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
【題記】2017年12月10日， 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舉辦第二屆國家發展論壇， 本屆論壇的主題為“國家發展進程中的改革開放”暨“紀念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系列活動啟動式。 本文根據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汪浩在論壇上的演講整理。
我今天報告的觀點得益於與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范保群老師和鄢萍老師的討論。
從發展的角度來講， 一個國家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這個國家的企業的發展。 企業發展得好， 國家經濟才能發展得好。 中國經濟在之前的40年能夠取得這麼高的發展速度， 從邏輯上講， 是中國的企業發展得好。 企業在中國的環境下取得好的發展， 不可能與提供經濟運行平臺的各級政府無關， 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是發展經濟學的一個永恆的主題。
人們經常把經濟學家歸為“市場派”或“政府派”。 市場派的經濟學家反對政府介入微觀經濟運作，
政府派的經濟學家大多承認市場在配置資源上的主導作用， 即認為市場是基本有效的， 只是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 需要政府提供説明。 市場機制與政府機制各有所長， 應該取長補短而不是非此即彼。 或許是受到哈耶克、弗裡德曼等經典作者的影響， 許多經濟學家極力推崇沒有政府干預的自由選擇， 不僅是出於學術判斷， 還是出於某種價值判斷， 這也許是為什麼關於市場與政府的爭論經常變得情緒化。
就個人來講， 我更偏向政府派一些。 其中的邏輯很簡單， 中國經濟的兩個特點說明市場機制不可能是效率的唯一源泉。 一方面， 中國經濟在最近40年的表現非常出眾。 很多國家（如一些非洲國家）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跟中國的經濟發展水準差不多， 現在則比中國落後很多， 經濟發展長期乏力， 人民生活與中國相比非常貧困。 毫無疑問， 中國經濟創造了發展上的奇跡。 另一方面， 中國經濟的強項從來都不是自由市場。 中國經濟是轉型經濟，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前的計劃經濟逐漸轉向市場經濟， 直到現在， 市場經濟也不是很完善， 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參與和干預較多， 一些主要經濟體至今拒絕承認我們的市場經濟地位。
我們打個比方， 按照市場派的觀點， 如果說一個國家實行的是計劃經濟， 那麼經濟發展會比較慢， 就好比一個病人不如健康人跑得快。 如果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 那麼就好比病人身體逐漸恢復， 於是越跑越快， 也就是說“加速度”較大。 儘管如此， 恢復中的病人的奔跑速度仍應該低於健康人。 同樣道理， 如果市場機制是效率的源泉， 那麼那些一開始就是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家， 應該一直發展得比轉型中的中國更快， 而事實並非如此。 所以簡單地用市場經濟轉型來解釋中國經濟的發展， 從邏輯上說不通。
對中國奇跡的解釋， 比較常見的觀點大概有以下幾類。
