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周德宇】
最近總會想起本科學經濟的時候， 老師教的一堂課。 他當時在講述市場如何從一個均衡狀態移動到另一個狀態， 在公式和圖表的説明下這並不難。 可老師說， 理論上看， 市場的調節是有效而順利的， 但是為了實現這一調節， 在現實的經濟中卻可能要經歷失業、通脹， 或者消費下降等各種各樣的負面影響。 所以當時他向我們反復強調一點， 我們分析經濟不光要看到圖表上曲線的交叉和點的移動， 更需要思考在這個過程中， 真實世界裡究竟發生了什麼。
不知為何，
“但是， 古爾丹， 代價是什麼呢？”
雖說獸人並不以哲學思考見長， 但是這句話倒是充滿了辯證思想。
無獨有偶， 這學期老師在討論比較政治學的發展時， 說了這樣一段話：“大家都喜歡那種好事情湊一起的理論。 比如李普塞特（Lipset）的現代化理論， 宣稱經濟發展可以帶來民主。 現代化是我們喜歡的， 民主也是我們喜歡的， 於是這樣的理論就會流行， 大家就會願意去相信。 可是這些理論的弱點也就在此。 在現實中， 往往好事不成雙。 ”
我想， 老師也無意中概括了， 二戰後西方政治理論發展的主題：這世上到底有沒有成雙的好事， 不用付的代價？
如果要評出對當代西方甚至全世界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學理論， 其中肯定是要有剛才提到的現代化理論一個位置的。 現代化理論雖然源頭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的歐洲，
當年李普塞特提出的理論其實直到現在聽起來都是很有市場的：現代化會帶來教育、財富、城市化、中產階級、寬容價值……而所有這些都會互相促進， 共同推動社會走向民主和諧。 再引申一點， 這樣的理論也反映了當年的一種樂觀情緒， 就是歷史是線性發展的， 傳統和現代是截然對立的， 所有的好事情都在現代那一頭， 人類就是不斷地走向現代， 不斷地遇到好事情。
當然， 這樣的現代化理論很快就在學術上遇到了來自左右兩派的批判。
從左派來看， 是摩爾（Moore）的《專制與民主的社會起源》對現代化的發展路徑提出了質疑。
摩爾
但是除此之外， 貫穿摩爾全書的， 其實還有一個主題， 就是暴力。 他著重批判的是對西方現代化和民主化的不切實際的美好想像。 在他看來， 所有的現代化無一例外都要伴隨著暴力。 有的時候暴力是以革命的形式直截了當地釋放出來， 比如美國有南北戰爭， 法國有大革命， 這些自不用說。 但是另外一種暴力， 則是隱蔽的合法的， 比如英國。
雖然英國的光榮革命以不流血被稱讚了多年， 似乎被視為是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理想典範。 但是摩爾仍然注意到，在資產階級革命中，無數的英國農民並沒有享受到所謂的對私有產權和人身權利的保護，而是被合法地剝奪了財產和地位，好一點的年輕人可以流落城市成為低端勞力，剩下的便只能自生自滅。英國的現代化和民主化的代價，是上層地主和資產階級用合法的手段毀滅了農民階級，讓他們徹底消失在了政治舞臺。
究其根本，現代化之所以一定要有暴力，是因為對於當時的大多數人來說，現代化意味著對傳統的割裂，對他們所熟悉的生活的拋棄，以及在很長一段時期內，生活水準的下降。如果真要客客氣氣地問人們想不想要現代化，大多數人是不想要的，只有靠少數人壓迫多數人才能實現。
當然，摩爾仍然認為暴力和革命是必要的，漸進主義的神話是不成立的。如果沒有革命，要麼是像德日一樣，由於無法與反動的舊秩序徹底割裂，從而興起法西斯政權，造成本國和他國的苦難。要麼是像印度那樣，雖然有幸未經革命就建立起了資產階級民主政權，但卻陷入到了落後與貧困之中，其人民遭受著的長久的苦難，怕是比革命付出的代價還要高昂。
所以最後摩爾自己也只能悲傷地發現，無論是古今中外的新舊制度都是建立在犧牲之上，壓迫總是要落到人民頭上，無非是在一種壓迫和另一種壓迫之間選罷了。
