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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劍濤：單一現代觀抑或多元現代觀：對峙與調和
第71卷第1期2018年1月Vol．71．No．1 Jan． 2018．077~088
DOI:10.14086/j.cnki.wujss.2018.01.007
單一現代觀抑或多元現代觀：對峙與調和
任劍濤
摘 要: 現代變遷與現代解釋， 一直是社會科學的核心論題。 長期的主導觀點是， 西方是現代原生地和理論原創者。 這是人所熟知的單一現代觀。 晚近階段， 西方與非西方國家的學者有志重新理解現代， 強調現代並不由西方專美。 非西方國家尤其是亞洲國家對現代的肇始與興盛， 發揮了巨大的原創效用， 甚至超過了西方國家的作用。 這是仍然在演進中的多元現代觀。 多元現代是一種旨在取代單一現代的理念， 兩者之間的對峙性顯而易見。 但分析起來， 兩者的矛盾並非不可調和：單一現代重在強調現代方案第一次系統呈現的西方樣式， 多元現代重視的則是現代起源上的東西方國家平分秋色。
中圖分類號: D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2-7320（2018）01-0077-12
基金專案：清華大學引進人才專項科研基金
從性質上講， “現代”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總體結構， 不是一個與古代、近代等量齊觀的單純時間概念， 而是一種由人類創制的新型社會結構。 這一“現代”結構， 是西方國家貢獻給人類社會的。 從過程上看， “現代”作為與傳統社會迥然不同的結構形式， 起自西方， 廣被世界。 所謂全球化的進程， 就是一個出現於西方國家的“現代”結構迅速世界化的過程。 在理論闡釋上， 對現代做出完整、系統且深入論述的， 也非西方學術界莫屬。
一、 單一現代：“西方的”自足性闡釋
“現代”源自西方， 曾經是不爭的事實。 同樣， “現代”理論創制於西方， 也是公認的結論。 現代這個概念， 打不打上引號， 具有極大差異［1］（P27-29）。 一方面， 不打引號的現代， 與古代、近代、當代這些純粹表示時間段的概念排列在一起， 並不具有特殊的含義。 它不過表明人類歷史的自然延續， 到了一個離我們身處的當下較近的時間段而已。 另一方面， 打上引號的“現代”， 則具有了特殊的含義。 一者， 這一“現代”是作為“傳統”的對應詞出現的， 它是一種不同于“傳統的”社會總體結構。 這一結構的要素由市場經濟、民主政治與多元文化構成。
“現代”興起和興盛的複雜歷史敘述不是筆者關心的主題。在歷史學家那裡，關於“現代”存在巨大的敘事差異，有早在11、12世紀就由英格蘭人創制了“現代”的斷言［3］（P6-7），也有遲至19世紀才由歐美聯手催生“現代”落地的論述。歷史學家總是有他們據以立論的根據。但就“現代”而言，無論是多麼不同的歷史敘事，總是承諾了一個基本的歷史事實：或遲或早，西方國家絕對領先於非西方國家，將“現代”的全貌呈現給人類社會。這是一種具有排斥性的論述——排斥非西方國家在創制完整“現代”時的貢獻，肯定西方國家做出這一貢獻的唯一性。此即單一現代觀的基本含義。筆者一向不願採用無法準確定義的“西方”，因為從來不存在一致行動、同時發展、絕無差異的“西方”國家［4］。但也不得不承認，沿循英格蘭到歐陸、北美，進而擴展到亞洲、南美、非洲的現代化進路，確實存在一個“現代”先發的“西方”國家陣營。在這個特定的意義上，人們確實有理由斷言“西方”國家貢獻了完整“現代”。關鍵在於，這類歷史敘事引導的理論闡釋，與筆者確定論題的關聯度更高。
關於“現代”的主流論說，出自西方學者，且代不乏人地得到闡釋。在歐洲與世界其他地區劃出“現代”“大分流”的天際線之後，以“歐洲中心論”、“西方中心論”面目出現的“現代”理論，不絕於縷。相比而言，在大分流之際，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堪為代表。在20世紀西方國家的發展領先世界的時候，德國社會理論家馬克斯·韋伯可謂一騎絕塵。晚近階段，曾經被認為是同情非西方國家的“現代”貢獻的理論家傑姆遜可稱標本。
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以精神、理性審視世界歷史，明確以排斥性的敘述，凸顯西方中心主義的立場。他指出，“東方人還不知道，‘精神’——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是自由的；因為他們不知道，所以他們不自由。他們只知道一個人是自由的。唯其如此，這一個人的自由只是放縱、粗野，熱情的獸性衝動，或者是熱情的一種柔和馴服，而這種柔和馴服自身只是自然界的一種偶然現象或者一種放縱恣肆。所以這一個人只是一個專制君主，不是一個自由人。”［5］（P56）唯有經過希臘、羅馬的部分人自由，落實到日爾曼各族深明大義的人人自由，世界歷史才豁然開顯。而自由這一內在的精神表現於外（公理、法律、道德）的時候，便在世界歷史中直接呈現在人們面前。只有在西方國家，歷經精神的曲折發展，“‘自由’這個原則實現了它自己。因為‘世界歷史’不過是‘自由的概念’的發展。但是‘客觀的自由’——真正的‘自由’的各種法則——要求征服那偶然的‘意志’，因為這種‘意志’在本質上是形式的。假如‘客觀的東西’在本身是合理的話，人類的識見必然會和這種‘理性’相稱。於是那另一個根本的因素——‘主觀的自由’的因素——也就實現了……‘哲學’所關心的只是‘觀念’在‘世界歷史’的明鏡中照射出來的光輝。‘哲學’離開了社會表層上興風作浪、永無寧息的種種熱情的爭鬥，從事深刻觀察；它所感覺興趣的，就是要認識‘觀念’在實現它自己時所經歷的發展過程，這個‘自由的觀念’就是‘自由’的意識。”［3］（P505）
黑格爾借助于自由、理性兩個基本觀念，一方面將西方國家作為現代實踐的單一成功範例，使之成為不假外求的自足性現代方案。另一方面，又完全將東方國家排除在“現代”世界歷史的範圍之外，只有西方國家才獨享呈現開創“現代”世界歷史的榮光。不僅如此，在黑格爾的排斥性論述中，非西方國家處在非常低層次的發展水準上，在缺乏自由與理性的情況下，完全不足以進入世界歷史的範疇。這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西方與東方、邊緣與中心的相對性論斷，而是西方孑然獨立地佔據世界中心位置的斷言。
如果說黑格爾是在“大分流”之際對西方國家先行邁入現代的顧盼自豪，那麼在20世紀初西方國家絕對主導“現代”世界歷史進程的時候，馬克斯·韋伯從社會理論的角度，對黑格爾式的論述進行了強化。黑格爾也承認東方國家在宗教、藝術與哲學領域中取得過成就，但他認為這些成就沒有達到自由的高度，缺乏系統的理性自覺。韋伯可以說沿循了這樣的思維進路。他也承認，現代西方國家所有的結構性要素，比如科學、藝術、歷史學、建築學、印刷術、職業官員、經濟計算、貨幣、稅收等等，都不同程度存在於非西方國家。但將這些社會要素綜合起來，塑造成為資本主義的現代社會結構，則非西方國家莫屬。“毋庸置疑，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法律和行政的理性結構。因為，現代的理性資本主義不僅需要技術性的生產手段，而且需要一種可計算的法律制度和遵循形式規則的行政管理。沒有這一點，可能會出現冒險性和投機性的商業資本主義以及形形色色受政治條件制約的資本主義，但卻不可能出現個人首創精神、固定資本和計算的確定性而產生的理性企業。這樣一種法律制度和這樣的行政管理，只有在西方才是一直可供經濟活動利用的，而且在法律和形式上達到了相當完備的狀態。”［6］（P165-166）這與黑格爾將理性作為西方國家與非西方國家發展出現“大分流”的最重要因素是異曲同工的。在論證上，韋伯與黑格爾有著高度一致的比較文明思維，這是一種退一步進兩步的論證策略：退一步，首先承認非西方國家對“現代”興起做出的零碎化貢獻；進兩步，在承認非西方國家貢獻之後，著重強調西方國家獨特的理性精神對整合相關“現代”要素而獨自登頂的絕對唯一性。
這樣的思維進路，在那些曾經表現出對非西方國家更多同情與敬意的學者那裡，也呈現出來。詹明信（即詹姆遜）是其中一個代表人物。他對西方資本主義持一種嚴厲的批評態度，對不同的社會、經濟、歷史、政治、文化語境及其差異性高度重視。對第三世界的社會事業與文化事業充滿純正而誠摯的期待和同情。尤其是他對中國所表現的熱情，是西方學者中少見的［7］（編者序言，P4）。但當詹明信受邀到中國來做現代性的地域屬性演講時，卻明確指出，現代性就是指西方的現代性，這是一種“單一的現代性”。他認為，當前現代性的一個謊言，就是所謂交替的或選擇的現代性……有拉丁美洲的現代性、印度的現代性、非洲的現代性……希臘或俄國的現代性、儒家的現代性。但所有這些現代性方案都“忽視了現代性的另一種本質意義，即世界範圍的資本主義本身的意義。資本主義全球化在其制度的第三階段或晚期階段所投射出來的標準化，對所有這些關於未來世界的文化多樣性的虔誠希望都投以懷疑，而這個世界已經被一種普遍的市場秩序殖民化了”［8］（P24）。可見，西方的兩類學者，像黑格爾、韋伯那些不同情與理解非西方國家的現代貢獻，自然而然對非西方國家的現代貢獻頗為不屑；而像詹明信這些同情與理解非西方國家的西方學者，一旦觸及現代方案地域歸屬的時候，也毫不遲疑地將之歸於西方國家，而將非西方國家固化在尾隨者的位置上。詹明信“單一的現代性”命題，可以說是對西方學者的不假外求、獨自創制“現代”的主流主張的簡明表述。而這一表述是具有象徵性的：它象徵著單一現代觀在西方現代發展中從萌芽、成型、成熟與廣被世界的全過程中，為西方學者一以貫之地堅持著。
二、多元現代：非西方現代進路的凸顯
單一現代觀是西方國家的學者看待現代的主流觀點。這一主流觀點，長期為多數重量級學者所闡釋和堅持。但正因為這樣的觀點成為主流，就會受到非主流觀點的挑戰：主流觀點極化以後，一定會激發另一種極化觀點的浮現——既然西方國家獨享創制“現代”的歷史機遇，那麼非西方國家是否如其所說，對“現代”的興起幾無貢獻呢？正是這樣的質疑，催生種種旨在矯正單一現代觀的多元現代觀——其基本含義是現代出現在不同時間與地點，由不同民族—國家所承載，因此具有各自的存在特性與表現形式，無法歸納出一個相同的模式。似乎在本質上呈現出差異性的不同“現代”便凸顯出來，多元現代觀因此浮現。
這類對峙的矯正型論說，興起於20世紀後半期。其興起的動力，大致有三：
（一） 在西方國家依靠硬實力與軟實力推進“現代”的世界歷史進程中，他們自己深刻體驗了多元文化的歷史事實，且對多元現代的世界史逐漸有了明確的認知，這是西方國家國內文化多元化以及全球化的國外體認促成的認知結果
