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穀歌不念 Google， 而是GǔGē。
昨天是“中文拼音之父”， 發明中文拼音的男人周有光誕辰112周年紀念日， 也是他逝世一周年紀念日， 穀歌， 是為了紀念他。
Google Doodle 每天都會改版穀歌搜索的主頁， 按照當天發生的大事件或者歷史上當天發生的大事件製作塗鴉， 用以紀念改變人類歷史進程的事件， 或者為人類做出了突出貢獻的人。
例如有紀念科學巨匠以撒牛頓的。 （2010年1月4日， 牛頓誕辰367周年）
紀念愛因斯坦的。
有紀念卓別林的。 （2011年4月16日， 卓別林誕辰122周年）
還有紀念世博會的。 （2011年5月1日， 首屆世界博覽會舉辦160周年）
而昨天， 2018年1月14日， 是中國語言學大師周有光誕辰112周年。
和眾多大師們和巨匠們一樣佔據了一天在 Google 的搜索主頁上， 可見周有光先生對於這個世界的貢獻， 簡而言之， 就是讓漢語真正地走向了世界。
他一生經歷四個時代， 有人說， 他的故事， 就是中國近代史知識份子的縮影， 他一生跌宕起伏， 面對磨難， 卻從不向磨難低頭， 於困厄的泥土中， 常常開出歡樂的花朵。 從他的身上， 我們也許可以看到如今中國的年輕人， 應該以什麼樣的姿態， 在時代的迷霧中前行。2017年1月14日，
中國的一位元語言文字學家，
離開了人世，
而就在一天前，
他剛剛度過了自己112歲的生日。
他一生跨越晚清、北洋、
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因而被戲稱為“四朝元老”。
他前半生是經濟學家，
後又半路出家， 研究語言文字，
88歲之後， 又試以撰文啟蒙思想，
他就是中國的中文拼音之父，
周有光。
1906年1月13日，
周有光出生於江蘇常州青果巷，
原名周耀平， “有光”， 是他自取的筆名。
說來不可思議， 從青果巷走出的大家，
共有趙元任、瞿秋白、周有光三位。
這三個人，都為中國語言做出巨大貢獻。
周家原本是常州的名門望族，
但因曾祖父鎮壓太平天國運動失敗，
家族就此衰敗。
在常州讀中學時，
學校提倡國語，可老師都用方言，
白話文雖也提倡，可寫文章必須用古文，
幸好當時的老師思想很新，
才讓周有光有了接觸新事物的機會。
17歲那年，
周有光考上上海的聖約翰大學，
卻正是家中最窮的光景。
聖約翰大學是教會大學，
學費極貴，在讀者非富即貴，
為讓周有光上學，家中四處舉債。
第一天在大學註冊，周有光領到卡片，
不但要寫中文，還要寫拼音，
可中國當時並沒有統一拼音，
學校只好拿上海話來標注。
進入學校後，周有光接觸到拉丁文，
興趣使然，自學了字母管理法，
沒想到為今後的事業打下了基礎。
聖約翰大學
1925年，日本人工廠裡，
一個中國女工被打死了。
全社會奮起抗議，
學校不反對學生抗議，
卻不允許他們上街遊行。
學生與校方產生裂隙，
17名校員和553名學生脫離聖大，
于當年8月重組光華大學。
在這些學生中，就有一腔熱血的周有光。
對於中華屈辱，周有光頗為激憤，
畢業後決定深入研學經濟學，
希望能夠以經濟振興中華。
本來他要在日本留學很長一段時間，
然而日本蠶食中國，他毅然回國，
在光華大學任教，並積極參加反日聯盟。
不久後，抗戰便爆發了。
為穩定後方經濟，
國民黨政府在西南成立農本局，
周有光帶著妻兒去重慶工作。
山河破碎，覆巢之下豈有完卵，
日軍頻頻轟炸，一家人擔心受怕。
更叫人痛心的是，1941年，
小女兒小禾因盲腸炎無藥醫治，
不幸于重慶醫院夭折，
對這個家庭造成了終生的創傷。
周有光在萬分悲痛中寫下祭詩，
此後便再未動筆寫過白話詩。
在被炮火撼動的中國大地上，
周有光帶著妻兒四處逃亡，
直到抗日的烽火熄滅，
上海的銀行業要恢復，周有光被派往美國，
在華爾街1號工作。此時他不到40歲，