第一， 中國經濟奇跡源自聰明的市場化改革。 這種觀點認為中國很幸運地做對了一些事情， 特別是建立符合國情的市場經濟體制， 或者中國的領導人非常聰明， 每次遇到問題都能很好解決。 這裡有兩個關鍵字， 一個是市場化， 一個是聰明的領導人。 如前所述， 中國的市場化直到今天也不是十分完美， 單純用市場化來解釋中國經濟奇跡不合邏輯。 我們的領導人確實非常聰明， 但是全世界有那麼多的市場經濟國家， 他們的領導人都不聰明？他們總是找不到好的改革措施？或者他們反復遇到不好的運氣？這個看法顯然缺乏說服力。 我相信嚴肅的經濟學家一般不會用“領導人比較聰明”作為主要依據來解釋經濟發展奇跡， 這不容易令人信服。
第二，市場化改革釋放了被中央計畫壓制的活力。這個觀點認為市場化改革使得錯配的資源得以有效分配，從而實現經濟的迅速發展，也就是說，計劃經濟體通過市場化改革可以（至少在短期）實現比市場經濟體更快的增長。這個觀點是否正確需要檢驗，不宜輕易下結論，但是應該指出的是，“改革釋放活力”的邏輯需要一個前提，即在計劃經濟時期，雖然經濟效率低下，但是仍然積攢了某種“活力”，或者說創造了某種特殊形式的價值，否則不可能通過改革實現比市場經濟體更快的增長。我個人認為這一點可信度不高，尤其是當時間跨度較長時。我也很好奇為什麼一些市場派的經濟學家會支持這個看法，因為對市場派而言，計劃經濟只能扼殺活力。
第三，中國經濟奇跡源自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很多人相信我們在改革開放以來，充分利用了巨量的“人口紅利”來實現快速的經濟發展。這個理論或許有一定道理，人口紅利對中國經濟發展肯定是有非常大的作用，但是世界上有人口紅利的國家很多，為什麼他們的經濟並沒有發展得很好？他們有西式的民主制度，有自由的市場，有年輕的人口，但是經濟表現並不出眾，可見用人口紅利來解釋中國經濟奇跡可能有一定局限性。
西方經濟學認為市場機制是有效的，“人人為自己，上帝為大家”，每個人從利己主義出發勤奮工作，整個社會就實現了有效的資源配置和較快的經濟發展。但是隨著資訊經濟學研究的深入，這個看法受到越來越多的挑戰。人們勤奮工作的目的既可能是為了創造更多財富，也可能是為了欺騙或誤導。複雜資訊環境下的策略性博弈使得個體最優的決策未必總能實現整體最優的結果。
很多經濟學家強調競爭的神奇作用，競爭的確為人們的經濟活動提供了強大激勵，但是現代經濟的核心特徵不僅僅是競爭，還有社會分工。現代化大生產要求企業各司其職，以交易為紐帶進行密切合作。很多研究都表明，隨著社會分工的複雜程度上升，合作的難度越來越大。具體而言，由於有各種不對稱資訊和不確定性問題的存在，經濟主體之間容易陷入各種惡性博弈困境，導致合作效率下降。需要進行合作的主體越多，資訊不對稱程度越高，法律法規越不完善，合作就越困難，基於分散決策的市場經濟的效率就越不理想。
協作經常是一個十分複雜的過程。比如某人要辦一個企業，需要有具備不同才幹的合作者，這是一種協作；辦了企業之後需要有上下游產業的配套，這也是一種協作。這些協作都不是容易完成的事情，非常考驗企業家的能力。
大部分協作都是通過協作各方直接談判達成，但談判並不總是能形成高效率的解決辦法。我們經常看到這樣的現象，兩個人明明有通過合作共同獲益的機會，但是為了從合作的紅利中分得較大的份額，雙方都會策略性地提出過分的要求，並拒不讓步，最終導致談判失敗。由於惡性博弈導致合作失敗的現象在現實世界十分常見。
協力廠商協調經常能幫助談判各方達成合作。協力廠商協調人未必有比當事人更多的資訊，但是“當事者迷，旁觀者清”，置身利益紛爭之外的協調者能夠更客觀地看清合作之道，可以敦促各方各退一步或協同步調。當具有公信力的協調人建議各方同時做出符合整體利益的行動時，往往能夠為當事各方所接受，實現當事人無法自行實現的合作。
人類社會中有許多解決合作失敗問題的協力廠商機制，例如調解制度、仲裁制度、司法制度等，一些自發形成的組織，如行業協會，民間團體等，也可以起到協調的作用，協調主體多種多樣。協調的作用有時是驚人的，例如在社區房屋建設上，各家各戶分散獨立決策的後果幾乎是災難性的，“貧民窟”或“城中村”的混亂狀況就是例子。只有在集中統一協調下，才可能建設宜居有序的社區。