這裡有兩個重要史實值得強調：一是在西方國家迅速崛起之際，由於勞動力的嚴重缺乏，他們開啟了可恥的販奴貿易。但當黑奴進入西方國家以後，尤其是在解放黑奴運動以後，這些來自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化背景的社會新成員，讓西方社會體會了不同文化的衝突與碰撞，單一現代觀因此受到衝擊。二是西方國家成為不可撼動的發達國家以後，世界各國的合法與非法移民大量湧入，逐漸讓西方國家的單一文化結構發生轉變，生成了事實上的多元文化結構。只要直面現實，西方學者就不會對多元文化熟視無睹。20世紀後半期西方國家勃興的多元文化主義，就正是對自身文化處境的一個理論反應。儘管多元文化主義並不直接支持多元現代觀，而只是提供了某種精神基礎。但不可否認的是，這樣的理念徹底撼動了單一現代觀的精神基礎。加拿大魁北克問題凸顯的族性、語言與分離問題，直接引發多元文化主義的理論闡釋。美國大熔爐的實踐，一直是在處理族性問題對國家認同的挑戰。至於民族國家建立的機制，導致的英國四塊（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和北愛爾蘭）之間的張力，顯現的也正是西方國家內部整合機制的複雜。“自由多元文化主義是一種以關注人類尊嚴與幸福為動力的標準訓誡。這個訓誡向我們證實：在現代西方社會，培養和鼓勵文化群體的文化與物質的繁榮並尊重他們的身份，這種政治態度是正義的。”［9］（P5）這種正義觀得來不易，是西方國家付出了沉重的單一現代觀實踐代價之後的理性成長結果：這是西方國家不再堅持一種多數族群對少數族群，或者說優勢族群對弱勢族群的優越態度，而明確反對歧視、推崇平等的政治理念的寶貴果實。將之擴展開來，勢必讓西方學者以同樣的眼光審視不同國家、民族、文化與文明的平等關係。
（二） 與西方國家的自我反省有關，這是多元現代觀興起的、內置於西方文化土壤的文化心理基礎
西方國家在推進“現代”的世界進程中，依靠的是軟硬實力的雙重動能。硬實力的最後依託，無疑是軍事暴力和掠奪手段。由西方國家強力推進的“現代”世界進程，絕對不是溫情脈脈、催人淚下的過程。相反，在帶給人類社會以超越傳統的“現代”方案、讓人類社會真正進入一個繁榮富足、規範權力與融洽相處的狀態之前，血淋淋的戰爭、罪惡的販奴運動、市場的巧取豪奪等等，讓“現代”的世界歷史進程充滿道德的罪感和政治的下作。身處這一進程的西方學者，如黑格爾、韋伯等人，更多地看到的是冰冷的歷史理性，因此心生一種強勢文化戰勝弱勢文化的喜不自禁感覺。這催促他們去總結強權戰勝弱國的根本原因，因之彰顯自由與理性基點上生成的文化獨特性。但是，在西方國家高奏全球現代化凱歌之後，健全的歷史意識、溫情的道德理性隨之成長起來。西方學者自身的歷史羞恥感、道德共鳴心因之發生和生長。同樣是自由與理性的精神感召，促使他們對現代世界歷史進程的西方行為進行深入反思。此時，三種文化心理相伴而生：
一是基於同情和理解，對被征服的非西方國家歷史與文化進行深入研究，促使他們發現這些國家的獨特性以及對自身“現代”興起所做出的重要貢獻。這是柯文撰寫《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直接的心理基礎。“持續不斷的關懷是我決心進入中國內部，從中國人自己的經驗重建其歷史，而不是根據西方人覺得重要、自然或正常的角度。簡言之，我希望能超越過去承載沉重的歐洲中心或西方中心假設的中國研究取向。”［10］（P51）這自然不是明確的多元現代觀主張，僅僅是有利於多元現代觀興起的觀念轉變。但缺乏這樣的轉變，多元現代觀就失去了可靠且豐富的多元民族歷史事實的支持。
二是在比較文明史的視野，平等審視西方國家與非西方國家對“現代”的世界歷史進程即全球化所做的貢獻。因此，讓西方國家的學者成功超越單一現代觀支持的西方中心論或歐洲中心論立場，轉而主張不同成色的多元現代觀。在“大分流”的現代歷史視野中，歐洲中心論成為必須拋棄的現代歷史理念，而中國、歐洲與日本這樣的多國家比較視野,成為研究者重思“現代”的可選擇視角不說，東歐、東南亞、美洲和非洲也都應當在內發現代的視角被考慮在內［2］（P22-24）。這不僅比按照非西方國家的自身歷史看待其歷史的觀念（如前述“中國中心觀”）向前邁進了一大步，而且與單一現代觀僅僅從西方國家看待相關問題相比，簡直可謂天淵之別。
三是西方國家自身精神世界的演進，在長期主導思想界的理性哲學很難開拓思想新境界的情況下，以“後現代”的感知催生了後現代的哲學理念。出現這一顯著的轉變，與“1968風暴”具有直接關係。這一關乎西方社會前景的社會大事件，既讓批判反思曾經的現代主流成為新主流，也讓後現代哲學的解構、去中心、多元化、相對化等等精神意向鮮明凸現出來［11］（P508-513）。於是，西方學者致力建構超越單一現代觀的全球史觀，力圖將現代歷史陳述慣性扭轉過來：即將西方國家的現代史抽離全球史來獨立看待，並認定“現代”歷史就是西方國家的歷史；扭轉為將西方國家的現代史重新嵌入全球史進程，並給予所有國家在世界現代史中應有的地位，凸顯它們對“現代”做出的貢獻。
（三） 與非西方國家掙脫殖民體系的解放進程以及事後取得的發展成就緊密聯繫在一起，這是西方國家的學者重新審視單一現代觀的外部動力
這一方面與兩次世界大戰相關：第一次世界大戰終結了帝國時代，讓殖民者與殖民地構成的世界體系走向瓦解；第二次世界大戰激發了殖民地人民建立獨立國家的願望，殖民體系宣告正式崩潰。一個“全球分裂”的時代到來。新近獨立的民族國家需要重建自己的民族國家歷史，因此不再對此前由西方國家建構的世界體系保持曾經的那種禮敬態度。相反，在前殖民地尋求自身發展的時候，對資本帝國主義在軍事征服、政治壓榨之後採取的經濟掠奪予以毫不留情的批判［12］（P208-212）。一方面，“當為數眾多的前殖民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紛紛贏得獨立時，第三世界的歷史學家們便從各自的民主立場出發，著手編寫本國的歷史。這是對殖民時代歷史的一種自然而然的反作用。”另一方面，第三世界國家各自編寫的歷史，遠不足以呈現世界歷史發生的深刻變化。因為“只有這些歷史還是不夠的……一部合成一體的第三世界歷史或許為第三世界人民所急需”［13］（P15）。這兩方面的變化，讓“現代”歷史的解釋出現了結構性的變化。
與此同時，隨著第三世界一些國家的迅速崛起，他們改寫“現代”歷史的意欲就更加強烈。尤其是近期中國的崛起，讓具有悠久歷史文化傳統、在曲折的“現代”歷史處境中飽受創痛的中國，一方面感受到國家“現代”躍升所具有的世界能量，尤其是西方國家的學者在“中國崛起”與“西方衰落”的敘事框架中陳述中國發展故事的時候，這種感受就會更加強烈［14］（P325）。另一方面也浮現強烈的“現代”文化創新意欲，國家權力一方在“理論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之外，增加了“文化自信”的表述；學術界則呼應國家領袖發揚光大傳統的號召，大力宣導儒家式的中國“現代”復興方案：一種基於中國經驗的“現代”敘事成為論者的努力目標，全力疏離港臺新儒家而浮現出來的“大陸新儒家”在這方面就很具有象徵性［15］（P139-146）。就此而言，一種極化的、致力於顛轉單一現代為多元現代的局面浮現在人們面前。
因應於上述三種動力，分別形成了三種助推多元現代的知識體系。
一是對西方單一現代觀之負的結構面的反思。如果說此前的單一現代觀主要集中於闡述這一現代理念之正的結構面，尤其是像黑格爾和韋伯那樣聚焦于自由與理性的現代性特質的闡釋的話，那麼多元現代觀關照之下的單一現代觀反思，鮮明突出了後者的局限性。在某種意義上，詹明信的單一現代觀蘊含著兩種可能性：（1）強調現代的世界歷史進程呈現出原創的西方現代性與模仿的非西方現代性，因此“單一的現代性”主張得到進一步伸張；（2）在其指出非西方國家的模仿現代性嘗試的同時，實際上預設了後發國家種種現代性嘗試必然出現的不同走向。這就為多元現代性的理論伸張留下了餘地。詹明信這種基於後現代立場而推崇一種類似多元現代的主張之余，又強力主張西方國家原創的“單一的現代性”，中間所容有的難以克服的邏輯矛盾，讓後現代處境中的西方國家學術界自身都很難自圓其說。加之“現代”歷史進程中出現的種種缺陷，令人觸目驚心，西方國家的學者，無論左右，都有深入反省：儘管這些被其中一些學者痛詆的缺陷，可能並不是“現代”獨有，而是人類根性上就難以克制的缺陷。但只要在“現代”背景中反思，就成了“現代”必須背負的罪責，而必須由“現代”來加以有效克制。後現代論說開啟的西方國家自我反省與由此引發的非西方國家對現代的批判，構成這類知識建構的雙重動力。無疑，這類嘗試極大推動了多元現代觀的興起，削弱了單一現代的自辯能力與理論效度。其中，西方學者對殖民史的罪惡進行的反思，以及對西方“現代”方案所具有的缺陷進行的檢討，構成兩個重大主題。
二是全球史觀的興起與興盛。全球史觀的興起，可以說直接受到顛覆單一現代觀後的多元現代觀的有力推動。由單一現代觀引導的世界史寫作，幾乎被寫成一部西方國家如何登臺領導世界的進程，因此可以說這樣的全球史就是西方史。而興起於1960年代的“全球史”，則是在多元現代理念引導下的世界史寫作，其歷史理念與黑格爾、韋伯他們有了根本差異。其差異性體現在幾個方面，一者將全球各個國家整合進一個世界統一的歷史進程中，而不再將西方國家作為中心；二者將西方國家與非西方國家在不同歷史階段上的興衰全面呈現出來，而不再將非西方國家看做是一直衰頹的國家；三者將先設的西方自由與理性等核心價值讓位給不同文化與文明的不同價值，而不再將非西方國家的價值理念視為低級的東西；四者將西方國家的線性發展史與非西方國家的線性衰頹史懸擱起來，不再將非西方國家曾經領先世界的歷史一筆抹殺。全球史的重要推手威廉·麥克尼爾在其所著的《西方的興起：人類共同體史》一書中，就將世界歷史的漫長進程簡明扼要地劃分為三大階段：中東統治的時代、歐亞均勢的時代、西方統治的時代。在他看來，“不同的文明構成了真正的和重要的人類群體，並且他們的相互作用構成了世界歷史的主題。”［16］（P20）這顯然是一種有利於多元現代觀自證的歷史觀。
三是催生了後發國家的現代理念。這類觀念可以分為兩類：其一，西方國家學者傾向于同情後發國家而致力翻轉單一現代說辭，凸顯非西方國家尤其是亞洲國家曾經的全球化領先地位。在這方面，《白銀資本》一書的論斷堪稱代表。弗蘭克強調指出，“1400年到1800年的世界發展不是反映了亞洲的孱弱，而是反映了亞洲的強大，不是反映了歐洲根本不存在的強大，而是反映了它在全球經濟中的相對孱弱。因為正是所有這些地區聯合參與統一的但卻在結構上不平等、變化不均衡的全球經濟，以及它們在這個全球經濟中的位置，才引起它們在世界的相對地位的變化。”其後亞洲的優勢削弱了，而歐洲以工業經濟取代亞洲而勃然興起。但“可以設想，西方和東方會在不遠的、已經隱約可見的將來再次交換在全球經濟和世界社會中的位置”［17］（P422-425）。這是一種與後現代認知高度吻合的多元歷史觀，也是一種相對性特徵極為顯著的歷史觀。其二，非西方國家尤其是後發躍升的國家，勉力對現代話語進行重新建構。在這方面，中國當下對自己獨闢蹊徑創制不同于西方現代的“現代”所表現出的高昂熱情，很具有象徵意義。近年“中國模式”論的廣泛流行，就成為人們熟知而毋須太多分析的例證。
三、 單一現代觀被顛覆了嗎？
由上可見，多元現代觀與單一現代觀的對峙性是很強的。這種對峙的基本情勢是多元現代觀對單一現代觀的嚴厲批評和直接否定。因此，說兩者的論說是對峙的，並不是一種兩者等價的對峙關係，基本上是多元現代觀對單一現代觀採取的一種單方向對峙。一方面這與後者的晚起有關，後起者總是具有一種否定先行者的論說優勢。另一方面也與前者的論說佔據優勢地位以後便少有來者相關，面對多元現代的強勢 闡釋，單一現代觀缺少富有理論力度的刷新。再一方面也跟“現代”被淹沒于複雜的現代有關。人們忙於認知由各個國家呈現的現代複雜世相，不大對各國現代變遷的“現代”基本內核提得起興趣。因此，多元現代觀相對于單一現代觀，完全佔據了對峙的優勢。
相對而言，單一現代觀的論說劣勢較多元現代觀更為明顯。主要表現在：單一現代觀主要致力於凸顯強勢現代民族的優勢特質，既對這些民族的欠缺三緘其口，更對弱勢現代民族是否同樣存在某種優勢拒不表態，並明顯誇大弱勢民族的精神缺失。顯然，這是一種不公平的比較。加之像黑格爾與韋伯那樣，在自我誇獎西方國家的物質與精神優勢即表達單一現代觀的時候，從來都不曾對西方國家強力推廣其現代方案所製造的不幸表現出一絲一毫的愧疚，這就讓單一現代觀落在了道德的下風。與此同時，由於推崇單一現代觀的學者對西方國家的現代經歷與其中蘊含的普適意義的規範“現代”內涵不加區分，因此，便呈現出一種自封唯一“現代”的知識傲慢，這就將單一現代作為封閉現代來對待了。一個正在向世界敞開的非西方國家的現代進程，或多或少都會展現出自身現代進程的某種獨特性，其中一些元素可能構成規範“現代”的新形式、新內容甚或新結構，即便這些東西可能是在一種難以撼動的規範結構之中的呈現，但西方國家的現代顯然不可能窮盡“現代”的展現形式與豐富內容。