每天一身妥帖的西裝，
可謂錦玉年華，春風得意。
周有光與連襟沈從文
當時，他有個叫何廉的朋友，
一日尋上門來對他說：
“愛因斯坦現在沒事做，
想找個人來陪他聊天，你要不要去？”
周有光一聽，當然要去！
於是穿得精神抖擻上門拜訪，
卻沒想到愛因斯坦穿得極為隨便，
見了他就像對待老朋友一樣。
談話間，愛因斯坦對他說：
“人的差別在業餘，
一個人到60歲，除去吃飯睡覺工作，
還有很多業餘的時間，
如果能夠好好利用這些時間，
完全可以在一門學科上有所建樹。”
一番話將周有光點醒，
此後，他開始鑽研語言學，
發誓不讓自己的每一天虛度。
1949年，新中國成立，
經受“五四”文化洗禮的周有光，
聽說未來將是一個民主國家，
毫不猶豫地帶著妻兒回到祖國。
“年輕人根本不瞭解我們那時的心情，
抗戰八年，中華民族受盡了屈辱，
我們這代人永遠是把愛國放在第一位的。”
回國後，周有光一邊在新華銀行做秘書長，
一邊在復旦大學經濟學任教，
將理論和實際經驗結合起來，
寫下了備受關注的《新中國金融問題》。
當時上海工資改革，薪水大減，
他一百元工資縮水到五分之一，
他卻對此毫無怨言。
但周有光怎麼也想不到，
在1955年，他被周恩來總理親自點名，
讓他速速去往北京，
參加全國文字改革會議。
“當時要建設一個新中國，
可是老百姓85％都是文盲，
文化不提高，國家怎麼建設？
我本身是搞經濟學的，
研究語言、文字只是我的業餘愛好，
可當時成立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國家領導卻讓我轉行。”
說起這段經歷，周老還哈哈大笑：
“我對領導人說，我是個外行啊，
領導說這是一項新的工作，
大家都是外行嘛！”
說自己是外行，不過是周老的謙辭。
長期以來，周有光名聲在外，
素有周百科之稱，
精通多門外語，發表出版了許多，
和拼音、文字改革有關的論文，
早在社會上引起重視。
在周老加入之前，
中文拼音方案討論了兩三年，
但遲遲沒有一個結果。
文改會拿出了6個方案，
其中一個斯拉夫字母方案，
4個民族字母方案和1個拉丁字母方案，
到底該用哪一個，大家爭論不休。
當時中蘇關係尚好，
蘇聯便想中國用俄文斯拉夫字母。
然而這一點遭到周老的反對，
他認為斯拉夫字母國際並不通用，
不利於以後長期應用與發展。
新中國建立之初，周老寫過一本小書，
名字叫做《字母的故事》，
毛澤東曾派專人到周老家中要書，
正是在讀完這本書後，
放棄了民族字母的想法，
最終拍板使用拉丁字母。
隨後那三年，在周老帶領下，
文改會革故鼎新，
在不斷的爭論和探索中，
創定了中文拼音。
1958年2月11日，
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討論通過了中文拼音方案。
從此，全國小學生入學第一件事，
就是學習中文拼音。
它不但能幫助廣大國民學說普通話，
還將學齡兒童的閱讀能力提前了至少兩年。
僅58年一年，全國注音讀物高達一千萬冊，
為推進國民脫盲、文化建設做出巨大貢獻。
想當初，曾有人給中國第一位，
拼音方案先驅盧贛章寫過這樣的對聯：
“卅年用盡心機，特為同胞開慧眼，
一旦創成字母，願叫吾國盡文明。”
從盧贛章到趙元任、瞿秋白，
一代代語言學家，試圖以漢語之變革，
開啟明智，引進文明，
終於在周有光的手中得到實現。
困擾中國一百多年輔以漢字的拼音，
總算塵埃落定。
盧贛章
在制定方案期間，
周老從經濟學領域轉行，
天真的小孫女還笑說：
“爺爺你虧大了，你搞經濟半途而廢，
搞語言又是半路出家，哪邊都不行，
一半加一半，最後就是個零。”
周老聽了哈哈大笑。
可小孫女不知道，正因轉行，
周有光幸運地躲開了“反右”。
彼時上海經濟學界震盪，
無數學者被風潮席捲而去，
周老的好友和復旦的學生中，
都有自殺棄世的人存在。
不過，周老雖幸運躲過了這一劫，
