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要做引擎，促進內陸城市共同發展

專訪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院長申明浩：

時代週報特約記者謝洋發自廣州

2018年1月8號，廣州風雨蕭瑟。早上九點鐘，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院長申明浩在辦公室開始了一天的工作。 2017年下半年以來，隨著粵港澳大灣區話題的升溫，申明浩參加了50多場關於粵港澳大灣區政策解讀的宣講活動，講座和奔波成為他去年工作的關鍵字。申明浩笑著解釋：“除去日常的行政和科研工作，每週基本要做兩三場講座，回家後有時還要做政策諮詢服務，最忙的時候幾乎沒有下班的概念。 ”

不到半小時，申明浩接了兩個工作電話。身處緊湊的工作節奏，申明浩坦言：“不覺得科研工作辛苦。我不喜歡過多的應酬，更願意把重心放在家庭上。教育小孩、做家務、陪伴親人，都是自我調節和休息的方式。

”

對申明浩而言，能夠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並親身體會其間的變化，是難以言喻的奇妙體驗。申明浩說，每天傍晚接送小孩回家，從車窗裡看到這個城市遼闊的暮色，時常讓他覺得：路途的終點，是一個無垠的空間。

大灣區熱背後

時代週報：過去一年，南中國迎來“粵港澳大灣區”熱：繼全國兩會期間“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建設首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之後，《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定》在香港簽署，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施“一地兩檢”合作安排獲批，港珠澳大橋通車在即……這一熱潮出現的原因是什麼？

申明浩：一方面，中國正在步入世界舞臺的中心；另一方面，香港自身內部存在危機。

這兩年，香港金融貿易中心的地位有所下降，被新加坡趕超，香港沒有抓住互聯網高科技興起的機遇，仍然依靠過去國際資本的快速進出，金融、地產等行業佔據大量資源，本地的風險投資交易額不足，高新技術創業的活力不夠。香港也在反思：大灣區的建設能給他們帶來什麼樣的機遇？

港澳方面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無論從一國兩制的政治意義，還是從區域協同發展的角度，都有重要價值。我在深圳和香港機場的經歷是最直接的例子，去年，深港機場的年旅客總量已超1億人次，珠澳機場的客流量則是1200多萬人次，這種差距反映了大灣區東西兩岸的不平衡。

時代週報：具體到廣東、澳門、香港三地政府，在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中，

分別有哪些重要的政策落地實施？

申明浩：三地都有相關的政策部署，有的已經實施，有的正在計畫。

廣東省是最明顯的，政策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第一是基礎設施聯通，如廣州白雲機場擴容、第二機場開闢、新高鐵站的改造、新修十座車站等。第二是在貿易便利化和行銷環境國際化方面做的努力，比如廣州南沙的自貿區要打造南沙的國際金融島，實現與香港金融規則的對接。第三是在創新科技產業方面的規劃，如打造廣深科技創新走廊，在廣州、東莞、深圳等地佈局十個平臺，吸引全球高端的科技要素。這條科技創意走廊與之前提出的珠江西岸的製造業產業帶呼應，對粵港澳大灣區的產業支撐起到重要作用。

香港方面，特區政府成立了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辦公室，積極跟進和落實中央的政策。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在首次施政綱領中專門提到了與粵港澳大灣區相關的舉措。另外，香港在廣深港高鐵建設、探索一地兩檢的通關便利化模式方面的政策也基本落地。澳門方面，主要是圍繞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的初步框架做努力，即“兩大角色、三個定位、八項重點工作”。

打破交通壁壘，中心城市房價將有所收斂

時代週報：在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中，珠港澳大橋的受關注度極高，以它為代表的交通專案工程將發揮什麼作用？

申明浩：粵港澳大灣區將在入海口地區搭建環灣的網狀走廊，更好地促進生產要素便捷流動。目前，港珠澳大橋已經完工，幾個基礎交通工程也逐步完成。與東京灣、紐約灣、倫敦、巴黎等地區相比，中國的城市半徑在30公里以內，偏小，城市發展呈擴散狀態，交通建設將打破城市之間的行政壁壘，讓粵港澳大灣區更好地連成一個整體。

交通聯通之後，中心城市高企的房價會有所收斂，目前深圳的房價是珠三角的頂點，遠高於其他城市，包括廣州。未來，深圳人口將最先擴散到臨深的區域，包括惠州的大亞灣、東莞的長安、中山的翠亨新區等；同時商業、教育、醫療等要素也會隨之分散，城市居民的居住品質空間會不斷提高。屆時，從廣州南站到惠州南站只需要70分鐘，從深圳北到惠州南站只需要25分鐘，城際聯動加快，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初步形成，這對整個灣區的居民生活、工作都是利好。