政府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協調主體。政府代表國家利益，在經濟生活中基本上是利益中性，不會過於偏袒某一方，因此可以成為比較可信的協調者。另一方面，政府擁有行政權力，具有一定的資源配置能力，因此可以成為比較有力的協調者。
我國各級政府為經濟活動提供了大量的協調服務。例如，產業集聚可以大幅度地降低企業成本，但是因為涉及的企業多且關係複雜，通過企業間談判自發形成產業集聚往往很困難，而且一般耗時漫長。地方政府通過定向“招商引資”和一定的優惠政策，可以顯著增強企業家信心，加速產業集聚的形成，這也是國內外區域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經驗。
關於市場經濟，大家經常用一個比喻，即政府就像裁判員，作用是確保運動員遵守遊戲規則。如果足球場上的裁判員像運動員一樣伸腳踢球，那麼球賽就沒有意義了。這個邏輯聽起來很有道理，但問題是這個比喻合理嗎？經濟活動並不是一場比賽，其主要目的是創造價值，而不是擊敗對手。
價值創造是通過社會分工來實現的，只有通過分工才有規模效益，才能讓每個人發揮各自的強項。分工就意味著合作，每個人都為其他人生產，然後進行交易，而交易不是競賽，而是合作。與其把政府比喻成裁判員，不如說是調度員，正如鐵路系統的各個地方分局不能獨立決定車次的安排，而必須在一定程度上服從集中調度。在經濟生活中，雖然資源配置應主要依靠市場機制，但是政府的協調可以使得龐大的經濟體系運行得更加順暢，而不是相互掣肘。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是社會化大生產與生產資料私有制之間的矛盾，這個論斷深刻揭示了頂層協調的重要性。生產資料私有制導致了分散決策，而分散決策跟社會化大生產之間存在矛盾，每個人做出自以為最好的決策，整個社會不一定能夠順暢運行，可能出現經濟危機等供求協調失敗的結果。
在西方經濟學的教科書中，經常有關於社會分工的模型。比如在貿易理論中的比較優勢模型中，每個國家（或地區）只需生產自己有成本優勢的產品，然後進行交易，即可實現“雙贏”。但這個演示性的模型遠遠低估了現實世界中極其複雜的分工協作的難度，也高估了基於分散決策的市場機制的效率。
政府協調的方式之一是制定（狹義的）產業政策，推動特定產業的發展。在一些比較貧窮落後的國家或地區，產業政策對發展經濟非常有效。在這些地方，民間力量非常薄弱，無論是資金技術力量還是人才儲備都非常不足。相比之下，政府部門集中了不少見多識廣的人才，讓他們去整合經濟資源、引導經濟發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隨著經濟發展水準的提升，生產技術和經濟結構越來越複雜，政府引導的難度越來越大，犯錯誤的可能性也越來越大。同時，企業逐漸有能力進行較大規模的投資，企業家也可能比政府更能夠看清產業發展的前景和方向，因此產業政策的重要性逐漸降低。
在新中國建國初期，重工業幾乎是一片空白。大投入大產出的重工業發展要求各產業的發展高度協同，例如單獨建設一個大型鋼鐵廠，既無法解決原料來源問題，也無法解決鋼材去向問題，只有同步建設煤礦，製造業等上下游企業，才能打通產業鏈，而這需要大量的強有力的協調。另一方面，由於當時民間經濟力量十分弱小，僅有少量輕工業基礎，幾乎不可能自發地出現重工業投資。1953-1957年，我國實施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在蘇聯的幫助下，中國政府主導建設了150個工業項目，初步形成完整的重工業體系。在當時西方國家普遍對我國進行經濟封鎖的情況下，這些重工業對後來的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和國防安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雖然當時的計劃經濟體制已經開始顯現出弊端，但是政府統一規劃和“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正面作用也是明顯的。
