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40億到60億， 再到未來的110億， 許家印捐出的不僅僅是資金， 更是一套行之有效的扶貧模式， 是企業踐行社會責任、致力於創造“美好生活”的新時代樣本。
這幾天， 一條消息在網路被刷屏：恒大向畢節再度定向捐贈20億元。 20億真金白銀結對幫扶貧困地區， 對於恒大並非頭一遭。 從2015年開始， 恒大就在畢節開啟扶貧事業的征程， 兩年多過去， 恒大已在當地累計無償投入40億元， 隨著這一次捐贈的塵埃落定， 總捐贈金額已高達60億元——而這還只是開始， 總計110億元的扶貧資金正在陸續到位。
恒大扶貧， 對於新時代的中國，
1、投身時代浪潮：恒大的選擇與堅守
一個是貴州遙遠的貧困地區， 一個是來自廣東的世界500強企業， 兩者的結緣， 正是新時期中國的一大象徵。
企業參與扶貧， 過去不少見， 但持續兩年多， 計畫真金白銀無償投入110億，
當年， 恒大此舉讓很多人都頗為詫異。 這一年， 恒大大踏步發展， 離“地產一哥”寶座只有一步之遙， 在如此關鍵時刻， 沒有多少企業會願意分心在商業之外。
然而， 在紛雜的現實面前， 恒大卻最早看到商業之外的東西， 毅然將社會責任印刻企業使命之中。
這裡， 有兩大背景不得不提：
一是2013年以來， “精准扶貧”概念被提出， 脫貧攻堅戰被擺到政治性和全域性高度。 無論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還是共同富裕， 甚至大國崛起， 扶貧都是首當其衝。
二是十九大報告提出社會矛盾的深刻變化：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如果說過去的問題是“落後的社會生產”， 那麼現在的問題則是“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 矛盾之變， 意味著政策之變、發展方向之變。
看到這兩大趨勢的先行者， 自然明白企業的巨輪應該如何轉向；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家，
恒大真金白銀投身扶貧事業， 正是與時代同行的自覺， 更是讓企業責任與國家戰略主動對接的選擇。
2、大國崛起時代：企業家責任意識覺醒
負責任的大國需要負責任的企業家。
歷史經驗證明， 大國的崛起， 都會伴隨著企業家責任意識的覺醒。 19世紀的美國企業家， 多數都以商業投機為標誌， 當時間進入21世紀前後， 從比爾·蓋茨到沃倫·巴菲特再到紮克伯格， 印刻他們身上的不只是商業的成功， 更是慈善、公益與公共事業的光環。
美國企業家的責任意識轉向， 在德國、日本也都曾經出現。 這背後不只是慈善文化使然， 更是因為在崛起時代， 衡量企業家的不再只是商業上的成功， 而是在社會上的影響力， 而且， 商業模式的成熟和財富的充盈， 讓企業開始有了參與國家戰略、引領時代轉變的可能。
當下的中國正恰逢這樣一個時代。 國際地位的與日俱增， 企業在全球話語權的強化，國民價值觀念與財富觀念的轉變，時代與大局的呼喚，無不呼籲企業和企業家的社會責任轉向。
如果說1990年代，中國企業家在各自領域的探索，都能算上對於市場完善和經濟發展的貢獻，那麼在21世紀的今天，單純的悶頭賺錢已經不合時宜，更不符合大國對於企業社會責任的要求。
在這方面，恒大是先行者。
從宏大敘事回到個人經歷，扶貧對於許家印還有更深層面的特殊意義。
這兩天，一份恒大幫扶烏蒙山區扶貧幹部出征壯行大會上的講話視頻不脛而走，在視頻中，許老闆講述了自己的成長經歷：
“對於貧困，我是有非常深刻體會的。我是從小吃地瓜、地瓜面長大的，穿的、蓋的都是補丁摞補丁……76年高中畢業，想去磚瓦廠找份搬磚頭的臨時工做，都找不到。當時我的最大目標和最大願望是什麼？就是走出農村，找份工作，能夠吃上白麵。”
恰在此時，國家恢復高考，許老闆幸運考上了大學，人生命運發生逆轉。