多元現代觀的相對優勢很明顯。一是它充分表現出尊重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的歷史文化傳統特點。這就讓先發國家與後發國家不會陷入自大自傲與卑躬屈膝的兩極狀態，有利於構造一個讓各個民族與國家融洽相處的世界氛圍。二是它對西方國家內部的少數族群的文化與價值表現出高度尊重，因此改變了西方國家內部緊張的族群關係。這種態度擴展開來，有益於營造國家間友好相處的關係。三是多元現代觀以更為長遠和複雜的眼光看待歷史，將全球史視為西方國家與非西方國家輪番崛起並統治世界的歷史，而不是西方國家從古至今絕對統治世界的歷史。這是一種更為符合歷史事實的狀態。四是它對西方國家崛起為世界領導者的作為進行了全面的審視，既不過分誇耀西方對人類的獨特貢獻，也不諱飾西方國家在征服世界的過程中帶給後發民族的災難。這是一種有利於西方國家與非西方國家達成歷史諒解、彼此融洽相處的態度。這一點在全球史的宣導者那裡顯得尤為可貴：威廉·麥克尼爾在為《西方的興起：人類共同體史》出版25周年撰寫的反思錄中，就承認，即便是他當初的全球史寫作，儘管表現出一種尊重非西方國家的姿態，其實潛意識裡發揮作用的正是美國霸權［16］（P17-20）。
取決於兩種現代觀的優劣，多元現代觀成為20世紀後期以來的主導觀念，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其主導性體現為：人們更願意以多元現代觀來理解現代歷史，不願意將“現代”這種具有本質主義嫌疑的表述確立為敘述現代世界史的核心觀念；人們更願意以更為周全的眼光打量現代世界歷史，不願意將這部歷史視為某個地域的世界擴展史；人們更願意佔據道德高位去平等對待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的現代處境與發展後果，而不願意將發展先後視為發展能力高低；人們更願意以一種顯得自洽的多中心現代發展邏輯審視世界各地的發展狀態，而不願意以一種強硬但自洽性受限的西方帶動世界發展的邏輯審視現代世界史；人們更願意以一種超越歷史陣痛的理性態度審視現代世界歷史，而不願意滯留在民族國家間的暴力與流血定勢中看待世界歷史的過去與未來。
從總體上講，單一現代觀呈退守之勢：即便是詹明信仍然主張一種“單一的現代性”，似乎對非西方國家的“現代”原創完全忽略，但其中已經不存在黑格爾與韋伯那種“會當淩絕頂”的西方優越感，多的是一種對非西方現代性嘗試“恨鐵不成鋼”的遺憾——只是在資本主義的西方單一現代性之外，其餘意義上（如文化、宗教）的非西方現代性似乎都已經徹底開放給具有代表性的國家了。而與單一現代觀的退守之勢不同，多元現代觀的進取之勢隱然成型：多元現代觀不僅是歷史敘事和歷史哲學的主流取向，而且多元現代觀在後現代哲學、多元主義理論的論證中，得到了具有理論尊嚴的證成。在今日世界，西方社會已經將多元現代觀視為政治正確的準則之一，人們幾乎以高度的政治警覺保持對多元主義立場的支持態度；在非西方社會，則將之視為天經地義的歷史法則，並以之作為維護自己所在國家現代原創貢獻的重要理由。
多元現代觀對單一現代觀的優勢，是不是註定了前者就徹底取代後者，讓單一現代觀退出了現代解釋的理論天地呢？答案是否定的。這是因為，一者，兩種現代解釋都具有各自的解釋根據，因此一定會具有繼續維持自身論證的理論努力。二者，兩種現代觀雖然具有明顯的歷史和理論解釋的排斥性，但並不是徹底不相容的對峙性解釋，在各自的解釋脈絡中，它們依然可以獲得歷史與理論的辯護。
從兩種現代觀的解釋依據來看，單一現代觀確實彰顯了西方現代的歷史實踐之凸顯“現代”的規範內涵與形式結構。這一解釋也確實抓住了西方國家現代的區域實踐所呈現的“現代”的實質性蘊含——自由與理性，確實是“現代”絕不可少的精神品質。而且對之的規範理論解釋，無疑在其原創階段只完整地出現在西方思想世界。就此而言，西方的現代實踐與“現代”呈現，確實具有某種唯一性。不過單一現代觀的絕對排斥性，將現代的豐富性乾癟化，既落在了知識的下風，又落在了道德的低位。對此，前已述及，不再贅述。至於多元現代觀，其在歷史呈現的多樣性、現代發展的豐富性、道德站位的高企性方面，都體現出高於單一現代觀的特點。不過，多元現代觀並不是完美無缺的，相反，多元現代觀的幾個優點，也同時是它的缺點：歷史呈現的多樣化凸顯出來了，但歷史的結構化突破及其時間節點隱而不彰了；現代發展的豐富性彰顯出來，但“現代”的規範內涵反而有些含混不清了；道德站位遠比單一現代觀的西方自戀要高，但因此可能忽視不同國家在現代發展上的差距與呈現“現代”規範內涵的多寡。
最為緊要的是，大多秉持多元現代觀的學者常常是基於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考量的結果。政治正確自然具有憲法層次的支援理由，尤其是在一個多元民族組成的現代國家內部，在族群與個人間保持同樣的尊重態度，乃是憲法愛國主義的必須［18］（P13）。人們必須無條件信守這一立場，否則就會將一國的公民與族群劃分為必須尊重與勉強尊重的兩類人，成員間的權利平等就會受到威脅。相應地，一國的立憲根基就會動搖。與此關懷相近的自由民族主義與共和主義，都致力於建構立憲建國與公民賦權的相互支撐關係。這一爭論不屬於此處討論的話題，但現代國家的公民在其權利受到尊重基礎上致力維持立憲國家的穩定，則是不變的現代建國原則。進一步講，在這種政治規定性的基點上，會促成一種政治美德——在一國之內，公民們應當相互關愛；廣而言之，族群之間亦應相互尊重。在國家之間，也應當建立起相互尊重的習性，並且對不同國家的歷史文化與政治嘗試盡力給予同情的理解。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事情總是在人們習於瞭解的一面，存在需要人們關注的另一面：一旦多元現代觀成為一種政治習性甚至是政治美德，它很可能走向反面——正因為人們必須尊崇多元價值觀且視之為一種美德，人們在這種社會道德氛圍中，就會讓此外的一切社會政治訴求讓路。結果，它肯定會遮蔽一些人們並不願意但卻必須尊重的歷史事實與價值理念：
首先會遮蔽的是立憲本身對多數民族和少數民族同等的關懷與約束。人們常常認為少數民族應當享有比多數民族更多的憲法關懷，因此多元文化主義總是傾向於伸張少數民族的權利。與此類似，在國家間關係上，先發的西方國家似乎也應當處處對後發國家採取謙讓態度，而後發國家好像具有無條件指責先發的西方國家曾經對自己利益的傷害。這就無法達成一種現實條件下平等相處的政治契約，難以維持一種眾所認同的政治秩序。
其次會遮蔽的可能是歷史發生與歷史典範之間的真實關係。在“現代”創生的現代世界歷史上，各個國家先後捲入現代歷史的洪流之中，先發者占盡歷史先機，後發者受盡欺淩。這就讓現代世界史充滿了道德優越感與恥辱心的複雜互動：先發現代的西方國家發現後發國家的驚人落後，自然會像黑格爾、韋伯和詹明信那樣充滿自豪感；後發國家在失去轉型優勢、市場利益甚至國家主權的時候，一定會感到深受擠壓，心中的憤懣可想而知。一旦將兩者放到現代歷史的道德審判席上，先發的西方現代國家就必然承受道德譴責。這一譴責具有歷史理由。但在聲淚俱下的譴責中，後發國家與先發國家都可能喪失掉必要的歷史理性，即喪失掉“現代”之作為各個國家避無可避的處境的理智判斷，而讓西方國家的懺悔與非西方國家的義憤佔據了歷史理性的應有位置。
再次，由於西方國家在現代先發的過程中，逐漸呈現出現代世界進程的規範蘊含，凸顯了“現代”之引領現代的基本狀態，因此，這足以讓西方國家感到為人類增添了嶄新活力的自豪，但同時也讓非西方國家心生排斥“現代”的現代衝動。需要高度的理性引導才能有效劃分清楚的西方現代與西方“現代”，就此無法被非西方國家理性地切割開來。結果，西方國家感到難以與非西方國家融洽相處並讓其接受寶貴的“現代”秘笈，非西方國家感到西方國家總是在強行推銷其“現代”價值理念、制度安排與生活方式。本來在理性上足以讓人認同的“現代”，結果在感情的驅使下，被後發國家明確拒斥［19］（P181-204）。多元現代觀，恰好或隱或顯地支持了後發國家反西方所貢獻的“現代”的消極作用。
受制于多元現代觀的內在局限和外部限制，它無力徹底顛覆和終結單一現代觀。概括其原因，不僅在於多元現代觀常常流於一種政治正確的姿態，而且在學理上它更多地是作為“現代”發生學意義上的論斷出現的。在“現代”之作為一種社會結構類型且與“傳統”劃出清晰界限的意義上，多元現代從來就沒有給出過有力的歷史敘事與理論論證。換言之，多元現代觀是一種缺乏類型學支撐的主張。從多元現代的歷史敘事角度看，西方敘述主體的自我反省與非西方敘事主體的抗拒，成為這一敘事模式的兩個支撐點：西方敘事主體的自我反省，體現為對西方國家強力推進現代進程的暴力行動的反思，與對非西方國家現代貢獻的誠懇認知；多元現代的非西方敘事主體，主要由抵抗哲學、顛覆心理和重建欲求支撐其論說。前者毋庸贅述，因為佔據現代理論論述主流地位的西方相應論說，為人們所熟知。後者，即非西方國家的相關論述，是一種特殊歷史處境的必然產物——在西方國家借助先發契機獲得物質實力向非西方世界擴展的時候，非西方國家一定要借助一套不同於西方國家的現代敘事來抗拒西方國家的進擊。這樣的敘事建構，常常以抵抗西方國家對非西方國家的羞辱與侵淩為依託。這種明顯的抵抗哲學，常常成為後發國家的專斷權力拒斥以立法約束自己的藉口，也常常成為後發國家知識界群體榮辱心的一種發作表現。但這種立場對非西方國家自身的嚴重損害，遠遠超過對西方國家淩辱行徑嚴厲譴責的、維護多元“現代”的獲利。至於建立在純粹審美意義上的、顛覆本質化的“現代”的種種衝動，那就更是直接阻礙了非西方國家走上一個更為健全的發展道路。那種試圖完全拒斥西式現代，將西式現代與“現代”完全等同，且將二者通通拋棄，決意另闢蹊徑開拓“現代”的重建嘗試，就更是屬於多元現代觀誤導下的愚人行為。
四、一幅藍圖的不同實景：兩種現代觀的調和
單一現代觀與多元現代觀，作為兩種對峙的學術立場，是否真正那麼絕然而然地不可調和呢？從當下的思想狀態來看，似乎可以斬釘截鐵給予肯定回答。但分析起來，二者的立場完全可以調和。
這種調和，不是一種分別加以褒揚、又各打五十大板的機巧性舉措，而是對兩者內在相倚關係的揭櫫。從現代的世界史進程看，多元現代觀的貢獻在於揭示了現代起源的多樣性，而單一現代觀則強調了完整的現代樣板，兩者貫通，呈現了一個從起點到終點演進的完整歷史過程。因此，單一現代觀與多元現代觀在歷史進程中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而絕對不是分離的。從事實與規範的關聯視角看，單一現代觀推崇的西方國家之現代模式，僅僅揭示了“現代”的部分規範內涵；而多元現代觀主張的西方國家與非西方國家都對“現代”做出了貢獻，則具有豐富“現代”內涵的價值。因此，西方國家與非西方國家的現代進程，在有貢獻于“現代”的基點上貫通起來。倘若分離兩者，就無法把握“現代”的全貌與豐富內涵。從政治與道德的相關視角看，單一現代觀凸顯了現代進程中政治經濟力量的決定性作用，並由此延伸出自由、理性與啟蒙等精神特質與“現代”的內在連結關係；多元現代觀凸顯的是現代進程的道德化之必要性與重要性，因此譴責西方國家在現代進程中對非西方國家的侵淩，肯定更為多樣的人權—族群權利和發展模式。但就“現代”而言，社會諸要素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並不能將各要素完全區隔開來。只有將西方國家的先行現代嘗試看作是現代道德成長的一個初始階段，才能理解後發現代國家的相應嘗試是人類總體發展的一個接續階段。從區域發展到全球發展的進程看，單一現代觀重視的是西方國家這一特定區域的“現代”貢獻，因此它的現代嘗試具有超越地域限制的世界示範性；多元現代觀看重的則是非西方國家或世界範圍內的“現代”進程，因此，各個國家各具特點的嘗試才共同凸顯了“現代”的完整風貌。但只有在地方性現代知識與全球性現代知識之整合的高度，才能真正把握“現代”的總體情形。綜合上述四個方面可知，兩種現代觀其實具有一種互補關係，並不是非此即彼的絕對排斥關係。