我在非洲訪問時曾聽說過一個有趣的案例。中國企業在當地援建了一座水電站，完成後本應交給東道國管理，但是發現交不出去，因為在該國找不到足夠的水電技術人才來接管，中國企業只能繼續幫忙運營電站。該水電站對該國極為重要，投產後立刻改變了首都地區夜晚的亮度，而這個項目只能在政府主導下完成，市場機制並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曾有當地的青年學生來中國學習水利水電，但是學成回國後找不到工作，因此之後就沒有人再學了。當政府引入中國援建的水電專案後，本應該及時派出留學生到中國學習水電，以便將來進行接管，但顯然當地政府在這件事上沒有協調好。
央視新聞聯播曾經報導過一個內蒙古絨山羊產業發展的例子。內蒙古伊金霍洛旗蘇布林嘎鎮是一個有代表性的農牧業大鎮，近年來由於監管不到位，造成的過度放牧和草原沙化，使得羊絨品質降低。蘇布林嘎鎮在中央和地方專案資金支援下，建立現代養殖園區，設立白絨山羊交易中心，與畜牧業科研院所合作，為養殖戶提供優質種公羊以及養殖技術支援，有效促進了當地白絨山羊產業的發展。可以想像，如果政府不出面組織，僅依靠市場力量，那麼當地經濟的發展會是一個什麼樣的局面。經濟發展速度就是GDP增長量除以時間，做事情的時間越長，經濟發展的速度就越慢。
在西方經濟學中有一個常見的概念叫交易成本。交易成本表面上是關於交易活動的成本，但是實際上是一個非常廣的概念，我所說的協調成本與廣義的交易成本基本一致。關於交易成本有一個非常著名的結論，叫“科斯定理”，即在權屬關係明確的情況下，如果沒有交易成本，那麼自由交易總是可以實現“帕累托有效”的資源配置結果。這個結論似乎高度支持市場派經濟學家的觀點，即只要政府明確經濟行為規則，自由交易的市場機制就是有效的。但是很多研究都表明，交易成本其實無處不在而且往往非常顯著，使得有效資源配置並不容易形成。如果沒有交易成本，那麼世界上就不會有兩敗俱傷的（帕累托無效的）戰爭，而事實上戰爭十分常見。
林毅夫教授曾舉過一個外商投資的例子，非常有代表性。上世紀80年代，美國英特爾公司曾考慮把一部分晶片生產佈局到拉丁美洲，以分散風險。公司首先找到南美洲較發達的國家智利，希望政府在土地、基礎設施、教育等方面提供幫助。智利政府表示歡迎，但要求英特爾通過市場解決各種要素需求。英特爾的評估是這樣的投資基本不可行，不得已轉向哥斯大黎加，哥斯大黎加政府很快滿足了英特爾的所有條件，雙方順利達成合作。這次合作最終極大地推動了哥斯大黎加的經濟轉型和發展。對於一個大型外企的投資，在市場機制下極易形成各種惡性博弈現象，因為任何一個環節都可能事關整個項目的成敗，“敲竹槓”現象會層出不窮。沒有當地政府的協調，大型外商投資專案成功的可能性很低。
我的觀點核心是：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經濟奇跡，與中國各級政府強大的協調能力有很大關係。我國的“民主集中制”既防止了獨裁，又避免了權力過度分散，使得各級官員既有一定的資源配置能力，又可以集中精力抓經濟建設。
當然大家也會問，外國政府不是也能提供協調服務嗎？例如福耀的曹德旺和鴻海的郭台銘在美國的投資就得到當地政府的協助甚至補貼。外國政府確實也會提供一定的協調服務，但是在程度上要遠遜於中國。政府行為與政治體制有很大關係，在西式民主的國家，政府官員或政治人物的首要訴求是獲取選票，對官員來說，關注一些日常民生事件遠比“招商引資”更有利於贏得選票，更何況招商引資行為很難不招致反對黨的腐敗指控。在“民粹”盛行的今天，西式民主下的政府在發展經濟上的能力可能進一步降低。