卻沒能躲過接下來更大的狂潮。
狂潮波及到文改會，
大家被批為“現行反革命”，
身邊同事被打得丟了半條命。
周老雖沒有挨打，家卻被抄光了，
連家中的的稿紙都被抄走。
可面對如此處境，周老卻還笑道：
“不錯不錯，抄走了也好，
抄走了就沒有包袱了，一身輕鬆！”
多年後，妻子張允和接受採訪也笑：
“這些抄家的人吧，說是兒子又小了，
說是孫子又大了，小孩子嘛，
什麼都不懂，就是當玩意兒在玩兒。
我不怪這些孩子們。”
一段令人忍俊不禁的話，
卻也有三分無奈況味。
周有光和妻子張允和
但不得不說，
周老一生樂觀豁達，
於苦難面前，臨危不亂，
總把逆境看做是人生額外的樂趣。
1969年，他被派到寧夏參加勞動，
在無比空曠荒涼的地方，很多人叫苦連連，
周老卻說很好，“不下放我，
我一輩子也見不到這樣的地方啊。”
有一天，大家接到緊急通知，
讓淩晨5點去開會。出門前，
周老順手拿了個大草帽，準備防曬。
不料到了中午，一大群大雁從隊伍頭頂飛過，
嘩啦啦下起了大便雨，淋得眾人渾身惡臭，
周老卻覺得這是人間奇景，
萬年難得一遇，樂得哈哈大笑。
關鍵是別人頭上都是鳥糞，
他卻戴了頂帽子，
自然更是樂得合不攏嘴。
當年在寧夏，
不少老幹部自殺或精神崩潰，
可在周老回憶起來卻滿是趣味。
“你碰到倒楣的事，
不要老想到壞的一面，
要想到好的一面。”
周老說，自己去寧夏前用腦過度，
晚上睡不好覺。結果從事體力勞動後，
腦袋得到休息，失眠症就沒了。
“這就叫做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在那個十年動盪的歲月裡，
即便是面對朝不保夕的生活，
周老依然溫文爾雅，遇事不驚，
在痛苦中想辦法提煉樂趣。
這與妻子的處世哲學不謀而合：
“不拿別人的過失責備自己，
不拿自己的過失得罪人家，
不拿自己的過錯懲罰自己。”
說起周老和張允和的姻緣，
那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段佳話。
中國文化界有兩條著名的巷子，
一是常州走出諸多大家才子的青果巷，
還有就是住著張家四姐妹的九如巷。
而周有光和張允和的愛情，
正好將這兩條巷子聯繫了起來。
葉聖陶曾經歆羨地說過：
“誰娶了九如巷的姑娘，
誰就會幸福一輩子。”
張允和讀中學時，曾是周老妹妹的同學，
因兩家走得近，便常在一起玩耍。
後來張允和考入上海的中國公學，
已經出落得亭亭玉立，驚豔四鄰，
當時被人形容為：
“美得怎麼想像都不過分。”
九如巷張家四姐妹
再次見到張允和時，
大方幽默的周有光大膽追求，
以無比溫柔的姿態展開攻勢。
他經常到學校門外去接她，
帶著她到各個景區去玩耍。
傾吐愛慕之情時，周有光從懷中，
取出一本英文版的《羅密歐與茱麗葉》，
並將書簽夾在其中的一頁。
張允和翻開書，一句，
“我要在你的一吻中來洗清我的罪惡”，
闖入她的眼簾，攪動心湖。
張允和便在心裡嘀咕：
“這人真壞，以為我不懂啊。”
隨後周有光鼓起勇氣牽起她的手，
兩人緊張得手心一直冒汗。
她雖然沒有允許他“洗清罪惡”，
卻把自己的心都給了他。
張允和（左一）和大姐
經歷了一系列甜蜜後，
到了談婚論嫁時，
周有光卻遲疑起來：
“我這麼窮，恐怕不能給你幸福。”
但張允和並不介意，
“幸福不是你給我的，
是我們兩人一起去創造的。”
1933年，兩人舉行婚禮，
風風雨雨，一路扶持，
從抗戰到解放，從建國到內亂，
70年恩愛如初，患難與共。
尤其是在動盪的年代和內亂狂潮中，
兩人總會站出來保護對方，
並同樣以豁達、樂觀的精神，
面對這個世界的不公和荒誕。
在性格上，兩人截然不同，
張允和性格直率，還有些急脾氣，
周有光則溫文爾雅，大氣沉穩，
按理說生活中將有諸多齟齬，
可事實上兩人很少爭嘴，
反而從對方身上學得了優點。
用周老自己的話來說，
“兩個人生活在一起，
僅僅是愛還不夠的，
當然愛是第一位的，但除了愛，
