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發表於：《中國比較文學》2017年第1期， 53-69+38。
摘要
本文嘗試梳理安德列·勒菲弗爾的翻譯理論尤其是“重寫理論”發展的譜系， 識別其理論文本中的空白與沉默、裂隙與衝突之症候， 提出批評， 謀求改進。 本文認為， 勒菲弗爾的理論經歷了從元文學、折射、重寫到格柵四個發展階段， 其理論要旨包括五個問題式：文學系統與環境的互動；文學系統的控制機制；重寫者扮演的社會角色；翻譯塑造經典、文化資本和他者形象的功能；影響翻譯的制約因素。 勒氏的理論與其所基於的晚期資本主義文化生產的邏輯有著內在衝突，
Abstract: After a critical review of André Lefevere’s theoretical texts and identification of the symptoms of silence and tension in his texts, this paper aims to make some contribution to the improvement of his translation theory in general, and his rewriting theory in particular. The study shows that four key words of metaliterature, refraction, rewriting and grid can be used to map the trajectory his theory went through in history. Central to his theory are five problematics: interplay between literary system and its environment; control factor within literary system; social roles played by rewriters; translation’s function in shaping canon, cultural capital and other’s images; constraints in influencing translation. Inside his theory lies the internal tension between his hypothesis and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upon which the hypothesis is based, because his hypothesis puts much more emphasis on the binary control factor of ideology and poetics, than on the economic aspect; on the rewritings of language code, than on that of non-linguistic code; on how constraints influence agents, than the vise versa. Considering the three aspects, his theory can be improved to a much-balanced degree.
Keywords: André Lefevere; Rewriting Theory; metaliterature; refraction; grid
一、引言
安德列·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 1945-1996）是翻譯研究領域家喻戶曉的人物。 他的《翻譯、重寫與文學名聲的操縱》（1992）堪稱典範之作， 其要義被濃縮為“重寫理論”， 或影響翻譯的三要素論（即意識形態、詩學、贊助）。 這一文本後世的生命演繹了它所要揭示的那個過程：通過學術論文、教科書、歷史編纂、文集和詞典的不斷重寫， 建構文本的經典性。 （Bassnett 1980; Gentzler 1993; Shuttleworth & Cowie 1997; Hermans 1999; 王宏志1999; 陳德鴻 張南峰 2000; 郭建中2000; Hatim 2001; 譚載喜 2004; 謝天振2008; Baker & Saldanha 2009; 王寧 2009; Munday 2012）
在經典化的過程中， 它引發了相互矛盾的解讀和批評。
產生分歧的原因有兩點：
一、我們對勒菲弗爾的批評是碎片化的， 而非整體性的；是靜態的， 而非歷史的。 多數研究只關注他的一兩本專著或兩三篇論文， （陳梅 文軍 張玉2011）忽視了他立論的語境和針對的問題， 忽略他翻譯理論後期的發展；
二、勒菲弗爾的理論文本中存在著空白與沉默、裂隙和衝突，
本文以歷史的、整體論的視角， 首先梳理他翻譯理論發展的譜系， 重點聚焦於其理論發展過程中的關鍵點；然後識別其理論文本中潛藏的空白與沉默、裂隙和衝突之症候， 提出批評， 謀求改進， 以期為進一步推動翻譯的理論研究做出一點貢獻。
二、理論的譜系
勒菲弗爾的《翻譯、重寫和文學名聲的操縱》（1992）是如此重要， 以至於遮蔽了它之前所經歷的漫長的演化史， 以及它之後可能的發展趨向。 因此， 梳理這一理論的譜系不啻為理解它的一個有效方法。 整體來看， 他的翻譯理論經歷了四個明顯的發展階段， 可以分別用元文學（metaliterature）、折射（refraction）、重寫（rewriting）和格柵（grid）這四個關鍵字來代表。
（一）
傳統中求突破：系統論與元文學
整個70年代， 勒菲弗爾嘗試在傳統中尋求突破。
在《翻譯詩歌：七種策略和一個藍圖》（1975）這本書中， 他考察了卡圖盧斯（Catullus）的第64首詩歌從1870至1970年間的英譯本所使用的7種基本策略——音位翻譯（phonemic translation）、直譯（literal translation）、韻律翻譯（metrical translation）、散文翻譯（poetry into prose）、押韻翻譯（rhyme）、無韻詩翻譯（blank verse）和闡釋法（interpretation）。 但作者的視角仍局限於等值和忠實， 試圖通過“目標文本以最近似的可能的等值替換原文的交際價值和構成原文的時間/地點/傳統三要素”， （Lefevere 1975a:390）實現“完整的翻譯”。 顯然， 這本書“仍然受到‘較陳舊’的翻譯研究的影響。 ”（Lefevere 1982b: 21）不過， 他已經注意到譯者相比于批評傢俱有“建構或保留世界文學經典的重要作用”。 （Lefevere 1975a: 107）稍早時候，
1977年， 勒菲弗爾推出了兩本“薄書”：《文學知識：關於文學知識的本質、相關性和傳播的論辯和綱領性論述》和《翻譯文學：從路德到羅森茲威格的德國傳統》。 後者在德國翻譯史研究和傳播方面具有開拓性意義。 他以“前驅者（precursor）—開拓者（pioneer）—大師（master）—信徒（disciple）”這種獨特模式建構了德國文學翻譯從路德（Luther）到羅森茲威格（Rosenzweig）的傳統， 並提出了對傳統的獨特認識。 “傳統並非自然而然地‘出現’。 它是由一些享有同樣或起碼類似目標的人有意識地經過很多年， 幾十年甚至很多世紀塑造和建立起來的。”（Lefevere 1977b: 1）這給他日後關注贊助人和專業人士群體做了鋪墊。
《文學知識》這本書受其敘述風格所累，的確少有人問津。不過，他日後翻譯理論的一些主要觀點——重寫、系統、專業人士團體、文學系統運作的機制——都可以在這裡找到思想的源頭，因此不能將它“很快忘記”。概而言之，此書吸收了維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後期的語言哲學（語言遊戲觀）、圖爾明（Stephen Toulmin）的知識進化論、波普爾（Karl Popper）的科學哲學、俄國形式主義與普遍系統論，從元理論的高度考察當時文學研究領域流行的各種理論的科學基礎，在重點批判邏輯實證主義、形式主義語言學和闡釋學的基礎上，揭示文學知識的本質、增長和傳播。
他接受了波普爾的“所有的知識本質上都是猜測性的”觀點，採納了圖爾明關於學科知識的增長是進化式的主張，更進一步指出學科理論是人為選擇的結果，是“學科中有資格的實踐者的共同意見。”（Lefevere1977a: 18）他借用維特根斯坦的語言遊戲說，視學科為一種語言遊戲。不同的語言遊戲構成一個多元系統，具有特殊性，且相互依存。語言遊戲中有勞動分工——某種專業化。（5）文學也是一個多元系統，有核心和邊緣之分。他延用了元文學（meta-literature）的概念，意指“對文學做出陳述的學科”，包括翻譯和評論。（53）評論指對文學作品的建構（establishing）和編輯。不同的是，他放棄了早年對這個概念所持的負面看法。這受到波波維奇（Popovic）（1975）的元文本（metatext）以及霍爾姆斯（Holmes）（1970）的元詩歌（metapoem）的影響，勒菲弗爾對其有所借鑒。（Lefevere 2000: 1416）
