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崔宇、劉翔宇報導
U23亞洲杯中卡之戰， 當值主裁判、伊朗人法加尼的執法， 引發了中方強烈不滿， 賽後第一時間寫了申訴函，
但據瞭解， 這樣的申述並不會起到太大的實際作用， 因為結果無法改變， 亞足聯也未必會認錯， 而且， 部分中國U23球員賽後圍堵裁判及部分官員的言辭， 可能招致亞足聯的追罰。 此外， 比賽中球迷將大量坐墊拋至場內的行為也可能受到亞足聯的相關處罰。
中卡之戰， 東道主1比3輸球出局， 法加尼的執法引發了中方不滿。 比賽第41分鐘， 當法加尼再次向何超出示黃牌， 將其罰下， 而這次判罰， 成了比賽的轉捩點。 主席臺上的杜兆才， 看到裁判向何超出示紅牌時， 一下子站了起來， 面容凝重。
中場休息時， 杜兆才在翻譯的陪同下， 直接與亞足聯裁委會副主席， 卡達人哈尼進行了交流。 交流的過程中， 杜兆才不斷攤手， 表示抗議。 而哈尼給出的回應， 顯然沒有辦法讓杜兆才滿意， 兩人溝通了七八分鐘後， 杜兆才轉身離去。
終場結束後， 杜兆才再一次與亞足聯官員進行交流， 只是， 這一次雙方交流的時間明顯比上一次要短， 而且氣氛似乎也緩和了許多——結果塵埃落定，
賽後第一時間， 領隊劉殿秋就寫了一份申訴函， 對法加尼的判罰提出質疑， 當晚， 中國足協又責成專人擬定了一份更詳細的官方申訴函， 內附具體質疑的爭議判罰案例及相關圖像證據材料。
不過， 圈內裁判權威人士認為，
事實上， 中方的申訴重點應在比賽官員的安排上， 因為中卡之戰的裁判監督， 是來自烏茲的法哈德·阿普杜拉耶夫， 出生於1975年的他， 也曾是一名裁判。
裁判監督職責很簡單， 就是評估裁判， 但權力很大， 裁判做的好的和不好的地方， 如何改進和提高， 最關鍵的， 是他要給當值裁判打分， 高或低， 都是他說了算。
某種程度上， 裁判監督， 直接決定裁判的“前途”， 換到中卡之戰， 也就是說， 烏茲人“裁判”法哈尼， 而烏茲隊和中國競爭出線名額， 按照國際足聯的“回避原則”， 這一安排無疑是欠妥當的。
目前不清楚的是，為何中方沒有在賽前的聯席會上，對此安排向來自印尼的比賽監督沙普塔拉提出抗議，也許在中方看來，這無足輕重——4年前的緬甸亞青賽小組賽最後一輪，中國vs越南，但最初擬定的裁判組，居然來自和中國競爭的日韓，中方抗議，最終，亞足聯更換了裁判。
申訴可能無果，且比賽無法改變，要命的是，中國U23包括官員在內，因為賽後的言行，有被追加處罰的可能。輸球後，多名中國U23球員圍堵裁判組，討要說法，部分球員，雖然沒有身體衝撞裁判的行為，但卻用手指指點點，有可能被亞足聯紀律委員會起訴。
涉及的條款，按照《亞足聯紀律準則2017》（以下簡稱《準則》），可能是第53條和第60條，不過，兩者處罰力度相差甚遠。第53條為“球隊行為不當”，第60條為“威脅”。所謂“行為不當”，就是多名隊員或者官員威脅或者騷擾比賽官員或其他人；“威脅”，則是使用暴力或恐嚇逼迫比賽官員採取某種行為或用其他手段妨礙比賽官員的自由活動。
首先，部分中國球員的行為，肯定是違反了第53條，現在要看的是，是否被認定同時違反了第60條，如果是，那麼麻煩大了，因為違反第53條，處罰也就是罰款6000美金，而如果是第60條，除了罰款2000美金，還要停賽2場。