彼此之間還要懂得尊重。”
直到晚年，兩人蝸居在一個小房子裡，
每天都會喝兩次紅茶，
每次喝茶前，都要拿起杯子敬對方，
周有光老人說：“古代有舉案齊眉，
我們這裡沒有案，有的是杯子，
每一次喝茶之前，
都要碰杯，這叫舉杯齊眉。”
1988年，周老離休了，
日本一家公司，按照他制定的拼音理論，
研製出了漢字拼音輸入軟體，
並贈送給老人第一代產品。
正是用那部打字機，周老打出了，
20多部專著和上百篇的論文。
這些還都是他83歲後的成果。
86歲那年，張允和也開始學習打字，
每次遇到什麼字打不出來，
老人就會嬌嗔著向周老“求救”，
周老會第一時間趕來教她。
有一次，她想給大姐張元和寫信，
寫到“親愛的大姐”那個“愛”字，
怎麼都打不出來，於是嬌滴滴喊：
“周有光，這個‘愛’字打不出來，
我愛不了了怎麼辦啊？”
到了晚年，兩人都是孩童脾性。
周有光91歲時，收到一張賀卡，
上面寫著“祝11歲的周有光爺爺生日快樂！”
原來過他自認為人活到80歲，
已算“盡數”，後面要從頭算起。
張允和看到老伴兒的頭髮禿了，
就會拿這件事來開他玩笑，
周老摸了摸自己的腦門一笑，
“我這是頭髮還沒長出來呢！”
然而，2002年8月14日，
張允和老人因心臟病突發去世，
這對周老造成了巨大的打擊。
時代的動盪、內亂的衝擊，
他都可以笑著面對。
唯獨對失去一生摯愛，
他感到整個天空都垮了下來。
“允和的離去是個晴天霹靂，
我們相依相偎走過了70年，
我從沒想過兩人中會少了一個，
這個突如其來的打擊讓我透不過氣。”
在經歷了半年的傷痛後，
周老才好不容易挺了過來。
此後，他的生活越來越簡單，
但始終保持著一個習慣，
每天上下午，都要喝一杯紅茶。
與周老同時代的人，
都走得差不多了。能說上話的，
周圍已經一個也沒有。
妻子去世後，兒子周曉平照顧起父親。
兩人親近數十載，被稱作“兄弟父子”。
每個禮拜，周曉平都要回去看望父親，
報紙上的各種東西拿去給老人看，
還會花很長時間進行討論。
周老尤其喜歡看批評自己的言論，
還一一摘抄下來和兒子討論。
兒子為此打壞了三台印表機。
2014年，周曉平動了兩次大手術，
來見父親時，兩人如久別重逢的老友，
不但一起唱了聖約翰大學的校歌，
還唱了《馬賽曲》。
110歲的父親和80歲的兒子，
打動了在場的所有親朋。
萬萬沒想到，就在一周後，
周曉平離開了世界…
周有光和兒子
兒子的離去，
再一次將周老推向孤獨和悲傷。
他在醫院住了幾個月，
收到了好多次病危通知，
可最終還是挺了過來。
後來親人從美國趕回來，
周老讓大家放心，“我還是健康的，
年紀老了，思想不老，
年紀越老，思想越新，這樣才好。”
誰能想到，年過百歲，
周老依然堅持博 覽群書、筆耕不輟，
出版了無數啟蒙之作：
100歲《百歲新稿》、104歲《朝聞道集》、
105歲《拾貝集》、108歲《周有光文集》、
110歲時《逝年如水》。
每天堅持讀書、看報，瞭解時事，
難怪大家都說，從周老身上，
得以看到中國的知識份子，
是如何從“傳統”成功向“現代”過渡的。
這份“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
值得每個人敬重與學習。
當別人問，
現在的年輕人需要的是什麼，
時常樂哈哈的周老一臉嚴肅說道：
“要瞭解過去，要開創現代。
不能只講四海之內，要講四海之外，
今天，任何一個國家不能只看本國，
還要看世界，更重要的是，
要從世界來看本國。”
對於周老對年輕人的寄託，
在慶祝周老111歲的宴會上，
著名歷史學家資中筠也曾說：
“我們希望周老活得越久越好，
但我們同時也知道，人是有一定規律的，
現在社會上有一種現象，
似乎寄希望于一些老人出來說話，
但這個世界後退還是前進，
在於年輕人，不在於老人。”
之所以於今日重述歷史，
攤開周老一生的燦爛畫卷，
就是希望大家能從中得到幾分啟示，
如何求知、做人，如何與這個世界相處，