70年代中期以後，勒菲弗爾通過會議與埃文-佐哈爾建立了密切聯繫，並逐漸接受了後者多元系統論的核心主張。1976年，比利時魯汶大學（Leuven University）召開了一次影響翻譯研究范式轉移的小型研討會。與會代表霍爾姆斯、勒菲弗爾、埃文-佐哈爾、圖裡和巴斯奈特（Bassnett）等人的論文兩年後以《文學和翻譯：文學研究新視野》為名出版。論文集的附錄I“翻譯研究的學科目標”是勒菲弗爾代表本次會議提交的一個類似學術共同體的簡要宣言。他開篇提議用“翻譯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作為這個學科的名稱，（Lefevere 1978b: 234）同時指出，翻譯理論應同時“竭力描述在特定語境下翻譯過程的功能以及實際的翻譯在接受文化中具有的功能。”（235）這和埃文-佐哈爾提交的論文“翻譯文學在文學多元系統中的位置”所持的理念是契合的。
在“走向文學科學（俄國形式主義的遺產）”（1978）一文中，他明確接受了埃文-佐哈爾的觀點。他指出俄國形式主義“關注于文學的演化以及控制那一演化的規律”，（Lefevere 1978a: 71）這給文學批評帶來了深刻洞見。他認為，“文學不應該被視為鐵板一塊的概念，而是一個多元系統，圍繞一個中心和主導的核心組織起來，包括各種其他元素，比如翻譯文學、性文學、無足輕重的文學。一個時期曾經佔據主導的也許後來變成邊緣的，反之亦然。”（80）文學多元系統作為分層的系統，包括翻譯文學，這顯然來自埃文-佐哈爾。
綜上可見，70年代前期勒菲弗爾仍未擺脫傳統譯論的影響，但之後他從元理論高度分析知識本質、生產和傳播，接受多元系統論，使用元文學概念，這都為他日後的理論建設準備好了思想構件。
（二）
控制機制與折射
1980年至1984年是勒菲弗爾翻譯理論發展的第二階段。這個時期，他對埃文-佐哈爾的多元系統論有所批評，通過引入文學系統的控制機制贊助（patronage）的概念，構建了折射理論，用來解釋文學系統的運行。這是他最大的理論創新。
折射概念最早出現在“翻譯文學：走向一種綜合理論”（1981）一文中。他從系統論的角度批判了那種將文學視為文本庫（corpus）的傳統觀念，並對折射的定義、類型、功能和重要性進行了簡要介紹。折射文本指的是“為了某些受眾（比如兒童）而加工，或根據某種詩學或意識形態而改編的文本。”（Lefevere 1981: 72）它包括“漫畫、學校文集中的摘錄、大學用的文集、電影、電視劇、劇情總結和批評論文”等不同形式。（73）甚至原創文本也可視為一種折射，受到包括“經濟、作家使用的語言、意識形態和詩學”（75）的制約。可見，勒菲弗爾所說的折射範圍很廣。整個文化的運行機制就是折射。
緊接著，他在“大膽媽媽的黃瓜：文學理論中的文本、系統和折射”（1982）一文中進一步闡述了折射“在文學演化中扮演的十分重要的角色”（Lefevere 1982a: 3），最重要的是詳細描述了文學系統中控制機制的運行方式。
作者將文學視為一個處在社會環境中的一個“人造的、隨機的系統”。（5）文學系統有一個由個人、群體和機構組成的調節或控制裝置。它們對文學系統施加贊助行為。贊助至少包括意識形態、經濟、地位三個成分。意識形態成分指的是文學應該不被允許偏離社會中的其他系統太遠；經濟成分指的是贊助人確保作家的生存；地位成分指的是作家獲得在社會中的某種地位。贊助人很少直接影響文學系統；批評家會為之代勞。贊助可分為集約型和分散型。集約型指的是贊助由同一個人、團體和機構實施，具有相同的意識形態。分散型指的是不同的贊助人代表不同甚至相互衝突的意識形態。（5）文學系統內部包括一套行為準則，即詩學。它包括清單成分，即文類、某種象徵、人物、原型情境，以及功能成分，即關於文學必須或也許被允許以怎樣的方式在社會中運行。在集約型贊助系統中，批評體制（critical establishment）能夠加強詩學。在分散型贊助系統中，不同的詩學競爭並努力佔據整個系統，維護根據自己的詩學創造的作品。（6）
文學系統的這一控制機制在日後得到不斷地補充和完善，成為勒菲弗爾“重寫理論”的一個支柱。這一理論創新主要基於他對多元系統論的批評。他認為，雖然“多元系統論簡潔，有連貫性，具有潛在的能產性”，（Lefevere 1983: 193）但伊文-佐哈爾對系統的兩個功能“雙極性和週期性”（polarity & periodicity）在系統中的機制並未做進一步的解釋和說明。（194）這就是他為什麼引入“調節系統的控制機制”的概念，並用“贊助”（patronage）來表示的原因。贊助意指既和文學系統也和文學所內嵌的社會文化系統有關聯的施為者（agents），它們擔負著促進（或壓制，當它們不予支持時）文學生產的責任。它們給作家提供生活來源以及一定的地位。當它的三個成分（意識形態，地位和謀生之道）源自同一個施為者身上，贊助就是集約型的；如果不是，就是分散型的，如同當今西方的情況一樣，經濟成功並不一定和身份保持一致，而利益驅動構成了圖書生產背後的主要意識形態。
折射概念的提出表明勒菲弗爾找到了用以解釋文學生產、分配和接受的一把鑰匙，他引入贊助的概念，解釋了文學系統的控制機制，這是他在批評多元系統論的基礎上所做的創新。不過，他重點論述的是贊助對文學系統的影響，而對文學系統內部的控制機制並未詳加說明。
（三）
重寫、操縱與文學系統的演化
1985年至1992年是勒菲弗爾翻譯理論發展的第三階段。他在1985年的文章裡用重寫替換了折射，並一直延用到1992年《翻譯、重寫和文學名聲的操縱》的出版。在這個過程中，他從簡化系統論的角度，不斷通過一系列個案研究，補充、完善、強化他所提出的重寫在文學系統演化過程中所發揮的機制，尤其是控制機制與文學系統和外部環境之間的關係。不過必須指出的是，他此階段發表的論文在某些方面有很大程度的重複。（Lefevere 1988b:7）
勒菲弗爾仍然堅持系統論，但此系統論毋寧說是簡化系統論。他綜合了紀廉（Claudio Guillén）、伏迪克（Felix VodiČk）、埃文-佐哈爾、羅奈爾得·田中（Ronald Tanaka）和施密特（Siegfried J. Schmidt）等不同學者的系統論思想，用“奧卡姆剃刀”剔除那些和文學沒有多少關聯的部分（Lefevere 1985: 224），摒棄了系統論日益抽象和教條的缺點，僅僅在最一般的層面使用系統這個概念，指“用來命名一套相互關聯的元素，它們碰巧共用某種特徵，憑此，它們和不屬於這個系統的其他元素區分開。”（223-224）可見，他對系統論的使用是十分簡化、鬆散、靈活和實用的。
勒菲弗爾的系統論基於以下假設：社會是一個包括文學、物理、法律等子系統的超級系統。系統之外是它的環境。系統是開放的，和環境之間相互影響。系統有一個控制機制。
文學系統處於社會和文化系統之中，後者構成前者的環境。文學系統和社會系統互相開放，相互影響。文學系統有一個控制機制（control factor），它確保系統之間的協調。這個控制機制由兩個要素共用，一個來自文學系統內部，由闡釋者、批評家、書評家、文學教師和譯者等這些專業人士所代表。（226）他們根據詩學從內部控制文學系統。另一個主要在文學系統外部運行，是贊助，指的是幫助或阻礙文學的寫作、閱讀和重寫的力量（個人，機構）。贊助一般對文學的意識形態更感興趣。贊助設定專業人士活動的參數範圍。贊助包括意識形態、經濟和地位三個成分。（227）它可以由個人、團體、社會階級、皇家法庭、出版商，最後也是很重要的媒體來充當。贊助人很少嘗試直接影響文學系統。它們一般通過被設置用來調節文學寫作或分配的機構來運作，包括學術機制、審查局、批評刊物和教育機制。（228）
贊助可分為分散型和集約型，或者文學系統可以被本質上分散型或集約型的贊助所控制。當贊助的三個成分都由同一個贊助人分配時，贊助就是集約型的；相反，則是分散型的。（Ibid: 228）文學系統依照詩學這個符碼（code）運作，它包括兩個成分：
一、一個是由文學手法、文類、主題、象徵、原型人物和情境組成的清單；
二、一個是文學是或應該在社會中扮演什麼角色的觀念，（229）即詩學的功能成分。
功能成分由文學系統環境中的意識形態力量產生。詩學並非永恆的。詩學的變化很少和文學系統環境的變化同步。詩學具有變化性和相對的穩定性。雙級性和週期性是系統運行的兩個原則。重寫文學在文學系統演化中扮演關鍵角色。（232）影響重寫的制約因素有意識形態、詩學、“話語域”和作品所使用的自然語言。（233）翻譯是最明顯的重寫，因為它受所有四個制約因素的影響。（234）重寫的作用十分重要，它可以塑造一個文學的形象。（236）翻譯無法單獨依靠自身顛覆或轉換一個文學，因此“它應該作為文本以及生產、支援、宣傳、反對、審查文本的人所構成的整個系統中的一部分來研究。”（237）據此，文學系統的控制機制實際上只包括兩個要素，一個是來自系統內的專業人士，它們關注的是詩學；一個是來自系統的環境的贊助，它們關注的是意識形態。