另一方面，從右派來看，亨廷頓（Huntington）則是對民主的適用性提出了質疑。在他看來，社會的現代化不會自動帶來和諧穩定的政治現代化。社會現代化是一個大眾不斷被動員的過程，而在這個過程中，舊的秩序被破壞，新的衝突被點燃，無論是城鎮化、教育，還是經濟發展，都會帶來政治動盪。而為了應對這種挑戰，實現政治上的現代化，真正重要的不是一個制度民主與否，而是這個制度是否足夠強大，可以將被動員起的民眾納入到政權裡。
從這個角度看，亨廷頓認為民主的英美和不民主的蘇聯都是一樣的，不管是被強制的還是自願，這些國家的民眾都在“參與”著這個政權，而不是游離於體系之外。與之相反，那些制度孱弱的國家，不管民主不民主，社會的動員能力超過了政體的容納能力，動亂和政變就會成為常態。沒有穩定的政治現代化，其餘的一切發展也都無從談起了。
不管有意還是無意，亨廷頓的理論實際上契合了冷戰時期美國的對外政策需要。畢竟當年大多數的亞非拉國家，一搞民主大多都是左派上臺，左派上臺又大多跟美國不對付。對於美國來講，根據亨廷頓的理論，用獨裁的右派來“解救”飽受左派民主之苦的廣大亞非拉民眾，豈不是兩全其美？
現代化理論雖然從提出開始就不斷有學界的質疑，但都實屬正常的學術討論，無損其理論根基。真正給現代化理論致命一擊的，還是來自美國政府自己在越南的所作所為。
冷戰期間的廣大不發達國家，其實給美國學者們真正實踐自己的現代化理論提供了難得的機會。現代化理論的領軍人物羅斯托（Rostow），當年就積極地參與越戰，試圖通過一小撮精英和官僚搞模範試點，自上而下以點帶面地在越南按照自己的理論推動現代化。當然，越戰的慘痛結局最後把羅斯托和整個現代化理論的名聲都葬送了。羅斯托這樣一個曾經的國家安全顧問以及學術明星，在越戰失敗脫離公職之後連麻省理工的老同事都不想接收他了。
說起來現代化理論也是有點冤，畢竟越戰本身就不是一個現代化問題，現代化的思路再正確，也不可能靠美國佔領軍的炸彈和子彈來推行。但是另一方面，羅斯托那樣的現代化理論家很清楚美國在幹什麼，自己在幹什麼。正如他的名著《經濟成長的階段》副標題“一篇非共產主義宣言”所揭示的，他的理論從一開始就是打算為政治服務的。堅信美國的對外干涉能夠實現他們理想中的現代化，這種政治上的幼稚是不可開脫的。
當年躊躇滿志的羅斯托給詹森總統講解他在越南的計畫
這同樣拜冷戰所賜，現代化理論式微帶來了依附理論的崛起。冷戰時期的反殖民和反帝鬥爭啟發了學者，讓很多人意識到，廣大亞非拉國家之所以貧窮落後，根本原因在於這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不平等。不發達國家處在體系的邊緣，只能依附於發達國家，在世界市場中永遠只能靠出賣資源為生而無法發展自身的工業，他們不光不能照搬英美的現代化道路，甚至連德國這樣的後發國家也無法模仿。特別是對於離上帝太遠而離美國太近的拉美地區來說，依附理論的邏輯是再熟悉不過了。
但是，依附理論跟現代化理論雖然對立，卻共用了同一個優點兼弱點，那就是好事成雙的美好願望。反殖民是好的，現代化也是好的，如果一邊反殖民就能順便現代化，可謂是一舉兩得。然而，且不論反殖民本身的難度，將問題過多地歸咎於體系，又會帶來對自身原因的忽視。隨著韓國新加坡等亞洲國家的崛起，依附理論也隨之衰落了。因為當時依附理論很難解釋，為什麼那些亞洲不發達國家，明明應該是邊緣國家，卻可以融入世界體系並以此完成現代化。
當然，依附理論關注全球體系的思想並沒有消亡，在後來的全球化理論中得到了繼承，但是其中反抗國際秩序的成分消磨掉了。更重要的是，亞洲新興國家的崛起，被總結成了新自由主義思想的勝利。理論界開始相信，亞洲國家之所以成為二戰後難得的現代化典範，正是因為他們堅持了新自由主義的政策，積極減少國家干預，積極參與國際市場。真正瞭解日韓那些國家歷史進程的人當然知道這並不是真的，但是這種解讀畢竟滿足了很多人又要市場又要發展的美好願望。
於是新自由主義的改革春風從八十年代開始就吹遍了亞非拉各國，冷戰結束後又席捲了共產主義轉型國家。巧合的是，這些國家本身也大多在經歷著民主轉型，於是民主與經濟的關係再一次變得緊密。
但是這裡又有一個問題。雖然對於自由主義的理論家們來說，市場是個好東西，民主也是個好東西，這倆東西湊一起似乎沒什麼代價。可是呢，那些因為改革丟了福利丟了工作的一般民眾不這麼想啊。於是搞新自由主義的學者和官員就很尷尬了，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呢？
