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裡再發《打假年報》：制假沒有底線，打假要亮底牌

楊國英

售價、制假無底線，打假就必須亮出底牌。 2017年，阿裡亮出的底牌是假貨攔截率97%的資料黑科技，是再立戰功的“打假特戰隊”，

更是直擊假貨源頭、推動制假入刑的決心。

讓打假不再是一件帶有悲情色彩的事情，能否實現？還有多遠？

儘管言“天下無假”尚早，但阿裡巴巴最新發佈的打假報告，似乎給出了足以讓外界感到振奮的結果——2018年1月10日，阿裡巴巴對外發佈《2017年阿裡巴巴智慧財產權保護年度報告》，結果顯示，整個2017年，消費者因為懷疑買到假貨而發起的退貨比例，比去年大幅下降了29%，每1萬筆訂單中，僅有1.49筆為疑似假貨。

消費者信心提振，阿裡資料黑科技和“打假特戰隊”功不可沒。

假貨之“禍”，最終直接買單的是消費者。單純以“結果導向”的思維的思維來看，阿裡的打假成果之所以令人振奮，就在於消費者的權益保障以及消費信心，同步得到了大幅的提升和提振。

當然，在打假這個問題上，結果重要，方向和過程更重要，畢竟，線上下商業時代所流行的運動式打假，已經讓我們見識了制假、售假死灰復燃的“勢猛如虎”的情形。其實，定期發佈打假年報、打假力度有增無減的阿裡，顯然對此有著更深的體會。

也正因此，阿裡的打假工作顯然更加注重走在正確的道路上——2017年的打假報告顯示，建立在9項大資料黑科技基礎之上的假貨識別與攔截能力，已經能夠將97%的假貨置於“上線即被封殺”的常態性的監管高壓之下；而在源頭性的制假環節，過去一年，阿裡打假特戰隊已與全國23個省開展線下打假合作，通過向執法機關推送涉假線索、協助抓捕涉案人員，直接搗毀窩點數1328個。

振奮之餘，

仍需清醒：“制假入刑”不容回避。

售假可以在平臺間流竄，制假更是根植線下，改造整個中國的商業大環境，顯然是阿裡一家的常態化高壓打假所鞭長莫及的。馬雲當初呼籲“像治理酒駕一樣打假”，原因也正在這裡。

售假者的流竄、制假者超強的“抗打擊”能力，並非莫須有的問題。正如阿裡打擊年報中所顯示的，售假者向微信等社交平臺、京東等電商平臺轉移，乃至搭建海外網站，是事實而不是臆想；在打假實戰中，阿裡“發現線下假貨生產源頭依然堅挺存在”，更是一個讓人不寒而慄的現實。

事實上，在當下談打假，對廣佈線下的制假者布下法網，已經是無可回避的問題。換句話說，在阿裡的打假技術、團隊已經頗為成熟的當下，

不走出“制假入刑”這一步，後續的深入打假對於中國整個商業大環境的提升，就有事倍功半之虞——在一個合理的治假體系中，法律應該是確立底線、維護底線的關鍵一環，而類比酒駕入刑，制假的危害範圍乃至程度不僅不亞於酒駕，考慮到其中的暴利驅動因素，更是只有通過法律提高制假成本，才能根治假貨問題。如果說阿裡的打假報告所揭示的打假現狀對我們有所啟發，這當然是最為核心的一點。

打假應該回歸兩個本位：社會化、法制化。

就道德、誠信而言，制假、售假是一種社會現象，就商業而言，則是一種需要法律嚴格規範的經濟現象。這就決定了，打假需要的不只是單一平臺的技術化、專業化，更需要社會化、法制化。

“如果制售假不能直接入刑,只會讓我們的執法機關累死,全社會的制假售假者背地裡笑死,廣大的消費者哭死!”鄭俊芳。阿裡巴巴首席平臺治理官鄭俊芳的這句話，不僅直擊阿裡打假工作的初心、痛心、決心，實際上也直抵打假的本質，和社會化、法制化兩個應有的本位。

事實上，阿裡堅持發佈“打假報告”，顯然可以提高打假工作的社會化認知；而阿裡不計投入、廣泛協同的打假實踐，以及對“打假入刑”的呼籲，則像是一堂打假法制化的實踐課、普法課，對於“制假入刑”的最終落地，更是不可忽視的推動力。受此啟發，不僅更大範圍內的社會化協同打假是必要的，從人人喊打、願打到人人能打，更需要法制環境的保障和激勵。

互聯網、新經濟能夠推動商業和社會的進步，得益于技術作為一種工具，能夠直擊社會發展需求的本質。作為阿裡打假工作取得歷史性突破的一年，2017年也必然是打假進一步回歸本位的一年，在社會協同、制假入刑方面，我們離真正亮出打假底牌一天，可能已經不再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