之後，作者又在“‘超越闡釋’或（重）寫的事業”（1987a）這篇長文中對上述理論框架進行了更為細緻的闡述，此外，他通過眾多個案研究充實這一框架的某些方面，比如研究影響重寫的制約因素意識形態、詩學、經濟利益、話語域和自然語言（Lefevere 1986a: 219），分析各種不同形式的重寫（主要是批評、評論、文集等，提及電影、漫畫和電視劇但並未研究）對作家和作品經典性和文化形象的建構過程（Lefevere 1986b; 1988a），研究主導性文化影響被統治文化系統的方式，尤其重視重寫者在兩種文化接觸過程中對文本的協調作用（Lefevere 1987b: 25），突出重寫過程中涉及的權力關係。
之後，他在自己的論文集《比較文學論文集：系統途徑》（1988b）中關注重寫和重寫者所具有的操縱文學和文化的力量，揭示殖民主義背後的權力關係，挑戰了（比較）文學研究中的“從極端到溫和的歐洲中心主義立場”（Lefevere 1988b: 8）。通過關注“文學和權力之間的互動”，揭開所有形式的媒體“操縱文化的機制”，（同上）從而和後殖民批評建立了某種精神上的聯繫。
1992年，勒菲弗爾的重寫理論在《翻譯、重寫和文學名聲的操縱》中得到完整呈現。它也因此成為重寫理論的最終版本。全書共11章。第一章“題前語”（Prewrite）介紹了研究的基本假設和框架。第二和第三章從系統論角度研究文學系統控制機制的兩個要素：贊助和詩學。第四章“範疇”介紹了影響重寫的四個制約因素：意識形態、詩學、話語域和語言。這在後面四章裡分別得到描述。在最後三章裡，作者對另外三種重寫形式——歷史編纂、文集和批評——分別做了分析。
勒菲弗爾的研究針對的是一個十分具有挑戰性的現實問題。圖書文化被多媒體文化所代替，使得以前處於邊緣地位的重寫形式（翻譯、文集、文學史、參考書、報紙上的評論、專業期刊、批評文章、表演、電視）在影響非專業讀者方面發揮很大作用。重寫和重寫者“創造了一位元作家、一部作品、一個時代、一個文類有時甚至整個文學的形象。”（Lefevere 1992c: 5）基於此，作者提出兩個基本預設：
一、重寫是文學演進的動力（2）
二、重寫者在這一演進過程中發揮很大的作用（1）。
如何更好地研究這一現象？傳統的文學研究從文本出發，越來越遠離社會現實，給學科帶來了危機，根本無力解決問題。因此，他從簡化系統論的角度，考察重寫在促進文學系統演化過程中發揮的功能和機制，進而突出了重寫（者）操縱文學和文化系統的權力。至此，重寫理論的建構算是基本完成。上文對重寫的機制有過描述，由於作者在基本理論方面並無根本變化，故不再贅述。
（四）
文化資本、文化霸權與格柵
從1992年至2000年是勒菲弗爾翻譯理論發展的第四階段。他1996年5月因病突然離世，讓學界痛失一位思想上的革新者。他的幾篇論文在他去世後相繼發表，但國內外學術界並沒有將這個階段的成果看作他翻譯理論的又一個發展階段。從現有的資料看，他後期已經不再從系統論視角討論重寫在文學系統演化中的機制，主要因為這部分的理論建構已經完成，起碼對他而言是這樣。這一時期他傾向于簡化對翻譯 的制約因素的分類，用格柵（grid）這個社會心理學概念解釋重寫在文化資本傳播過程中所涉及的文化霸權以及文學和文化形象的塑造問題。
在1996年的論文“翻譯和經典的形成”中，勒菲弗爾考察了1900年至1988年之間在美國出版的翻譯戲劇集，分析戲劇經典形成背後那些隱身的重寫者以及影響他們或隱或顯的重寫議程的制約因素（Lefevere1996: 140）。這篇論文的基本假設仍然來自重寫理論。首先，他視翻譯為原作的一種重寫形式。其次，翻譯的重要性體現在它“為那些無法接觸原作‘現實’的讀者創造了原作的‘形象’。”（139）最後，他考察了制約翻譯的三個因素，即意識形態、詩學和經濟。（同上）作者強調了本研究的假設：和書寫文學的人相比，重寫文學的人實施很大的但卻是隱藏的權力，因此十分有必要考察重寫過程中到底發生了什麼，為什麼，重寫到底投射了一個文本、文學和文類什麼樣的形象，為什麼。（154）
1998年巴斯奈特與勒菲弗爾共同主編的《建構文化：文學翻譯文集》收入最能代表他後期翻譯思想變化的兩篇文章。他開始引入文化資本和格柵的概念。
在“同化貝爾托·布萊希特”一文中，勒菲弗爾考察了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的《大膽媽媽》（Mütter Courage）英語中的三種不同類型的重寫（翻譯、批評和參考書）如何在英語中將布萊希特同化，使其經典化，以及形象建構背後的議程。（121）作者聚焦于那些被視為“文化資本”的文本身上，但他的基本假設沒有變：第一，文化資本是通過重寫獲得的。第二，重寫者經常帶著自己的議程，在同化或經典化過程中發揮最重要的作用。（Lefevere 1998c: 109）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區分了翻譯所服務的四種功能：資訊交流、文化資本的傳播、娛樂、勸說。作者考察的是第二類翻譯，也就是被視為屬於某個文化或某個世界文化的文化資本的文本。（Lefevere 1998b: 41）文化資本指的是“知識份子能夠仍然聲稱擁有的那種資本，甚至如果只是在某種程度上，他可以控制的資本[……]文化資本是使你在社會化過程結束後（即教育）在你的社群裡被人接受的那個東西。”（42）文化資本並非永恆的，而是隨著歷史、社會和文化的發展而變化。翻譯可以傳播、分配和調節文化資本，但依賴至少三個因素：
讀者或讀者群的需求；
翻譯的贊助人或發起人；
原文化和它的語言以及目標文化和它的語言的相對的威望。
（44）譯者在翻譯的過程中往往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這裡，他給意識形態下了一個新定義，指的是“一種概念格柵（conceptual grid），它包括在某個時間某個社會中被認為是可接受的觀點和態度，通過這些觀點和態度，讀者和譯者接觸文本。”（48）譯者必須和不同的概念格柵和文類格柵妥協。（49）
在1999年的論文“書寫他者”中，勒菲弗爾考察了三個不同的荷蘭語文本如何為荷蘭讀者建構或“書寫”了印度，從而將目光轉向了翻譯在西方殖民事業中建構東方形象的霸權問題。這次，他依然使用格柵概念，指出“翻譯文本的人首要考慮的不是語言學層面的問題，而是兩種格柵，一個是觀念格柵，一個是文本格柵。兩種格柵都是社會化過程的結果。”（Lefevere 1999: 75）他並沒有給出這個新的概念精確的定義，這符合他一貫的風格——簡略甚至有點鬆散。不過，根據他之前的研究，格柵和圖式（schema）、腳本（script）、框架（framework）比較類似，是個社會心理學概念。
勒菲弗爾指出，在西方文化內部的翻譯中，格柵不會造成多大問題，但當翻譯涉及西方和非西方的話，問題就大了。這會產生一個結果，即“格柵之間的互動也許決定了為翻譯和原文的讀者建構怎樣的事實。”（77）基於此，他認為：西方文化用兩個格柵建構了並正在建構非西方文化。簡言之，西方文化‘翻譯’（並正在‘翻譯’）非西方文化進入西方的範疇，使之能理解它們，因此和它們保持一致。這引出了跨文化理解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文化A能否以文化B的概念真正理解文化B？或者格柵是否總是限定了文化能夠互相理解的方式？還是它是所有理解或誤解的前提條件？為解決這個難題，他認為最迫切和必須的任務是在文化間的翻譯中，“一點一點剔除相似性這個範疇”，“當我們不再將唐詩翻譯成仿佛它像意象主義無韻詩的時候，其實它明顯不是，我們才能夠開始用唐詩自己的術語去理解唐詩。”（同上）
為了實現“用他者文化自己的術語”來理解他者，勒菲弗爾提出了微觀和宏觀兩個策略。微觀方面，“我們得要通過前言，選文的詳細分析等等，告訴閱讀我們翻譯的讀者唐詩到底像什麼。”（同上）而宏觀方面，則“必須大力投入再教育/再社會化”，利用教育機制培養能夠平等理解他者文化的群體。這些實踐策略具有介入現實的力量，為更進一步打破西方中心論，推動社會進步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
2000年，他發表了一篇有關翻譯學科的綜述，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他對自己研究的一個高度而簡要的概括。“在過去30年中，翻譯研究從主要基於語言學學科，強調產生好的翻譯並培訓譯者生產好的翻譯，發展成為一種跨文化研究，強調翻譯在文化發展過程中所起的歷史上不可否定的作用，因此，它吸引了人們注意文化在建構過程中被高度操縱的方式。在勒菲弗爾後期的著述裡，翻譯被再次施洗/命名為‘重寫’，同時被作為在一個文化中文化資本的創造和流通過程中的一個重要因素來研究。”（Lefevere 2000: 1416）
三、文本的症候：空白與沉默