焦頭爛額的學者們的對策是，偷偷地進村，打槍的不要。就好像宣導休克療法的著名經濟學家薩克斯（Sachs）教育改革者：“一般民眾是不知道改革的好處的……如果你想要搞價格放開，就不要討論，直接去做，因為所有人都會反對你……”
學者們的建議還是比較天真，不過是想著偷偷摸摸先斬後奏，而政治家們的手段就要犀利得多了。比如拉美在搞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時候，普遍的一個規律就是，上臺之前告訴大家自己反對改革，指責想搞改革的競選對手不顧民眾死活，從而獲取選票。等他們一到臺上，馬上就照著自己競選對手的政綱搞改革，留下一臉懵逼的民眾。
比如秘魯前總統藤森，以局外人身份競選，痛斥建制派政黨的改革方案，宣稱不需要新自由改革也能解決經濟危機。結果等他上臺，很快就全盤接受了IMF的改革方案。IMF也是投桃報李，在藤森後來解散議會搞“自我政變”的時候堅定地支持了他。
當然，至於藤森做這一切的動機到底是什麼，也沒有人能說得清。有人說藤森是有苦衷，發現國家經濟狀況不改革不行，只能依靠IMF的外援，所以最後藤森還是獲得了民眾的支持贏得連任就表明改革是成功的嘛。但是也有人表示藤森早在上臺之前就計畫好了要搞新自由主義改革順便給自己撈好處，藤森連任不是因為改革成功而只是反恐有功……當然，隨著藤森腐敗和濫權的醜聞被揭露之後，這些爭論似乎都不那麼重要了。
1992年，由於改革受阻，藤森下令坦克上街，議會解散，實施了一次“自我政變”
但是不管怎樣，冷戰勝利後，西方國家又開始恢復了理論自信道路自信，這些民主與市場的不合只不過是一些不和諧小插曲罷了。曾經飽受質疑的現代化理論，乘著樂觀主義的東風，當然也要改頭換面重出江湖。畢竟到最後，西方發達國家還是跟民主綁在了一起，什麼好事情都占全了，你需要有個理論去解釋。
比如普沃斯基（Przeworski）就回顧了二戰後幾十年民主與發展的關係並發現：雖然比較悲傷的是，民主與否似乎是個隨機事件，經濟發展並不像李普塞特所說的那樣，可以自動帶來民主。但是呢，經濟發展可以讓民主政權生存得更好，而民主政權又可以使經濟發展更健康，既有民主又有麵包，好事情還是可以湊一起的，用普沃斯基自己的話說就是“毫無代價”。
就在大約同一時期，政治學理論也迎來了幾個我們現在所熟悉的與民主有關的重要成果。一個是派特南（Putnam）在《使民主運轉起來》提出的社會資本概念：公民組織越活躍，民眾聯繫越緊密，社會資本就越高，就越有助於民主。雖然派特南實際上沒有很好地給出到底社會資本具體該如何定義如何測量，也沒有講明白運作機制究竟是什麼，但是這個理論仍然流行了起來，畢竟，社會和諧帶來民主，聽起來就很美。
另一個成果是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Acemoglu and Robinson）在《民主與專制的經濟起源》裡面提出的收入平等和民主的關係。他們的基本邏輯是，民主會推動收入再分配，如果收入很不平等，那麼民主化後精英就會失去更多，精英的強力鎮壓會阻礙民主，或者讓已經建立起的民主崩潰。同樣的，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的這一理論成了爆款。不光是因為他們有看起來酷炫的經濟學模型，也是因為他們契合了很多人心中的常識，收入公平促進民主，都是好事沒毛病啊。
如果說冷戰時期的研究還離我們比較遙遠的話，上述這些政治學成果大概跟我們所接觸到的很多常識很接近了。經濟發展，公民社會，收入公平……當然，把這幾樣條件綜合起來，還可以總結出美國政治學的最愛“中產階級”。總之，所有這些好東西都集齊了，就會毫無代價地召喚出最好的東西，民主。
然而冷戰後的好日子沒過多久，只要看到最新的世界大勢，我們就會發現事情並不簡單。再次拜歐美所賜，以特朗普為代表的新一代民粹以及歐美發達國家所出現的民主衰退，又要推動政治學理論的發展了。
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的那套收入分配理論是最早受到質疑的。因為雖然他們的經濟模型看起來完美無缺，但是對政治和歷史稍有常識的學者都會發現，他們所描述的跟事實不一樣啊，收入差距大的國家也能民主化，而民主化的國家也會出現收入差距的擴大。