如何與自己的生活相處，
年青一代該從大家身上，
習得怎樣的腳踏實地、
不斷求知進取的精神。
提及長壽的秘訣，
周老的經歷已經給出了答案。
第一是心胸豁達，處亂不驚，
第二是於苦難中取樂，積極面對，
第三是勤於思考，不斷汲取新知，
第四是以愛情滋潤，互相敬重，
第五，周老一生奉行“三不主義”，
一不立遺囑，二不過生日，三不過年節，
生活簡樸，素茶淡飯。
周老常說：“人的病都是吃出來的，
求知要越多越好，生活要越簡單越好！”
這不僅是對年輕人的啟示，
也是對每一個生命的啟示。
生命的厚重與輕薄，
並不在於其長短，
而在於它的深度和寬度。
如何去拓展這樣的深度和寬度，
是我們每個人，畢生該做的功課。
也許今日，我們能從周老的故事裡，
汲取哪怕一點微小的養分，
讓它作為微光照亮我們前行。
自然，真正要讓我們自己的人生有光，
須得一步一步踏踏實實走好腳下的路，
以美好的靈魂立足於世，
只有這樣才能照亮自己，也照亮他人。
這三個人，都為中國語言做出巨大貢獻。
周家原本是常州的名門望族，
但因曾祖父鎮壓太平天國運動失敗，
家族就此衰敗。
在常州讀中學時，
學校提倡國語，可老師都用方言，
白話文雖也提倡，可寫文章必須用古文，
幸好當時的老師思想很新，
才讓周有光有了接觸新事物的機會。
17歲那年，
周有光考上上海的聖約翰大學，
卻正是家中最窮的光景。
聖約翰大學是教會大學，
學費極貴，在讀者非富即貴，
為讓周有光上學，家中四處舉債。
第一天在大學註冊，周有光領到卡片，
不但要寫中文，還要寫拼音，
可中國當時並沒有統一拼音，
學校只好拿上海話來標注。
進入學校後，周有光接觸到拉丁文，
興趣使然，自學了字母管理法，
沒想到為今後的事業打下了基礎。
聖約翰大學
1925年，日本人工廠裡，
一個中國女工被打死了。
全社會奮起抗議，
學校不反對學生抗議，
卻不允許他們上街遊行。
學生與校方產生裂隙，
17名校員和553名學生脫離聖大，
于當年8月重組光華大學。
在這些學生中，就有一腔熱血的周有光。
對於中華屈辱，周有光頗為激憤，
畢業後決定深入研學經濟學，
希望能夠以經濟振興中華。
本來他要在日本留學很長一段時間，
然而日本蠶食中國，他毅然回國，
在光華大學任教，並積極參加反日聯盟。
不久後，抗戰便爆發了。
為穩定後方經濟，
國民黨政府在西南成立農本局，
周有光帶著妻兒去重慶工作。
山河破碎，覆巢之下豈有完卵，
日軍頻頻轟炸，一家人擔心受怕。
更叫人痛心的是，1941年，
小女兒小禾因盲腸炎無藥醫治，
不幸于重慶醫院夭折，
對這個家庭造成了終生的創傷。
周有光在萬分悲痛中寫下祭詩，
此後便再未動筆寫過白話詩。
在被炮火撼動的中國大地上，
周有光帶著妻兒四處逃亡，
直到抗日的烽火熄滅，
上海的銀行業要恢復，周有光被派往美國，
在華爾街1號工作。此時他不到40歲，
每天一身妥帖的西裝，
可謂錦玉年華，春風得意。
周有光與連襟沈從文
當時，他有個叫何廉的朋友，
一日尋上門來對他說：
“愛因斯坦現在沒事做，
想找個人來陪他聊天，你要不要去？”
周有光一聽，當然要去！
於是穿得精神抖擻上門拜訪，
卻沒想到愛因斯坦穿得極為隨便，
見了他就像對待老朋友一樣。
談話間，愛因斯坦對他說：
“人的差別在業餘，
一個人到60歲，除去吃飯睡覺工作，
還有很多業餘的時間，
如果能夠好好利用這些時間，
完全可以在一門學科上有所建樹。”
一番話將周有光點醒，
此後，他開始鑽研語言學，
發誓不讓自己的每一天虛度。
1949年，新中國成立，
經受“五四”文化洗禮的周有光，
聽說未來將是一個民主國家，
毫不猶豫地帶著妻兒回到祖國。
“年輕人根本不瞭解我們那時的心情，
抗戰八年，中華民族受盡了屈辱，
我們這代人永遠是把愛國放在第一位的。”
回國後，周有光一邊在新華銀行做秘書長，
一邊在復旦大學經濟學任教，
將理論和實際經驗結合起來，
寫下了備受關注的《新中國金融問題》。