如何認定？看證據，按照《準則》第98條，首要的證據，是比賽官員的報告，也就是裁判、助理裁判、比賽監督以及裁判監督的報告，而如果報告內容存在衝突，有不一致的地方，按照《準則》第102條，球場內的，以裁判報告為准，球場外的，以比賽監督報告為准。
也就是說，中國球員行為的性質，某種程度上，是法加尼報告決定的。值得一提的是，當被中國球員圍堵的時候，法加尼並未出牌，不過，他還是用筆進行了記錄。
而中國隊領隊劉殿秋，賽後在混采區接受採訪時，難掩憤怒，他說了3點，而第2點，“我覺得我們的對手非常強大，似乎好像我們在和12個人戰鬥”以及第3點，“足球如果這麼踢，我覺得亞洲足球沒有什麼太大的希望和前途。”
這同樣可能被抓住把柄，適用的條款，是《準則》第50條，使比賽蒙羞——和去年的博阿斯一樣。在2017亞冠東亞區半決賽與恒大的次回合決賽後，博阿斯炮轟當值主裁判以及亞足聯，質疑其公正和獨立性，結果被亞足聯警告，同時罰款1.4萬美金。不過，劉殿秋不是用英語說的，有可能不被追究。
不管申訴以及是否會被追罰，一個事實是，目前的“足球外交”，中國毫無話語權。
目前的亞足聯，儘管主席薩爾曼力圖做到東西亞平衡，但中國足球，依舊處於“失語”狀態。目前的亞足聯權力層，除了張劍以國際足聯理事身份出任執委外，還有專職執委林曉華擔任競賽委員會副主席，法務部部長沈睿擔任紀律委員會副主席，其他的都是普通委員，難言話語權。
作為賽事主辦方，沒有享受東道主優勢，居然提前出局，而且，還是“因為”裁判因素，不能不讓人慨歎，如果當初沒用亞足聯副主席+裁委會主席置換國際足聯理事，那麼，中卡之戰的種種，是否還會發生？
2016年，亞足聯增選理事，張劍報名參選，為了確保成功，在東亞聯盟內部會議期間，中國足協同意張吉龍病休後，將其職務讓給韓國足協主席鄭夢奎。不過，由於各種原因，選舉一再延期，候選人也多次發生變化。
2017年2月，鄭夢奎再次報名，最終，張劍和鄭夢奎同時當選，但除了一個光杆理事，張劍沒有其他職務，而鄭夢奎雖然把副主席讓給了新加坡人，但他卻兼任了裁委會主席。
亞足聯公認的兩大核心部門，一個是競賽，一個是裁判。雖然林曉華是競賽委員會副主席，但主席是卡達人，同時也是西亞區副主席穆赫納迪；裁委會主席則是鄭夢奎，副主席是卡達人哈尼，他同時也是國際足聯裁委會副主席，張吉龍患病未離職期間，亞足聯的裁判事務，都是他在操作，絕對的實權派。
而在亞足聯秘書處，目前裁判部主任是新加坡人麥丁，而國字型大小主任是烏茲的阿瓦斯，雖然秘書處不如當年哈曼時期權力那麼大，但在一些具體事務上，無疑會有便利。
目前不清楚的是，為何中方沒有在賽前的聯席會上，對此安排向來自印尼的比賽監督沙普塔拉提出抗議，也許在中方看來，這無足輕重——4年前的緬甸亞青賽小組賽最後一輪，中國vs越南，但最初擬定的裁判組，居然來自和中國競爭的日韓，中方抗議，最終，亞足聯更換了裁判。
申訴可能無果，且比賽無法改變，要命的是，中國U23包括官員在內，因為賽後的言行，有被追加處罰的可能。輸球後，多名中國U23球員圍堵裁判組，討要說法，部分球員，雖然沒有身體衝撞裁判的行為，但卻用手指指點點，有可能被亞足聯紀律委員會起訴。