飲水思源，湧泉相報，對於包括許家印在內的很多成長於變革時代的中國企業家來說，這可能是最真切的感受。
3、恒大模式的中國意義
兩年多過去，慈善和公益事業中，出現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和企業家的身影，“恒大模式”正在被廣泛複製。
2017年12月27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在京發佈《扶貧藍皮書：中國扶貧開發報告（2017）》。其中，恒大幫扶貴州大方縣的“政企合力整體脫貧攻堅”模式入選扶貧藍皮書。
“恒大模式”的意義，不僅體現在扶貧領域，更體現在整個社會領域。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在短短數十年實現跨越式發展的國家來說，以先富帶動後富，以市場經驗帶動區域發展，以企業家精神促進社會進步，以企業之力參與國家建設，有著極其特殊的中國式意義：
其一，企業該如何回饋社會，恒大提供了一個鮮活的樣板。企業從社會中來，最終仍要回到社會中去，這不僅是時代發展的要求，也是企業責任意識的必須。其實，每一個企業的進步與成長，都離不開國家戰略、政策資源與龐大消費群體的支撐，回饋社會，本身就蘊藏於企業的內核當中。
用許老闆的話說，“沒有國家的恢復高考政策，我還在農村；沒有國家的14塊的助學金，我也讀不完大學；沒有國家的改革開放政策，恒大也沒有今天……我們應該回報社會，我們必須回報社會。這不是空話，也不是虛話，這是我的心裡話。”
（大方縣區內移民安置區—奢香古鎮全景）
其二，企業與政府該有怎樣的邊界，恒大也做出自己的探索。在商業領域，讓市場說話，是顛撲不破的原則；而在社會領域，企業則要謀求政企合作。企業有資金、市場經驗和企業家精神，而政府有組織能力、動員能力和魄力決心，雙方合作，重點突破，有利於優勢互補，打贏扶貧攻堅戰。
其三，身逢這樣一個偉大時代，每一個企業都應該思考如何鑄就自身的偉大。商業上的成功、市場領域的開疆拓土、面向世界級企業的拓進固然都不可少，但能否與國家的崛起同步、能否推進整個社會的進步，同樣至關重要。
在這些方面，恒大的努力彌足珍貴。
（恒大扶貧隊員入戶走訪）
(恒大援建的蔬菜基地)
(吸納貧困戶到恒大下屬企業就業)
(搬入恒大新村的孩子們)
以下為許老闆于2017年5月，在恒大幫扶烏蒙山區扶貧幹部出征壯行大會上的講話全文：
各級領導、同志們：
今天，我們在這裡隆重召開“恒大集團幫扶烏蒙山區扶貧幹部出征壯行大會”。在座的321名扶貧幹部，是我們從集團系統6000多名幹部中選拔出來的最優秀的各級領導。再過兩個小時，你們將奔赴貴州畢節市恒大烏蒙山區扶貧前線。
烏蒙山區是我們國家最大的、最窮的、貧困人口最多的集中連片特困山區，畢節市是烏蒙山區的貧中之貧、困中之困。
2015年12月，我們在全國政協的鼓勵支持下，開始結對幫扶畢節市大方縣。當時，我們立即成立了由集團公司副總裁任主任的扶貧辦，選派了287人的專職扶貧團隊常駐大方，展開脫貧會戰。三年無償投入30億，通過產業扶貧、搬遷扶貧、就業扶貧、教育扶貧等一攬子措施，已經實現8萬多貧困人口初步脫貧。確保到2018年底實現18萬貧困人口全部穩定脫貧。
在產業扶貧方面，我們已經為大方捐建了190多個肉牛養殖基地、20多個蔬菜育苗中心、8300多棟蔬菜大棚、9萬多畝蔬菜大田基地、8萬多畝中藥材及經果林基地。同時，我們為大方引進了43家上下游龍頭企業。為大方捐建的50個新農村、11所小學、13所幼稚園、1個奢香古鎮，還有完全中學、職業技術學院、慈善醫院、敬老院、兒童福利院等103個重點扶貧專案，大部分已竣工交付，到下個月底就全部交付使用了。
現在，除幫扶大方縣外，我們又承擔了畢節市其他6縣3區的幫扶工作，也就是說恒大從現在開始幫扶整個畢節市。畢節市總共有7縣3區、1000多萬總人口，還有92.47萬貧困人口，脫貧攻堅的任務非常繁重。
我們初步預算需要再無償投入80億，加上大方的30億，總共需要無償投入110億元的扶貧資金。
