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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醜聞頻現,勸說受害者“勇敢站出來”就夠了?

文/吳雲青

對於曾經或正在遭受性騷擾的人來說, 眼下或許是站出來發聲的好機會。

由於性騷擾案件取證困難、社會風氣對受害者並不友好等因素,

受害者獨自站出來往往需要莫大的勇氣;但如果已經有先鋒在前, 說一句“我也是”相對要容易一些。 眼下正是這樣一個時間段。

先是好萊塢大佬哈威·韋恩斯坦鬧出性侵醜聞, 然後影帝史派西、美國總統特朗普等人都被曝光曾遭性騷擾指控, 剛剛過去的金球獎頒獎禮為此貢獻了一場集體行為藝術, 影星們著黑衣、走黑毯聲援性騷擾受害者。 國內這邊, 華裔女學者羅茜茜實名舉報北航博導、長江學者陳小武性騷擾, 目前陳被撤職、取消教師資格;又有對外經貿大學教授被爆性騷擾女學生, 學校回應正在核查……

再受關注的事件也有熱度冷卻的一天, 等這一波聲潮過去, 下一個主動發聲的受害者又將是一個披荊斬棘的先鋒。

且這類案件還涉及追訴時效問題, 隔很久才說, 施害者可能毫髮無傷, 能量大的指不定還會反咬一口。

其實, 像這樣勸說受害者“抓住機會”站出來, 也是挺悲哀的。 畢竟, 性騷擾案件並不是集中發生的, 哪能鼓勵人們受到侵害之後不是馬上舉報、而是尋找“最佳時機”呢?理想情況下, 任何時候都應是舉報的“最佳時機”, 但這只是理想。 世人印象中十分開放的好萊塢, 不也有那麼多受害者不敢馬上開口嗎?

可見, 無論在哪裡, 性騷擾受害者主動發聲都不容易。 這不僅有思想包袱的問題, 也與一些受害者缺乏自我保護的能力有關, 即察覺並拒絕性騷擾、以及存留證據以便尋求法律正義的能力。 相比好萊塢性騷擾受害者,

我國大多數受害者更缺乏這一能力, 因為性教育在我國尚未得到真正普及。

反性騷擾的意義不僅在於讓施害者付出代價, 更是為了阻止性騷擾、減少侵害。 最近人民日報官微圖文呼籲性騷擾受害者勇敢發聲, 呼籲社會支援和幫助勇於發聲的人, 不往他們身上找原因, 不讓輿論對他們造成二次傷害, 這是在努力治療社會偏見, 幫助受害者減輕思想包袱, 也有助於揪出施害者。 這很重要, 但我們還需要更多。

減少侵害, 防患未然才最有效。 成功的性教育可以讓一個人從小分清親切與侵害的界線, 警惕曖昧不明的訊號, 培養存留證據、及時求助的意識, 這些都可能保護一個人免於受害, 或者在難以避免的受害之後最大限度地止損,

保護自己並給予施害者有力反擊。

當性教育得到真正普及, 將不僅提升個人的自保能力, 也有助於消除一些因無知產生的誤解, 如“反性騷擾是小題大做”“穿得少才會被性騷擾”等等, 到那時, 歧視受害者的社會偏見才可能療愈, 支持和幫助受害者發聲的力量才可能強大起來。

但看現在, 社會上不乏談性色變的家長, 不乏因為上性教育課而被埋怨的小學, 也不乏拿墮胎當避孕的青少年, 不乏被性侵了還不自知的孩子, 偶爾還有人打著國學旗號為男尊女卑的“女德”背書……我們要做的工作還很多。

在反性騷擾這件事上, 需要被保護、需要學會保護的不止成人, 更有孩子;而當孩子們長大,

能否走進奧普拉在金球獎頒獎禮上所描繪的“一個沒有人會再說‘我也是’的時代”?希望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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