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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發展理念下的經濟邏輯思考

目前, 中國經濟已經進入新常態發展階段, 進入新階段以後我國的經濟發展呈現出新的特點:增長速度從高速轉向中高速, 發展方式從規模速度型轉向品質效率型, 經濟結構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並舉, 發展動力從主要依靠資源和低成本勞動力等要素投入轉向創新驅動等。 簡言之, 經濟發展的這些新變化, 其實質是使整個經濟發展進入轉型升級, 向國際產業鏈中高級攀升的新階段。

未來經濟向什麼地方發展?主要的策略就是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發展。 創新發展, 注重解決發展動力問題,

把發展基點放在創新上;協調發展, 注重解決發展不平衡問題, 在著力加強發展短板和薄弱環節中拓寬發展空間;綠色發展, 注重解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問題, 推動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開放發展, 注重解決發展內外聯動問題, 提高對外開放水準;共用發展, 注重解決社會公平正義問題, 堅持走共同富裕道路。

當前, 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因素, 有週期性、總量性的, 但主要是結構性的。 結構性問題, 供給和需求兩側都有, 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是適應把握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和必然要求。 要把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主攻方向, 重點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

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 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 改善供給側結構, 必須合理配置生產要素, 優化產業體系, 創新產品供給, 提高供給品質和效率, 使供給體系更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既要立足當前, 努力完成好“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板”這五大重點任務, 積極化解當前經濟運行中的突出矛盾;又要著眼長遠, 加快構建促進我國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的一系列體制機制, 彙聚我國中長期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的持久動力。 同時, 應適度擴大總需求並提高有效性, 這是推動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的重要條件。

我國內需潛力巨大, 擴大內需既有必要也有可能, 關鍵是找准發力點。

應著眼補短板、惠民生、調結構、促創新、增後勁, 特別是在脫貧攻堅、環境治理、壯大新興產業、促進農業穩定發展和加強社會建設等方面, 增加有效投資, 改善投資方式。 主動適應消費需求變化的新趨勢, 加快發展公共設施和教育、文化、養老、醫療、旅遊等各類服務消費, 使消費和服務業成為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

1.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我國經濟發展長期以來走的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路子, 現階段到了轉變發展方式的關鍵時節。 經濟工作要切實以提高經濟增長品質和效益為中心, 大力培育發展新優勢新動能。 著力推動經濟發展更多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和智力開發, 更多依靠節約資源和發展迴圈經濟, 更多依靠城鄉區域發展協調互動。

特別是大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 加快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為主向創新驅動為主轉變, 促進創新資源高效配置和綜合集成, 把全社會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創新發展上來。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推動科學發展的必由之路,

應貫穿於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和各領域, 在發展中促轉變、在轉變中實現新發展。

全面深化改革, 擴大對外開放。 穩增長、調結構、轉變發展方式, 關鍵在各領域的改革, 包括深入推進財稅、金融、國企改革, 深化經濟體制改革、行政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生態文明體制改革, 著力理順關係、完善機制、創新制度,增強經濟活力和發展的內生動力。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和兩種資源,進一步完善對外開放戰略佈局,實現更高層次的雙向開放,提高在全球範圍配置資源的能力。

就政府和市場的關係而言,一方面要更加尊重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切實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使資源依據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來配置,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讓企業和個人有更多活力和更大空間從事經濟活動,創造更多社會財富;另一方面,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特別要創新行政管理思想和治理方式,著力提高宏觀調控和科學管理水準,通過制定規劃、政策、法規、標準等,引導經濟運行方向,創造良好經濟發展環境。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複雜多變、不確定性增加的國際環境。同時,國內各種矛盾疊加,風險隱患不斷顯現。在這種情況下,特別要注意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密切跟蹤國內外形勢變化,充分估計可能遇到的困難和挑戰,及早謀劃,未雨綢繆,妥善應對,增強調控政策的針對性、靈活性和有效性。著力穩定社會和市場預期,穩定經濟在合理區間增長,穩定增加就業創業,重視防範和化解各種經濟風險,守住金融安全底線。

2.降低企業杠杆率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特別提出要防止經濟金融風險。李克強總理說,防範經濟金融風險發生的主要措施是積極穩妥地“去杠杆”。要在控制總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業的杠杆率作為重中之重。這既說明我國實體經濟部門目前存在杠杆率過高的問題,防止可能發生系統性、大規模經濟金融風險的重點,源頭主要在實體企業;又表明了我國實體經濟部門目前為高負債所累,要想振興實體經濟,必須首先幫它緩解債務負擔,擺脫債務陷阱,才能讓其輕裝前進。

根據資料統計,我國目前非金融企業的杠杆率為150%左右,其中國有企業的負債占非金融企業總負債的70%。顯然,中國經濟運行中的金融風險,主要來自于非金融企業的高杠杆率,特別是國有企業。按照國際清算銀行的資料,目前中國企業部門的債務率比我們計算的結果略高,為170%左右,這種杠杆率水準,大致高出發達國家平均值80個百分點,高出新興經濟體國家平均值66個百分點。

可以說,我國非金融企業杠杆率較高,這與儲蓄率高、以信貸為主的融資結構有關。確實,這既是資本市場不發達的國情,也是很多問題發生的主因。一般而言,發達國家的企業往往可以通過資本市場融資(主要是指債券融資和股票融資)來解決其60-70%甚至更高比例的資金需求問題,而向商業銀行的間接融資並不佔據主導地位,因此其負債率顯然不會像中國企業這麼高。