五年無償投入110億對恒大來說不是一件難事，最難的是要派一支能吃苦耐勞、能奉獻、能打硬仗，能出思路、能出管理、能出辦法、能出技術、能激發當地幹部群眾內生動力的優秀扶貧團隊。所以，集團董事局決定，選派321名常駐縣、鄉的各級扶貧領導幹部，選派1500名駐村的扶貧隊員，和大方287人的扶貧團隊會師，形成了2100多人的扶貧大軍。我們2100多人的扶貧大軍，要決戰烏蒙山區扶貧前線，確保到2020年幫扶畢節100多萬貧困人口全部穩定脫貧。
對於貧困，我是有非常深刻體會的。我出生在河南豫東一個最窮的地方。
我1歲3個月的時候，母親得了病，沒有錢看病，也沒地方看病，就這樣走了，我就成了半個孤兒。
我是從小吃地瓜、地瓜面長大的，穿的、蓋的都是補丁摞補丁。
讀小學時，村裡的學校就只有幾間破草房，課桌是用泥巴做的長條檯子。雨天，外面下大雨，裡面下小雨，地上都是爛泥巴。
上中學的時候，離家比較遠，每星期背著筐去學校，筐裡面裝的是地瓜和地瓜面做的黑窩頭，還有一個小瓶子，瓶子裡面裝著一點鹽、幾滴芝麻油和一點蔥花。這就是我一周的口糧。一日三餐，每餐吃一個地瓜、一個窩頭，喝一碗鹽水。到了夏天，天很熱，黑窩頭半天就長毛了，洗一洗繼續吃。
76年我高中畢業，想去磚瓦廠找份搬磚頭的臨時工做，都找不到。當時我的最大目標和最大願望是什麼？就是走出農村，找份工作，能夠吃上白麵。
就在這個時候，國家恢復高考，我考上了大學。沒有錢讀書，沒有錢吃飯，是靠國家每個月14塊的助學金讀完了大學。
82年大學畢業後，在國企工作了10年。92年到深圳找工作，在民企打了5年工。趁著改革開放的好機會，96年我成立了恒大，從零開始、從小到大、從七八個人發展成今天9萬員工、總資產1.35萬億、年銷售規模5000億、年稅後淨利潤300-400億的世界500強企業。
沒有國家的恢復高考政策，我還在農村；沒有國家的14塊的助學金，我也讀不完大學；沒有國家的改革開放政策，恒大也沒有今天。恒大的一切，都是黨給的，國家給的，社會給的，我們應該去承擔社會責任，我們應該回報社會，我們必須回報社會。這不是空話，也不是虛話，這是我的心裡話。
我們幫扶畢節市，這是我們回報社會最好的平臺，也是我們回報社會最好的機會。烏蒙山區幾乎是山連山、山環山。住在深山老林裡面的老百姓，沒有路、沒有水、沒有電，幾公里的山溝裡，零零散散住著幾戶人家，家家戶戶都是破爛不堪的草房，就靠著房前屋後一點點山坡地養家糊口，靠天吃飯，青黃不接，經常吃了上頓沒下頓。
有些深山裡面的村民，出來一趟要五、六個小時，很多老人一輩子沒出過大山。得了病，沒有錢看病也沒有地方看病。很多孩子想讀書都很困難。
他們實在是太窮了、太苦了。同志們，他們現在多麼渴望別人的幫助啊！我們要幫助他們，我們一定要幫助他們。我們要把幫扶畢節100多萬貧困人口實現脫貧，作為恒大的歷史使命。我們能夠讓他們早日脫貧，過上好日子，這是我們最大的欣慰，也是我們每一位恒大人一生當中的光榮，一輩子的榮耀！
我們要完成這個非常艱巨的歷史重任，我們要集全公司的力量，全力支持烏蒙山區扶貧前線的工作，我們2100多人的扶貧團隊，要在當地各級黨委政府的領導下，和當地幹部群眾並肩作戰、精准作戰，要大幹苦幹實幹，要深入基層、工作到村、包乾到戶、責任到人，不脫貧不收兵！
我堅信，我們一定能夠打贏烏蒙山區這場脫貧攻堅戰，為實現領導人提出的“確保到2020年所有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一道邁入全面小康社會”的目標，貢獻我們的力量！
企業在全球話語權的強化，國民價值觀念與財富觀念的轉變，時代與大局的呼喚，無不呼籲企業和企業家的社會責任轉向。如果說1990年代，中國企業家在各自領域的探索，都能算上對於市場完善和經濟發展的貢獻，那麼在21世紀的今天，單純的悶頭賺錢已經不合時宜，更不符合大國對於企業社會責任的要求。
在這方面，恒大是先行者。
從宏大敘事回到個人經歷，扶貧對於許家印還有更深層面的特殊意義。
這兩天，一份恒大幫扶烏蒙山區扶貧幹部出征壯行大會上的講話視頻不脛而走，在視頻中，許老闆講述了自己的成長經歷：