進而言之，從現代的世界歷史進程與“現代”基本模式的凸顯之內在嵌合的構成狀態來看，西方國家的現代進程離析出來的“現代”規範含義，早就脫離了西方國家的特定歷史經驗，具有了示範後發現代國家的規範力量。儘管西方的現代努力與“現代”的初始模式不可分離，但卻不能將規範“現代”與西方現代嘗試混為一談。由此才可以知曉，何以後發的現代國家總是心懷一個致力達成的“現代”目標，而這個目標絕對不是西方國家的原初目標，肯定是後發國家自己發展的目標。這種現代實踐的權屬關係具有不可小視的價值：因為它讓後發現代的非西方國家既掙脫了西方國家的現代緊箍咒，又讓後發現代的非西方國家找到了為“現代”而艱苦努力的目標模式。
但劃分清楚西方國家的現代嘗試凸現出來的“現代”規範之界限，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這不僅受制于一種高超的分析功夫，而且更受制于現代世界歷史的悲劇性記憶。如果說前者是一種理性實踐可以提高的功夫，那麼後者直接涉及非西方國家對西方國家侵淩的悲憤歷史之深層記憶。更為關鍵的是，被後發現代的非西方國家未經約束的權力所牽引的國家機器，常常在連續不斷地製造擾亂視聽的反現代尤其是將西方現代與規範“現代”混同起來的那個含混現代的說辭，因之非西方社會對現代與“現代”的有效澄清總被延擱。為了促使非西方國家走上真正的“現代”道路，有必要對兩個重大問題進行深層清理：
一個問題是，非西方國家是否有理由不分青紅皂白地拒斥源自西方國家的“現代”方案？回答這個問題，不是給出簡單的是與不是就應付得了的。答問之前，需要首先搞清楚的問題是，後發國家的現代嘗試，是不是西方國家簡單強加給非西方國家的結果？現代世界歷史呈現出的面貌是：現代廣被世界，讓各個國家願意接受“現代”模式，依賴的是兩重動力，一是西方國家依靠軍事暴力與貿易手段的強行推銷，二是非西方國家的痛定思痛、自謀變革。前者僅僅是後發國家現代變遷的直接動力，後者才是一個國家“現代”發展的關鍵因素。只有兩種動力扣合在一起，才會產生“現代”的世界性變局。如果僅有其中一種動力，都不足以啟動現代的世界歷史進程，“現代”也就僅僅是限於歐洲、北美局部地區的事件。如果說前一種動力對現代的驅動，讓非西方國家必須具備區分承受歷史痛苦與解決現實難題的能力的話；那麼後一種動力造成的“現代”嘗試成敗，就完全無法在西方國家的行為那裡找到解釋理由。如果一個後發現代的非西方國家一定要這麼做的話，就一定是在現代嘗試失敗時耍無賴而尋找牽強藉口以敷衍塞責［20］（P458-460）。可以說，西方現代對非西方的“現代”，從來就沒有發揮決定作用，而是非西方國家在面對“現代”時的自我決斷——“現代”實在是太具有吸引力，讓後發國家通通被吸附過去［21］（Introduction,Ⅺ-Ⅻ）。成則西方誘引之功不可沒，敗則後發國家自身責任不可推卸。就此而言，多元現代乃是“現代”之不同國家實踐過程與結果的懸殊差異所註定的。不過這樣的多元，一定是次級意義的多元，而不是首級意義的多元——“現代”的規範意義是否注入了一個國家的現代嘗試，那是首級意義的問題。就這一層次講，一元現代觀揭示的、由西方國家展現的“現代”內涵是不可撼動的。至於具體的現代實踐之千姿百態，一方面不會動搖“現代”之為“現代”的根本，另一方面當然會明顯增加現代實踐的豐富多彩感受。
另一個問題是，非西方國家能否完全掙脫西方國家原創的“現代”模式，自創“依自不依他”、橫空出世的全新現代結構？創制這樣的結構，一直是非西方國家抵抗西方現代方案的最具雄心的嘗試。試想，完全脫離既定的西方“現代”規範，另闢蹊徑，創制嶄新的“現代”模式，對後發現代國家具有多麼巨大的煽動力與激勵性。因為那是一種學生超越老師的驚人成就與喜出望外，其感受的刺激性之強，毋須多言。但重起爐灶創制完全不同於西方國家“現代”樣式的種種嘗試，都以失敗告終：無論是全方位對撼原創“現代”模式的蘇聯式嘗試，還是為數不少的國家改鑄傳統結構促其現代登場的努力，抑或是其他種種烏托邦方案的一再上演，都因為缺乏強有力的“現代”規範支撐而或久或暫，悲壯告終。可見，現代時間處境中的“現代”實踐，依賴於兩種力量的同時作用——一是原創“現代”的規範約束力量，二是後發國家因地制宜的現代發展決斷。缺少哪一個方面，一個國家即便是再想成為一個強大的“現代”國家，也為之付出了令世人驚歎的頑強努力，最後都會陷入事與願違、無功而返或功敗垂成的窘境。
對後發現代國家而言，只有明智地確認“現代”是一種必不可免的存在處境，而不是西方國家強加的、一種可隨非西方國家意志改變的生存狀態，因此堅韌地為建構一個“現代”國家而努力。在這一努力過程中，既為原創的“現代”踵事增華，又為新生的“現代”注入活力。凡是這些嘗試，也就註定體現出類似的特徵：在受原創“現代”牽引的情況下，完成了“現代”華麗轉身的國家，總是呈現出某種西化的特徵。但這絕對不是國家結構意義的西方化，而僅僅是認同西方創制但卻脫離開西方自有其生命力的“現代”化。於是，西化與現代化就成為非西方國家勉力分辨的一個話題。實際上，這一話題是非西方國家製造出來，用以化解自己國家認同西方國家原創“現代”而完成自己國家現代轉變的緊張——因為非西方國家的現代化，絕對不是西化［22］（P15-26）；但脫離了西方原創的“現代”，非西方國家根本就不存在現代化的內外壓力和積極反應動力。與此同時，離開了非西方國家創造性的現代轉變努力，也根本不存在原創“現代”的世界歷史進程。這是需要作出嚴格區分的兩個方面。換言之，在比較現代化史的角度看，“原生的現代化”與“誘發的現代化”［22］（P1），儘管是不同的現代化具體進程，但後者與前者的相倚關係自不待言。
簡言之，單一現代觀與多元現代觀可以調和，是因為“現代”規範意義的凸顯與各個國家或區域不同的現代嘗試，乃是一幅藍圖與不同實景的關係：一方面，必須承認，不存在完全超出西方原創“現代”的其他任何模式的現代化的可能性。這就意味著單一現代觀是一種具有存在論意義的理念，很難徹底加以顛覆。另一方面，必須肯定，西方國家之後的任何後發國家的現代化，都是打上不同國家色彩的、成色很不相同的現代轉進結果。因此，一幅由西方國家草創的“現代”藍圖，經過西方國家與非西方國家的不同施工，完工後的實景，差距之大，出乎人們的想像。這就意味著多元現代觀更多意義上是一種認識論意義上的理念，而非存在論意義上的理念——其絕對獨立于原創現代模式的孑然自存可能性是很難證明的。在現代實踐視野中，對西方國家而言，因其貢獻了“現代”藍圖，絕對居於不可撼動的現代先行者地位。無論如何，後發的非西方國家都是西方國家誘發其現代進程的。因此在其現代化轉變過程中，必定或多或少、或深或淺被打上某種“西化”烙印。對後發現代的非西方國家而言，必須承受的心理挑戰是，首先需要承認自己在“現代”世界歷史進程的落伍事實，其次需要承認自己處於急起直追的後發現代處境，再次需要尋求在模仿的現代嘗試中為規範“現代”提供嶄新內涵。否則，非西方國家連提供“現代”不同實景的能力都沒有，且必然陷於失敗國家的悲壯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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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ingular Modern or a Pluralistic Modern:
A Reconciliation Conclusion of the Contrary Interpretations of Modern
Ren Jiantao (Tsinghua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transi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the modern”has always been the core top ic of social science.The long-term dominant view is that the West is the native land and theoretical originator of the modern,which is well-known as the concept of singular modern.For a later period of time,Western and non-Western scholars have aspired to re-understand the modern,emphasizing that the modern is not monopolized by the West.Non-Western countries,especially the Asian countries,have played a great original role in the initiation and prosperity of the modern,even beyond the Western countries,which express the evolving concept of pluralistic modern.The concept of pluralistic modern is aimed at replacing the one of singular modern.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two is obvious.However,analysis shows that the contradictions are not irreconcilable.The concept of singular modern underlines the western pattern presented in the modern program for the first time,while the concept of pluralistic modern declares that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countries are on a par as for the origin of modern.To try to re-understand modern,we should regard the two interpretations and their intentions equally,and separate them effectively in different interpretative spaces,thus highlighting a reconciliatory conclusion.
