求端的融資需求都在發生新的變化，改善需求也需要新的融資服務。房地產還需要與戶籍制度、教育資源配置、醫療、養老等各方面的公共服務資源配置配套供給，解決高速城鎮化帶來的結構性短缺問題。
6、新全球化：改革開放初期的全球化，主要是引進外資，引進技術，用中國廉價的勞動力和廉價的資源來交換，同時貢獻中國的市場。現在中國的資本充足了，技術提升了，我們也需要面向全球市場，新的全球化需要更加平衡的雙向互動，需要發揮中國的人才優勢和智力優勢，需要更多的中國企業成為跨國企業，需要中國的跨國企業來整合全球的資源、全球的資本、全球的技術、全球的人才和全球的產業鏈，滿足全球的市場需求。中國的貿易已經開放，資本項目也將進一步開放，人民幣也將成為國際儲備貨幣重要的一種。中國企業成為跨國企業必須要經歷跨國並購的過程，資本市場化和人民幣國際化是基礎，必須要支撐到中國企業跨國化的進程，也要支撐中國家庭資產全球化配置的進程，可以讓中國的投資者分享全球的經濟進步的紅利。
這六大機會是難得的歷史機遇，不是週期性的，錯過不會重來。但是也須注意風險，主要風險可能來自以下8個方面：改革不到位造成了生產力解放不充分、生產力發展不平衡，來自金融與實體不平衡，第二產業與實體不平衡，國際化改革內在需求與外部環境不平衡，經濟發展與政治發展不平衡，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不平衡，國內發展與國際矛盾爭端不平衡。我們的方法是，尋找市場規律趨勢和政治制度導向的交集，不與市場做對，也不與政府做對，就是我們企業的發展方向，就是我們投資的策略方向。（作者為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成員、諾亞(中國)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官，本文是他2017年12月16日在北大經濟學院的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