“對於貧困，我是有非常深刻體會的。我是從小吃地瓜、地瓜面長大的，穿的、蓋的都是補丁摞補丁……76年高中畢業，想去磚瓦廠找份搬磚頭的臨時工做，都找不到。當時我的最大目標和最大願望是什麼？就是走出農村，找份工作，能夠吃上白麵。”
恰在此時，國家恢復高考，許老闆幸運考上了大學，人生命運發生逆轉。
飲水思源，湧泉相報，對於包括許家印在內的很多成長於變革時代的中國企業家來說，這可能是最真切的感受。
3、恒大模式的中國意義
兩年多過去，慈善和公益事業中，出現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和企業家的身影，“恒大模式”正在被廣泛複製。
2017年12月27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在京發佈《扶貧藍皮書：中國扶貧開發報告（2017）》。其中，恒大幫扶貴州大方縣的“政企合力整體脫貧攻堅”模式入選扶貧藍皮書。
“恒大模式”的意義，不僅體現在扶貧領域，更體現在整個社會領域。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在短短數十年實現跨越式發展的國家來說，以先富帶動後富，以市場經驗帶動區域發展，以企業家精神促進社會進步，以企業之力參與國家建設，有著極其特殊的中國式意義：
其一，企業該如何回饋社會，恒大提供了一個鮮活的樣板。企業從社會中來，最終仍要回到社會中去，這不僅是時代發展的要求，也是企業責任意識的必須。其實，每一個企業的進步與成長，都離不開國家戰略、政策資源與龐大消費群體的支撐，回饋社會，本身就蘊藏於企業的內核當中。
用許老闆的話說，“沒有國家的恢復高考政策，我還在農村；沒有國家的14塊的助學金，我也讀不完大學；沒有國家的改革開放政策，恒大也沒有今天……我們應該回報社會，我們必須回報社會。這不是空話，也不是虛話，這是我的心裡話。”
（大方縣區內移民安置區—奢香古鎮全景）
其二，企業與政府該有怎樣的邊界，恒大也做出自己的探索。在商業領域，讓市場說話，是顛撲不破的原則；而在社會領域，企業則要謀求政企合作。企業有資金、市場經驗和企業家精神，而政府有組織能力、動員能力和魄力決心，雙方合作，重點突破，有利於優勢互補，打贏扶貧攻堅戰。
其三，身逢這樣一個偉大時代，每一個企業都應該思考如何鑄就自身的偉大。商業上的成功、市場領域的開疆拓土、面向世界級企業的拓進固然都不可少，但能否與國家的崛起同步、能否推進整個社會的進步，同樣至關重要。
在這些方面，恒大的努力彌足珍貴。
（恒大扶貧隊員入戶走訪）
(恒大援建的蔬菜基地)
(吸納貧困戶到恒大下屬企業就業)
(搬入恒大新村的孩子們)
以下為許老闆于2017年5月，在恒大幫扶烏蒙山區扶貧幹部出征壯行大會上的講話全文：
各級領導、同志們：
今天，我們在這裡隆重召開“恒大集團幫扶烏蒙山區扶貧幹部出征壯行大會”。在座的321名扶貧幹部，是我們從集團系統6000多名幹部中選拔出來的最優秀的各級領導。再過兩個小時，你們將奔赴貴州畢節市恒大烏蒙山區扶貧前線。
烏蒙山區是我們國家最大的、最窮的、貧困人口最多的集中連片特困山區，畢節市是烏蒙山區的貧中之貧、困中之困。
2015年12月，我們在全國政協的鼓勵支持下，開始結對幫扶畢節市大方縣。當時，我們立即成立了由集團公司副總裁任主任的扶貧辦，選派了287人的專職扶貧團隊常駐大方，展開脫貧會戰。三年無償投入30億，通過產業扶貧、搬遷扶貧、就業扶貧、教育扶貧等一攬子措施，已經實現8萬多貧困人口初步脫貧。確保到2018年底實現18萬貧困人口全部穩定脫貧。
在產業扶貧方面，我們已經為大方捐建了190多個肉牛養殖基地、20多個蔬菜育苗中心、8300多棟蔬菜大棚、9萬多畝蔬菜大田基地、8萬多畝中藥材及經果林基地。同時，我們為大方引進了43家上下游龍頭企業。為大方捐建的50個新農村、11所小學、13所幼稚園、1個奢香古鎮，還有完全中學、職業技術學院、慈善醫院、敬老院、兒童福利院等103個重點扶貧專案，大部分已竣工交付，到下個月底就全部交付使用了。