Key words: the concept of singular modern; the concept of pluralistic modern; West-as-the-center doctrine; late-developing countries
■收稿日期：2017-10-26
■作者簡介：任劍濤，哲學博士，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北京 10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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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張添之
但完整意義上的“現代”並不由非西方國家貢獻給人類社會。“現代”興起和興盛的複雜歷史敘述不是筆者關心的主題。在歷史學家那裡，關於“現代”存在巨大的敘事差異，有早在11、12世紀就由英格蘭人創制了“現代”的斷言［3］（P6-7），也有遲至19世紀才由歐美聯手催生“現代”落地的論述。歷史學家總是有他們據以立論的根據。但就“現代”而言，無論是多麼不同的歷史敘事，總是承諾了一個基本的歷史事實：或遲或早，西方國家絕對領先於非西方國家，將“現代”的全貌呈現給人類社會。這是一種具有排斥性的論述——排斥非西方國家在創制完整“現代”時的貢獻，肯定西方國家做出這一貢獻的唯一性。此即單一現代觀的基本含義。筆者一向不願採用無法準確定義的“西方”，因為從來不存在一致行動、同時發展、絕無差異的“西方”國家［4］。但也不得不承認，沿循英格蘭到歐陸、北美，進而擴展到亞洲、南美、非洲的現代化進路，確實存在一個“現代”先發的“西方”國家陣營。在這個特定的意義上，人們確實有理由斷言“西方”國家貢獻了完整“現代”。關鍵在於，這類歷史敘事引導的理論闡釋，與筆者確定論題的關聯度更高。
關於“現代”的主流論說，出自西方學者，且代不乏人地得到闡釋。在歐洲與世界其他地區劃出“現代”“大分流”的天際線之後，以“歐洲中心論”、“西方中心論”面目出現的“現代”理論，不絕於縷。相比而言，在大分流之際，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堪為代表。在20世紀西方國家的發展領先世界的時候，德國社會理論家馬克斯·韋伯可謂一騎絕塵。晚近階段，曾經被認為是同情非西方國家的“現代”貢獻的理論家傑姆遜可稱標本。
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以精神、理性審視世界歷史，明確以排斥性的敘述，凸顯西方中心主義的立場。他指出，“東方人還不知道，‘精神’——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是自由的；因為他們不知道，所以他們不自由。他們只知道一個人是自由的。唯其如此，這一個人的自由只是放縱、粗野，熱情的獸性衝動，或者是熱情的一種柔和馴服，而這種柔和馴服自身只是自然界的一種偶然現象或者一種放縱恣肆。所以這一個人只是一個專制君主，不是一個自由人。”［5］（P56）唯有經過希臘、羅馬的部分人自由，落實到日爾曼各族深明大義的人人自由，世界歷史才豁然開顯。而自由這一內在的精神表現於外（公理、法律、道德）的時候，便在世界歷史中直接呈現在人們面前。只有在西方國家，歷經精神的曲折發展，“‘自由’這個原則實現了它自己。因為‘世界歷史’不過是‘自由的概念’的發展。但是‘客觀的自由’——真正的‘自由’的各種法則——要求征服那偶然的‘意志’，因為這種‘意志’在本質上是形式的。假如‘客觀的東西’在本身是合理的話，人類的識見必然會和這種‘理性’相稱。於是那另一個根本的因素——‘主觀的自由’的因素——也就實現了……‘哲學’所關心的只是‘觀念’在‘世界歷史’的明鏡中照射出來的光輝。‘哲學’離開了社會表層上興風作浪、永無寧息的種種熱情的爭鬥，從事深刻觀察；它所感覺興趣的，就是要認識‘觀念’在實現它自己時所經歷的發展過程，這個‘自由的觀念’就是‘自由’的意識。”［3］（P505）
黑格爾借助于自由、理性兩個基本觀念，一方面將西方國家作為現代實踐的單一成功範例，使之成為不假外求的自足性現代方案。另一方面，又完全將東方國家排除在“現代”世界歷史的範圍之外，只有西方國家才獨享呈現開創“現代”世界歷史的榮光。不僅如此，在黑格爾的排斥性論述中，非西方國家處在非常低層次的發展水準上，在缺乏自由與理性的情況下，完全不足以進入世界歷史的範疇。這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西方與東方、邊緣與中心的相對性論斷，而是西方孑然獨立地佔據世界中心位置的斷言。
如果說黑格爾是在“大分流”之際對西方國家先行邁入現代的顧盼自豪，那麼在20世紀初西方國家絕對主導“現代”世界歷史進程的時候，馬克斯·韋伯從社會理論的角度，對黑格爾式的論述進行了強化。黑格爾也承認東方國家在宗教、藝術與哲學領域中取得過成就，但他認為這些成就沒有達到自由的高度，缺乏系統的理性自覺。韋伯可以說沿循了這樣的思維進路。他也承認，現代西方國家所有的結構性要素，比如科學、藝術、歷史學、建築學、印刷術、職業官員、經濟計算、貨幣、稅收等等，都不同程度存在於非西方國家。但將這些社會要素綜合起來，塑造成為資本主義的現代社會結構，則非西方國家莫屬。“毋庸置疑，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法律和行政的理性結構。因為，現代的理性資本主義不僅需要技術性的生產手段，而且需要一種可計算的法律制度和遵循形式規則的行政管理。沒有這一點，可能會出現冒險性和投機性的商業資本主義以及形形色色受政治條件制約的資本主義，但卻不可能出現個人首創精神、固定資本和計算的確定性而產生的理性企業。這樣一種法律制度和這樣的行政管理，只有在西方才是一直可供經濟活動利用的，而且在法律和形式上達到了相當完備的狀態。”［6］（P165-166）這與黑格爾將理性作為西方國家與非西方國家發展出現“大分流”的最重要因素是異曲同工的。在論證上，韋伯與黑格爾有著高度一致的比較文明思維，這是一種退一步進兩步的論證策略：退一步，首先承認非西方國家對“現代”興起做出的零碎化貢獻；進兩步，在承認非西方國家貢獻之後，著重強調西方國家獨特的理性精神對整合相關“現代”要素而獨自登頂的絕對唯一性。
這樣的思維進路，在那些曾經表現出對非西方國家更多同情與敬意的學者那裡，也呈現出來。詹明信（即詹姆遜）是其中一個代表人物。他對西方資本主義持一種嚴厲的批評態度，對不同的社會、經濟、歷史、政治、文化語境及其差異性高度重視。對第三世界的社會事業與文化事業充滿純正而誠摯的期待和同情。尤其是他對中國所表現的熱情，是西方學者中少見的［7］（編者序言，P4）。但當詹明信受邀到中國來做現代性的地域屬性演講時，卻明確指出，現代性就是指西方的現代性，這是一種“單一的現代性”。他認為，當前現代性的一個謊言，就是所謂交替的或選擇的現代性……有拉丁美洲的現代性、印度的現代性、非洲的現代性……希臘或俄國的現代性、儒家的現代性。但所有這些現代性方案都“忽視了現代性的另一種本質意義，即世界範圍的資本主義本身的意義。資本主義全球化在其制度的第三階段或晚期階段所投射出來的標準化，對所有這些關於未來世界的文化多樣性的虔誠希望都投以懷疑，而這個世界已經被一種普遍的市場秩序殖民化了”［8］（P24）。可見，西方的兩類學者，像黑格爾、韋伯那些不同情與理解非西方國家的現代貢獻，自然而然對非西方國家的現代貢獻頗為不屑；而像詹明信這些同情與理解非西方國家的西方學者，一旦觸及現代方案地域歸屬的時候，也毫不遲疑地將之歸於西方國家，而將非西方國家固化在尾隨者的位置上。詹明信“單一的現代性”命題，可以說是對西方學者的不假外求、獨自創制“現代”的主流主張的簡明表述。而這一表述是具有象徵性的：它象徵著單一現代觀在西方現代發展中從萌芽、成型、成熟與廣被世界的全過程中，為西方學者一以貫之地堅持著。
二、多元現代：非西方現代進路的凸顯
單一現代觀是西方國家的學者看待現代的主流觀點。這一主流觀點，長期為多數重量級學者所闡釋和堅持。但正因為這樣的觀點成為主流，就會受到非主流觀點的挑戰：主流觀點極化以後，一定會激發另一種極化觀點的浮現——既然西方國家獨享創制“現代”的歷史機遇，那麼非西方國家是否如其所說，對“現代”的興起幾無貢獻呢？正是這樣的質疑，催生種種旨在矯正單一現代觀的多元現代觀——其基本含義是現代出現在不同時間與地點，由不同民族—國家所承載，因此具有各自的存在特性與表現形式，無法歸納出一個相同的模式。似乎在本質上呈現出差異性的不同“現代”便凸顯出來，多元現代觀因此浮現。
這類對峙的矯正型論說，興起於20世紀後半期。其興起的動力，大致有三：
（一） 在西方國家依靠硬實力與軟實力推進“現代”的世界歷史進程中，他們自己深刻體驗了多元文化的歷史事實，且對多元現代的世界史逐漸有了明確的認知，這是西方國家國內文化多元化以及全球化的國外體認促成的認知結果
這裡有兩個重要史實值得強調：一是在西方國家迅速崛起之際，由於勞動力的嚴重缺乏，他們開啟了可恥的販奴貿易。但當黑奴進入西方國家以後，尤其是在解放黑奴運動以後，這些來自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化背景的社會新成員，讓西方社會體會了不同文化的衝突與碰撞，單一現代觀因此受到衝擊。二是西方國家成為不可撼動的發達國家以後，世界各國的合法與非法移民大量湧入，逐漸讓西方國家的單一文化結構發生轉變，生成了事實上的多元文化結構。只要直面現實，西方學者就不會對多元文化熟視無睹。20世紀後半期西方國家勃興的多元文化主義，就正是對自身文化處境的一個理論反應。儘管多元文化主義並不直接支持多元現代觀，而只是提供了某種精神基礎。但不可否認的是，這樣的理念徹底撼動了單一現代觀的精神基礎。加拿大魁北克問題凸顯的族性、語言與分離問題，直接引發多元文化主義的理論闡釋。美國大熔爐的實踐，一直是在處理族性問題對國家認同的挑戰。至於民族國家建立的機制，導致的英國四塊（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和北愛爾蘭）之間的張力，顯現的也正是西方國家內部整合機制的複雜。“自由多元文化主義是一種以關注人類尊嚴與幸福為動力的標準訓誡。這個訓誡向我們證實：在現代西方社會，培養和鼓勵文化群體的文化與物質的繁榮並尊重他們的身份，這種政治態度是正義的。”［9］（P5）這種正義觀得來不易，是西方國家付出了沉重的單一現代觀實踐代價之後的理性成長結果：這是西方國家不再堅持一種多數族群對少數族群，或者說優勢族群對弱勢族群的優越態度，而明確反對歧視、推崇平等的政治理念的寶貴果實。將之擴展開來，勢必讓西方學者以同樣的眼光審視不同國家、民族、文化與文明的平等關係。
（二） 與西方國家的自我反省有關，這是多元現代觀興起的、內置於西方文化土壤的文化心理基礎