當時上海工資改革，薪水大減，
他一百元工資縮水到五分之一，
他卻對此毫無怨言。
但周有光怎麼也想不到，
在1955年，他被周恩來總理親自點名，
讓他速速去往北京，
參加全國文字改革會議。
“當時要建設一個新中國，
可是老百姓85％都是文盲，
文化不提高，國家怎麼建設？
我本身是搞經濟學的，
研究語言、文字只是我的業餘愛好，
可當時成立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國家領導卻讓我轉行。”
說起這段經歷，周老還哈哈大笑：
“我對領導人說，我是個外行啊，
領導說這是一項新的工作，
大家都是外行嘛！”
說自己是外行，不過是周老的謙辭。
長期以來，周有光名聲在外，
素有周百科之稱，
精通多門外語，發表出版了許多，
和拼音、文字改革有關的論文，
早在社會上引起重視。
在周老加入之前，
中文拼音方案討論了兩三年，
但遲遲沒有一個結果。
文改會拿出了6個方案，
其中一個斯拉夫字母方案，
4個民族字母方案和1個拉丁字母方案，
到底該用哪一個，大家爭論不休。
當時中蘇關係尚好，
蘇聯便想中國用俄文斯拉夫字母。
然而這一點遭到周老的反對，
他認為斯拉夫字母國際並不通用，
不利於以後長期應用與發展。
新中國建立之初，周老寫過一本小書，
名字叫做《字母的故事》，
毛澤東曾派專人到周老家中要書，
正是在讀完這本書後，
放棄了民族字母的想法，
最終拍板使用拉丁字母。
隨後那三年，在周老帶領下，
文改會革故鼎新，
在不斷的爭論和探索中，
創定了中文拼音。
1958年2月11日，
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討論通過了中文拼音方案。
從此，全國小學生入學第一件事，
就是學習中文拼音。
它不但能幫助廣大國民學說普通話，
還將學齡兒童的閱讀能力提前了至少兩年。
僅58年一年，全國注音讀物高達一千萬冊，
為推進國民脫盲、文化建設做出巨大貢獻。
想當初，曾有人給中國第一位，
拼音方案先驅盧贛章寫過這樣的對聯：
“卅年用盡心機，特為同胞開慧眼，
一旦創成字母，願叫吾國盡文明。”
從盧贛章到趙元任、瞿秋白，
一代代語言學家，試圖以漢語之變革，
開啟明智，引進文明，
終於在周有光的手中得到實現。
困擾中國一百多年輔以漢字的拼音，
總算塵埃落定。
盧贛章
在制定方案期間，
周老從經濟學領域轉行，
天真的小孫女還笑說：
“爺爺你虧大了，你搞經濟半途而廢，
搞語言又是半路出家，哪邊都不行，
一半加一半，最後就是個零。”
周老聽了哈哈大笑。
可小孫女不知道，正因轉行，
周有光幸運地躲開了“反右”。
彼時上海經濟學界震盪，
無數學者被風潮席捲而去，
周老的好友和復旦的學生中，
都有自殺棄世的人存在。
不過，周老雖幸運躲過了這一劫，
卻沒能躲過接下來更大的狂潮。
狂潮波及到文改會，
大家被批為“現行反革命”，
身邊同事被打得丟了半條命。
周老雖沒有挨打，家卻被抄光了，
連家中的的稿紙都被抄走。
可面對如此處境，周老卻還笑道：
“不錯不錯，抄走了也好，
抄走了就沒有包袱了，一身輕鬆！”
多年後，妻子張允和接受採訪也笑：
“這些抄家的人吧，說是兒子又小了，
說是孫子又大了，小孩子嘛，
什麼都不懂，就是當玩意兒在玩兒。
我不怪這些孩子們。”
一段令人忍俊不禁的話，
卻也有三分無奈況味。
周有光和妻子張允和
但不得不說，
周老一生樂觀豁達，
於苦難面前，臨危不亂，
總把逆境看做是人生額外的樂趣。
1969年，他被派到寧夏參加勞動，
在無比空曠荒涼的地方，很多人叫苦連連，
周老卻說很好，“不下放我，
我一輩子也見不到這樣的地方啊。”
有一天，大家接到緊急通知，
讓淩晨5點去開會。出門前，
周老順手拿了個大草帽，準備防曬。
不料到了中午，一大群大雁從隊伍頭頂飛過，
嘩啦啦下起了大便雨，淋得眾人渾身惡臭，
周老卻覺得這是人間奇景，
萬年難得一遇，樂得哈哈大笑。