勒菲弗爾的理論文本中存在著空白與沉默、裂隙與衝突，這些構成了文本的症候。依據對這些“不能直接把捉的症候，可以更深地捕捉到文字和一般言語之後的理論問題式”（張一兵 79），進而推動理論的創新。
重寫理論所要回答的，其實是勒菲弗爾敏銳覺察到的一種身份危機感，其根源來自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生產。這一點在《翻譯、重寫和文學名聲的操縱》中有所說明，但常常被人忽視。在書中，他對自己身處的社會和文化環境有一個十分清醒的認識。他援引文學理論家希利斯·米勒（Hillis Miller）的話說：“我們如今的文化不再是圖書文化，而越來越是電影、電視和流行音樂的文化。”（Lefevere 1992c: 3）他敏銳地覺察到，“圖書佔據教學和價值觀傳遞的核心位置的西方文化的時代結束了。”（2）
這個時代的文化特徵是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生產，它有兩種生產方式：有限生產和大生產。（布迪厄2011: 407）前者按照自身的規律進行文學生產，關注高雅文學，體現的是文化資本的邏輯；而後者按照市場、經濟規律進行生產，關注的是電影、電視、廣播等大眾或通俗文化，強調的是分配、效率、利潤、廣告和消費，體現了經濟資本的邏輯。晚期資本主義文化生產的發展趨勢是大生產擠壓有限生產的空間。大眾文化和高雅文化的界限已經被打破和抹平，模仿和拼貼流行。事實是，“‘高雅’文學逐漸只在教育系統（中學和高等教育）中被閱讀，但不再構成非專業讀者青睞的閱讀材料，這同時逐漸將專業讀者的影響力局限於教育體制內。”（Lefevere 1992c: 3）作為教育體制內的一份子，勒菲弗爾感到了這一現實給自己帶來的生存壓力。“如果教育體制逐漸發揮‘保留地’的功能，允許高雅文學、它的讀者和從業者以相對的自由悠閒自樂，這會進一步增加專業讀者與外界的隔閡。”（同上）這種隔閡的一個表現就是體制內的專業讀者所生產的成果越來越“瑣碎化”，讓非專業讀者讀不懂，這“破壞了專業讀者的威信，打碎了圍繞在他們周圍的魅力光暈。”（4）更讓他擔憂的是，“絕大多數專業讀者沒有認識到這種反常的變化”（同上），結果他們的生產不會被非專業讀者接受。不過他發現：翻譯、編輯、製作文集、文學史和參考書編纂，這些常常被視為輔助性的活動，卻可以到達非專業讀者那裡。（同上）非專業讀者逐漸閱讀的不是作者書寫的文學，而是重寫者書寫的重寫。至此，勒菲弗爾找到了晚期資本主義文化生產的隱形邏輯，重寫才是使得文化延續的關鍵。重寫者發揮十分重要的作用。對之展開研究，理所應當。
然而，作者對此文化生產邏輯的認識和他研究的重點產生了某種偏移，體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晚期資本主義文化生產過程中經濟資本擠壓文化資本，但勒菲弗爾在考察影響重寫（翻譯）的制約因素的時候，強調的是意識形態和詩學。至於經濟方面的制約，他在個別文本中有所提及但只是一筆帶過。到了後期，他對這個問題有所注意，但並未充分展開。這一點可以成為今後研究重點考慮的方向。
其次，非語言重寫形式的問題。重寫的形式十分多樣，除了語言重寫形式如翻譯、文集、歷史編纂、批評之外，還有那些“半語言”（電影、電視劇、舞臺改編、漫畫）和“非語言”（繪畫、音樂）重寫形式（Lefevere 1984: 222）。不言而喻，影響更大的重寫形式應該是各種非語言符號的重寫，它在晚期資本主義文化生產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重要。然而勒菲弗爾的研究集中在書面的語言重寫形式上，對於非語言重寫，他因專業知識的限制，對此存而不論。（Lefevere 1992c: 9）可見，勒菲弗爾重寫理論所針對的物件和現實有著錯位。
以語言重寫為基礎的重寫理論是否還能有效解釋非語言重寫就成為一個必須思考的問題，也是今後一個值得考察的方向。一個從邏輯上更有說服力的重寫理論應該以社會中的主導性重寫形式為研究物件，將語言和非語言符號的重寫形式全部納入考察範圍。比如，考察莫言小說《紅高粱》在英語世界的傳播，可以而且應該將張藝謀導演的《紅高粱》電影（1988）納入視野。研究林語堂的Moment In Peking: A Nove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fe（1939）的漢譯，除了考察幾部重要的譯本之外（鄭陀、應元傑翻譯的《京華煙雲》, 1941; 張振玉翻譯的《京華煙雲》, 1977；郁飛翻譯的《瞬息京華》, 1991），還可以考慮電視劇《京華煙雲》（1988; 2014）和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連環畫版《瞬息京華》（1998）。這裡涉及到複雜的文本之間的關係和不同符號系統之間的轉換。
最後，譯者的主體性問題。
根據重寫理論，譯者和批評家、書評家、文學教師等一道構成了重寫者團體，它們的重要性是勒菲弗爾翻譯理論的一個基本預設，並且貫穿他整個理論生涯，從未改變。然而令人困惑的是，他的理論文本中至始至終沒有對作為重寫者的譯者有過單獨論述，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矛盾。
產生這一矛盾的原因是他採取的系統論的研究途徑。他明確指出：“應該進一步強調的是‘意識形態’和‘詩學’都是系統範疇，就如同‘贊助’和‘專家’一樣。”（Lefevere 1986b: 5）贊助和專家都可以由人來扮演和組成，但它們並非指單純的個人，而是一種在社會系統中發揮某種功能的角色，是個集合概念。他在另一處指出：“系統作為對讀者、作者和重寫者施加的一系列的制約因素發揮作用。”（Lefevere 1985: 225）這表明，無論是作為個體的贊助人還是專業人士，它們必須在系統所設定的參數內活動。這一點經常遭到批評，認為他的理論忽視了人的主體性。（王峰 馬琰, 2008; 林萍 2013）
然而實際並非如此。勒菲弗爾並未忘記個體面對來自系統的制約力量時所展現的主動性，只不過這個主動性是系統的一個基本功能。根據他的假設，文學系統是“一個隨機的系統，而非決定性的，即這個系統具有相對的不確定性，只承認具有某種程度的、或然性的預測，而非絕對的規律。”（Lefevere 1982b: 5）譯者“並非像機器人那樣在他們所在的時空制約因素的影響下活動。”（14）他或她“可以選擇順應系統，呆在制約因素設定的參數內，或者選擇反抗系統，在他或她的時代的制約因素之外運行，通過不同的方式閱讀文學。”（Lefevere 1985: 225）重寫者作為個體可以表現出創造性和主動性，“可以順從或反對這些制約因素。”（Lefevere 1986a: 222）在實際生活中，“總會有個體的贊助人和專家，作者和重寫者並不遵循某個時期系統的意識形態和/或詩學。”（Lefevere 1986b: 5）不過，勒菲弗爾只是從系統論的角度看待這些個例。他更加強調的是譯者在各種社會體制內所受到的約束。
四、結語
概而言之，勒菲弗爾的翻譯理論有四個發展階段。（請向上滑動）
第一階段：在經歷了70年代前期傳統譯論的短暫徘徊之後，他借鑒了元理論、系統論以及波波維奇的元文學和霍爾姆斯的元詩歌的概念，進行了初步的理論建構。
第二階段：至80年代前半期，他提出折射理論，批評多元系統論，引入文學系統的控制機制“贊助”，解釋文學系統的運行。
第三階段：1985年至1992年，他從簡化系統論的角度全面建構了“重寫理論”，包括文學系統和環境、文學系統的控制機制、影響重寫的制約因素、文學系統的演化機制等核心內容。
第四階段：1992年之後，他在堅持重寫理論基本假設的前提下，借用格柵概念，分析文化資本的傳播、東西方文學不平等交流過程中涉及的文化霸權問題，並表現出強烈的介入現實的傾向，凸顯了翻譯操縱社會現實的一面。
蓋其要者，貫穿勒菲弗爾理論文本的問題式有五：文學系統與環境的互動；文學系統的控制機制；重寫者扮演的社會角色；翻譯對傳播文化資本、塑造經典和他者形象的功能；影響翻譯的制約因素。
顯然，勒菲弗爾不是一位善於精細操作的學者。他可以將迸發出的原創思想建構成可觀的構造物，但它同時也略顯粗疏。他更喜歡簡潔而富有彈性的概念，以涵蓋複雜的社會現實。他的理論源自對晚期資本主義文化生產的敏銳觀察，但其研究與現實產生內在的衝突。首先，重寫理論強調意識形態和詩學兩個影響翻譯的制約因素，但社會化大生產擠壓有限生產的社會現實使得經濟因素有可能超越或者發揮意識形態的作用，成為決定翻譯的根本要素之一。其次，重寫理論基於對語言符號重寫的考察，但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突出了非語言符號重寫的重要性，這促使我們反思重寫理論的有效性和可能的改進方向。最後，重寫理論對系統論的採納相當程度上排除了譯者的主體性，與這一理論的基本假設相衝突，但同時又留下了譯者發揮的空間。今後，我們可將中國文學外譯作為研究物件，在上述三個方面對重寫理論進行改進，在回應社會現實的同時，推動翻譯理論的進步。這是勒菲弗爾留給我們的最大的思想遺產。