人們對政府協調最大的憂慮可能是政府低效與腐敗問題。如果將政府視為公共服務的提供者，那麼這個“行業”的績效很難度量，而且存在極大的“道德風險”。如果對政府官員採用高強度的績效激勵（例如按稅收收入激勵稅務官員，按罰單數量激勵交通警察等），那麼由於資訊不對稱，必然會出現嚴重的行為扭曲，很可能形成不好的結果。理論和經驗研究都表明，在“道德風險”問題嚴重的情況下，採用強激勵機制並不可取。而採用弱激勵的必然結果就是效率不可能很高，除非官員有利他主義精神。弱激勵機制的另一個問題就是腐敗，當官員行為高度不可觀察時，一定程度的腐敗也難以避免。
既然對政府官員不可能實行強激勵，解決政府低效與腐敗問題的主要辦法只能是加強監督。只要行政行為保持高度透明，低效和腐敗的問題就會有限。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看到，官員未必都追求狹義的個人利益最大化，他們經常在不同程度上追求“成就感”或“個人實現”，形成一定的利他主義行為。對於很多官員而言，即使行為有不當之處，其貢獻也可能遠大於其過錯。我國的確一度出現過嚴重的腐敗問題，妨礙了經濟發展，因此反腐敗工作十分重要。同時，不能因為少數的低效率和腐敗現象，而低估政府工作的極端重要性。
如何在充分發揮政府協調作用的同時，而不至於走上“通往奴役之路”，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重大問題，但決不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在我看來，不斷加強執政黨的“党的建設”，時刻將群眾利益掛在嘴邊，放在心上，落實在手，就能有效地防止形成代表特定利益集團的獨裁政權。黨建決不是廉價的語言，而是具有實實在在的引領作用，是執政黨的生命線。當一個長期執政的政黨不再談論黨建，離變質也就不遠。自由派人士不相信党建，只相信激勵和制衡，這個觀點並沒有充分的依據，歷史上從民主演變成民粹，再演變成獨裁的案例並不鮮見。
總之，在以市場為主配置資源的同時，我國各級政府為經濟運行提供了大量協調服務，這是中國經濟運行的顯著特點，也是四十年來中國經濟奇跡背後的核心驅動力。中國的成功絕非因為偶然選對了一些政策，而是因為堅持了有效的基本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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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容易令人信服。第二，市場化改革釋放了被中央計畫壓制的活力。這個觀點認為市場化改革使得錯配的資源得以有效分配，從而實現經濟的迅速發展，也就是說，計劃經濟體通過市場化改革可以（至少在短期）實現比市場經濟體更快的增長。這個觀點是否正確需要檢驗，不宜輕易下結論，但是應該指出的是，“改革釋放活力”的邏輯需要一個前提，即在計劃經濟時期，雖然經濟效率低下，但是仍然積攢了某種“活力”，或者說創造了某種特殊形式的價值，否則不可能通過改革實現比市場經濟體更快的增長。我個人認為這一點可信度不高，尤其是當時間跨度較長時。我也很好奇為什麼一些市場派的經濟學家會支持這個看法，因為對市場派而言，計劃經濟只能扼殺活力。
第三，中國經濟奇跡源自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很多人相信我們在改革開放以來，充分利用了巨量的“人口紅利”來實現快速的經濟發展。這個理論或許有一定道理，人口紅利對中國經濟發展肯定是有非常大的作用，但是世界上有人口紅利的國家很多，為什麼他們的經濟並沒有發展得很好？他們有西式的民主制度，有自由的市場，有年輕的人口，但是經濟表現並不出眾，可見用人口紅利來解釋中國經濟奇跡可能有一定局限性。
西方經濟學認為市場機制是有效的，“人人為自己，上帝為大家”，每個人從利己主義出發勤奮工作，整個社會就實現了有效的資源配置和較快的經濟發展。但是隨著資訊經濟學研究的深入，這個看法受到越來越多的挑戰。人們勤奮工作的目的既可能是為了創造更多財富，也可能是為了欺騙或誤導。複雜資訊環境下的策略性博弈使得個體最優的決策未必總能實現整體最優的結果。