關鍵是別人頭上都是鳥糞，
他卻戴了頂帽子，
自然更是樂得合不攏嘴。
當年在寧夏，
不少老幹部自殺或精神崩潰，
可在周老回憶起來卻滿是趣味。
“你碰到倒楣的事，
不要老想到壞的一面，
要想到好的一面。”
周老說，自己去寧夏前用腦過度，
晚上睡不好覺。結果從事體力勞動後，
腦袋得到休息，失眠症就沒了。
“這就叫做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在那個十年動盪的歲月裡，
即便是面對朝不保夕的生活，
周老依然溫文爾雅，遇事不驚，
在痛苦中想辦法提煉樂趣。
這與妻子的處世哲學不謀而合：
“不拿別人的過失責備自己，
不拿自己的過失得罪人家，
不拿自己的過錯懲罰自己。”
說起周老和張允和的姻緣，
那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段佳話。
中國文化界有兩條著名的巷子，
一是常州走出諸多大家才子的青果巷，
還有就是住著張家四姐妹的九如巷。
而周有光和張允和的愛情，
正好將這兩條巷子聯繫了起來。
葉聖陶曾經歆羨地說過：
“誰娶了九如巷的姑娘，
誰就會幸福一輩子。”
張允和讀中學時，曾是周老妹妹的同學，
因兩家走得近，便常在一起玩耍。
後來張允和考入上海的中國公學，
已經出落得亭亭玉立，驚豔四鄰，
當時被人形容為：
“美得怎麼想像都不過分。”
九如巷張家四姐妹
再次見到張允和時，
大方幽默的周有光大膽追求，
以無比溫柔的姿態展開攻勢。
他經常到學校門外去接她，
帶著她到各個景區去玩耍。
傾吐愛慕之情時，周有光從懷中，
取出一本英文版的《羅密歐與茱麗葉》，
並將書簽夾在其中的一頁。
張允和翻開書，一句，
“我要在你的一吻中來洗清我的罪惡”，
闖入她的眼簾，攪動心湖。
張允和便在心裡嘀咕：
“這人真壞，以為我不懂啊。”
隨後周有光鼓起勇氣牽起她的手，
兩人緊張得手心一直冒汗。
她雖然沒有允許他“洗清罪惡”，
卻把自己的心都給了他。
張允和（左一）和大姐
經歷了一系列甜蜜後，
到了談婚論嫁時，
周有光卻遲疑起來：
“我這麼窮，恐怕不能給你幸福。”
但張允和並不介意，
“幸福不是你給我的，
是我們兩人一起去創造的。”
1933年，兩人舉行婚禮，
風風雨雨，一路扶持，
從抗戰到解放，從建國到內亂，
70年恩愛如初，患難與共。
尤其是在動盪的年代和內亂狂潮中，
兩人總會站出來保護對方，
並同樣以豁達、樂觀的精神，
面對這個世界的不公和荒誕。
在性格上，兩人截然不同，
張允和性格直率，還有些急脾氣，
周有光則溫文爾雅，大氣沉穩，
按理說生活中將有諸多齟齬，
可事實上兩人很少爭嘴，
反而從對方身上學得了優點。
用周老自己的話來說，
“兩個人生活在一起，
僅僅是愛還不夠的，
當然愛是第一位的，但除了愛，
彼此之間還要懂得尊重。”
直到晚年，兩人蝸居在一個小房子裡，
每天都會喝兩次紅茶，
每次喝茶前，都要拿起杯子敬對方，
周有光老人說：“古代有舉案齊眉，
我們這裡沒有案，有的是杯子，
每一次喝茶之前，
都要碰杯，這叫舉杯齊眉。”
1988年，周老離休了，
日本一家公司，按照他制定的拼音理論，
研製出了漢字拼音輸入軟體，
並贈送給老人第一代產品。
正是用那部打字機，周老打出了，
20多部專著和上百篇的論文。
這些還都是他83歲後的成果。
86歲那年，張允和也開始學習打字，
每次遇到什麼字打不出來，
老人就會嬌嗔著向周老“求救”，
周老會第一時間趕來教她。
有一次，她想給大姐張元和寫信，
寫到“親愛的大姐”那個“愛”字，
怎麼都打不出來，於是嬌滴滴喊：
“周有光，這個‘愛’字打不出來，
我愛不了了怎麼辦啊？”
到了晚年，兩人都是孩童脾性。
周有光91歲時，收到一張賀卡，
上面寫著“祝11歲的周有光爺爺生日快樂！”
原來過他自認為人活到80歲，
已算“盡數”，後面要從頭算起。
張允和看到老伴兒的頭髮禿了，
就會拿這件事來開他玩笑，