注釋
1.勒菲弗爾對翻譯研究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他積極宣導和推動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Bassnett & Lefevere 1990），和其他學者一道推動翻譯研究更加靠近文化研究的中心位置（Lefevere/Luo Xuanmin116），較早投入對德國翻譯傳統、西方翻譯史和東方文學和翻譯的獨特性闡釋與建構（Lefevere 1977b; 1992a; 1998a），在文學（詩歌）翻譯教學方面身體力行。（Lefevere 1975b; 1992b）可以說，他是一位在理論、實踐、教學、學術共同體建構等領域都做出重要貢獻的學者。
2.國外學者赫曼斯（Hermans1985; 1994; 1999）和國內學者何紹斌（2005）對勒菲弗爾的翻譯思想進行了歷時的綜述，可謂最為全面。不過，赫曼斯對勒菲弗爾前期和中期翻譯思想的評價褒貶不一，對其後期思想的發展關注不夠。何紹斌的研究受赫曼斯的影響，在對勒菲弗爾前期翻譯思想的評價上並無不同。
3.勒菲弗爾書中借鑒的理論資源龐雜，文中夾雜著大量引文。這實際上就是他在書中所批判的“語言神秘主義”（Lefevere 1977a: 14）。作者樂於提出一些實驗性的主張，有十分精彩的觀點和論述，可惜它們被淹沒在引文的海洋中了，反而不易被發現。
4.赫曼斯對這本書的評價前後有別。1985年，他主編的《文學的操縱》將此書列為新出現的翻譯研究學派三個主要的理論文本之一，與埃文-佐哈爾（Even-Zohar）的多元系統論和圖裡（Toury）的《尋求翻譯理論》並列。（Hermans 1985: 15）後來，他的態度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認為它“微不足道而且奇怪，糟糕的大雜燴，很少有人知道，最好把它忘記。”（Hermans 1999: 125）國內學者何紹斌（2005）也認為它“很快就被人遺忘了”，可能是受到了前者的影響。
5.本文使用“晚期資本主義”的概念借自傑姆遜（1997），但僅用它指代後工業社會和消費社會的文化大生產，並不具有其他特殊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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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耿強
耿強：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上海外國語大學翻譯學博士，上海交通大學外國語言文學博士後流動站出站博士後，上海海事大學外國語學院MTI教育中心副主任，上海市外國文學研究會翻譯研究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長，研究領域為中國翻譯話語、中國文學外譯，翻譯副文本研究。電子郵箱：qianggeng@shmtu.edu.cn ，迄今發表學術論文、專著、編著四十多篇、部，完成並正在主持省部級項目2項，廳局級專案3項，翻譯菲茨傑拉德短篇小說3篇及其他非文學類翻譯若干。
專著《中國文學：新時期的譯介與傳播——熊貓叢書英譯中國文學研究》（2018，南開大學出版社）成功入選“十三五”國家重點圖書、音像、電子出版物規劃專案“中國文化外譯：典範化傳播實踐與研究”，列入叢書第三本。
本文轉自：國際漢學研究與資料庫建設（請點擊閱讀原文查看）
幾十年甚至很多世紀塑造和建立起來的。”（Lefevere 1977b: 1）這給他日後關注贊助人和專業人士群體做了鋪墊。《文學知識》這本書受其敘述風格所累，的確少有人問津。不過，他日後翻譯理論的一些主要觀點——重寫、系統、專業人士團體、文學系統運作的機制——都可以在這裡找到思想的源頭，因此不能將它“很快忘記”。概而言之，此書吸收了維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後期的語言哲學（語言遊戲觀）、圖爾明（Stephen Toulmin）的知識進化論、波普爾（Karl Popper）的科學哲學、俄國形式主義與普遍系統論，從元理論的高度考察當時文學研究領域流行的各種理論的科學基礎，在重點批判邏輯實證主義、形式主義語言學和闡釋學的基礎上，揭示文學知識的本質、增長和傳播。
他接受了波普爾的“所有的知識本質上都是猜測性的”觀點，採納了圖爾明關於學科知識的增長是進化式的主張，更進一步指出學科理論是人為選擇的結果，是“學科中有資格的實踐者的共同意見。”（Lefevere1977a: 18）他借用維特根斯坦的語言遊戲說，視學科為一種語言遊戲。不同的語言遊戲構成一個多元系統，具有特殊性，且相互依存。語言遊戲中有勞動分工——某種專業化。（5）文學也是一個多元系統，有核心和邊緣之分。他延用了元文學（meta-literature）的概念，意指“對文學做出陳述的學科”，包括翻譯和評論。（53）評論指對文學作品的建構（establishing）和編輯。不同的是，他放棄了早年對這個概念所持的負面看法。這受到波波維奇（Popovic）（1975）的元文本（metatext）以及霍爾姆斯（Holmes）（1970）的元詩歌（metapoem）的影響，勒菲弗爾對其有所借鑒。（Lefevere 2000: 1416）
70年代中期以後，勒菲弗爾通過會議與埃文-佐哈爾建立了密切聯繫，並逐漸接受了後者多元系統論的核心主張。1976年，比利時魯汶大學（Leuven University）召開了一次影響翻譯研究范式轉移的小型研討會。與會代表霍爾姆斯、勒菲弗爾、埃文-佐哈爾、圖裡和巴斯奈特（Bassnett）等人的論文兩年後以《文學和翻譯：文學研究新視野》為名出版。論文集的附錄I“翻譯研究的學科目標”是勒菲弗爾代表本次會議提交的一個類似學術共同體的簡要宣言。他開篇提議用“翻譯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作為這個學科的名稱，（Lefevere 1978b: 234）同時指出，翻譯理論應同時“竭力描述在特定語境下翻譯過程的功能以及實際的翻譯在接受文化中具有的功能。”（235）這和埃文-佐哈爾提交的論文“翻譯文學在文學多元系統中的位置”所持的理念是契合的。
在“走向文學科學（俄國形式主義的遺產）”（1978）一文中，他明確接受了埃文-佐哈爾的觀點。他指出俄國形式主義“關注于文學的演化以及控制那一演化的規律”，（Lefevere 1978a: 71）這給文學批評帶來了深刻洞見。他認為，“文學不應該被視為鐵板一塊的概念，而是一個多元系統，圍繞一個中心和主導的核心組織起來，包括各種其他元素，比如翻譯文學、性文學、無足輕重的文學。一個時期曾經佔據主導的也許後來變成邊緣的，反之亦然。”（80）文學多元系統作為分層的系統，包括翻譯文學，這顯然來自埃文-佐哈爾。
綜上可見，70年代前期勒菲弗爾仍未擺脫傳統譯論的影響，但之後他從元理論高度分析知識本質、生產和傳播，接受多元系統論，使用元文學概念，這都為他日後的理論建設準備好了思想構件。
（二）
控制機制與折射
1980年至1984年是勒菲弗爾翻譯理論發展的第二階段。這個時期，他對埃文-佐哈爾的多元系統論有所批評，通過引入文學系統的控制機制贊助（patronage）的概念，構建了折射理論，用來解釋文學系統的運行。這是他最大的理論創新。
折射概念最早出現在“翻譯文學：走向一種綜合理論”（1981）一文中。他從系統論的角度批判了那種將文學視為文本庫（corpus）的傳統觀念，並對折射的定義、類型、功能和重要性進行了簡要介紹。折射文本指的是“為了某些受眾（比如兒童）而加工，或根據某種詩學或意識形態而改編的文本。”（Lefevere 1981: 72）它包括“漫畫、學校文集中的摘錄、大學用的文集、電影、電視劇、劇情總結和批評論文”等不同形式。（73）甚至原創文本也可視為一種折射，受到包括“經濟、作家使用的語言、意識形態和詩學”（75）的制約。可見，勒菲弗爾所說的折射範圍很廣。整個文化的運行機制就是折射。
緊接著，他在“大膽媽媽的黃瓜：文學理論中的文本、系統和折射”（1982）一文中進一步闡述了折射“在文學演化中扮演的十分重要的角色”（Lefevere 1982a: 3），最重要的是詳細描述了文學系統中控制機制的運行方式。
