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12日， 對外經貿大學一教授被指性侵一女大學生數月；2018年1月1日， 北航長江學者陳小武被實名舉報性侵女學生；2017年12月19日， 南昌大學國學院副院長被指長期猥褻性侵女學生……僅僅20多天的時間， 多所知名院校被曝教授性侵女學生， 針對“校園性侵”的討論迅速在網路發酵。
多所大學被爆教授性侵,象牙塔竟成了“法外之地”
對外經貿性侵案、北航性侵案、國學院性侵案……在近日被曝的多起性侵案件中， 我們不難發現這些發生在不同學校不同時間的性侵案竟出奇的相似。 先是南昌大學國學院副院長周某被指性侵， 周某借“取論文材料”為由哄騙小林到其宿舍， 先以“學習”為切入點繼而大談“妻子不忠”“曾多次和學生發生關係”等不堪言論， 還沒等小林反應， 周某便試圖親吻小林並解開她的襯衫衣扣對她進行性侵。
而在隨後不久曝出的北航“長江學者”陳小武性侵案和對外經貿大學性侵案中， 教授也都是採用相似方式作案。 大學教授利用職務之便性侵學生仿佛已然成為一種“模式”， 不僅手法相似， 在事後的處理方法也如出一轍， 多利用“不給學生畢業”“提供其他資源”等方式對學生進行威逼利誘，
本來是黑白分明的違法行為， 在大學這座象牙塔里卻被“導師”和“師生戀”的外衣偽裝成了模糊不清的曖昧行為， 以至於多數受侵害者不敢採取行動維權。
被性侵者拒絕沉默,對校園性侵零容忍
校園性侵絕不是近年才發生的怪像，
面對校園性侵案， 我們最需要的就是勇敢發聲。 近日連續曝光的幾起性侵案件， 就是“發聲”後引起的連鎖反應。 北航的羅茜茜在看到了南昌大學小林曝光後決定說出一切， 而對外經貿大學案件的曝光者也表明是受到北航案件曝光者羅茜茜的鼓舞才敢於說出一切。
在學校裡大部分學生在遭遇性侵後迫于老師的威脅選擇保持沉默，而這種“沉默”正是姑息這些校園性侵者的溫床。只有打破這種“沉默”，每個被性侵的人都敢於發聲，對每一次性侵絕對零容忍，才能真正保護自身，讓性侵者無處可躲。
杜絕校園性侵,應讓法律照進校園
大學教師性騷擾學生，早就不是個新鮮話題，只是最近媒體和輿論的關注才讓人們真正開始關心這個問題。據公益獨立媒體NGOCN的統計，從2014~2018的四年內，就曝出了14起高校性侵案。而廣州性別教育中心發佈的《中國大學生在校和畢業生遭遇性侵擾狀況調查》表明，75%的女學生都遭遇過性騷擾。
如此高的比例，我們不能指望輿論能夠覆蓋全部案件，甚至不能指望輿論幫助我們解決問題。在這四年間曝出的14起案件中，只有8起對涉事教師進行了懲罰。除去一起是校方調查後查明指控不屬實以外，另外的四起均沒有調查結果。也就是說，即使引起了社會關注，但是如若校方無作為，那麼當輿論的風口轉向其他時，我們仍然無法制裁性侵者。
要想真正杜絕校園性侵，通過法律規定一系列的校園安全管理制度，建立校園安全防控體系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不僅要做到有責必究，還要完善預警和應對機制，如禁止教師在私人場合對學生進行單獨談話和輔導，事件發生後第一時間保護受害者，對性侵者進行監控等。絕不能因為其是學校老師，與學生有“師生情”或喜歡上學生“情不自禁”等藉口而姑息。
當導師變成“老闆”,“富士康”式壓榨讓學生退無可退
當然，我們必須承認的是這些性侵事件畢竟只是少數人的個例。但在中國這種單方面握有很大權力、缺乏監督的“老板式”導師制和24小時全方面成為導師“助手”的“富士康式”的學生制下，我們始終面臨著各種被侵權的可能性。