只不過當年這一理論如日中天，很多學者們都覺得“雖然跟我所熟悉的案例對不上號，但是說不定我的研究是個例呢。”直到經過了十幾年的時間，大家頻繁地討論，終於發現好像自己的想法並非個例，才對這套收入再分配理論進行了系統的質疑。
比如考夫曼和哈加德（Kaufman and Haggard）就發現，收入再分配只能解釋一部分的民主化，而其它的民主化案例都是精英內部分化和妥協的結果。同樣的，民主的崩潰也不是源于精英對收入再分配的恐懼，而是制度虛弱，經濟危機，軍隊干政，民粹主義等眾多因素所導致的。
其實看到如今從拉美到歐美各國的經濟現狀，我們就會明白，收入再分配這套理論最大的一個問題在於民主其實沒能有效解決民眾對收入分配的需求。不管是因為精英把持了政權，還是因為政府無力推動經濟發展，最終民眾仍然無路可走，使得他們只能訴諸民粹。
中產階級和公民社會的名聲第一次被二戰前的德國人搞臭，但這肯定不是最後一次
社會資本的理論也是一樣。很多學者，包括派特南自己也發現，過於強大的公民社會並不一定是好事。就像二戰前的德國，公民社會過於強大而民主政權過於虛弱，一旦希特勒對公民組織加以動員和利用，魏瑪共和國就不堪一擊了。同樣的道理，如今歐美的民粹主義也是來自于成熟的公民社會。
所謂的公民社會本身不帶有任何進步的光環，完全取決於公民自身的意識形態，只不過湊巧如今我們看到了他們醜陋反動的一面罷了。當然，話說回來，公民社會的光環也是最近才被加上的，其實之前的很多政治學家覺得大眾總是吵吵嚷嚷無理取鬧反而會壞事，民主這麼優雅高貴的事情一般人是理解不了的，只能靠精英協商來解決。不知道如今是否又是一個輪回。
當然，說到輪回，如今最受打擊的，大概就是普沃斯基好不容易繞了一圈想要復興的現代化理論了。如果按照普沃斯基的理論，一個民主國家只要人均收入在6055美元以上，那麼這個國家的民主就固若金湯堅不可摧。為什麼是6055？其實並沒有什麼嚴格的理論依據，只是因為普沃斯基所記錄到的人均收入最高的民主崩潰案例就是1975年的阿根廷，當年阿根廷的人均收入就是6055美元。
然而我們想想也能明白，過去沒有記錄不代表未來不會發生，這樣的標準遲早是要被突破的。但是這一標準的重要之處在于提供了安全感，讓人們相信，只要達到了一定的標準，民主國家就會江山永固，那些民主崩潰的國家只不過是不夠努力罷了。如今歐美的民主衰退，擊潰的就是這樣一種安全感。
在以前，大家在提到民主國家的時候，總要區分“鞏固的（consolidated）”西方民主國家和“未鞏固的”新興民主國家。可是現在，這樣的區分變得毫無意義，曾經被認為鞏固的民主國家一個個都在經歷民主衰退，沒有國家是安全的。
委內瑞拉三十多年的民主在短短幾年崩潰的時候，大家還可以自我安慰這是石油的緣故。等如今土耳其這樣的中東模範，甚至匈牙利和波蘭這樣的高收入歐盟國家都開始變天，就再也沒有任何藉口了。幾年前大家還在讚頌東歐國家經濟轉型順利，民主制度堅實，公民社會繁榮，簡直就像別人家的孩子，整天被拎出來說事，用來敲打更東邊的那些國家。可是如今波蘭和匈牙利國內搞威權國外懟歐盟的時候，大家再去回顧他們的轉型歷史，這才發現精英腐敗，民眾憤怒，民主早已成了空殼。
波蘭和匈牙利早就結成了“非自由主義聯盟”，互相幫對方否決歐盟制裁
當然，美國政治學界看這些他國的民主衰退，最終的落腳點，還是那個如今穩坐白宮，讓全美政治學界不停被打臉的特朗普，以及他所代表的“美利堅分裂國”。當年信心滿滿的普沃斯基，如今談到美國的現狀，也在感歎：“我們的體制是被操控的，而且極其不公平，大多數人對它其實沒有真正的信心……接下來會怎麼發展？總歸好不到哪裡去。我能說的只是，我們當前的危機也將在可見的未來持續下去。”
所以大家如今又一起回到了摸著石頭過河的狀態。沒有什麼道路是確定的，沒有什麼結論是永恆的，其實這本就是科學的常態。只不過政治學這樣的社會科學，雖說立志於改變世界，但是跟變幻莫測的政治打交道久了，也遲早會被拖下水，被現實世界改變。更何況，即便很多人都明白世界有多複雜，都知道沒有任何結論是絕對正確的，但是他們仍然需要把模棱兩可的學術分析變成簡單粗暴的政策建議。路這麼多，沒一條是好的，你也只能選一條走下去。