很多經濟學家強調競爭的神奇作用，競爭的確為人們的經濟活動提供了強大激勵，但是現代經濟的核心特徵不僅僅是競爭，還有社會分工。現代化大生產要求企業各司其職，以交易為紐帶進行密切合作。很多研究都表明，隨著社會分工的複雜程度上升，合作的難度越來越大。具體而言，由於有各種不對稱資訊和不確定性問題的存在，經濟主體之間容易陷入各種惡性博弈困境，導致合作效率下降。需要進行合作的主體越多，資訊不對稱程度越高，法律法規越不完善，合作就越困難，基於分散決策的市場經濟的效率就越不理想。
協作經常是一個十分複雜的過程。比如某人要辦一個企業，需要有具備不同才幹的合作者，這是一種協作；辦了企業之後需要有上下游產業的配套，這也是一種協作。這些協作都不是容易完成的事情，非常考驗企業家的能力。
大部分協作都是通過協作各方直接談判達成，但談判並不總是能形成高效率的解決辦法。我們經常看到這樣的現象，兩個人明明有通過合作共同獲益的機會，但是為了從合作的紅利中分得較大的份額，雙方都會策略性地提出過分的要求，並拒不讓步，最終導致談判失敗。由於惡性博弈導致合作失敗的現象在現實世界十分常見。
協力廠商協調經常能幫助談判各方達成合作。協力廠商協調人未必有比當事人更多的資訊，但是“當事者迷，旁觀者清”，置身利益紛爭之外的協調者能夠更客觀地看清合作之道，可以敦促各方各退一步或協同步調。當具有公信力的協調人建議各方同時做出符合整體利益的行動時，往往能夠為當事各方所接受，實現當事人無法自行實現的合作。
人類社會中有許多解決合作失敗問題的協力廠商機制，例如調解制度、仲裁制度、司法制度等，一些自發形成的組織，如行業協會，民間團體等，也可以起到協調的作用，協調主體多種多樣。協調的作用有時是驚人的，例如在社區房屋建設上，各家各戶分散獨立決策的後果幾乎是災難性的，“貧民窟”或“城中村”的混亂狀況就是例子。只有在集中統一協調下，才可能建設宜居有序的社區。
政府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協調主體。政府代表國家利益，在經濟生活中基本上是利益中性，不會過於偏袒某一方，因此可以成為比較可信的協調者。另一方面，政府擁有行政權力，具有一定的資源配置能力，因此可以成為比較有力的協調者。
我國各級政府為經濟活動提供了大量的協調服務。例如，產業集聚可以大幅度地降低企業成本，但是因為涉及的企業多且關係複雜，通過企業間談判自發形成產業集聚往往很困難，而且一般耗時漫長。地方政府通過定向“招商引資”和一定的優惠政策，可以顯著增強企業家信心，加速產業集聚的形成，這也是國內外區域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經驗。
關於市場經濟，大家經常用一個比喻，即政府就像裁判員，作用是確保運動員遵守遊戲規則。如果足球場上的裁判員像運動員一樣伸腳踢球，那麼球賽就沒有意義了。這個邏輯聽起來很有道理，但問題是這個比喻合理嗎？經濟活動並不是一場比賽，其主要目的是創造價值，而不是擊敗對手。
價值創造是通過社會分工來實現的，只有通過分工才有規模效益，才能讓每個人發揮各自的強項。分工就意味著合作，每個人都為其他人生產，然後進行交易，而交易不是競賽，而是合作。與其把政府比喻成裁判員，不如說是調度員，正如鐵路系統的各個地方分局不能獨立決定車次的安排，而必須在一定程度上服從集中調度。在經濟生活中，雖然資源配置應主要依靠市場機制，但是政府的協調可以使得龐大的經濟體系運行得更加順暢，而不是相互掣肘。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是社會化大生產與生產資料私有制之間的矛盾，這個論斷深刻揭示了頂層協調的重要性。生產資料私有制導致了分散決策，而分散決策跟社會化大生產之間存在矛盾，每個人做出自以為最好的決策，整個社會不一定能夠順暢運行，可能出現經濟危機等供求協調失敗的結果。
在西方經濟學的教科書中，經常有關於社會分工的模型。比如在貿易理論中的比較優勢模型中，每個國家（或地區）只需生產自己有成本優勢的產品，然後進行交易，即可實現“雙贏”。但這個演示性的模型遠遠低估了現實世界中極其複雜的分工協作的難度，也高估了基於分散決策的市場機制的效率。