周老摸了摸自己的腦門一笑，
“我這是頭髮還沒長出來呢！”
然而，2002年8月14日，
張允和老人因心臟病突發去世，
這對周老造成了巨大的打擊。
時代的動盪、內亂的衝擊，
他都可以笑著面對。
唯獨對失去一生摯愛，
他感到整個天空都垮了下來。
“允和的離去是個晴天霹靂，
我們相依相偎走過了70年，
我從沒想過兩人中會少了一個，
這個突如其來的打擊讓我透不過氣。”
在經歷了半年的傷痛後，
周老才好不容易挺了過來。
此後，他的生活越來越簡單，
但始終保持著一個習慣，
每天上下午，都要喝一杯紅茶。
與周老同時代的人，
都走得差不多了。能說上話的，
周圍已經一個也沒有。
妻子去世後，兒子周曉平照顧起父親。
兩人親近數十載，被稱作“兄弟父子”。
每個禮拜，周曉平都要回去看望父親，
報紙上的各種東西拿去給老人看，
還會花很長時間進行討論。
周老尤其喜歡看批評自己的言論，
還一一摘抄下來和兒子討論。
兒子為此打壞了三台印表機。
2014年，周曉平動了兩次大手術，
來見父親時，兩人如久別重逢的老友，
不但一起唱了聖約翰大學的校歌，
還唱了《馬賽曲》。
110歲的父親和80歲的兒子，
打動了在場的所有親朋。
萬萬沒想到，就在一周後，
周曉平離開了世界…
周有光和兒子
兒子的離去，
再一次將周老推向孤獨和悲傷。
他在醫院住了幾個月，
收到了好多次病危通知，
可最終還是挺了過來。
後來親人從美國趕回來，
周老讓大家放心，“我還是健康的，
年紀老了，思想不老，
年紀越老，思想越新，這樣才好。”
誰能想到，年過百歲，
周老依然堅持博 覽群書、筆耕不輟，
出版了無數啟蒙之作：
100歲《百歲新稿》、104歲《朝聞道集》、
105歲《拾貝集》、108歲《周有光文集》、
110歲時《逝年如水》。
每天堅持讀書、看報，瞭解時事，
難怪大家都說，從周老身上，
得以看到中國的知識份子，
是如何從“傳統”成功向“現代”過渡的。
這份“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
值得每個人敬重與學習。
當別人問，
現在的年輕人需要的是什麼，
時常樂哈哈的周老一臉嚴肅說道：
“要瞭解過去，要開創現代。
不能只講四海之內，要講四海之外，
今天，任何一個國家不能只看本國，
還要看世界，更重要的是，
要從世界來看本國。”
對於周老對年輕人的寄託，
在慶祝周老111歲的宴會上，
著名歷史學家資中筠也曾說：
“我們希望周老活得越久越好，
但我們同時也知道，人是有一定規律的，
現在社會上有一種現象，
似乎寄希望于一些老人出來說話，
但這個世界後退還是前進，
在於年輕人，不在於老人。”
之所以於今日重述歷史，
攤開周老一生的燦爛畫卷，
就是希望大家能從中得到幾分啟示，
如何求知、做人，如何與這個世界相處，
如何與自己的生活相處，
年青一代該從大家身上，
習得怎樣的腳踏實地、
不斷求知進取的精神。
提及長壽的秘訣，
周老的經歷已經給出了答案。
第一是心胸豁達，處亂不驚，
第二是於苦難中取樂，積極面對，
第三是勤於思考，不斷汲取新知，
第四是以愛情滋潤，互相敬重，
第五，周老一生奉行“三不主義”，
一不立遺囑，二不過生日，三不過年節，
生活簡樸，素茶淡飯。
周老常說：“人的病都是吃出來的，
求知要越多越好，生活要越簡單越好！”
這不僅是對年輕人的啟示，
也是對每一個生命的啟示。
生命的厚重與輕薄，
並不在於其長短，
而在於它的深度和寬度。
如何去拓展這樣的深度和寬度，
是我們每個人，畢生該做的功課。
也許今日，我們能從周老的故事裡，
汲取哪怕一點微小的養分，
讓它作為微光照亮我們前行。
自然，真正要讓我們自己的人生有光，
須得一步一步踏踏實實走好腳下的路，
以美好的靈魂立足於世，
只有這樣才能照亮自己，也照亮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