有意思的是，老師給我們佈置這一學期比較政治的課程論文，就是對當今的幾個民主衰退的案例進行分析，找出背後的原因。結課的時候我問老師，他到底怎麼看待當前民主衰敗的現象，原因在哪裡。他的回答是：
“哎呀我不知道呐，所以才給你們佈置這項任務的……
“如果非要我說個原因，我想，大概是以前被認為只會發生在世界體系邊緣國家的事情，如今也出現在了世界體系的中心。在以前，西方發達國家的工人階級和政府是有社會契約的，美國政府可以在全球貿易體系下保障工人們有車有房，來維持政權的合法性。可是現在這個契約維持不住了。自從中國加了進來，美國工人的高生產率就沒有了，收入也沒有了，他們自然不願意再相信政府。產業轉移這樣的事情當然以前也有，但是中國這樣的體量，還是不一樣的……
……其實說到底，我們總覺得民主制度已經那麼多年了，應該足夠穩固。可是仔細想想，我們的民主狹義來看不過幾十年，廣義來看滿打滿算也就一百多年，我們就覺得時間很長了。可是當年羅馬共和國延續了幾百年，最後不是也亡了？羅馬帝國又挺了幾百年，照樣亡了。然後東羅馬帝國又續了幾百年，亡了。最後奧斯曼帝國過了幾百年，還是亡了……每個人都以為存在多年的事物就不會滅亡，但實際上我們可能就處在那個歷史的轉捩點。”
阿根廷裔老師的這番話在我聽起來可以說很中國了。
但是摩爾仍然注意到，在資產階級革命中，無數的英國農民並沒有享受到所謂的對私有產權和人身權利的保護，而是被合法地剝奪了財產和地位，好一點的年輕人可以流落城市成為低端勞力，剩下的便只能自生自滅。英國的現代化和民主化的代價，是上層地主和資產階級用合法的手段毀滅了農民階級，讓他們徹底消失在了政治舞臺。究其根本，現代化之所以一定要有暴力，是因為對於當時的大多數人來說，現代化意味著對傳統的割裂，對他們所熟悉的生活的拋棄，以及在很長一段時期內，生活水準的下降。如果真要客客氣氣地問人們想不想要現代化，大多數人是不想要的，只有靠少數人壓迫多數人才能實現。
當然，摩爾仍然認為暴力和革命是必要的，漸進主義的神話是不成立的。如果沒有革命，要麼是像德日一樣，由於無法與反動的舊秩序徹底割裂，從而興起法西斯政權，造成本國和他國的苦難。要麼是像印度那樣，雖然有幸未經革命就建立起了資產階級民主政權，但卻陷入到了落後與貧困之中，其人民遭受著的長久的苦難，怕是比革命付出的代價還要高昂。
所以最後摩爾自己也只能悲傷地發現，無論是古今中外的新舊制度都是建立在犧牲之上，壓迫總是要落到人民頭上，無非是在一種壓迫和另一種壓迫之間選罷了。
另一方面，從右派來看，亨廷頓（Huntington）則是對民主的適用性提出了質疑。在他看來，社會的現代化不會自動帶來和諧穩定的政治現代化。社會現代化是一個大眾不斷被動員的過程，而在這個過程中，舊的秩序被破壞，新的衝突被點燃，無論是城鎮化、教育，還是經濟發展，都會帶來政治動盪。而為了應對這種挑戰，實現政治上的現代化，真正重要的不是一個制度民主與否，而是這個制度是否足夠強大，可以將被動員起的民眾納入到政權裡。
從這個角度看，亨廷頓認為民主的英美和不民主的蘇聯都是一樣的，不管是被強制的還是自願，這些國家的民眾都在“參與”著這個政權，而不是游離於體系之外。與之相反，那些制度孱弱的國家，不管民主不民主，社會的動員能力超過了政體的容納能力，動亂和政變就會成為常態。沒有穩定的政治現代化，其餘的一切發展也都無從談起了。
不管有意還是無意，亨廷頓的理論實際上契合了冷戰時期美國的對外政策需要。畢竟當年大多數的亞非拉國家，一搞民主大多都是左派上臺，左派上臺又大多跟美國不對付。對於美國來講，根據亨廷頓的理論，用獨裁的右派來“解救”飽受左派民主之苦的廣大亞非拉民眾，豈不是兩全其美？
現代化理論雖然從提出開始就不斷有學界的質疑，但都實屬正常的學術討論，無損其理論根基。真正給現代化理論致命一擊的，還是來自美國政府自己在越南的所作所為。
冷戰期間的廣大不發達國家，其實給美國學者們真正實踐自己的現代化理論提供了難得的機會。現代化理論的領軍人物羅斯托（Rostow），當年就積極地參與越戰，試圖通過一小撮精英和官僚搞模範試點，自上而下以點帶面地在越南按照自己的理論推動現代化。當然，越戰的慘痛結局最後把羅斯托和整個現代化理論的名聲都葬送了。羅斯托這樣一個曾經的國家安全顧問以及學術明星，在越戰失敗脫離公職之後連麻省理工的老同事都不想接收他了。