作者將文學視為一個處在社會環境中的一個“人造的、隨機的系統”。（5）文學系統有一個由個人、群體和機構組成的調節或控制裝置。它們對文學系統施加贊助行為。贊助至少包括意識形態、經濟、地位三個成分。意識形態成分指的是文學應該不被允許偏離社會中的其他系統太遠；經濟成分指的是贊助人確保作家的生存；地位成分指的是作家獲得在社會中的某種地位。贊助人很少直接影響文學系統；批評家會為之代勞。贊助可分為集約型和分散型。集約型指的是贊助由同一個人、團體和機構實施，具有相同的意識形態。分散型指的是不同的贊助人代表不同甚至相互衝突的意識形態。（5）文學系統內部包括一套行為準則，即詩學。它包括清單成分，即文類、某種象徵、人物、原型情境，以及功能成分，即關於文學必須或也許被允許以怎樣的方式在社會中運行。在集約型贊助系統中，批評體制（critical establishment）能夠加強詩學。在分散型贊助系統中，不同的詩學競爭並努力佔據整個系統，維護根據自己的詩學創造的作品。（6）
文學系統的這一控制機制在日後得到不斷地補充和完善，成為勒菲弗爾“重寫理論”的一個支柱。這一理論創新主要基於他對多元系統論的批評。他認為，雖然“多元系統論簡潔，有連貫性，具有潛在的能產性”，（Lefevere 1983: 193）但伊文-佐哈爾對系統的兩個功能“雙極性和週期性”（polarity & periodicity）在系統中的機制並未做進一步的解釋和說明。（194）這就是他為什麼引入“調節系統的控制機制”的概念，並用“贊助”（patronage）來表示的原因。贊助意指既和文學系統也和文學所內嵌的社會文化系統有關聯的施為者（agents），它們擔負著促進（或壓制，當它們不予支持時）文學生產的責任。它們給作家提供生活來源以及一定的地位。當它的三個成分（意識形態，地位和謀生之道）源自同一個施為者身上，贊助就是集約型的；如果不是，就是分散型的，如同當今西方的情況一樣，經濟成功並不一定和身份保持一致，而利益驅動構成了圖書生產背後的主要意識形態。
折射概念的提出表明勒菲弗爾找到了用以解釋文學生產、分配和接受的一把鑰匙，他引入贊助的概念，解釋了文學系統的控制機制，這是他在批評多元系統論的基礎上所做的創新。不過，他重點論述的是贊助對文學系統的影響，而對文學系統內部的控制機制並未詳加說明。
（三）
重寫、操縱與文學系統的演化
1985年至1992年是勒菲弗爾翻譯理論發展的第三階段。他在1985年的文章裡用重寫替換了折射，並一直延用到1992年《翻譯、重寫和文學名聲的操縱》的出版。在這個過程中，他從簡化系統論的角度，不斷通過一系列個案研究，補充、完善、強化他所提出的重寫在文學系統演化過程中所發揮的機制，尤其是控制機制與文學系統和外部環境之間的關係。不過必須指出的是，他此階段發表的論文在某些方面有很大程度的重複。（Lefevere 1988b:7）
勒菲弗爾仍然堅持系統論，但此系統論毋寧說是簡化系統論。他綜合了紀廉（Claudio Guillén）、伏迪克（Felix VodiČk）、埃文-佐哈爾、羅奈爾得·田中（Ronald Tanaka）和施密特（Siegfried J. Schmidt）等不同學者的系統論思想，用“奧卡姆剃刀”剔除那些和文學沒有多少關聯的部分（Lefevere 1985: 224），摒棄了系統論日益抽象和教條的缺點，僅僅在最一般的層面使用系統這個概念，指“用來命名一套相互關聯的元素，它們碰巧共用某種特徵，憑此，它們和不屬於這個系統的其他元素區分開。”（223-224）可見，他對系統論的使用是十分簡化、鬆散、靈活和實用的。
勒菲弗爾的系統論基於以下假設：社會是一個包括文學、物理、法律等子系統的超級系統。系統之外是它的環境。系統是開放的，和環境之間相互影響。系統有一個控制機制。
文學系統處於社會和文化系統之中，後者構成前者的環境。文學系統和社會系統互相開放，相互影響。文學系統有一個控制機制（control factor），它確保系統之間的協調。這個控制機制由兩個要素共用，一個來自文學系統內部，由闡釋者、批評家、書評家、文學教師和譯者等這些專業人士所代表。（226）他們根據詩學從內部控制文學系統。另一個主要在文學系統外部運行，是贊助，指的是幫助或阻礙文學的寫作、閱讀和重寫的力量（個人，機構）。贊助一般對文學的意識形態更感興趣。贊助設定專業人士活動的參數範圍。贊助包括意識形態、經濟和地位三個成分。（227）它可以由個人、團體、社會階級、皇家法庭、出版商，最後也是很重要的媒體來充當。贊助人很少嘗試直接影響文學系統。它們一般通過被設置用來調節文學寫作或分配的機構來運作，包括學術機制、審查局、批評刊物和教育機制。（228）
贊助可分為分散型和集約型，或者文學系統可以被本質上分散型或集約型的贊助所控制。當贊助的三個成分都由同一個贊助人分配時，贊助就是集約型的；相反，則是分散型的。（Ibid: 228）文學系統依照詩學這個符碼（code）運作，它包括兩個成分：
一、一個是由文學手法、文類、主題、象徵、原型人物和情境組成的清單；
二、一個是文學是或應該在社會中扮演什麼角色的觀念，（229）即詩學的功能成分。
功能成分由文學系統環境中的意識形態力量產生。詩學並非永恆的。詩學的變化很少和文學系統環境的變化同步。詩學具有變化性和相對的穩定性。雙級性和週期性是系統運行的兩個原則。重寫文學在文學系統演化中扮演關鍵角色。（232）影響重寫的制約因素有意識形態、詩學、“話語域”和作品所使用的自然語言。（233）翻譯是最明顯的重寫，因為它受所有四個制約因素的影響。（234）重寫的作用十分重要，它可以塑造一個文學的形象。（236）翻譯無法單獨依靠自身顛覆或轉換一個文學，因此“它應該作為文本以及生產、支援、宣傳、反對、審查文本的人所構成的整個系統中的一部分來研究。”（237）據此，文學系統的控制機制實際上只包括兩個要素，一個是來自系統內的專業人士，它們關注的是詩學；一個是來自系統的環境的贊助，它們關注的是意識形態。
之後，作者又在“‘超越闡釋’或（重）寫的事業”（1987a）這篇長文中對上述理論框架進行了更為細緻的闡述，此外，他通過眾多個案研究充實這一框架的某些方面，比如研究影響重寫的制約因素意識形態、詩學、經濟利益、話語域和自然語言（Lefevere 1986a: 219），分析各種不同形式的重寫（主要是批評、評論、文集等，提及電影、漫畫和電視劇但並未研究）對作家和作品經典性和文化形象的建構過程（Lefevere 1986b; 1988a），研究主導性文化影響被統治文化系統的方式，尤其重視重寫者在兩種文化接觸過程中對文本的協調作用（Lefevere 1987b: 25），突出重寫過程中涉及的權力關係。
之後，他在自己的論文集《比較文學論文集：系統途徑》（1988b）中關注重寫和重寫者所具有的操縱文學和文化的力量，揭示殖民主義背後的權力關係，挑戰了（比較）文學研究中的“從極端到溫和的歐洲中心主義立場”（Lefevere 1988b: 8）。通過關注“文學和權力之間的互動”，揭開所有形式的媒體“操縱文化的機制”，（同上）從而和後殖民批評建立了某種精神上的聯繫。
1992年，勒菲弗爾的重寫理論在《翻譯、重寫和文學名聲的操縱》中得到完整呈現。它也因此成為重寫理論的最終版本。全書共11章。第一章“題前語”（Prewrite）介紹了研究的基本假設和框架。第二和第三章從系統論角度研究文學系統控制機制的兩個要素：贊助和詩學。第四章“範疇”介紹了影響重寫的四個制約因素：意識形態、詩學、話語域和語言。這在後面四章裡分別得到描述。在最後三章裡，作者對另外三種重寫形式——歷史編纂、文集和批評——分別做了分析。
勒菲弗爾的研究針對的是一個十分具有挑戰性的現實問題。圖書文化被多媒體文化所代替，使得以前處於邊緣地位的重寫形式（翻譯、文集、文學史、參考書、報紙上的評論、專業期刊、批評文章、表演、電視）在影響非專業讀者方面發揮很大作用。重寫和重寫者“創造了一位元作家、一部作品、一個時代、一個文類有時甚至整個文學的形象。”（Lefevere 1992c: 5）基於此，作者提出兩個基本預設：
一、重寫是文學演進的動力（2）
二、重寫者在這一演進過程中發揮很大的作用（1）。
如何更好地研究這一現象？傳統的文學研究從文本出發，越來越遠離社會現實，給學科帶來了危機，根本無力解決問題。因此，他從簡化系統論的角度，考察重寫在促進文學系統演化過程中發揮的功能和機制，進而突出了重寫（者）操縱文學和文化系統的權力。至此，重寫理論的建構算是基本完成。上文對重寫的機制有過描述，由於作者在基本理論方面並無根本變化，故不再贅述。
（四）
文化資本、文化霸權與格柵
從1992年至2000年是勒菲弗爾翻譯理論發展的第四階段。他1996年5月因病突然離世，讓學界痛失一位思想上的革新者。他的幾篇論文在他去世後相繼發表，但國內外學術界並沒有將這個階段的成果看作他翻譯理論的又一個發展階段。從現有的資料看，他後期已經不再從系統論視角討論重寫在文學系統演化中的機制，主要因為這部分的理論建構已經完成，起碼對他而言是這樣。這一時期他傾向于簡化對翻譯 的制約因素的分類，用格柵（grid）這個社會心理學概念解釋重寫在文化資本傳播過程中所涉及的文化霸權以及文學和文化形象的塑造問題。
在1996年的論文“翻譯和經典的形成”中，勒菲弗爾考察了1900年至1988年之間在美國出版的翻譯戲劇集，分析戲劇經典形成背後那些隱身的重寫者以及影響他們或隱或顯的重寫議程的制約因素（Lefevere1996: 140）。這篇論文的基本假設仍然來自重寫理論。首先，他視翻譯為原作的一種重寫形式。其次，翻譯的重要性體現在它“為那些無法接觸原作‘現實’的讀者創造了原作的‘形象’。”（139）最後，他考察了制約翻譯的三個因素，即意識形態、詩學和經濟。（同上）作者強調了本研究的假設：和書寫文學的人相比，重寫文學的人實施很大的但卻是隱藏的權力，因此十分有必要考察重寫過程中到底發生了什麼，為什麼，重寫到底投射了一個文本、文學和文類什麼樣的形象，為什麼。（154）