政府協調的方式之一是制定（狹義的）產業政策，推動特定產業的發展。在一些比較貧窮落後的國家或地區，產業政策對發展經濟非常有效。在這些地方，民間力量非常薄弱，無論是資金技術力量還是人才儲備都非常不足。相比之下，政府部門集中了不少見多識廣的人才，讓他們去整合經濟資源、引導經濟發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隨著經濟發展水準的提升，生產技術和經濟結構越來越複雜，政府引導的難度越來越大，犯錯誤的可能性也越來越大。同時，企業逐漸有能力進行較大規模的投資，企業家也可能比政府更能夠看清產業發展的前景和方向，因此產業政策的重要性逐漸降低。
在新中國建國初期，重工業幾乎是一片空白。大投入大產出的重工業發展要求各產業的發展高度協同，例如單獨建設一個大型鋼鐵廠，既無法解決原料來源問題，也無法解決鋼材去向問題，只有同步建設煤礦，製造業等上下游企業，才能打通產業鏈，而這需要大量的強有力的協調。另一方面，由於當時民間經濟力量十分弱小，僅有少量輕工業基礎，幾乎不可能自發地出現重工業投資。1953-1957年，我國實施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在蘇聯的幫助下，中國政府主導建設了150個工業項目，初步形成完整的重工業體系。在當時西方國家普遍對我國進行經濟封鎖的情況下，這些重工業對後來的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和國防安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雖然當時的計劃經濟體制已經開始顯現出弊端，但是政府統一規劃和“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正面作用也是明顯的。
我在非洲訪問時曾聽說過一個有趣的案例。中國企業在當地援建了一座水電站，完成後本應交給東道國管理，但是發現交不出去，因為在該國找不到足夠的水電技術人才來接管，中國企業只能繼續幫忙運營電站。該水電站對該國極為重要，投產後立刻改變了首都地區夜晚的亮度，而這個項目只能在政府主導下完成，市場機制並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曾有當地的青年學生來中國學習水利水電，但是學成回國後找不到工作，因此之後就沒有人再學了。當政府引入中國援建的水電專案後，本應該及時派出留學生到中國學習水電，以便將來進行接管，但顯然當地政府在這件事上沒有協調好。
央視新聞聯播曾經報導過一個內蒙古絨山羊產業發展的例子。內蒙古伊金霍洛旗蘇布林嘎鎮是一個有代表性的農牧業大鎮，近年來由於監管不到位，造成的過度放牧和草原沙化，使得羊絨品質降低。蘇布林嘎鎮在中央和地方專案資金支援下，建立現代養殖園區，設立白絨山羊交易中心，與畜牧業科研院所合作，為養殖戶提供優質種公羊以及養殖技術支援，有效促進了當地白絨山羊產業的發展。可以想像，如果政府不出面組織，僅依靠市場力量，那麼當地經濟的發展會是一個什麼樣的局面。經濟發展速度就是GDP增長量除以時間，做事情的時間越長，經濟發展的速度就越慢。
在西方經濟學中有一個常見的概念叫交易成本。交易成本表面上是關於交易活動的成本，但是實際上是一個非常廣的概念，我所說的協調成本與廣義的交易成本基本一致。關於交易成本有一個非常著名的結論，叫“科斯定理”，即在權屬關係明確的情況下，如果沒有交易成本，那麼自由交易總是可以實現“帕累托有效”的資源配置結果。這個結論似乎高度支持市場派經濟學家的觀點，即只要政府明確經濟行為規則，自由交易的市場機制就是有效的。但是很多研究都表明，交易成本其實無處不在而且往往非常顯著，使得有效資源配置並不容易形成。如果沒有交易成本，那麼世界上就不會有兩敗俱傷的（帕累托無效的）戰爭，而事實上戰爭十分常見。
