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近日， 知名學術期刊《自然》線上發表了一篇名為《Biotech booms in China》長文， 向全世界介紹了正在蓬勃發展中的中國生物技術行業。 這篇長文指出， 隨著投資和創新的不斷積累， 中國生物醫藥行業從未如此富有潛力。 今天， 我們也將為讀者送上這篇文章的編譯整理。 點擊文末“閱讀原文”， 即可訪問《自然》的原始新聞報導。
每個人都會面臨職業道路上的選擇。 是繼續待在舒適區， 從事一份熟悉的工作？還是看準時代的潮流， 勇敢接受新的挑戰？時機是成敗的關鍵。 對於中國生物技術與醫藥行業來說， 最艱難的時刻已經過去，
僅僅是在10多年前， 當第一批海歸科學家剛剛踏上中國的土地， 就敏銳地發現， 在高速發展的經濟背後， 醫藥行業沒有跟上飛馳的步伐。 當時的中國醫藥行業， 仿製藥占了主導地位。 這誠然反映了落後的事實， 卻又何嘗不是創新的機遇？這些海歸精英們在政府的大力協助下，
今天， 來到中國的生物技術專家， 會清楚地看到， 這個國家的生物技術與醫藥行業正處於騰飛前的拐點——大學體系帶動了優秀的基礎科研， 帶來了大量博士；公共或是私有的部門正在持續不斷地提供經濟支持；監管政策積極改革， 與全球接軌；商業精英充滿活力， 放眼全球， 志向遠大。
他們也知道， 中國有著巨大的未滿足醫療需求。 隨著人口不斷老化， 我們急需癌症、神經學、以及糖尿病領域的更多創新醫藥產品。 與巨大的需求相比， 中國老百姓能用上的好藥新藥則顯得相當不足——在過去5年， 全球一共批准了42款抗癌新藥， 只有4款順利進入了中國。 幸好， 這一嚴重的滯後問題， 有望在短期內得到迅速緩解。 一方面， 來自政府與監管部門的一系列改革新政能讓更多海外新藥更快進入中國；另一方面，
Greg Scott先生僅僅造訪了兩次張江高科技園區， 就決定在這片新藥研發的沃土之中開設一家生命科學諮詢公司。 2007年， 他建立了ChinaBio， 並不斷鼓勵身邊人前往中國。 “去試試吧！這是段很棒的經歷！”Scott先生說道：“如果我替別人設計職業道路， 裡頭一定會有中國的部分。 這是美國之外， 全球最大的醫藥市場。 ”
中國的醫藥行業發展並不僅僅對企業家和跨國醫藥公司有吸引力。 事實上， 中國的環境也吸引了許多科學家邁出職業道路上的下一步。 知名結構化學家Raymond Stevens教授就是這樣一個例子。 在學術界， Stevens教授解析了諸多人體受體蛋白的晶體結構， 有助於鑒定潛在的新藥靶點。 2009年， 在一次關於膜蛋白的演講過後， 中國學子的學術熱情讓他決定離開加州， 前往上海。
“中國最吸引我的地方之一，就是學生對科學的熱情。” Stevens教授說道。在他的演講後，一群學生圍繞在講臺邊，向他拋出了一個又一個科學問題。“他們對科學充滿了饑渴，” Stevens教授補充說：“就在那一刻，我決定在中國進行我的學術休假（sabbatical）。”
不久後，Stevens教授作為訪問學者來到了中國，如今，Stevens教授是上海科技大學iHuman研究所的執行所長，也是中國“千人計畫”成員之一。2017年，他榮獲“白玉蘭紀念獎”，以表彰他對於上海發展做出的傑出貢獻。
政策
Stevens教授體驗到的科學熱情，絕非偶然。隨著過去10多年來政府對於生物技術的持續大力扶持，越來越多的科學家和企業家為中國所吸引。據估計，在過去的6年時間裡，有超過200萬名海外資深人士回到中國，有25萬人來自生命科學領域，其中不乏Scott先生與Stevens教授這樣並非出生在中國的精英。
對創新的推動，離不開政府的大力支持。值得一提的是，最新的3個“五年規劃綱要”均強調了生物技術的重要性。“十三五”規劃綱要規定，到2020年，我國生物技術產業GDP比重將超4%，打造10-20個產值過100億元的生物醫藥專業園區。