西方國家在推進“現代”的世界進程中，依靠的是軟硬實力的雙重動能。硬實力的最後依託，無疑是軍事暴力和掠奪手段。由西方國家強力推進的“現代”世界進程，絕對不是溫情脈脈、催人淚下的過程。相反，在帶給人類社會以超越傳統的“現代”方案、讓人類社會真正進入一個繁榮富足、規範權力與融洽相處的狀態之前，血淋淋的戰爭、罪惡的販奴運動、市場的巧取豪奪等等，讓“現代”的世界歷史進程充滿道德的罪感和政治的下作。身處這一進程的西方學者，如黑格爾、韋伯等人，更多地看到的是冰冷的歷史理性，因此心生一種強勢文化戰勝弱勢文化的喜不自禁感覺。這催促他們去總結強權戰勝弱國的根本原因，因之彰顯自由與理性基點上生成的文化獨特性。但是，在西方國家高奏全球現代化凱歌之後，健全的歷史意識、溫情的道德理性隨之成長起來。西方學者自身的歷史羞恥感、道德共鳴心因之發生和生長。同樣是自由與理性的精神感召，促使他們對現代世界歷史進程的西方行為進行深入反思。此時，三種文化心理相伴而生：
一是基於同情和理解，對被征服的非西方國家歷史與文化進行深入研究，促使他們發現這些國家的獨特性以及對自身“現代”興起所做出的重要貢獻。這是柯文撰寫《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直接的心理基礎。“持續不斷的關懷是我決心進入中國內部，從中國人自己的經驗重建其歷史，而不是根據西方人覺得重要、自然或正常的角度。簡言之，我希望能超越過去承載沉重的歐洲中心或西方中心假設的中國研究取向。”［10］（P51）這自然不是明確的多元現代觀主張，僅僅是有利於多元現代觀興起的觀念轉變。但缺乏這樣的轉變，多元現代觀就失去了可靠且豐富的多元民族歷史事實的支持。
二是在比較文明史的視野，平等審視西方國家與非西方國家對“現代”的世界歷史進程即全球化所做的貢獻。因此，讓西方國家的學者成功超越單一現代觀支持的西方中心論或歐洲中心論立場，轉而主張不同成色的多元現代觀。在“大分流”的現代歷史視野中，歐洲中心論成為必須拋棄的現代歷史理念，而中國、歐洲與日本這樣的多國家比較視野,成為研究者重思“現代”的可選擇視角不說，東歐、東南亞、美洲和非洲也都應當在內發現代的視角被考慮在內［2］（P22-24）。這不僅比按照非西方國家的自身歷史看待其歷史的觀念（如前述“中國中心觀”）向前邁進了一大步，而且與單一現代觀僅僅從西方國家看待相關問題相比，簡直可謂天淵之別。
三是西方國家自身精神世界的演進，在長期主導思想界的理性哲學很難開拓思想新境界的情況下，以“後現代”的感知催生了後現代的哲學理念。出現這一顯著的轉變，與“1968風暴”具有直接關係。這一關乎西方社會前景的社會大事件，既讓批判反思曾經的現代主流成為新主流，也讓後現代哲學的解構、去中心、多元化、相對化等等精神意向鮮明凸現出來［11］（P508-513）。於是，西方學者致力建構超越單一現代觀的全球史觀，力圖將現代歷史陳述慣性扭轉過來：即將西方國家的現代史抽離全球史來獨立看待，並認定“現代”歷史就是西方國家的歷史；扭轉為將西方國家的現代史重新嵌入全球史進程，並給予所有國家在世界現代史中應有的地位，凸顯它們對“現代”做出的貢獻。
（三） 與非西方國家掙脫殖民體系的解放進程以及事後取得的發展成就緊密聯繫在一起，這是西方國家的學者重新審視單一現代觀的外部動力
這一方面與兩次世界大戰相關：第一次世界大戰終結了帝國時代，讓殖民者與殖民地構成的世界體系走向瓦解；第二次世界大戰激發了殖民地人民建立獨立國家的願望，殖民體系宣告正式崩潰。一個“全球分裂”的時代到來。新近獨立的民族國家需要重建自己的民族國家歷史，因此不再對此前由西方國家建構的世界體系保持曾經的那種禮敬態度。相反，在前殖民地尋求自身發展的時候，對資本帝國主義在軍事征服、政治壓榨之後採取的經濟掠奪予以毫不留情的批判［12］（P208-212）。一方面，“當為數眾多的前殖民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紛紛贏得獨立時，第三世界的歷史學家們便從各自的民主立場出發，著手編寫本國的歷史。這是對殖民時代歷史的一種自然而然的反作用。”另一方面，第三世界國家各自編寫的歷史，遠不足以呈現世界歷史發生的深刻變化。因為“只有這些歷史還是不夠的……一部合成一體的第三世界歷史或許為第三世界人民所急需”［13］（P15）。這兩方面的變化，讓“現代”歷史的解釋出現了結構性的變化。
與此同時，隨著第三世界一些國家的迅速崛起，他們改寫“現代”歷史的意欲就更加強烈。尤其是近期中國的崛起，讓具有悠久歷史文化傳統、在曲折的“現代”歷史處境中飽受創痛的中國，一方面感受到國家“現代”躍升所具有的世界能量，尤其是西方國家的學者在“中國崛起”與“西方衰落”的敘事框架中陳述中國發展故事的時候，這種感受就會更加強烈［14］（P325）。另一方面也浮現強烈的“現代”文化創新意欲，國家權力一方在“理論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之外，增加了“文化自信”的表述；學術界則呼應國家領袖發揚光大傳統的號召，大力宣導儒家式的中國“現代”復興方案：一種基於中國經驗的“現代”敘事成為論者的努力目標，全力疏離港臺新儒家而浮現出來的“大陸新儒家”在這方面就很具有象徵性［15］（P139-146）。就此而言，一種極化的、致力於顛轉單一現代為多元現代的局面浮現在人們面前。
因應於上述三種動力，分別形成了三種助推多元現代的知識體系。
一是對西方單一現代觀之負的結構面的反思。如果說此前的單一現代觀主要集中於闡述這一現代理念之正的結構面，尤其是像黑格爾和韋伯那樣聚焦于自由與理性的現代性特質的闡釋的話，那麼多元現代觀關照之下的單一現代觀反思，鮮明突出了後者的局限性。在某種意義上，詹明信的單一現代觀蘊含著兩種可能性：（1）強調現代的世界歷史進程呈現出原創的西方現代性與模仿的非西方現代性，因此“單一的現代性”主張得到進一步伸張；（2）在其指出非西方國家的模仿現代性嘗試的同時，實際上預設了後發國家種種現代性嘗試必然出現的不同走向。這就為多元現代性的理論伸張留下了餘地。詹明信這種基於後現代立場而推崇一種類似多元現代的主張之余，又強力主張西方國家原創的“單一的現代性”，中間所容有的難以克服的邏輯矛盾，讓後現代處境中的西方國家學術界自身都很難自圓其說。加之“現代”歷史進程中出現的種種缺陷，令人觸目驚心，西方國家的學者，無論左右，都有深入反省：儘管這些被其中一些學者痛詆的缺陷，可能並不是“現代”獨有，而是人類根性上就難以克制的缺陷。但只要在“現代”背景中反思，就成了“現代”必須背負的罪責，而必須由“現代”來加以有效克制。後現代論說開啟的西方國家自我反省與由此引發的非西方國家對現代的批判，構成這類知識建構的雙重動力。無疑，這類嘗試極大推動了多元現代觀的興起，削弱了單一現代的自辯能力與理論效度。其中，西方學者對殖民史的罪惡進行的反思，以及對西方“現代”方案所具有的缺陷進行的檢討，構成兩個重大主題。
二是全球史觀的興起與興盛。全球史觀的興起，可以說直接受到顛覆單一現代觀後的多元現代觀的有力推動。由單一現代觀引導的世界史寫作，幾乎被寫成一部西方國家如何登臺領導世界的進程，因此可以說這樣的全球史就是西方史。而興起於1960年代的“全球史”，則是在多元現代理念引導下的世界史寫作，其歷史理念與黑格爾、韋伯他們有了根本差異。其差異性體現在幾個方面，一者將全球各個國家整合進一個世界統一的歷史進程中，而不再將西方國家作為中心；二者將西方國家與非西方國家在不同歷史階段上的興衰全面呈現出來，而不再將非西方國家看做是一直衰頹的國家；三者將先設的西方自由與理性等核心價值讓位給不同文化與文明的不同價值，而不再將非西方國家的價值理念視為低級的東西；四者將西方國家的線性發展史與非西方國家的線性衰頹史懸擱起來，不再將非西方國家曾經領先世界的歷史一筆抹殺。全球史的重要推手威廉·麥克尼爾在其所著的《西方的興起：人類共同體史》一書中，就將世界歷史的漫長進程簡明扼要地劃分為三大階段：中東統治的時代、歐亞均勢的時代、西方統治的時代。在他看來，“不同的文明構成了真正的和重要的人類群體，並且他們的相互作用構成了世界歷史的主題。”［16］（P20）這顯然是一種有利於多元現代觀自證的歷史觀。
三是催生了後發國家的現代理念。這類觀念可以分為兩類：其一，西方國家學者傾向于同情後發國家而致力翻轉單一現代說辭，凸顯非西方國家尤其是亞洲國家曾經的全球化領先地位。在這方面，《白銀資本》一書的論斷堪稱代表。弗蘭克強調指出，“1400年到1800年的世界發展不是反映了亞洲的孱弱，而是反映了亞洲的強大，不是反映了歐洲根本不存在的強大，而是反映了它在全球經濟中的相對孱弱。因為正是所有這些地區聯合參與統一的但卻在結構上不平等、變化不均衡的全球經濟，以及它們在這個全球經濟中的位置，才引起它們在世界的相對地位的變化。”其後亞洲的優勢削弱了，而歐洲以工業經濟取代亞洲而勃然興起。但“可以設想，西方和東方會在不遠的、已經隱約可見的將來再次交換在全球經濟和世界社會中的位置”［17］（P422-425）。這是一種與後現代認知高度吻合的多元歷史觀，也是一種相對性特徵極為顯著的歷史觀。其二，非西方國家尤其是後發躍升的國家，勉力對現代話語進行重新建構。在這方面，中國當下對自己獨闢蹊徑創制不同于西方現代的“現代”所表現出的高昂熱情，很具有象徵意義。近年“中國模式”論的廣泛流行，就成為人們熟知而毋須太多分析的例證。
三、 單一現代觀被顛覆了嗎？
由上可見，多元現代觀與單一現代觀的對峙性是很強的。這種對峙的基本情勢是多元現代觀對單一現代觀的嚴厲批評和直接否定。因此，說兩者的論說是對峙的，並不是一種兩者等價的對峙關係，基本上是多元現代觀對單一現代觀採取的一種單方向對峙。一方面這與後者的晚起有關，後起者總是具有一種否定先行者的論說優勢。另一方面也與前者的論說佔據優勢地位以後便少有來者相關，面對多元現代的強勢 闡釋，單一現代觀缺少富有理論力度的刷新。再一方面也跟“現代”被淹沒于複雜的現代有關。人們忙於認知由各個國家呈現的現代複雜世相，不大對各國現代變遷的“現代”基本內核提得起興趣。因此，多元現代觀相對于單一現代觀，完全佔據了對峙的優勢。
相對而言，單一現代觀的論說劣勢較多元現代觀更為明顯。主要表現在：單一現代觀主要致力於凸顯強勢現代民族的優勢特質，既對這些民族的欠缺三緘其口，更對弱勢現代民族是否同樣存在某種優勢拒不表態，並明顯誇大弱勢民族的精神缺失。顯然，這是一種不公平的比較。加之像黑格爾與韋伯那樣，在自我誇獎西方國家的物質與精神優勢即表達單一現代觀的時候，從來都不曾對西方國家強力推廣其現代方案所製造的不幸表現出一絲一毫的愧疚，這就讓單一現代觀落在了道德的下風。與此同時，由於推崇單一現代觀的學者對西方國家的現代經歷與其中蘊含的普適意義的規範“現代”內涵不加區分，因此，便呈現出一種自封唯一“現代”的知識傲慢，這就將單一現代作為封閉現代來對待了。一個正在向世界敞開的非西方國家的現代進程，或多或少都會展現出自身現代進程的某種獨特性，其中一些元素可能構成規範“現代”的新形式、新內容甚或新結構，即便這些東西可能是在一種難以撼動的規範結構之中的呈現，但西方國家的現代顯然不可能窮盡“現代”的展現形式與豐富內容。
多元現代觀的相對優勢很明顯。一是它充分表現出尊重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的歷史文化傳統特點。這就讓先發國家與後發國家不會陷入自大自傲與卑躬屈膝的兩極狀態，有利於構造一個讓各個民族與國家融洽相處的世界氛圍。二是它對西方國家內部的少數族群的文化與價值表現出高度尊重，因此改變了西方國家內部緊張的族群關係。這種態度擴展開來，有益於營造國家間友好相處的關係。三是多元現代觀以更為長遠和複雜的眼光看待歷史，將全球史視為西方國家與非西方國家輪番崛起並統治世界的歷史，而不是西方國家從古至今絕對統治世界的歷史。這是一種更為符合歷史事實的狀態。四是它對西方國家崛起為世界領導者的作為進行了全面的審視，既不過分誇耀西方對人類的獨特貢獻，也不諱飾西方國家在征服世界的過程中帶給後發民族的災難。這是一種有利於西方國家與非西方國家達成歷史諒解、彼此融洽相處的態度。這一點在全球史的宣導者那裡顯得尤為可貴：威廉·麥克尼爾在為《西方的興起：人類共同體史》出版25周年撰寫的反思錄中，就承認，即便是他當初的全球史寫作，儘管表現出一種尊重非西方國家的姿態，其實潛意識裡發揮作用的正是美國霸權［16］（P17-20）。