說起來現代化理論也是有點冤，畢竟越戰本身就不是一個現代化問題，現代化的思路再正確，也不可能靠美國佔領軍的炸彈和子彈來推行。但是另一方面，羅斯托那樣的現代化理論家很清楚美國在幹什麼，自己在幹什麼。正如他的名著《經濟成長的階段》副標題“一篇非共產主義宣言”所揭示的，他的理論從一開始就是打算為政治服務的。堅信美國的對外干涉能夠實現他們理想中的現代化，這種政治上的幼稚是不可開脫的。
當年躊躇滿志的羅斯托給詹森總統講解他在越南的計畫
這同樣拜冷戰所賜，現代化理論式微帶來了依附理論的崛起。冷戰時期的反殖民和反帝鬥爭啟發了學者，讓很多人意識到，廣大亞非拉國家之所以貧窮落後，根本原因在於這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不平等。不發達國家處在體系的邊緣，只能依附於發達國家，在世界市場中永遠只能靠出賣資源為生而無法發展自身的工業，他們不光不能照搬英美的現代化道路，甚至連德國這樣的後發國家也無法模仿。特別是對於離上帝太遠而離美國太近的拉美地區來說，依附理論的邏輯是再熟悉不過了。
但是，依附理論跟現代化理論雖然對立，卻共用了同一個優點兼弱點，那就是好事成雙的美好願望。反殖民是好的，現代化也是好的，如果一邊反殖民就能順便現代化，可謂是一舉兩得。然而，且不論反殖民本身的難度，將問題過多地歸咎於體系，又會帶來對自身原因的忽視。隨著韓國新加坡等亞洲國家的崛起，依附理論也隨之衰落了。因為當時依附理論很難解釋，為什麼那些亞洲不發達國家，明明應該是邊緣國家，卻可以融入世界體系並以此完成現代化。
當然，依附理論關注全球體系的思想並沒有消亡，在後來的全球化理論中得到了繼承，但是其中反抗國際秩序的成分消磨掉了。更重要的是，亞洲新興國家的崛起，被總結成了新自由主義思想的勝利。理論界開始相信，亞洲國家之所以成為二戰後難得的現代化典範，正是因為他們堅持了新自由主義的政策，積極減少國家干預，積極參與國際市場。真正瞭解日韓那些國家歷史進程的人當然知道這並不是真的，但是這種解讀畢竟滿足了很多人又要市場又要發展的美好願望。
於是新自由主義的改革春風從八十年代開始就吹遍了亞非拉各國，冷戰結束後又席捲了共產主義轉型國家。巧合的是，這些國家本身也大多在經歷著民主轉型，於是民主與經濟的關係再一次變得緊密。
但是這裡又有一個問題。雖然對於自由主義的理論家們來說，市場是個好東西，民主也是個好東西，這倆東西湊一起似乎沒什麼代價。可是呢，那些因為改革丟了福利丟了工作的一般民眾不這麼想啊。於是搞新自由主義的學者和官員就很尷尬了，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呢？
焦頭爛額的學者們的對策是，偷偷地進村，打槍的不要。就好像宣導休克療法的著名經濟學家薩克斯（Sachs）教育改革者：“一般民眾是不知道改革的好處的……如果你想要搞價格放開，就不要討論，直接去做，因為所有人都會反對你……”
學者們的建議還是比較天真，不過是想著偷偷摸摸先斬後奏，而政治家們的手段就要犀利得多了。比如拉美在搞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時候，普遍的一個規律就是，上臺之前告訴大家自己反對改革，指責想搞改革的競選對手不顧民眾死活，從而獲取選票。等他們一到臺上，馬上就照著自己競選對手的政綱搞改革，留下一臉懵逼的民眾。
比如秘魯前總統藤森，以局外人身份競選，痛斥建制派政黨的改革方案，宣稱不需要新自由改革也能解決經濟危機。結果等他上臺，很快就全盤接受了IMF的改革方案。IMF也是投桃報李，在藤森後來解散議會搞“自我政變”的時候堅定地支持了他。
當然，至於藤森做這一切的動機到底是什麼，也沒有人能說得清。有人說藤森是有苦衷，發現國家經濟狀況不改革不行，只能依靠IMF的外援，所以最後藤森還是獲得了民眾的支持贏得連任就表明改革是成功的嘛。但是也有人表示藤森早在上臺之前就計畫好了要搞新自由主義改革順便給自己撈好處，藤森連任不是因為改革成功而只是反恐有功……當然，隨著藤森腐敗和濫權的醜聞被揭露之後，這些爭論似乎都不那麼重要了。