中國實體經濟企業負債率高,還有一些是過度調控的後遺症:其一,是2008以來,為了應對經濟下行壓力,政策端推出了一系列寬鬆的貨幣政策,使得央企的債務結構快速攀升。而民營企業因經濟屬性的區別,反而在預算約束下杠杆率有所下降。過度調控所帶來的後遺症需要“結構性調整”的陣痛加以解決。其二,是在世界經濟增長的黃金期,中國面向世界市場實施出口導向戰略,而自13年以來,當世界經濟進入了低增長階段,隨之而來的事我國實體經濟部門出現嚴重的產能過剩,一些產品不適銷對路的企業變成了“僵屍企業”。這些“僵屍企業”其實都是由信貸資金堆積起來的。

對實體企業部門應該成為去杠杆的重點的問題,中財辦的楊偉民副主任曾經舉例說,像現在這樣,企業負債100多萬億,按照4%多一些的五年期銀行貸款利率計算,一年支付的利息就是4萬多億,相當於2015年全年GDP增長總量。長期下去這將會掏空實體經濟,使其提早進入產業空心化的時代。在這種情況下,一是企業融資成本負擔重,往往幹一年活,最後都幫銀行打工,根本無錢從事研發活動,發展後勁自然缺乏;二是因從事實業利潤率低,各種資金必然不肯進入實體經濟,而更傾向於選擇虛擬經濟部門投資,從而容易引起“脫實向虛”現象。

著力理順關係、完善機制、創新制度,增強經濟活力和發展的內生動力。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和兩種資源,進一步完善對外開放戰略佈局,實現更高層次的雙向開放,提高在全球範圍配置資源的能力。

就政府和市場的關係而言,一方面要更加尊重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切實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使資源依據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來配置,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讓企業和個人有更多活力和更大空間從事經濟活動,創造更多社會財富;另一方面,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特別要創新行政管理思想和治理方式,著力提高宏觀調控和科學管理水準,通過制定規劃、政策、法規、標準等,引導經濟運行方向,創造良好經濟發展環境。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複雜多變、不確定性增加的國際環境。同時,國內各種矛盾疊加,風險隱患不斷顯現。在這種情況下,特別要注意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密切跟蹤國內外形勢變化,充分估計可能遇到的困難和挑戰,及早謀劃,未雨綢繆,妥善應對,增強調控政策的針對性、靈活性和有效性。著力穩定社會和市場預期,穩定經濟在合理區間增長,穩定增加就業創業,重視防範和化解各種經濟風險,守住金融安全底線。

2.降低企業杠杆率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特別提出要防止經濟金融風險。李克強總理說,防範經濟金融風險發生的主要措施是積極穩妥地“去杠杆”。要在控制總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業的杠杆率作為重中之重。這既說明我國實體經濟部門目前存在杠杆率過高的問題,防止可能發生系統性、大規模經濟金融風險的重點,源頭主要在實體企業;又表明了我國實體經濟部門目前為高負債所累,要想振興實體經濟,必須首先幫它緩解債務負擔,擺脫債務陷阱,才能讓其輕裝前進。

根據資料統計,我國目前非金融企業的杠杆率為150%左右,其中國有企業的負債占非金融企業總負債的70%。顯然,中國經濟運行中的金融風險,主要來自于非金融企業的高杠杆率,特別是國有企業。按照國際清算銀行的資料,目前中國企業部門的債務率比我們計算的結果略高,為170%左右,這種杠杆率水準,大致高出發達國家平均值80個百分點,高出新興經濟體國家平均值66個百分點。

可以說,我國非金融企業杠杆率較高,這與儲蓄率高、以信貸為主的融資結構有關。確實,這既是資本市場不發達的國情,也是很多問題發生的主因。一般而言,發達國家的企業往往可以通過資本市場融資(主要是指債券融資和股票融資)來解決其60-70%甚至更高比例的資金需求問題,而向商業銀行的間接融資並不佔據主導地位,因此其負債率顯然不會像中國企業這麼高。

中國實體經濟企業負債率高,還有一些是過度調控的後遺症:其一,是2008以來,為了應對經濟下行壓力,政策端推出了一系列寬鬆的貨幣政策,使得央企的債務結構快速攀升。而民營企業因經濟屬性的區別,反而在預算約束下杠杆率有所下降。過度調控所帶來的後遺症需要“結構性調整”的陣痛加以解決。其二,是在世界經濟增長的黃金期,中國面向世界市場實施出口導向戰略,而自13年以來,當世界經濟進入了低增長階段,隨之而來的事我國實體經濟部門出現嚴重的產能過剩,一些產品不適銷對路的企業變成了“僵屍企業”。這些“僵屍企業”其實都是由信貸資金堆積起來的。

對實體企業部門應該成為去杠杆的重點的問題,中財辦的楊偉民副主任曾經舉例說,像現在這樣,企業負債100多萬億,按照4%多一些的五年期銀行貸款利率計算,一年支付的利息就是4萬多億,相當於2015年全年GDP增長總量。長期下去這將會掏空實體經濟,使其提早進入產業空心化的時代。在這種情況下,一是企業融資成本負擔重,往往幹一年活,最後都幫銀行打工,根本無錢從事研發活動,發展後勁自然缺乏;二是因從事實業利潤率低,各種資金必然不肯進入實體經濟,而更傾向於選擇虛擬經濟部門投資,從而容易引起“脫實向虛”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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