在吸引海外學者方面，千人計畫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自2008年以來，千人計畫在各個領域招募了7000多名精英，其中生命科學和生物技術領域招募了超過1400人，囊括公司的創始人、首席科學家、或是一流的學者。這些精英與與諸多海歸一道，對行業產生了重大影響。無論是獲批新藥，還是醫藥新銳，或是一流研究，背後都有他們的影子。
資本自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後，西方國家的生物技術投資受到了一定影響。而在中國，對於生物技術的投資卻蒸蒸日上。考慮到中國人口的老齡化趨勢，以及巨大的醫療需求，中國投資者們期望能擴充投資管線，涵蓋更多的領域。根據ChinaBio的資料，從2015年到2017年中的這2年半時間裡，中國的風投與私募機構一共募集到了450億美元的資金，其中只有120億美元已經得到了投資。可以想像，投資人正在尋求更多的投資機會。此外，百濟神州、再鼎醫藥、藥明生物等中國公司，也于近年順利上市。這些流入創新生物技術公司的資金，將擴充生物技術的人才團隊，形成積極的正向迴圈。
但資金並不是生物技術公司的專利。在學術界，生命科學研究的經費也在增長。“獲得科學經費相對比較容易，” 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所長、百濟神州共同創始人王曉東博士說道：“中國的青年學者可以從政府獲得啟動資金，這能讓科研之路的最初幾步走得更順一些。”
Stevens教授則指出，儘管中國並沒有比美國更容易申請經費，但與美國“低風險”的撥款思路不同，中國資助“高風險”科研項目的願望更強烈。他稱讚說，這些決定是真正為長遠投資，而並非將壓力集中在短期內產生大量資料，確保下一輪的資助。此外，中國的學者也越發重視“產學結合”。從實驗室裡誕生的新研究，可以用來創立新公司。這能幫助更多創新發現從實驗室走向應用，來到患者身邊。
人才在政策與資金的大力支持下，中國生物技術新銳吸引到了越來越多的人才加入。“我們不斷尋找新的員工，”信達生物董事長兼總裁俞德超博士說道：“每年，我們都在以20%的幅度擴大。”信達生物是中國生物技術新銳的一個代表。這些公司不斷尋找在海外有工作經驗的資深人士，他們對於創新藥開發的經驗，將成為寶貴財富。
信達生物董事長兼總裁俞德超博士在2017藥明康得全球論壇上分享中國生物製品行業的巨大潛力
“我們團隊的十分之一是海歸。對於新藥開發與監管，他們有第一手的經驗。” 俞德超博士補充說。隨著CFDA成為國際人用藥品註冊技術協調會（ICH）成員，未來這樣的海外人才需求，只會越來越高。
對於許多海歸來說，決定加入中國生物技術新銳，有著一個重要因素——社會責任感與影響力。“在海外大型機構中，一個人很難產生重大影響，或是決定某件事的發生。在中國，你能真正對行業以及社會造成影響力，” 康希諾的創始人、董事長、兼總裁宇學峰博士說道：“我想要回到中國，開發產品，更好地服務于中國健康行業。現在的時機很好。”為此，宇學峰博士離開了賽諾菲的管理層，回到中國開始創業。目前康希諾的一款Ebola病毒疫苗已經得到了CFDA的批准。
機遇
對於海外科學家來說，他們最擔心的問題就是中國是否真的適合他們。要回答這個問題，許多人總結出了一些富有成效的職業道路。譬如，這些可以科學家們可以作為跨國藥企的外派人員，來到中國，或是先加入一家在海外有職位的公司。接下來的幾年工作經歷，將有助於更好地瞭解中國。要和員工與監管部門打好交道，或是需要進行臨床試驗，這些經歷必不可少。“我在管理中國人才時，不斷學到新的知識，”Scott先生說。