1992年，由於改革受阻，藤森下令坦克上街，議會解散，實施了一次“自我政變”
但是不管怎樣，冷戰勝利後，西方國家又開始恢復了理論自信道路自信，這些民主與市場的不合只不過是一些不和諧小插曲罷了。曾經飽受質疑的現代化理論，乘著樂觀主義的東風，當然也要改頭換面重出江湖。畢竟到最後，西方發達國家還是跟民主綁在了一起，什麼好事情都占全了，你需要有個理論去解釋。
比如普沃斯基（Przeworski）就回顧了二戰後幾十年民主與發展的關係並發現：雖然比較悲傷的是，民主與否似乎是個隨機事件，經濟發展並不像李普塞特所說的那樣，可以自動帶來民主。但是呢，經濟發展可以讓民主政權生存得更好，而民主政權又可以使經濟發展更健康，既有民主又有麵包，好事情還是可以湊一起的，用普沃斯基自己的話說就是“毫無代價”。
就在大約同一時期，政治學理論也迎來了幾個我們現在所熟悉的與民主有關的重要成果。一個是派特南（Putnam）在《使民主運轉起來》提出的社會資本概念：公民組織越活躍，民眾聯繫越緊密，社會資本就越高，就越有助於民主。雖然派特南實際上沒有很好地給出到底社會資本具體該如何定義如何測量，也沒有講明白運作機制究竟是什麼，但是這個理論仍然流行了起來，畢竟，社會和諧帶來民主，聽起來就很美。
另一個成果是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Acemoglu and Robinson）在《民主與專制的經濟起源》裡面提出的收入平等和民主的關係。他們的基本邏輯是，民主會推動收入再分配，如果收入很不平等，那麼民主化後精英就會失去更多，精英的強力鎮壓會阻礙民主，或者讓已經建立起的民主崩潰。同樣的，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的這一理論成了爆款。不光是因為他們有看起來酷炫的經濟學模型，也是因為他們契合了很多人心中的常識，收入公平促進民主，都是好事沒毛病啊。
如果說冷戰時期的研究還離我們比較遙遠的話，上述這些政治學成果大概跟我們所接觸到的很多常識很接近了。經濟發展，公民社會，收入公平……當然，把這幾樣條件綜合起來，還可以總結出美國政治學的最愛“中產階級”。總之，所有這些好東西都集齊了，就會毫無代價地召喚出最好的東西，民主。
然而冷戰後的好日子沒過多久，只要看到最新的世界大勢，我們就會發現事情並不簡單。再次拜歐美所賜，以特朗普為代表的新一代民粹以及歐美發達國家所出現的民主衰退，又要推動政治學理論的發展了。
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的那套收入分配理論是最早受到質疑的。因為雖然他們的經濟模型看起來完美無缺，但是對政治和歷史稍有常識的學者都會發現，他們所描述的跟事實不一樣啊，收入差距大的國家也能民主化，而民主化的國家也會出現收入差距的擴大。
只不過當年這一理論如日中天，很多學者們都覺得“雖然跟我所熟悉的案例對不上號，但是說不定我的研究是個例呢。”直到經過了十幾年的時間，大家頻繁地討論，終於發現好像自己的想法並非個例，才對這套收入再分配理論進行了系統的質疑。
比如考夫曼和哈加德（Kaufman and Haggard）就發現，收入再分配只能解釋一部分的民主化，而其它的民主化案例都是精英內部分化和妥協的結果。同樣的，民主的崩潰也不是源于精英對收入再分配的恐懼，而是制度虛弱，經濟危機，軍隊干政，民粹主義等眾多因素所導致的。
其實看到如今從拉美到歐美各國的經濟現狀，我們就會明白，收入再分配這套理論最大的一個問題在於民主其實沒能有效解決民眾對收入分配的需求。不管是因為精英把持了政權，還是因為政府無力推動經濟發展，最終民眾仍然無路可走，使得他們只能訴諸民粹。
中產階級和公民社會的名聲第一次被二戰前的德國人搞臭，但這肯定不是最後一次
社會資本的理論也是一樣。很多學者，包括派特南自己也發現，過於強大的公民社會並不一定是好事。就像二戰前的德國，公民社會過於強大而民主政權過於虛弱，一旦希特勒對公民組織加以動員和利用，魏瑪共和國就不堪一擊了。同樣的道理，如今歐美的民粹主義也是來自于成熟的公民社會。
