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19日， 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指出：“著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範疇新表述， 講好中國故事， 傳播好中國聲音。
一、破除解讀中國道路的西方話語霸權
在《話語的秩序》中， 福柯指出， “話語是權力， 人通過話語賦予自己權力”， 提出了“話語即權力”的著名命題。 話語之間的交鋒實際上是一種權力鬥爭， 或者說， 權力的較量在很多情況下， 是通過話語權的爭鬥展開的。 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快速發展起來， 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顯著提升。 關於“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的談論不絕於耳。 西方世界試圖以西方理論、西方話語解讀中國道路、中國模式。
在中國經驗、中國模式的解釋上，
用西方話語規制中國道路， 我們不僅應從學術角度澄清其方法論的謬誤， 還應當從政治和意識形態角度分析其背後的話語陷阱、意識形態滲透。 這些年， 西方世界在中國道路上設置的諸多話語陷阱， 主要表現有：1、針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和政治制度進行話語設置。 特別是蘇東劇變之後，
針對上述情況， 當前意識形態建設的迫切任務就是破除解讀中國道路的西方話語霸權， 建構“中國話語”， 解決“削中國實踐之足、適西方理論之履”、“中國經驗、西方話語”等諸多問題。 我們應當用中國特色話語體系解讀中國道路， 積極建構中國道路的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用中國話語解讀好中國經驗、闡釋好中國道路， 講好“中國故事”，牢牢掌握中國道路的國際話語權。
二、建構中國話語的三個著力點
建構關於中國道路、中國模式的獨特話語，掌握中國道路的國際話語權，是一項任重道遠的任務，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努力。建構中國話語可以首先著眼於三個方面問題的闡釋與論證，即“核心要素”、“世界意義”、“戰略重點”，它們也構成了闡釋中國道路、建構中國話語的三大著力點。
一是“核心要素”。中國經驗、中國道路、中國模式有著豐富的內涵，可以從諸多方面把握其基本特徵。在全球化時代，我們應當提煉出中國道路的核心要素，以核心要素建構其表達中國道路的鮮明話語及其相關體系。核心要素有哪些？這一問題還在進一步的探討與研究中，有人提出中國道路的核心要素涉及到：社會主義方向；有效發揮政府作用的市場經濟體制；以人為本、共同富裕的核心價值理念；漸進主義的改革策略。可以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等四個核心要素去理解中國道路，以此建構其獨特的話語體系。
1、中國道路是社會主義定向的。社會主義構成了中國道路的根本性質，我們選擇了一條不同於資本主義的現代化模式，這便是社會主義現代化模式。
2、中國道路的獨特之處在於將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作為一種“中國式現代化”模式，中國道路之所以能夠成功開創，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引進了市場經濟機制，從而超越了傳統社會主義模式。
3、中國道路最本質的特徵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道路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民族復興之路。闡釋中國道路，關鍵要解釋好中國共產黨這一領導主體。
4、中國道路的底色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中國道路具有無比深厚的歷史底蘊，接受著五千多年中華民族漫長奮鬥積累的文化養分的滋養，以及党領導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中創造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由此，深入把握中國道路的內在特徵，需要切入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之中。
二是“世界意義”。在現有的中國道路的闡釋中，要強調中國道路的特殊性，即“中國特色”，這一點當然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忽視中國道路的普遍性和“世界歷史意義”。西方一些理論、話語之所以有影響力，跟它們的“普遍化闡釋”、“世界意義闡釋”有著直接的因果關係。應當認識到中國道路是“中國向度”和“世界向度”的統一，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在全球化時代的話語權爭奪中，更應當突出中國道路的普遍性，闡釋中國道路的世界歷史意義。早在1956年，毛澤東同志在《紀念孫中山先生》一文中就明確指出：“中國應當對於人類有較大的貢獻。”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道路的成功開闢和發展有效地兌現了毛澤東當年的承諾。
闡釋中國道路的世界意義，建構中國話語的普遍性，可以從三個方面加以論述：