涉及的條款，按照《亞足聯紀律準則2017》（以下簡稱《準則》），可能是第53條和第60條，不過，兩者處罰力度相差甚遠。第53條為“球隊行為不當”，第60條為“威脅”。所謂“行為不當”，就是多名隊員或者官員威脅或者騷擾比賽官員或其他人；“威脅”，則是使用暴力或恐嚇逼迫比賽官員採取某種行為或用其他手段妨礙比賽官員的自由活動。
首先，部分中國球員的行為，肯定是違反了第53條，現在要看的是，是否被認定同時違反了第60條，如果是，那麼麻煩大了，因為違反第53條，處罰也就是罰款6000美金，而如果是第60條，除了罰款2000美金，還要停賽2場。
如何認定？看證據，按照《準則》第98條，首要的證據，是比賽官員的報告，也就是裁判、助理裁判、比賽監督以及裁判監督的報告，而如果報告內容存在衝突，有不一致的地方，按照《準則》第102條，球場內的，以裁判報告為准，球場外的，以比賽監督報告為准。
也就是說，中國球員行為的性質，某種程度上，是法加尼報告決定的。值得一提的是，當被中國球員圍堵的時候，法加尼並未出牌，不過，他還是用筆進行了記錄。
而中國隊領隊劉殿秋，賽後在混采區接受採訪時，難掩憤怒，他說了3點，而第2點，“我覺得我們的對手非常強大，似乎好像我們在和12個人戰鬥”以及第3點，“足球如果這麼踢，我覺得亞洲足球沒有什麼太大的希望和前途。”
這同樣可能被抓住把柄，適用的條款，是《準則》第50條，使比賽蒙羞——和去年的博阿斯一樣。在2017亞冠東亞區半決賽與恒大的次回合決賽後，博阿斯炮轟當值主裁判以及亞足聯，質疑其公正和獨立性，結果被亞足聯警告，同時罰款1.4萬美金。不過，劉殿秋不是用英語說的，有可能不被追究。
不管申訴以及是否會被追罰，一個事實是，目前的“足球外交”，中國毫無話語權。
目前的亞足聯，儘管主席薩爾曼力圖做到東西亞平衡，但中國足球，依舊處於“失語”狀態。目前的亞足聯權力層，除了張劍以國際足聯理事身份出任執委外，還有專職執委林曉華擔任競賽委員會副主席，法務部部長沈睿擔任紀律委員會副主席，其他的都是普通委員，難言話語權。
作為賽事主辦方，沒有享受東道主優勢，居然提前出局，而且，還是“因為”裁判因素，不能不讓人慨歎，如果當初沒用亞足聯副主席+裁委會主席置換國際足聯理事，那麼，中卡之戰的種種，是否還會發生？
2016年，亞足聯增選理事，張劍報名參選，為了確保成功，在東亞聯盟內部會議期間，中國足協同意張吉龍病休後，將其職務讓給韓國足協主席鄭夢奎。不過，由於各種原因，選舉一再延期，候選人也多次發生變化。
2017年2月，鄭夢奎再次報名，最終，張劍和鄭夢奎同時當選，但除了一個光杆理事，張劍沒有其他職務，而鄭夢奎雖然把副主席讓給了新加坡人，但他卻兼任了裁委會主席。
亞足聯公認的兩大核心部門，一個是競賽，一個是裁判。雖然林曉華是競賽委員會副主席，但主席是卡達人，同時也是西亞區副主席穆赫納迪；裁委會主席則是鄭夢奎，副主席是卡達人哈尼，他同時也是國際足聯裁委會副主席，張吉龍患病未離職期間，亞足聯的裁判事務，都是他在操作，絕對的實權派。
而在亞足聯秘書處，目前裁判部主任是新加坡人麥丁，而國字型大小主任是烏茲的阿瓦斯，雖然秘書處不如當年哈曼時期權力那麼大，但在一些具體事務上，無疑會有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