現在，除幫扶大方縣外，我們又承擔了畢節市其他6縣3區的幫扶工作，也就是說恒大從現在開始幫扶整個畢節市。畢節市總共有7縣3區、1000多萬總人口，還有92.47萬貧困人口，脫貧攻堅的任務非常繁重。
我們初步預算需要再無償投入80億，加上大方的30億，總共需要無償投入110億元的扶貧資金。
五年無償投入110億對恒大來說不是一件難事，最難的是要派一支能吃苦耐勞、能奉獻、能打硬仗，能出思路、能出管理、能出辦法、能出技術、能激發當地幹部群眾內生動力的優秀扶貧團隊。所以，集團董事局決定，選派321名常駐縣、鄉的各級扶貧領導幹部，選派1500名駐村的扶貧隊員，和大方287人的扶貧團隊會師，形成了2100多人的扶貧大軍。我們2100多人的扶貧大軍，要決戰烏蒙山區扶貧前線，確保到2020年幫扶畢節100多萬貧困人口全部穩定脫貧。
對於貧困，我是有非常深刻體會的。我出生在河南豫東一個最窮的地方。
我1歲3個月的時候，母親得了病，沒有錢看病，也沒地方看病，就這樣走了，我就成了半個孤兒。
我是從小吃地瓜、地瓜面長大的，穿的、蓋的都是補丁摞補丁。
讀小學時，村裡的學校就只有幾間破草房，課桌是用泥巴做的長條檯子。雨天，外面下大雨，裡面下小雨，地上都是爛泥巴。
上中學的時候，離家比較遠，每星期背著筐去學校，筐裡面裝的是地瓜和地瓜面做的黑窩頭，還有一個小瓶子，瓶子裡面裝著一點鹽、幾滴芝麻油和一點蔥花。這就是我一周的口糧。一日三餐，每餐吃一個地瓜、一個窩頭，喝一碗鹽水。到了夏天，天很熱，黑窩頭半天就長毛了，洗一洗繼續吃。
76年我高中畢業，想去磚瓦廠找份搬磚頭的臨時工做，都找不到。當時我的最大目標和最大願望是什麼？就是走出農村，找份工作，能夠吃上白麵。
就在這個時候，國家恢復高考，我考上了大學。沒有錢讀書，沒有錢吃飯，是靠國家每個月14塊的助學金讀完了大學。
82年大學畢業後，在國企工作了10年。92年到深圳找工作，在民企打了5年工。趁著改革開放的好機會，96年我成立了恒大，從零開始、從小到大、從七八個人發展成今天9萬員工、總資產1.35萬億、年銷售規模5000億、年稅後淨利潤300-400億的世界500強企業。
沒有國家的恢復高考政策，我還在農村；沒有國家的14塊的助學金，我也讀不完大學；沒有國家的改革開放政策，恒大也沒有今天。恒大的一切，都是黨給的，國家給的，社會給的，我們應該去承擔社會責任，我們應該回報社會，我們必須回報社會。這不是空話，也不是虛話，這是我的心裡話。
我們幫扶畢節市，這是我們回報社會最好的平臺，也是我們回報社會最好的機會。烏蒙山區幾乎是山連山、山環山。住在深山老林裡面的老百姓，沒有路、沒有水、沒有電，幾公里的山溝裡，零零散散住著幾戶人家，家家戶戶都是破爛不堪的草房，就靠著房前屋後一點點山坡地養家糊口，靠天吃飯，青黃不接，經常吃了上頓沒下頓。
有些深山裡面的村民，出來一趟要五、六個小時，很多老人一輩子沒出過大山。得了病，沒有錢看病也沒有地方看病。很多孩子想讀書都很困難。
他們實在是太窮了、太苦了。同志們，他們現在多麼渴望別人的幫助啊！我們要幫助他們，我們一定要幫助他們。我們要把幫扶畢節100多萬貧困人口實現脫貧，作為恒大的歷史使命。我們能夠讓他們早日脫貧，過上好日子，這是我們最大的欣慰，也是我們每一位恒大人一生當中的光榮，一輩子的榮耀！
我們要完成這個非常艱巨的歷史重任，我們要集全公司的力量，全力支持烏蒙山區扶貧前線的工作，我們2100多人的扶貧團隊，要在當地各級黨委政府的領導下，和當地幹部群眾並肩作戰、精准作戰，要大幹苦幹實幹，要深入基層、工作到村、包乾到戶、責任到人，不脫貧不收兵！
我堅信，我們一定能夠打贏烏蒙山區這場脫貧攻堅戰，為實現領導人提出的“確保到2020年所有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一道邁入全面小康社會”的目標，貢獻我們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