在《自然》雜誌評選的中國諸多生物技術之星中，很多精英都有類似的經歷。他們對於公司的發展尤為可貴。我們也很高興在其中看到藥明康得執行副總裁，首席商務官，首席戰略官楊青博士、以及其他諸多藥明康得集團合作夥伴的名字。去年，《彭博商業週刊》指出，這些海歸精英對行業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對於剛回國的人，我的一個建議是，不要因為我們會說中文，就認為我們對中國很瞭解，”千人計畫專家張丹博士說：“人們往往低估了中國的發展速度。”藥明康得集團合作夥伴菲吉樂科（Phagelux）的首席執行官Mark Engel先生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認為技術固然重要，但主動瞭解中國文化環境的意願也很重要。
在學術界，中國也同樣歡迎來自海外的人才。復旦大學藥學院院長王明偉博士期望能將海外教職員工的比例從3%提高到15%。Stevens教授也期望，能將其團隊比例提高到25%。正如《自然》所言，優秀的科學沒有國界。我們期待政策、資金、人才的有機結合，能讓中國的生物技術與醫藥行業早日結出碩果，造福全球患者！
參考資料：
[1] Biotech booms in China
“中國最吸引我的地方之一，就是學生對科學的熱情。” Stevens教授說道。在他的演講後，一群學生圍繞在講臺邊，向他拋出了一個又一個科學問題。“他們對科學充滿了饑渴，” Stevens教授補充說：“就在那一刻，我決定在中國進行我的學術休假（sabbatical）。”
不久後，Stevens教授作為訪問學者來到了中國，如今，Stevens教授是上海科技大學iHuman研究所的執行所長，也是中國“千人計畫”成員之一。2017年，他榮獲“白玉蘭紀念獎”，以表彰他對於上海發展做出的傑出貢獻。
政策
Stevens教授體驗到的科學熱情，絕非偶然。隨著過去10多年來政府對於生物技術的持續大力扶持，越來越多的科學家和企業家為中國所吸引。據估計，在過去的6年時間裡，有超過200萬名海外資深人士回到中國，有25萬人來自生命科學領域，其中不乏Scott先生與Stevens教授這樣並非出生在中國的精英。
對創新的推動，離不開政府的大力支持。值得一提的是，最新的3個“五年規劃綱要”均強調了生物技術的重要性。“十三五”規劃綱要規定，到2020年，我國生物技術產業GDP比重將超4%，打造10-20個產值過100億元的生物醫藥專業園區。
在吸引海外學者方面，千人計畫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自2008年以來，千人計畫在各個領域招募了7000多名精英，其中生命科學和生物技術領域招募了超過1400人，囊括公司的創始人、首席科學家、或是一流的學者。這些精英與與諸多海歸一道，對行業產生了重大影響。無論是獲批新藥，還是醫藥新銳，或是一流研究，背後都有他們的影子。
資本自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後，西方國家的生物技術投資受到了一定影響。而在中國，對於生物技術的投資卻蒸蒸日上。考慮到中國人口的老齡化趨勢，以及巨大的醫療需求，中國投資者們期望能擴充投資管線，涵蓋更多的領域。根據ChinaBio的資料，從2015年到2017年中的這2年半時間裡，中國的風投與私募機構一共募集到了450億美元的資金，其中只有120億美元已經得到了投資。可以想像，投資人正在尋求更多的投資機會。此外，百濟神州、再鼎醫藥、藥明生物等中國公司，也于近年順利上市。這些流入創新生物技術公司的資金，將擴充生物技術的人才團隊，形成積極的正向迴圈。