在這種體制下，有些導師把幫家裡買菜、接孩子等事情交給學生；有些導師讓學生幫忙完成私人的項目卻幾乎不支付薪酬；有的老師甚至為了增加人手，強迫研究生轉博士生。最為可怕的是，面對這種情況我們竟找不到一種應對方法。稍有差錯導師就可能會讓你無法畢業，而表現得太好導師仍然會以“繼續留下幫我”為名拒絕讓你畢業，稍微膽小怯懦的學生可能在這種威脅下失去近十年的時間和精力。
就在十幾天前，西安交大的優秀博士生疑似不堪“導師奴役”而跳河自殺，在他就讀期間他的導師就經常提出“晚12點之前隨叫隨到”“白天是做實驗的時間不允許學其他”“陪我打麻將比學英語重要”等無理要求，甚至自己為學生帶的“剩飯剩菜”如果學生不願吃就會被他“指責謾駡”，這一切不禁讓人不寒而慄。研究生博士生等高級知識份子在部分導師心中已然成為“我讓他做什麼都得做，我不用給錢，我賞他口飯吃”的“奴隸”。在這種進不能進，退不能退的兩難境地中，研究生和博士生究竟到何日才能在陽光下無憂的讀一回書？
（圖片來源網路）
在學校裡大部分學生在遭遇性侵後迫于老師的威脅選擇保持沉默，而這種“沉默”正是姑息這些校園性侵者的溫床。只有打破這種“沉默”，每個被性侵的人都敢於發聲，對每一次性侵絕對零容忍，才能真正保護自身，讓性侵者無處可躲。
杜絕校園性侵,應讓法律照進校園
大學教師性騷擾學生，早就不是個新鮮話題，只是最近媒體和輿論的關注才讓人們真正開始關心這個問題。據公益獨立媒體NGOCN的統計，從2014~2018的四年內，就曝出了14起高校性侵案。而廣州性別教育中心發佈的《中國大學生在校和畢業生遭遇性侵擾狀況調查》表明，75%的女學生都遭遇過性騷擾。
如此高的比例，我們不能指望輿論能夠覆蓋全部案件，甚至不能指望輿論幫助我們解決問題。在這四年間曝出的14起案件中，只有8起對涉事教師進行了懲罰。除去一起是校方調查後查明指控不屬實以外，另外的四起均沒有調查結果。也就是說，即使引起了社會關注，但是如若校方無作為，那麼當輿論的風口轉向其他時，我們仍然無法制裁性侵者。
要想真正杜絕校園性侵，通過法律規定一系列的校園安全管理制度，建立校園安全防控體系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不僅要做到有責必究，還要完善預警和應對機制，如禁止教師在私人場合對學生進行單獨談話和輔導，事件發生後第一時間保護受害者，對性侵者進行監控等。絕不能因為其是學校老師，與學生有“師生情”或喜歡上學生“情不自禁”等藉口而姑息。
當導師變成“老闆”,“富士康”式壓榨讓學生退無可退
當然，我們必須承認的是這些性侵事件畢竟只是少數人的個例。但在中國這種單方面握有很大權力、缺乏監督的“老板式”導師制和24小時全方面成為導師“助手”的“富士康式”的學生制下，我們始終面臨著各種被侵權的可能性。
在這種體制下，有些導師把幫家裡買菜、接孩子等事情交給學生；有些導師讓學生幫忙完成私人的項目卻幾乎不支付薪酬；有的老師甚至為了增加人手，強迫研究生轉博士生。最為可怕的是，面對這種情況我們竟找不到一種應對方法。稍有差錯導師就可能會讓你無法畢業，而表現得太好導師仍然會以“繼續留下幫我”為名拒絕讓你畢業，稍微膽小怯懦的學生可能在這種威脅下失去近十年的時間和精力。
就在十幾天前，西安交大的優秀博士生疑似不堪“導師奴役”而跳河自殺，在他就讀期間他的導師就經常提出“晚12點之前隨叫隨到”“白天是做實驗的時間不允許學其他”“陪我打麻將比學英語重要”等無理要求，甚至自己為學生帶的“剩飯剩菜”如果學生不願吃就會被他“指責謾駡”，這一切不禁讓人不寒而慄。研究生博士生等高級知識份子在部分導師心中已然成為“我讓他做什麼都得做，我不用給錢，我賞他口飯吃”的“奴隸”。在這種進不能進，退不能退的兩難境地中，研究生和博士生究竟到何日才能在陽光下無憂的讀一回書？
（圖片來源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