取決於兩種現代觀的優劣，多元現代觀成為20世紀後期以來的主導觀念，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其主導性體現為：人們更願意以多元現代觀來理解現代歷史，不願意將“現代”這種具有本質主義嫌疑的表述確立為敘述現代世界史的核心觀念；人們更願意以更為周全的眼光打量現代世界歷史，不願意將這部歷史視為某個地域的世界擴展史；人們更願意佔據道德高位去平等對待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的現代處境與發展後果，而不願意將發展先後視為發展能力高低；人們更願意以一種顯得自洽的多中心現代發展邏輯審視世界各地的發展狀態，而不願意以一種強硬但自洽性受限的西方帶動世界發展的邏輯審視現代世界史；人們更願意以一種超越歷史陣痛的理性態度審視現代世界歷史，而不願意滯留在民族國家間的暴力與流血定勢中看待世界歷史的過去與未來。
從總體上講，單一現代觀呈退守之勢：即便是詹明信仍然主張一種“單一的現代性”，似乎對非西方國家的“現代”原創完全忽略，但其中已經不存在黑格爾與韋伯那種“會當淩絕頂”的西方優越感，多的是一種對非西方現代性嘗試“恨鐵不成鋼”的遺憾——只是在資本主義的西方單一現代性之外，其餘意義上（如文化、宗教）的非西方現代性似乎都已經徹底開放給具有代表性的國家了。而與單一現代觀的退守之勢不同，多元現代觀的進取之勢隱然成型：多元現代觀不僅是歷史敘事和歷史哲學的主流取向，而且多元現代觀在後現代哲學、多元主義理論的論證中，得到了具有理論尊嚴的證成。在今日世界，西方社會已經將多元現代觀視為政治正確的準則之一，人們幾乎以高度的政治警覺保持對多元主義立場的支持態度；在非西方社會，則將之視為天經地義的歷史法則，並以之作為維護自己所在國家現代原創貢獻的重要理由。
多元現代觀對單一現代觀的優勢，是不是註定了前者就徹底取代後者，讓單一現代觀退出了現代解釋的理論天地呢？答案是否定的。這是因為，一者，兩種現代解釋都具有各自的解釋根據，因此一定會具有繼續維持自身論證的理論努力。二者，兩種現代觀雖然具有明顯的歷史和理論解釋的排斥性，但並不是徹底不相容的對峙性解釋，在各自的解釋脈絡中，它們依然可以獲得歷史與理論的辯護。
從兩種現代觀的解釋依據來看，單一現代觀確實彰顯了西方現代的歷史實踐之凸顯“現代”的規範內涵與形式結構。這一解釋也確實抓住了西方國家現代的區域實踐所呈現的“現代”的實質性蘊含——自由與理性，確實是“現代”絕不可少的精神品質。而且對之的規範理論解釋，無疑在其原創階段只完整地出現在西方思想世界。就此而言，西方的現代實踐與“現代”呈現，確實具有某種唯一性。不過單一現代觀的絕對排斥性，將現代的豐富性乾癟化，既落在了知識的下風，又落在了道德的低位。對此，前已述及，不再贅述。至於多元現代觀，其在歷史呈現的多樣性、現代發展的豐富性、道德站位的高企性方面，都體現出高於單一現代觀的特點。不過，多元現代觀並不是完美無缺的，相反，多元現代觀的幾個優點，也同時是它的缺點：歷史呈現的多樣化凸顯出來了，但歷史的結構化突破及其時間節點隱而不彰了；現代發展的豐富性彰顯出來，但“現代”的規範內涵反而有些含混不清了；道德站位遠比單一現代觀的西方自戀要高，但因此可能忽視不同國家在現代發展上的差距與呈現“現代”規範內涵的多寡。
最為緊要的是，大多秉持多元現代觀的學者常常是基於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考量的結果。政治正確自然具有憲法層次的支援理由，尤其是在一個多元民族組成的現代國家內部，在族群與個人間保持同樣的尊重態度，乃是憲法愛國主義的必須［18］（P13）。人們必須無條件信守這一立場，否則就會將一國的公民與族群劃分為必須尊重與勉強尊重的兩類人，成員間的權利平等就會受到威脅。相應地，一國的立憲根基就會動搖。與此關懷相近的自由民族主義與共和主義，都致力於建構立憲建國與公民賦權的相互支撐關係。這一爭論不屬於此處討論的話題，但現代國家的公民在其權利受到尊重基礎上致力維持立憲國家的穩定，則是不變的現代建國原則。進一步講，在這種政治規定性的基點上，會促成一種政治美德——在一國之內，公民們應當相互關愛；廣而言之，族群之間亦應相互尊重。在國家之間，也應當建立起相互尊重的習性，並且對不同國家的歷史文化與政治嘗試盡力給予同情的理解。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事情總是在人們習於瞭解的一面，存在需要人們關注的另一面：一旦多元現代觀成為一種政治習性甚至是政治美德，它很可能走向反面——正因為人們必須尊崇多元價值觀且視之為一種美德，人們在這種社會道德氛圍中，就會讓此外的一切社會政治訴求讓路。結果，它肯定會遮蔽一些人們並不願意但卻必須尊重的歷史事實與價值理念：
首先會遮蔽的是立憲本身對多數民族和少數民族同等的關懷與約束。人們常常認為少數民族應當享有比多數民族更多的憲法關懷，因此多元文化主義總是傾向於伸張少數民族的權利。與此類似，在國家間關係上，先發的西方國家似乎也應當處處對後發國家採取謙讓態度，而後發國家好像具有無條件指責先發的西方國家曾經對自己利益的傷害。這就無法達成一種現實條件下平等相處的政治契約，難以維持一種眾所認同的政治秩序。
其次會遮蔽的可能是歷史發生與歷史典範之間的真實關係。在“現代”創生的現代世界歷史上，各個國家先後捲入現代歷史的洪流之中，先發者占盡歷史先機，後發者受盡欺淩。這就讓現代世界史充滿了道德優越感與恥辱心的複雜互動：先發現代的西方國家發現後發國家的驚人落後，自然會像黑格爾、韋伯和詹明信那樣充滿自豪感；後發國家在失去轉型優勢、市場利益甚至國家主權的時候，一定會感到深受擠壓，心中的憤懣可想而知。一旦將兩者放到現代歷史的道德審判席上，先發的西方現代國家就必然承受道德譴責。這一譴責具有歷史理由。但在聲淚俱下的譴責中，後發國家與先發國家都可能喪失掉必要的歷史理性，即喪失掉“現代”之作為各個國家避無可避的處境的理智判斷，而讓西方國家的懺悔與非西方國家的義憤佔據了歷史理性的應有位置。
再次，由於西方國家在現代先發的過程中，逐漸呈現出現代世界進程的規範蘊含，凸顯了“現代”之引領現代的基本狀態，因此，這足以讓西方國家感到為人類增添了嶄新活力的自豪，但同時也讓非西方國家心生排斥“現代”的現代衝動。需要高度的理性引導才能有效劃分清楚的西方現代與西方“現代”，就此無法被非西方國家理性地切割開來。結果，西方國家感到難以與非西方國家融洽相處並讓其接受寶貴的“現代”秘笈，非西方國家感到西方國家總是在強行推銷其“現代”價值理念、制度安排與生活方式。本來在理性上足以讓人認同的“現代”，結果在感情的驅使下，被後發國家明確拒斥［19］（P181-204）。多元現代觀，恰好或隱或顯地支持了後發國家反西方所貢獻的“現代”的消極作用。
受制于多元現代觀的內在局限和外部限制，它無力徹底顛覆和終結單一現代觀。概括其原因，不僅在於多元現代觀常常流於一種政治正確的姿態，而且在學理上它更多地是作為“現代”發生學意義上的論斷出現的。在“現代”之作為一種社會結構類型且與“傳統”劃出清晰界限的意義上，多元現代從來就沒有給出過有力的歷史敘事與理論論證。換言之，多元現代觀是一種缺乏類型學支撐的主張。從多元現代的歷史敘事角度看，西方敘述主體的自我反省與非西方敘事主體的抗拒，成為這一敘事模式的兩個支撐點：西方敘事主體的自我反省，體現為對西方國家強力推進現代進程的暴力行動的反思，與對非西方國家現代貢獻的誠懇認知；多元現代的非西方敘事主體，主要由抵抗哲學、顛覆心理和重建欲求支撐其論說。前者毋庸贅述，因為佔據現代理論論述主流地位的西方相應論說，為人們所熟知。後者，即非西方國家的相關論述，是一種特殊歷史處境的必然產物——在西方國家借助先發契機獲得物質實力向非西方世界擴展的時候，非西方國家一定要借助一套不同於西方國家的現代敘事來抗拒西方國家的進擊。這樣的敘事建構，常常以抵抗西方國家對非西方國家的羞辱與侵淩為依託。這種明顯的抵抗哲學，常常成為後發國家的專斷權力拒斥以立法約束自己的藉口，也常常成為後發國家知識界群體榮辱心的一種發作表現。但這種立場對非西方國家自身的嚴重損害，遠遠超過對西方國家淩辱行徑嚴厲譴責的、維護多元“現代”的獲利。至於建立在純粹審美意義上的、顛覆本質化的“現代”的種種衝動，那就更是直接阻礙了非西方國家走上一個更為健全的發展道路。那種試圖完全拒斥西式現代，將西式現代與“現代”完全等同，且將二者通通拋棄，決意另闢蹊徑開拓“現代”的重建嘗試，就更是屬於多元現代觀誤導下的愚人行為。
四、一幅藍圖的不同實景：兩種現代觀的調和
單一現代觀與多元現代觀，作為兩種對峙的學術立場，是否真正那麼絕然而然地不可調和呢？從當下的思想狀態來看，似乎可以斬釘截鐵給予肯定回答。但分析起來，二者的立場完全可以調和。
這種調和，不是一種分別加以褒揚、又各打五十大板的機巧性舉措，而是對兩者內在相倚關係的揭櫫。從現代的世界史進程看，多元現代觀的貢獻在於揭示了現代起源的多樣性，而單一現代觀則強調了完整的現代樣板，兩者貫通，呈現了一個從起點到終點演進的完整歷史過程。因此，單一現代觀與多元現代觀在歷史進程中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而絕對不是分離的。從事實與規範的關聯視角看，單一現代觀推崇的西方國家之現代模式，僅僅揭示了“現代”的部分規範內涵；而多元現代觀主張的西方國家與非西方國家都對“現代”做出了貢獻，則具有豐富“現代”內涵的價值。因此，西方國家與非西方國家的現代進程，在有貢獻于“現代”的基點上貫通起來。倘若分離兩者，就無法把握“現代”的全貌與豐富內涵。從政治與道德的相關視角看，單一現代觀凸顯了現代進程中政治經濟力量的決定性作用，並由此延伸出自由、理性與啟蒙等精神特質與“現代”的內在連結關係；多元現代觀凸顯的是現代進程的道德化之必要性與重要性，因此譴責西方國家在現代進程中對非西方國家的侵淩，肯定更為多樣的人權—族群權利和發展模式。但就“現代”而言，社會諸要素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並不能將各要素完全區隔開來。只有將西方國家的先行現代嘗試看作是現代道德成長的一個初始階段，才能理解後發現代國家的相應嘗試是人類總體發展的一個接續階段。從區域發展到全球發展的進程看，單一現代觀重視的是西方國家這一特定區域的“現代”貢獻，因此它的現代嘗試具有超越地域限制的世界示範性；多元現代觀看重的則是非西方國家或世界範圍內的“現代”進程，因此，各個國家各具特點的嘗試才共同凸顯了“現代”的完整風貌。但只有在地方性現代知識與全球性現代知識之整合的高度，才能真正把握“現代”的總體情形。綜合上述四個方面可知，兩種現代觀其實具有一種互補關係，並不是非此即彼的絕對排斥關係。
進而言之，從現代的世界歷史進程與“現代”基本模式的凸顯之內在嵌合的構成狀態來看，西方國家的現代進程離析出來的“現代”規範含義，早就脫離了西方國家的特定歷史經驗，具有了示範後發現代國家的規範力量。儘管西方的現代努力與“現代”的初始模式不可分離，但卻不能將規範“現代”與西方現代嘗試混為一談。由此才可以知曉，何以後發的現代國家總是心懷一個致力達成的“現代”目標，而這個目標絕對不是西方國家的原初目標，肯定是後發國家自己發展的目標。這種現代實踐的權屬關係具有不可小視的價值：因為它讓後發現代的非西方國家既掙脫了西方國家的現代緊箍咒，又讓後發現代的非西方國家找到了為“現代”而艱苦努力的目標模式。
