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征地拆遷過程中各種矛盾糾紛頻發， 究其根源就在於被徵收人對徵收補償數額、結果不滿意。 補償款被壓得很低， 有時甚至會導致是一套房與兩套房之間的差距。 因此在簽訂協定時如何與徵收方溝通、協商也就顯得較為重要， 那麼當面對一些地區土地房屋徵收補償款額依舊很低時， 被徵收人究竟該怎麼辦呢？
當我們遇到拆遷補償數額明顯過低時， 這其中必然涉及到拆遷方的一些不合理、不合法的行政作為。 這時我們可以從拆遷方的違法點作為切入口， 這也是獲取主動權的最為有效的途徑。
首先我們要擺正心態， “民告官”如今已是尋常之事。
很多當事人想到走法律途徑維權就是“民告官”， 肯定是不行的， 還沒開始維權就把自己的位置放的很低。 政府要征地拆遷首先需要經過老百姓的同意， 並且給老百姓合理的補償， 所以在征地拆遷中百姓們是有很大權利的。
但是現實中老百姓經常處於弱勢地位， 面對強勢的政府和開發商往往無法達到博弈雙方的平衡。 因此我們首先要做的就是擺正自己的心態， 不要一味地認為“民告官”不可能贏， 正如司法機關的工作要求“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
其次我們要做的就是申請政府資訊公開， 搜集材料， 全面瞭解徵收情況。
申請政府資訊公開的主要目的是瞭解涉案專案的法律狀況， 爭取從一份一份的答覆中找出其中的違法點並加以精准打擊， 從而在博弈中實現提升補償數額的目的。 在今日的徵收維權中， 這仍然是不可或缺的經典維權思路， 絕大多數案件仍要適用。
對於被徵收人而言， 清楚地掌握徵收過程中的各種資訊， 就能對自己將會面對的補償標準有一個幅度上的正確認識， 也為後續的維權提供了很大幫助。 因此， 可以通過申請政府資訊公開等方式來查看政府徵收專案是否合法，
當然我們還要能經得住誘惑， 避免落入拆遷“陷阱”。
雖然每個拆遷人員都會說所有人執行同一個政策， 法律規定是死的不能變之類的， 但即使在各大省會城市， 也沒有哪個專案是所有人嚴格執行完全相同的政策， 基本符合先走的拿得少後走拿得多的規律， 少有例外。 然而， 大部分人不懂這些。
和老百姓具體就拆遷補償協商談判的人員， 一般是政府委託的拆遷公司雇傭的人員， 在北京叫拆遷員， 在上海叫動遷組， 在南京有時候被叫做活鬧鬼， 基本上都是說的一類人， 具體參與拆遷補償談判說服工作的人員。
這些拆遷人員為了能夠儘量降低徵收項目的補償安置成本， 會設置各種各樣看似撿大便宜的“陷阱”， 譬如各種速簽速搬獎勵， 整體搬遷有獎之類的， 目的就是讓被徵收人“因小失大”， 犯下丟了西瓜撿了芝麻的錯誤。 這種政策的設置雖有法規支持， 但在實踐中早已背離了法治的軌道。 例如設置的“整棟簽約獎”“單元簽約獎”等等， 都是背離徵收補償協議的相對性， 把一家子的事兒人為擴大成一棟樓的事兒。
最後我們要重視評估環節， 簽訂協定不出狀況。
對評估環節的關注與否， 直接關乎最終的補償命運。 這是專業徵收維權律師的觀點， 也是權威法院審判人員的說法。 實踐中被徵收人總是覺得評估報告“過於專業”， 自己完全看不懂， 因而很容易對這一環節抱漠不關心聽之任之的放任態度。 事實上， 訴徵收補償決定的關鍵點就是評估環節中的違法點， 往往在這個環節的細緻、精心維權是能夠扭轉整個補償安置偏低的大局的。
談好的補償， 能否最終落實到紙面上， 又能否最終由紙面變為現實， 這是需要耐心權衡、反復掂量的事情。 實踐中有的被徵收人與徵收方簽訂了多份總價值極高的補償協議， 結果又被徵收方以協議違法無效為由訴至法院， 最終空歡喜一場。 究其本質，就在於其協定內容存在重大法律瑕疵，本就不可能實現。所以我們在簽訂補償協定時要穩住心態，仔細看清上面所列各個款項，保證簽協議時不出狀況。
征地拆遷只有立場，並無對錯。希望各位被徵收人心明眼亮，都能夠拿到合理合法的補償款。
究其本質，就在於其協定內容存在重大法律瑕疵，本就不可能實現。所以我們在簽訂補償協定時要穩住心態，仔細看清上面所列各個款項，保證簽協議時不出狀況。
征地拆遷只有立場，並無對錯。希望各位被徵收人心明眼亮，都能夠拿到合理合法的補償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