1、中國道路彰顯人類文明發展的多樣性。西方常常以各種話語來論述西方文明是人類文明的唯一形式。在“西方中心主義論”者的心目中，西方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理想的文明形式，其他的文明形式要麼是“低下的”，要麼是“不可持續的”。中國道路打破了西方國家在人類發展模式上的霸權，使以“普世話語”自居的發展模式還原為“地方性”發展模式。中國道路開闢了一條不同于西方文明的新文明類型，它是以社會主義為基本定向的，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為基本底蘊的。
2、中國道路為“非西方國家”現代化發展提供借鑒。如何走向現代化是很多發展中國家思考的問題。一些發展中國家在移植西方現代化模式的過程中發生了慘痛的代價，特別是在西方推行的“民主化”浪潮中，不同程度導致了政權動盪、社會分裂等。中國在走向現代化過程中，並沒有迷信西方的現代化路徑，而是從中國實際出發，將改革發展穩定有效結合起來，將民主化進程與整個社會經濟發展銜接起來，取得了不錯的成效。對後發現代化國家而言，社會穩定和政治秩序是異常重要的，而中國通過強大的政黨組織以及有效的政府權威系統保證了這一點。中國道路及其現代化模式，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政治驅動型的後發現代化模式。在這一模式中，政治領導起著決定性作用。在《現代化的動力》一書中，布萊克曾指出，現代化的核心問題是固守于傳統的政治領導向現代化訴求的政治領導轉變的過程。很顯然，中國在這一過程中是成功的，並為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發展模式的選擇提供了有益借鑒。
3、中國道路給予西方發展模式以啟迪。2008年以來，西方世界在發展過程中遇到了諸多挑戰與危機，而中國的一枝獨秀，中國的一些成功經驗為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乃至為西方發展模式反思自我、修正自身提供了重要啟示。
三是“戰略重點”。當前，關於中國道路的話語闡釋，重點應當放在兩個方面。一要解釋好中國政治發展道路、特別是民主模式。近年來，西方強勢的“民主話語”給我國意識形態工作帶來很大壓力。一些學者、甚至包括國內學者有意或無意常以西方話語和西方標準來評價中國政治制度，根據所謂的“民主的程度”給中國政治模式以不同形式的定性。“東方專制主義”、“極權主義”、“全能主義”、“威權主義”等概念都是這方面的表現。牢牢掌握中國道路的話語權，緊迫任務是建構“中國式民主”話語，有效回擊自由民主、選舉民主等西方話語；建構能有效論證中國道路，尤其是政權合法性的話語體系。二要解釋好、宣傳好中國和平發展的戰略。“中國威脅論”、“國強必霸論”、“中國低人權論”、“帶血GDP論”、“中國不負責任論”、“中國殖民論”等等，都是中國“挨駡”的表現。我們應通過有效的對外話語體系建構，向世界說明“中國的崛起對世界不是一種威脅”。中國走的是一條和平發展的道路，中國道路蘊含著和平主義的“文化基因”，比如“和為貴”、“和而不同”、“內聖外王”、“睦鄰友邦”、“天下大同”等思想觀念和價值理念。鄧小平強調說：“我們搞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不斷發展社會生產力的社會主義，是主張和平的社會主義。”總而言之，當前掌握中國道路的國際話語權，需要通過有效話語解釋中國和平發展戰略、特別是揭示其內生的和平主義本質。正如有學者指出：“中國的和平主義發展道路乃是真正的‘道’——是合于大道（新的普遍原則）的通達之道（道路），是和平主義的‘王道’而不是強權主義的‘霸道’。它的世界歷史意義就在於：它揚棄並且超越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從而把不以擴張主義為出發點也不以霸權主義為必然歸宿的發展前景啟示給人類向著未來的歷史籌畫。”
總的說來，牢牢掌握解讀中國道路的國際話語權：一在“破”，即解決“中國道路、西方話語”的問題，尤其是揭示西方話語背後的方法論謬誤和政治意圖；二在“立”，即建構“中國道路、中國話語”的宣傳與闡釋系統，尤其在“核心要素”、“世界意義”和“戰略重點”等方面要有所突破。
講好“中國故事”，牢牢掌握中國道路的國際話語權。二、建構中國話語的三個著力點
建構關於中國道路、中國模式的獨特話語，掌握中國道路的國際話語權，是一項任重道遠的任務，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努力。建構中國話語可以首先著眼於三個方面問題的闡釋與論證，即“核心要素”、“世界意義”、“戰略重點”，它們也構成了闡釋中國道路、建構中國話語的三大著力點。
一是“核心要素”。中國經驗、中國道路、中國模式有著豐富的內涵，可以從諸多方面把握其基本特徵。在全球化時代，我們應當提煉出中國道路的核心要素，以核心要素建構其表達中國道路的鮮明話語及其相關體系。核心要素有哪些？這一問題還在進一步的探討與研究中，有人提出中國道路的核心要素涉及到：社會主義方向；有效發揮政府作用的市場經濟體制；以人為本、共同富裕的核心價值理念；漸進主義的改革策略。可以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等四個核心要素去理解中國道路，以此建構其獨特的話語體系。
1、中國道路是社會主義定向的。社會主義構成了中國道路的根本性質，我們選擇了一條不同於資本主義的現代化模式，這便是社會主義現代化模式。
2、中國道路的獨特之處在於將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作為一種“中國式現代化”模式，中國道路之所以能夠成功開創，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引進了市場經濟機制，從而超越了傳統社會主義模式。
3、中國道路最本質的特徵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道路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民族復興之路。闡釋中國道路，關鍵要解釋好中國共產黨這一領導主體。