林毅夫教授曾舉過一個外商投資的例子，非常有代表性。上世紀80年代，美國英特爾公司曾考慮把一部分晶片生產佈局到拉丁美洲，以分散風險。公司首先找到南美洲較發達的國家智利，希望政府在土地、基礎設施、教育等方面提供幫助。智利政府表示歡迎，但要求英特爾通過市場解決各種要素需求。英特爾的評估是這樣的投資基本不可行，不得已轉向哥斯大黎加，哥斯大黎加政府很快滿足了英特爾的所有條件，雙方順利達成合作。這次合作最終極大地推動了哥斯大黎加的經濟轉型和發展。對於一個大型外企的投資，在市場機制下極易形成各種惡性博弈現象，因為任何一個環節都可能事關整個項目的成敗，“敲竹槓”現象會層出不窮。沒有當地政府的協調，大型外商投資專案成功的可能性很低。
我的觀點核心是：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經濟奇跡，與中國各級政府強大的協調能力有很大關係。我國的“民主集中制”既防止了獨裁，又避免了權力過度分散，使得各級官員既有一定的資源配置能力，又可以集中精力抓經濟建設。
當然大家也會問，外國政府不是也能提供協調服務嗎？例如福耀的曹德旺和鴻海的郭台銘在美國的投資就得到當地政府的協助甚至補貼。外國政府確實也會提供一定的協調服務，但是在程度上要遠遜於中國。政府行為與政治體制有很大關係，在西式民主的國家，政府官員或政治人物的首要訴求是獲取選票，對官員來說，關注一些日常民生事件遠比“招商引資”更有利於贏得選票，更何況招商引資行為很難不招致反對黨的腐敗指控。在“民粹”盛行的今天，西式民主下的政府在發展經濟上的能力可能進一步降低。
人們對政府協調最大的憂慮可能是政府低效與腐敗問題。如果將政府視為公共服務的提供者，那麼這個“行業”的績效很難度量，而且存在極大的“道德風險”。如果對政府官員採用高強度的績效激勵（例如按稅收收入激勵稅務官員，按罰單數量激勵交通警察等），那麼由於資訊不對稱，必然會出現嚴重的行為扭曲，很可能形成不好的結果。理論和經驗研究都表明，在“道德風險”問題嚴重的情況下，採用強激勵機制並不可取。而採用弱激勵的必然結果就是效率不可能很高，除非官員有利他主義精神。弱激勵機制的另一個問題就是腐敗，當官員行為高度不可觀察時，一定程度的腐敗也難以避免。
既然對政府官員不可能實行強激勵，解決政府低效與腐敗問題的主要辦法只能是加強監督。只要行政行為保持高度透明，低效和腐敗的問題就會有限。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看到，官員未必都追求狹義的個人利益最大化，他們經常在不同程度上追求“成就感”或“個人實現”，形成一定的利他主義行為。對於很多官員而言，即使行為有不當之處，其貢獻也可能遠大於其過錯。我國的確一度出現過嚴重的腐敗問題，妨礙了經濟發展，因此反腐敗工作十分重要。同時，不能因為少數的低效率和腐敗現象，而低估政府工作的極端重要性。
如何在充分發揮政府協調作用的同時，而不至於走上“通往奴役之路”，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重大問題，但決不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在我看來，不斷加強執政黨的“党的建設”，時刻將群眾利益掛在嘴邊，放在心上，落實在手，就能有效地防止形成代表特定利益集團的獨裁政權。黨建決不是廉價的語言，而是具有實實在在的引領作用，是執政黨的生命線。當一個長期執政的政黨不再談論黨建，離變質也就不遠。自由派人士不相信党建，只相信激勵和制衡，這個觀點並沒有充分的依據，歷史上從民主演變成民粹，再演變成獨裁的案例並不鮮見。
總之，在以市場為主配置資源的同時，我國各級政府為經濟運行提供了大量協調服務，這是中國經濟運行的顯著特點，也是四十年來中國經濟奇跡背後的核心驅動力。中國的成功絕非因為偶然選對了一些政策，而是因為堅持了有效的基本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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