時代週報：關於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有學者提出可以參考歐元區國家的經驗。但2010年歐債危機爆發，暴露出了在統一體機制下，個別成員國消極怠工、自掃門前雪等問題。大灣區建設能從中得到什麼可借鑒的經驗？

申明浩：談區域一體化發展，歐盟是個典型的例子。受限於地理因素，歐洲各國需要通過統一市場來解除經濟增長各方面的約束，所以經歷了從共同體過渡到歐盟，從關稅同盟發展到貨幣統一的形態。在貨幣改革方面，歐元是個重大的創舉，在發展之初也取得了積極的效果。但是由於整個組織東擴，國家之間的發展程度和體制機制不同，經濟落差逐漸增大。最後，經濟發展動能和文化的差異導致了危機的誕生。

反觀粵港澳大灣區，並不存在後一階段的問題。粵港澳大灣區的“9+2”城市群都是粵語區，文化上同宗同源，經濟差距相對較小，經濟發展動能基本一致。立足於國家大局，每個城市都在積極發展本地的經濟。從這個角度來講，大灣區內部一體化比歐盟更具條件，向心力更強。

我們現在關注的還是要素的便捷流動，如何讓通關更便利，實現一地兩檢或者兩地一檢，在貿易、供應鏈和產業方面做到更順暢的連接。目前，大灣區一體化的程度遠比不上歐盟，內地九市與港澳的制度差異導致資源流動出現障礙，單邊開放的格局還將維持很長一段時間。外匯方面仍處於管制階段，所以，如何處理好三種貨幣的關係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有人提出先做聯繫匯率，再創造新的貨幣，但我認為不需要創造新的貨幣，人民幣本身已經走強，問題在於如何跟港澳貨幣建立更緊密的聯繫。香港是人民幣最大的境外資金池，承載著人民幣國際化的任務。如何在這個方面做得更先進，是大灣區一體化中香港的重要使命，也是國家拭目以待的。

時代週報：粵港澳大灣區立足全球視野，致力於配置世界高端人才資源。就你瞭解的情況，目前大灣區的國際人才引流情況如何？

申明浩：佈局高端產業，打造良好的環境和配套設施，是人才集聚的必要條件，在這方面，廣深已經顯露明顯的趨勢。我在廣州、深圳居住的社區裡，有一半是來自歐美、日韓的技術人才或企業高管。

未來，大灣區要吸引更多海外人才，還需要在要素流通方面作出改革，也需要中央下放更多的管理許可權。比如，去年，繼開放外國人72小時過境免簽停留之後，公安部又在廣州等地開放外國人144小時（六天）免簽過境，不過還是採取同口岸進出的政策，如果未來能進一步作出改革，比如從上海入境的能從廣州或深圳出，那整個粵港澳大灣區的國際人才流動將再次加速。

時代週報：由於各個城市發展程度不同，其單位勞動成本之間存在巨大的差異，但粵港澳大灣區的一體化，勢必讓中小城市的人才、技術、資金往中心城市、發達城市轉移，有人認為這將進一步擴大經濟差距，造成大灣區內部的不平衡，你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申明浩：人口和資金向大城市流動是全球性規律。具體到粵港澳大灣區，“9+2”城市群都是人口流入區，廣東省則一直是人口流動最大的省份。

對以製造業為主的珠三角其他城市而言，深圳的高端產業、香港和廣州的生產服務業都具有很強的輻射力，從而有望帶來經濟更深度的融合。珠三角產業結構的升級，也意味著城市環境會有所改善。在廣深港龍頭城市的帶動下，整個粵港澳大灣區的人才吸引力都會增強，珠三角其他城市能夠承載廣深產業的遷出，未來發展空間也會更大。

實際上，像廣深港關聯的貿易鏈已經在引領整個泛珠三角區域，包括江西、湖南等省份，在貿易鏈當中實際跟大灣區也是一體的，它們最終的產品出口要麼就選擇上海，要麼選擇深圳或者香港。從這個角度來說，大灣區更像一個帶動引擎，在產業升級方面提供增長極的作用，在貿易規則制定方面承擔著相應的職能，將促進內陸城市共同發展。

目前，港珠澳大橋已經完工，幾個基礎交通工程也逐步完成。與東京灣、紐約灣、倫敦、巴黎等地區相比，中國的城市半徑在30公里以內，偏小，城市發展呈擴散狀態，交通建設將打破城市之間的行政壁壘，讓粵港澳大灣區更好地連成一個整體。

時代週報：粵港澳大灣區立足全球視野，致力於配置世界高端人才資源。就你瞭解的情況，目前大灣區的國際人才引流情況如何？

申明浩：人口和資金向大城市流動是全球性規律。具體到粵港澳大灣區，“9+2”城市群都是人口流入區，廣東省則一直是人口流動最大的省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