1998年巴斯奈特與勒菲弗爾共同主編的《建構文化：文學翻譯文集》收入最能代表他後期翻譯思想變化的兩篇文章。他開始引入文化資本和格柵的概念。
在“同化貝爾托·布萊希特”一文中，勒菲弗爾考察了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的《大膽媽媽》（Mütter Courage）英語中的三種不同類型的重寫（翻譯、批評和參考書）如何在英語中將布萊希特同化，使其經典化，以及形象建構背後的議程。（121）作者聚焦于那些被視為“文化資本”的文本身上，但他的基本假設沒有變：第一，文化資本是通過重寫獲得的。第二，重寫者經常帶著自己的議程，在同化或經典化過程中發揮最重要的作用。（Lefevere 1998c: 109）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區分了翻譯所服務的四種功能：資訊交流、文化資本的傳播、娛樂、勸說。作者考察的是第二類翻譯，也就是被視為屬於某個文化或某個世界文化的文化資本的文本。（Lefevere 1998b: 41）文化資本指的是“知識份子能夠仍然聲稱擁有的那種資本，甚至如果只是在某種程度上，他可以控制的資本[……]文化資本是使你在社會化過程結束後（即教育）在你的社群裡被人接受的那個東西。”（42）文化資本並非永恆的，而是隨著歷史、社會和文化的發展而變化。翻譯可以傳播、分配和調節文化資本，但依賴至少三個因素：
讀者或讀者群的需求；
翻譯的贊助人或發起人；
原文化和它的語言以及目標文化和它的語言的相對的威望。
（44）譯者在翻譯的過程中往往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這裡，他給意識形態下了一個新定義，指的是“一種概念格柵（conceptual grid），它包括在某個時間某個社會中被認為是可接受的觀點和態度，通過這些觀點和態度，讀者和譯者接觸文本。”（48）譯者必須和不同的概念格柵和文類格柵妥協。（49）
在1999年的論文“書寫他者”中，勒菲弗爾考察了三個不同的荷蘭語文本如何為荷蘭讀者建構或“書寫”了印度，從而將目光轉向了翻譯在西方殖民事業中建構東方形象的霸權問題。這次，他依然使用格柵概念，指出“翻譯文本的人首要考慮的不是語言學層面的問題，而是兩種格柵，一個是觀念格柵，一個是文本格柵。兩種格柵都是社會化過程的結果。”（Lefevere 1999: 75）他並沒有給出這個新的概念精確的定義，這符合他一貫的風格——簡略甚至有點鬆散。不過，根據他之前的研究，格柵和圖式（schema）、腳本（script）、框架（framework）比較類似，是個社會心理學概念。
勒菲弗爾指出，在西方文化內部的翻譯中，格柵不會造成多大問題，但當翻譯涉及西方和非西方的話，問題就大了。這會產生一個結果，即“格柵之間的互動也許決定了為翻譯和原文的讀者建構怎樣的事實。”（77）基於此，他認為：西方文化用兩個格柵建構了並正在建構非西方文化。簡言之，西方文化‘翻譯’（並正在‘翻譯’）非西方文化進入西方的範疇，使之能理解它們，因此和它們保持一致。這引出了跨文化理解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文化A能否以文化B的概念真正理解文化B？或者格柵是否總是限定了文化能夠互相理解的方式？還是它是所有理解或誤解的前提條件？為解決這個難題，他認為最迫切和必須的任務是在文化間的翻譯中，“一點一點剔除相似性這個範疇”，“當我們不再將唐詩翻譯成仿佛它像意象主義無韻詩的時候，其實它明顯不是，我們才能夠開始用唐詩自己的術語去理解唐詩。”（同上）
為了實現“用他者文化自己的術語”來理解他者，勒菲弗爾提出了微觀和宏觀兩個策略。微觀方面，“我們得要通過前言，選文的詳細分析等等，告訴閱讀我們翻譯的讀者唐詩到底像什麼。”（同上）而宏觀方面，則“必須大力投入再教育/再社會化”，利用教育機制培養能夠平等理解他者文化的群體。這些實踐策略具有介入現實的力量，為更進一步打破西方中心論，推動社會進步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
2000年，他發表了一篇有關翻譯學科的綜述，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他對自己研究的一個高度而簡要的概括。“在過去30年中，翻譯研究從主要基於語言學學科，強調產生好的翻譯並培訓譯者生產好的翻譯，發展成為一種跨文化研究，強調翻譯在文化發展過程中所起的歷史上不可否定的作用，因此，它吸引了人們注意文化在建構過程中被高度操縱的方式。在勒菲弗爾後期的著述裡，翻譯被再次施洗/命名為‘重寫’，同時被作為在一個文化中文化資本的創造和流通過程中的一個重要因素來研究。”（Lefevere 2000: 1416）
三、文本的症候：空白與沉默
勒菲弗爾的理論文本中存在著空白與沉默、裂隙與衝突，這些構成了文本的症候。依據對這些“不能直接把捉的症候，可以更深地捕捉到文字和一般言語之後的理論問題式”（張一兵 79），進而推動理論的創新。
重寫理論所要回答的，其實是勒菲弗爾敏銳覺察到的一種身份危機感，其根源來自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生產。這一點在《翻譯、重寫和文學名聲的操縱》中有所說明，但常常被人忽視。在書中，他對自己身處的社會和文化環境有一個十分清醒的認識。他援引文學理論家希利斯·米勒（Hillis Miller）的話說：“我們如今的文化不再是圖書文化，而越來越是電影、電視和流行音樂的文化。”（Lefevere 1992c: 3）他敏銳地覺察到，“圖書佔據教學和價值觀傳遞的核心位置的西方文化的時代結束了。”（2）
這個時代的文化特徵是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生產，它有兩種生產方式：有限生產和大生產。（布迪厄2011: 407）前者按照自身的規律進行文學生產，關注高雅文學，體現的是文化資本的邏輯；而後者按照市場、經濟規律進行生產，關注的是電影、電視、廣播等大眾或通俗文化，強調的是分配、效率、利潤、廣告和消費，體現了經濟資本的邏輯。晚期資本主義文化生產的發展趨勢是大生產擠壓有限生產的空間。大眾文化和高雅文化的界限已經被打破和抹平，模仿和拼貼流行。事實是，“‘高雅’文學逐漸只在教育系統（中學和高等教育）中被閱讀，但不再構成非專業讀者青睞的閱讀材料，這同時逐漸將專業讀者的影響力局限於教育體制內。”（Lefevere 1992c: 3）作為教育體制內的一份子，勒菲弗爾感到了這一現實給自己帶來的生存壓力。“如果教育體制逐漸發揮‘保留地’的功能，允許高雅文學、它的讀者和從業者以相對的自由悠閒自樂，這會進一步增加專業讀者與外界的隔閡。”（同上）這種隔閡的一個表現就是體制內的專業讀者所生產的成果越來越“瑣碎化”，讓非專業讀者讀不懂，這“破壞了專業讀者的威信，打碎了圍繞在他們周圍的魅力光暈。”（4）更讓他擔憂的是，“絕大多數專業讀者沒有認識到這種反常的變化”（同上），結果他們的生產不會被非專業讀者接受。不過他發現：翻譯、編輯、製作文集、文學史和參考書編纂，這些常常被視為輔助性的活動，卻可以到達非專業讀者那裡。（同上）非專業讀者逐漸閱讀的不是作者書寫的文學，而是重寫者書寫的重寫。至此，勒菲弗爾找到了晚期資本主義文化生產的隱形邏輯，重寫才是使得文化延續的關鍵。重寫者發揮十分重要的作用。對之展開研究，理所應當。
然而，作者對此文化生產邏輯的認識和他研究的重點產生了某種偏移，體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晚期資本主義文化生產過程中經濟資本擠壓文化資本，但勒菲弗爾在考察影響重寫（翻譯）的制約因素的時候，強調的是意識形態和詩學。至於經濟方面的制約，他在個別文本中有所提及但只是一筆帶過。到了後期，他對這個問題有所注意，但並未充分展開。這一點可以成為今後研究重點考慮的方向。
其次，非語言重寫形式的問題。重寫的形式十分多樣，除了語言重寫形式如翻譯、文集、歷史編纂、批評之外，還有那些“半語言”（電影、電視劇、舞臺改編、漫畫）和“非語言”（繪畫、音樂）重寫形式（Lefevere 1984: 222）。不言而喻，影響更大的重寫形式應該是各種非語言符號的重寫，它在晚期資本主義文化生產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重要。然而勒菲弗爾的研究集中在書面的語言重寫形式上，對於非語言重寫，他因專業知識的限制，對此存而不論。（Lefevere 1992c: 9）可見，勒菲弗爾重寫理論所針對的物件和現實有著錯位。