所謂的公民社會本身不帶有任何進步的光環，完全取決於公民自身的意識形態，只不過湊巧如今我們看到了他們醜陋反動的一面罷了。當然，話說回來，公民社會的光環也是最近才被加上的，其實之前的很多政治學家覺得大眾總是吵吵嚷嚷無理取鬧反而會壞事，民主這麼優雅高貴的事情一般人是理解不了的，只能靠精英協商來解決。不知道如今是否又是一個輪回。
當然，說到輪回，如今最受打擊的，大概就是普沃斯基好不容易繞了一圈想要復興的現代化理論了。如果按照普沃斯基的理論，一個民主國家只要人均收入在6055美元以上，那麼這個國家的民主就固若金湯堅不可摧。為什麼是6055？其實並沒有什麼嚴格的理論依據，只是因為普沃斯基所記錄到的人均收入最高的民主崩潰案例就是1975年的阿根廷，當年阿根廷的人均收入就是6055美元。
然而我們想想也能明白，過去沒有記錄不代表未來不會發生，這樣的標準遲早是要被突破的。但是這一標準的重要之處在于提供了安全感，讓人們相信，只要達到了一定的標準，民主國家就會江山永固，那些民主崩潰的國家只不過是不夠努力罷了。如今歐美的民主衰退，擊潰的就是這樣一種安全感。
在以前，大家在提到民主國家的時候，總要區分“鞏固的（consolidated）”西方民主國家和“未鞏固的”新興民主國家。可是現在，這樣的區分變得毫無意義，曾經被認為鞏固的民主國家一個個都在經歷民主衰退，沒有國家是安全的。
委內瑞拉三十多年的民主在短短幾年崩潰的時候，大家還可以自我安慰這是石油的緣故。等如今土耳其這樣的中東模範，甚至匈牙利和波蘭這樣的高收入歐盟國家都開始變天，就再也沒有任何藉口了。幾年前大家還在讚頌東歐國家經濟轉型順利，民主制度堅實，公民社會繁榮，簡直就像別人家的孩子，整天被拎出來說事，用來敲打更東邊的那些國家。可是如今波蘭和匈牙利國內搞威權國外懟歐盟的時候，大家再去回顧他們的轉型歷史，這才發現精英腐敗，民眾憤怒，民主早已成了空殼。
波蘭和匈牙利早就結成了“非自由主義聯盟”，互相幫對方否決歐盟制裁
當然，美國政治學界看這些他國的民主衰退，最終的落腳點，還是那個如今穩坐白宮，讓全美政治學界不停被打臉的特朗普，以及他所代表的“美利堅分裂國”。當年信心滿滿的普沃斯基，如今談到美國的現狀，也在感歎：“我們的體制是被操控的，而且極其不公平，大多數人對它其實沒有真正的信心……接下來會怎麼發展？總歸好不到哪裡去。我能說的只是，我們當前的危機也將在可見的未來持續下去。”
所以大家如今又一起回到了摸著石頭過河的狀態。沒有什麼道路是確定的，沒有什麼結論是永恆的，其實這本就是科學的常態。只不過政治學這樣的社會科學，雖說立志於改變世界，但是跟變幻莫測的政治打交道久了，也遲早會被拖下水，被現實世界改變。更何況，即便很多人都明白世界有多複雜，都知道沒有任何結論是絕對正確的，但是他們仍然需要把模棱兩可的學術分析變成簡單粗暴的政策建議。路這麼多，沒一條是好的，你也只能選一條走下去。
有意思的是，老師給我們佈置這一學期比較政治的課程論文，就是對當今的幾個民主衰退的案例進行分析，找出背後的原因。結課的時候我問老師，他到底怎麼看待當前民主衰敗的現象，原因在哪裡。他的回答是：
“哎呀我不知道呐，所以才給你們佈置這項任務的……
“如果非要我說個原因，我想，大概是以前被認為只會發生在世界體系邊緣國家的事情，如今也出現在了世界體系的中心。在以前，西方發達國家的工人階級和政府是有社會契約的，美國政府可以在全球貿易體系下保障工人們有車有房，來維持政權的合法性。可是現在這個契約維持不住了。自從中國加了進來，美國工人的高生產率就沒有了，收入也沒有了，他們自然不願意再相信政府。產業轉移這樣的事情當然以前也有，但是中國這樣的體量，還是不一樣的……
……其實說到底，我們總覺得民主制度已經那麼多年了，應該足夠穩固。可是仔細想想，我們的民主狹義來看不過幾十年，廣義來看滿打滿算也就一百多年，我們就覺得時間很長了。可是當年羅馬共和國延續了幾百年，最後不是也亡了？羅馬帝國又挺了幾百年，照樣亡了。然後東羅馬帝國又續了幾百年，亡了。最後奧斯曼帝國過了幾百年，還是亡了……每個人都以為存在多年的事物就不會滅亡，但實際上我們可能就處在那個歷史的轉捩點。”
阿根廷裔老師的這番話在我聽起來可以說很中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