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家如何保護生物多樣性？近期， 大象種群數量統計結果出爐， 表明非洲的大象數量急劇下降， 研究者再次呼籲進行更多的調查統計，
更加準確的資料結果無法拯救大象、犀牛或者其他任何物種。 大量的個人、院校、當地政府以及國際和非政府組織已經在過去幾十年中收集、整理和組織了大量資料， 卻不得不同時眼睜睜看著我們的生物遺產遭到破壞。
當然， 生物多樣性資料對於保護工作至關重要．可以推舉需要優先保護的物件， 引起人們對受威脅物種或者瀕危物種的關注。 但是， 生物多樣性資料很少帶來實質的生物保護決策， 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更多地用來作為其他論點的資料支撐。 國際野生動植物瀕危物種貿易大會(CITES)收緊對鯊魚．鸚鵡和穿山甲等瀕危物種貿易監管的決定就是如此。
本周在南非克魯格國家公園舉行的國際長期生態研究網路(ILTER）全球科學會議則表明了問題所在。 ILTER在過去多年中交出了一份卓有成效的成績單， 它整合了各種社會力量參與到生態系統的研究中，
鑒於此．我們真的需要更多的科學會議來討論氮氣迴圈和生物多樣性嗎？當然， 如果目標僅僅是為了便於我們的朋友或者同事發表更多的深奧的文章．或者發佈更多的資料資訊， 我也無話可說。 我們不能妄想， 這些科學會議、資料資訊或者統計分析能夠説明政府決策者找到足夠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來阻止非洲的大象盜獵活動、印尼的燒荒現象、北美的水供應受到污染、中國無節制的對野生資源的侵蝕。
如果你確實認為生物多樣性對我們的星球至關重要， 對人類的福祉必不可少， 我們就要腳踏實地．盡一切可能為我們的後代做好生物保護工作。
第一， 停止把任何非人類的事物稱為“自然資源”。 所言即所思。 使用自然資源這個字眼就意味著， 所有其他物種的存在是以它們為人類所提供的利益為前提的。 自然歷史學家和組織主義者一直都主張， 在我們保護非人類物種前， 我們首先要認識瞭解它們。
第二， 承認更好的資料並不會帶來更好的決策。 不論提供的資料如何翔實， 我們內心深處天生的對蝙蝠、蜘蛛或者蛇的負面印象無法使我們做出中立的判斷， 我們對熊貓、穿山甲或者幼海豹的正面印象同樣如此。 哪些物種應該被優先保護完全取決於原始情感、不同利益相關者的觀點以及不同政治派別的考慮。
第三，更多的科學家必須積極地投身到政治事務中。第一步，雖然只是一小步，但也是一個必要的步驟，就是給領導打電話、發電郵、進行溝通。出席各種政治會議是接下來要做的事情，這同樣是必須要做的事情。如果我們沒有參與其中，我們的聲音就無從被知曉，而為當地、地區、國家或者國際組織的保護決策提供志願服務則是更加宏大的貢獻。如果我們不做，還會有誰做呢？
研究臭氧層破壞和氣候變化的科學家已經用過往的經驗表明：直接參與到決策過程中可以讓自己在談判桌上佔有一席之地，並有利於對政治變化施加影響。那麼，致力於研究生物多樣性並希望其他物種留存在這個星球上的科學家同樣也應該向他們學習。
第三，更多的科學家必須積極地投身到政治事務中。第一步，雖然只是一小步，但也是一個必要的步驟，就是給領導打電話、發電郵、進行溝通。出席各種政治會議是接下來要做的事情，這同樣是必須要做的事情。如果我們沒有參與其中，我們的聲音就無從被知曉，而為當地、地區、國家或者國際組織的保護決策提供志願服務則是更加宏大的貢獻。如果我們不做，還會有誰做呢？
研究臭氧層破壞和氣候變化的科學家已經用過往的經驗表明：直接參與到決策過程中可以讓自己在談判桌上佔有一席之地，並有利於對政治變化施加影響。那麼，致力於研究生物多樣性並希望其他物種留存在這個星球上的科學家同樣也應該向他們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