4、中國道路的底色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中國道路具有無比深厚的歷史底蘊，接受著五千多年中華民族漫長奮鬥積累的文化養分的滋養，以及党領導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中創造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由此，深入把握中國道路的內在特徵，需要切入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之中。
二是“世界意義”。在現有的中國道路的闡釋中，要強調中國道路的特殊性，即“中國特色”，這一點當然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忽視中國道路的普遍性和“世界歷史意義”。西方一些理論、話語之所以有影響力，跟它們的“普遍化闡釋”、“世界意義闡釋”有著直接的因果關係。應當認識到中國道路是“中國向度”和“世界向度”的統一，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在全球化時代的話語權爭奪中，更應當突出中國道路的普遍性，闡釋中國道路的世界歷史意義。早在1956年，毛澤東同志在《紀念孫中山先生》一文中就明確指出：“中國應當對於人類有較大的貢獻。”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道路的成功開闢和發展有效地兌現了毛澤東當年的承諾。
闡釋中國道路的世界意義，建構中國話語的普遍性，可以從三個方面加以論述：
1、中國道路彰顯人類文明發展的多樣性。西方常常以各種話語來論述西方文明是人類文明的唯一形式。在“西方中心主義論”者的心目中，西方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理想的文明形式，其他的文明形式要麼是“低下的”，要麼是“不可持續的”。中國道路打破了西方國家在人類發展模式上的霸權，使以“普世話語”自居的發展模式還原為“地方性”發展模式。中國道路開闢了一條不同于西方文明的新文明類型，它是以社會主義為基本定向的，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為基本底蘊的。
2、中國道路為“非西方國家”現代化發展提供借鑒。如何走向現代化是很多發展中國家思考的問題。一些發展中國家在移植西方現代化模式的過程中發生了慘痛的代價，特別是在西方推行的“民主化”浪潮中，不同程度導致了政權動盪、社會分裂等。中國在走向現代化過程中，並沒有迷信西方的現代化路徑，而是從中國實際出發，將改革發展穩定有效結合起來，將民主化進程與整個社會經濟發展銜接起來，取得了不錯的成效。對後發現代化國家而言，社會穩定和政治秩序是異常重要的，而中國通過強大的政黨組織以及有效的政府權威系統保證了這一點。中國道路及其現代化模式，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政治驅動型的後發現代化模式。在這一模式中，政治領導起著決定性作用。在《現代化的動力》一書中，布萊克曾指出，現代化的核心問題是固守于傳統的政治領導向現代化訴求的政治領導轉變的過程。很顯然，中國在這一過程中是成功的，並為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發展模式的選擇提供了有益借鑒。
3、中國道路給予西方發展模式以啟迪。2008年以來，西方世界在發展過程中遇到了諸多挑戰與危機，而中國的一枝獨秀，中國的一些成功經驗為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乃至為西方發展模式反思自我、修正自身提供了重要啟示。
三是“戰略重點”。當前，關於中國道路的話語闡釋，重點應當放在兩個方面。一要解釋好中國政治發展道路、特別是民主模式。近年來，西方強勢的“民主話語”給我國意識形態工作帶來很大壓力。一些學者、甚至包括國內學者有意或無意常以西方話語和西方標準來評價中國政治制度，根據所謂的“民主的程度”給中國政治模式以不同形式的定性。“東方專制主義”、“極權主義”、“全能主義”、“威權主義”等概念都是這方面的表現。牢牢掌握中國道路的話語權，緊迫任務是建構“中國式民主”話語，有效回擊自由民主、選舉民主等西方話語；建構能有效論證中國道路，尤其是政權合法性的話語體系。二要解釋好、宣傳好中國和平發展的戰略。“中國威脅論”、“國強必霸論”、“中國低人權論”、“帶血GDP論”、“中國不負責任論”、“中國殖民論”等等，都是中國“挨駡”的表現。我們應通過有效的對外話語體系建構，向世界說明“中國的崛起對世界不是一種威脅”。中國走的是一條和平發展的道路，中國道路蘊含著和平主義的“文化基因”，比如“和為貴”、“和而不同”、“內聖外王”、“睦鄰友邦”、“天下大同”等思想觀念和價值理念。鄧小平強調說：“我們搞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不斷發展社會生產力的社會主義，是主張和平的社會主義。”總而言之，當前掌握中國道路的國際話語權，需要通過有效話語解釋中國和平發展戰略、特別是揭示其內生的和平主義本質。正如有學者指出：“中國的和平主義發展道路乃是真正的‘道’——是合于大道（新的普遍原則）的通達之道（道路），是和平主義的‘王道’而不是強權主義的‘霸道’。它的世界歷史意義就在於：它揚棄並且超越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從而把不以擴張主義為出發點也不以霸權主義為必然歸宿的發展前景啟示給人類向著未來的歷史籌畫。”
總的說來，牢牢掌握解讀中國道路的國際話語權：一在“破”，即解決“中國道路、西方話語”的問題，尤其是揭示西方話語背後的方法論謬誤和政治意圖；二在“立”，即建構“中國道路、中國話語”的宣傳與闡釋系統，尤其在“核心要素”、“世界意義”和“戰略重點”等方面要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