但資金並不是生物技術公司的專利。在學術界，生命科學研究的經費也在增長。“獲得科學經費相對比較容易，” 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所長、百濟神州共同創始人王曉東博士說道：“中國的青年學者可以從政府獲得啟動資金，這能讓科研之路的最初幾步走得更順一些。”
Stevens教授則指出，儘管中國並沒有比美國更容易申請經費，但與美國“低風險”的撥款思路不同，中國資助“高風險”科研項目的願望更強烈。他稱讚說，這些決定是真正為長遠投資，而並非將壓力集中在短期內產生大量資料，確保下一輪的資助。此外，中國的學者也越發重視“產學結合”。從實驗室裡誕生的新研究，可以用來創立新公司。這能幫助更多創新發現從實驗室走向應用，來到患者身邊。
人才在政策與資金的大力支持下，中國生物技術新銳吸引到了越來越多的人才加入。“我們不斷尋找新的員工，”信達生物董事長兼總裁俞德超博士說道：“每年，我們都在以20%的幅度擴大。”信達生物是中國生物技術新銳的一個代表。這些公司不斷尋找在海外有工作經驗的資深人士，他們對於創新藥開發的經驗，將成為寶貴財富。
信達生物董事長兼總裁俞德超博士在2017藥明康得全球論壇上分享中國生物製品行業的巨大潛力
“我們團隊的十分之一是海歸。對於新藥開發與監管，他們有第一手的經驗。” 俞德超博士補充說。隨著CFDA成為國際人用藥品註冊技術協調會（ICH）成員，未來這樣的海外人才需求，只會越來越高。
對於許多海歸來說，決定加入中國生物技術新銳，有著一個重要因素——社會責任感與影響力。“在海外大型機構中，一個人很難產生重大影響，或是決定某件事的發生。在中國，你能真正對行業以及社會造成影響力，” 康希諾的創始人、董事長、兼總裁宇學峰博士說道：“我想要回到中國，開發產品，更好地服務于中國健康行業。現在的時機很好。”為此，宇學峰博士離開了賽諾菲的管理層，回到中國開始創業。目前康希諾的一款Ebola病毒疫苗已經得到了CFDA的批准。
機遇
對於海外科學家來說，他們最擔心的問題就是中國是否真的適合他們。要回答這個問題，許多人總結出了一些富有成效的職業道路。譬如，這些可以科學家們可以作為跨國藥企的外派人員，來到中國，或是先加入一家在海外有職位的公司。接下來的幾年工作經歷，將有助於更好地瞭解中國。要和員工與監管部門打好交道，或是需要進行臨床試驗，這些經歷必不可少。“我在管理中國人才時，不斷學到新的知識，”Scott先生說。
在《自然》雜誌評選的中國諸多生物技術之星中，很多精英都有類似的經歷。他們對於公司的發展尤為可貴。我們也很高興在其中看到藥明康得執行副總裁，首席商務官，首席戰略官楊青博士、以及其他諸多藥明康得集團合作夥伴的名字。去年，《彭博商業週刊》指出，這些海歸精英對行業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對於剛回國的人，我的一個建議是，不要因為我們會說中文，就認為我們對中國很瞭解，”千人計畫專家張丹博士說：“人們往往低估了中國的發展速度。”藥明康得集團合作夥伴菲吉樂科（Phagelux）的首席執行官Mark Engel先生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認為技術固然重要，但主動瞭解中國文化環境的意願也很重要。
在學術界，中國也同樣歡迎來自海外的人才。復旦大學藥學院院長王明偉博士期望能將海外教職員工的比例從3%提高到15%。Stevens教授也期望，能將其團隊比例提高到25%。正如《自然》所言，優秀的科學沒有國界。我們期待政策、資金、人才的有機結合，能讓中國的生物技術與醫藥行業早日結出碩果，造福全球患者！
參考資料：
[1] Biotech booms i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