以語言重寫為基礎的重寫理論是否還能有效解釋非語言重寫就成為一個必須思考的問題，也是今後一個值得考察的方向。一個從邏輯上更有說服力的重寫理論應該以社會中的主導性重寫形式為研究物件，將語言和非語言符號的重寫形式全部納入考察範圍。比如，考察莫言小說《紅高粱》在英語世界的傳播，可以而且應該將張藝謀導演的《紅高粱》電影（1988）納入視野。研究林語堂的Moment In Peking: A Nove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fe（1939）的漢譯，除了考察幾部重要的譯本之外（鄭陀、應元傑翻譯的《京華煙雲》, 1941; 張振玉翻譯的《京華煙雲》, 1977；郁飛翻譯的《瞬息京華》, 1991），還可以考慮電視劇《京華煙雲》（1988; 2014）和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連環畫版《瞬息京華》（1998）。這裡涉及到複雜的文本之間的關係和不同符號系統之間的轉換。
最後，譯者的主體性問題。
根據重寫理論，譯者和批評家、書評家、文學教師等一道構成了重寫者團體，它們的重要性是勒菲弗爾翻譯理論的一個基本預設，並且貫穿他整個理論生涯，從未改變。然而令人困惑的是，他的理論文本中至始至終沒有對作為重寫者的譯者有過單獨論述，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矛盾。
產生這一矛盾的原因是他採取的系統論的研究途徑。他明確指出：“應該進一步強調的是‘意識形態’和‘詩學’都是系統範疇，就如同‘贊助’和‘專家’一樣。”（Lefevere 1986b: 5）贊助和專家都可以由人來扮演和組成，但它們並非指單純的個人，而是一種在社會系統中發揮某種功能的角色，是個集合概念。他在另一處指出：“系統作為對讀者、作者和重寫者施加的一系列的制約因素發揮作用。”（Lefevere 1985: 225）這表明，無論是作為個體的贊助人還是專業人士，它們必須在系統所設定的參數內活動。這一點經常遭到批評，認為他的理論忽視了人的主體性。（王峰 馬琰, 2008; 林萍 2013）
然而實際並非如此。勒菲弗爾並未忘記個體面對來自系統的制約力量時所展現的主動性，只不過這個主動性是系統的一個基本功能。根據他的假設，文學系統是“一個隨機的系統，而非決定性的，即這個系統具有相對的不確定性，只承認具有某種程度的、或然性的預測，而非絕對的規律。”（Lefevere 1982b: 5）譯者“並非像機器人那樣在他們所在的時空制約因素的影響下活動。”（14）他或她“可以選擇順應系統，呆在制約因素設定的參數內，或者選擇反抗系統，在他或她的時代的制約因素之外運行，通過不同的方式閱讀文學。”（Lefevere 1985: 225）重寫者作為個體可以表現出創造性和主動性，“可以順從或反對這些制約因素。”（Lefevere 1986a: 222）在實際生活中，“總會有個體的贊助人和專家，作者和重寫者並不遵循某個時期系統的意識形態和/或詩學。”（Lefevere 1986b: 5）不過，勒菲弗爾只是從系統論的角度看待這些個例。他更加強調的是譯者在各種社會體制內所受到的約束。
四、結語
概而言之，勒菲弗爾的翻譯理論有四個發展階段。（請向上滑動）
第一階段：在經歷了70年代前期傳統譯論的短暫徘徊之後，他借鑒了元理論、系統論以及波波維奇的元文學和霍爾姆斯的元詩歌的概念，進行了初步的理論建構。
第二階段：至80年代前半期，他提出折射理論，批評多元系統論，引入文學系統的控制機制“贊助”，解釋文學系統的運行。
第三階段：1985年至1992年，他從簡化系統論的角度全面建構了“重寫理論”，包括文學系統和環境、文學系統的控制機制、影響重寫的制約因素、文學系統的演化機制等核心內容。
第四階段：1992年之後，他在堅持重寫理論基本假設的前提下，借用格柵概念，分析文化資本的傳播、東西方文學不平等交流過程中涉及的文化霸權問題，並表現出強烈的介入現實的傾向，凸顯了翻譯操縱社會現實的一面。
蓋其要者，貫穿勒菲弗爾理論文本的問題式有五：文學系統與環境的互動；文學系統的控制機制；重寫者扮演的社會角色；翻譯對傳播文化資本、塑造經典和他者形象的功能；影響翻譯的制約因素。
顯然，勒菲弗爾不是一位善於精細操作的學者。他可以將迸發出的原創思想建構成可觀的構造物，但它同時也略顯粗疏。他更喜歡簡潔而富有彈性的概念，以涵蓋複雜的社會現實。他的理論源自對晚期資本主義文化生產的敏銳觀察，但其研究與現實產生內在的衝突。首先，重寫理論強調意識形態和詩學兩個影響翻譯的制約因素，但社會化大生產擠壓有限生產的社會現實使得經濟因素有可能超越或者發揮意識形態的作用，成為決定翻譯的根本要素之一。其次，重寫理論基於對語言符號重寫的考察，但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突出了非語言符號重寫的重要性，這促使我們反思重寫理論的有效性和可能的改進方向。最後，重寫理論對系統論的採納相當程度上排除了譯者的主體性，與這一理論的基本假設相衝突，但同時又留下了譯者發揮的空間。今後，我們可將中國文學外譯作為研究物件，在上述三個方面對重寫理論進行改進，在回應社會現實的同時，推動翻譯理論的進步。這是勒菲弗爾留給我們的最大的思想遺產。
注釋
1.勒菲弗爾對翻譯研究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他積極宣導和推動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Bassnett & Lefevere 1990），和其他學者一道推動翻譯研究更加靠近文化研究的中心位置（Lefevere/Luo Xuanmin116），較早投入對德國翻譯傳統、西方翻譯史和東方文學和翻譯的獨特性闡釋與建構（Lefevere 1977b; 1992a; 1998a），在文學（詩歌）翻譯教學方面身體力行。（Lefevere 1975b; 1992b）可以說，他是一位在理論、實踐、教學、學術共同體建構等領域都做出重要貢獻的學者。
2.國外學者赫曼斯（Hermans1985; 1994; 1999）和國內學者何紹斌（2005）對勒菲弗爾的翻譯思想進行了歷時的綜述，可謂最為全面。不過，赫曼斯對勒菲弗爾前期和中期翻譯思想的評價褒貶不一，對其後期思想的發展關注不夠。何紹斌的研究受赫曼斯的影響，在對勒菲弗爾前期翻譯思想的評價上並無不同。
3.勒菲弗爾書中借鑒的理論資源龐雜，文中夾雜著大量引文。這實際上就是他在書中所批判的“語言神秘主義”（Lefevere 1977a: 14）。作者樂於提出一些實驗性的主張，有十分精彩的觀點和論述，可惜它們被淹沒在引文的海洋中了，反而不易被發現。
4.赫曼斯對這本書的評價前後有別。1985年，他主編的《文學的操縱》將此書列為新出現的翻譯研究學派三個主要的理論文本之一，與埃文-佐哈爾（Even-Zohar）的多元系統論和圖裡（Toury）的《尋求翻譯理論》並列。（Hermans 1985: 15）後來，他的態度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認為它“微不足道而且奇怪，糟糕的大雜燴，很少有人知道，最好把它忘記。”（Hermans 1999: 125）國內學者何紹斌（2005）也認為它“很快就被人遺忘了”，可能是受到了前者的影響。
5.本文使用“晚期資本主義”的概念借自傑姆遜（1997），但僅用它指代後工業社會和消費社會的文化大生產，並不具有其他特殊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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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耿強
耿強：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上海外國語大學翻譯學博士，上海交通大學外國語言文學博士後流動站出站博士後，上海海事大學外國語學院MTI教育中心副主任，上海市外國文學研究會翻譯研究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長，研究領域為中國翻譯話語、中國文學外譯，翻譯副文本研究。電子郵箱：qianggeng@shmtu.edu.cn ，迄今發表學術論文、專著、編著四十多篇、部，完成並正在主持省部級項目2項，廳局級專案3項，翻譯菲茨傑拉德短篇小說3篇及其他非文學類翻譯若干。
專著《中國文學：新時期的譯介與傳播——熊貓叢書英譯中國文學研究》（2018，南開大學出版社）成功入選“十三五”國家重點圖書、音像、電子出版物規劃專案“中國文化外譯：典範化傳播實踐與研究”，列入叢書第三本。
本文轉自：國際漢學研究與資料庫建設（請點擊閱讀原文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