但劃分清楚西方國家的現代嘗試凸現出來的“現代”規範之界限，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這不僅受制于一種高超的分析功夫，而且更受制于現代世界歷史的悲劇性記憶。如果說前者是一種理性實踐可以提高的功夫，那麼後者直接涉及非西方國家對西方國家侵淩的悲憤歷史之深層記憶。更為關鍵的是，被後發現代的非西方國家未經約束的權力所牽引的國家機器，常常在連續不斷地製造擾亂視聽的反現代尤其是將西方現代與規範“現代”混同起來的那個含混現代的說辭，因之非西方社會對現代與“現代”的有效澄清總被延擱。為了促使非西方國家走上真正的“現代”道路，有必要對兩個重大問題進行深層清理：
一個問題是，非西方國家是否有理由不分青紅皂白地拒斥源自西方國家的“現代”方案？回答這個問題，不是給出簡單的是與不是就應付得了的。答問之前，需要首先搞清楚的問題是，後發國家的現代嘗試，是不是西方國家簡單強加給非西方國家的結果？現代世界歷史呈現出的面貌是：現代廣被世界，讓各個國家願意接受“現代”模式，依賴的是兩重動力，一是西方國家依靠軍事暴力與貿易手段的強行推銷，二是非西方國家的痛定思痛、自謀變革。前者僅僅是後發國家現代變遷的直接動力，後者才是一個國家“現代”發展的關鍵因素。只有兩種動力扣合在一起，才會產生“現代”的世界性變局。如果僅有其中一種動力，都不足以啟動現代的世界歷史進程，“現代”也就僅僅是限於歐洲、北美局部地區的事件。如果說前一種動力對現代的驅動，讓非西方國家必須具備區分承受歷史痛苦與解決現實難題的能力的話；那麼後一種動力造成的“現代”嘗試成敗，就完全無法在西方國家的行為那裡找到解釋理由。如果一個後發現代的非西方國家一定要這麼做的話，就一定是在現代嘗試失敗時耍無賴而尋找牽強藉口以敷衍塞責［20］（P458-460）。可以說，西方現代對非西方的“現代”，從來就沒有發揮決定作用，而是非西方國家在面對“現代”時的自我決斷——“現代”實在是太具有吸引力，讓後發國家通通被吸附過去［21］（Introduction,Ⅺ-Ⅻ）。成則西方誘引之功不可沒，敗則後發國家自身責任不可推卸。就此而言，多元現代乃是“現代”之不同國家實踐過程與結果的懸殊差異所註定的。不過這樣的多元，一定是次級意義的多元，而不是首級意義的多元——“現代”的規範意義是否注入了一個國家的現代嘗試，那是首級意義的問題。就這一層次講，一元現代觀揭示的、由西方國家展現的“現代”內涵是不可撼動的。至於具體的現代實踐之千姿百態，一方面不會動搖“現代”之為“現代”的根本，另一方面當然會明顯增加現代實踐的豐富多彩感受。
另一個問題是，非西方國家能否完全掙脫西方國家原創的“現代”模式，自創“依自不依他”、橫空出世的全新現代結構？創制這樣的結構，一直是非西方國家抵抗西方現代方案的最具雄心的嘗試。試想，完全脫離既定的西方“現代”規範，另闢蹊徑，創制嶄新的“現代”模式，對後發現代國家具有多麼巨大的煽動力與激勵性。因為那是一種學生超越老師的驚人成就與喜出望外，其感受的刺激性之強，毋須多言。但重起爐灶創制完全不同於西方國家“現代”樣式的種種嘗試，都以失敗告終：無論是全方位對撼原創“現代”模式的蘇聯式嘗試，還是為數不少的國家改鑄傳統結構促其現代登場的努力，抑或是其他種種烏托邦方案的一再上演，都因為缺乏強有力的“現代”規範支撐而或久或暫，悲壯告終。可見，現代時間處境中的“現代”實踐，依賴於兩種力量的同時作用——一是原創“現代”的規範約束力量，二是後發國家因地制宜的現代發展決斷。缺少哪一個方面，一個國家即便是再想成為一個強大的“現代”國家，也為之付出了令世人驚歎的頑強努力，最後都會陷入事與願違、無功而返或功敗垂成的窘境。
對後發現代國家而言，只有明智地確認“現代”是一種必不可免的存在處境，而不是西方國家強加的、一種可隨非西方國家意志改變的生存狀態，因此堅韌地為建構一個“現代”國家而努力。在這一努力過程中，既為原創的“現代”踵事增華，又為新生的“現代”注入活力。凡是這些嘗試，也就註定體現出類似的特徵：在受原創“現代”牽引的情況下，完成了“現代”華麗轉身的國家，總是呈現出某種西化的特徵。但這絕對不是國家結構意義的西方化，而僅僅是認同西方創制但卻脫離開西方自有其生命力的“現代”化。於是，西化與現代化就成為非西方國家勉力分辨的一個話題。實際上，這一話題是非西方國家製造出來，用以化解自己國家認同西方國家原創“現代”而完成自己國家現代轉變的緊張——因為非西方國家的現代化，絕對不是西化［22］（P15-26）；但脫離了西方原創的“現代”，非西方國家根本就不存在現代化的內外壓力和積極反應動力。與此同時，離開了非西方國家創造性的現代轉變努力，也根本不存在原創“現代”的世界歷史進程。這是需要作出嚴格區分的兩個方面。換言之，在比較現代化史的角度看，“原生的現代化”與“誘發的現代化”［22］（P1），儘管是不同的現代化具體進程，但後者與前者的相倚關係自不待言。
簡言之，單一現代觀與多元現代觀可以調和，是因為“現代”規範意義的凸顯與各個國家或區域不同的現代嘗試，乃是一幅藍圖與不同實景的關係：一方面，必須承認，不存在完全超出西方原創“現代”的其他任何模式的現代化的可能性。這就意味著單一現代觀是一種具有存在論意義的理念，很難徹底加以顛覆。另一方面，必須肯定，西方國家之後的任何後發國家的現代化，都是打上不同國家色彩的、成色很不相同的現代轉進結果。因此，一幅由西方國家草創的“現代”藍圖，經過西方國家與非西方國家的不同施工，完工後的實景，差距之大，出乎人們的想像。這就意味著多元現代觀更多意義上是一種認識論意義上的理念，而非存在論意義上的理念——其絕對獨立于原創現代模式的孑然自存可能性是很難證明的。在現代實踐視野中，對西方國家而言，因其貢獻了“現代”藍圖，絕對居於不可撼動的現代先行者地位。無論如何，後發的非西方國家都是西方國家誘發其現代進程的。因此在其現代化轉變過程中，必定或多或少、或深或淺被打上某種“西化”烙印。對後發現代的非西方國家而言，必須承受的心理挑戰是，首先需要承認自己在“現代”世界歷史進程的落伍事實，其次需要承認自己處於急起直追的後發現代處境，再次需要尋求在模仿的現代嘗試中為規範“現代”提供嶄新內涵。否則，非西方國家連提供“現代”不同實景的能力都沒有，且必然陷於失敗國家的悲壯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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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ingular Modern or a Pluralistic Modern:
A Reconciliation Conclusion of the Contrary Interpretations of Modern
Ren Jiantao (Tsinghua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transi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the modern”has always been the core top ic of social science.The long-term dominant view is that the West is the native land and theoretical originator of the modern,which is well-known as the concept of singular modern.For a later period of time,Western and non-Western scholars have aspired to re-understand the modern,emphasizing that the modern is not monopolized by the West.Non-Western countries,especially the Asian countries,have played a great original role in the initiation and prosperity of the modern,even beyond the Western countries,which express the evolving concept of pluralistic modern.The concept of pluralistic modern is aimed at replacing the one of singular modern.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two is obvious.However,analysis shows that the contradictions are not irreconcilable.The concept of singular modern underlines the western pattern presented in the modern program for the first time,while the concept of pluralistic modern declares that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countries are on a par as for the origin of modern.To try to re-understand modern,we should regard the two interpretations and their intentions equally,and separate them effectively in different interpretative spaces,thus highlighting a reconciliatory conclusion.
Key words: the concept of singular modern; the concept of pluralistic modern; West-as-the-center doctrine; late-developing countries
■收稿日期：2017-10-26
■作者簡介：任劍濤，哲學博士，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北京 10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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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張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