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鴻銘：語不驚人死不休》
辜鴻銘在西方獲得赫赫之名， 多半由於他那機智有餘、火花四濺、酣暢淋漓的英文實在太出色， 他那專搔癢處、專捏痛處、專罵醜處的文化觀點實在太精彩， 令歐洲學者為之心折， 敬佩有加。 辜鴻銘在中國獲得籍籍之名， 則是由於他怪誕不經的言行實在太離譜， 他桀驁不馴的態度實在太刺目， “他的靈魂中沒有和藹， 只有烈酒般的諷刺”， 令中國人的胃口吃不消， 眼睛也受不了。 他對玩弄以詭辯與謬論“震驚白種或黃種庸人”的遊戲樂此不疲， 歐洲人能夠欣賞他大言不慚、狂狷不遜、立異為高的表演，
當年， 歐美人在中國簡直就如同洋菩薩，
辜鴻銘經常將孟子的那句名言掛在嘴邊，“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他雄辯滔滔，亦詭辯滔滔，其雄辯與詭辯如山洪暴發。勢不可扼，難以阻截，當之者莫不披靡，不遭滅頂之災不得解脫，英國作家毛姆和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都曾領教過他的厲害。有一次，辜鴻銘在宴席上大放蹶闊：“恨不能殺二人以謝天下！”有客問他二人是誰，他回答道：“是嚴複和林紓。”嚴、林二人均在同席，嚴複涵養好，對辜鴻銘的挑釁置若罔聞，林紓則是個暴脾氣，當即質問辜氏何出此言。辜鴻銘振振有詞，拍桌叫道：“自嚴複譯出《天演論》，國人只知物競天擇，而不知有公理，於是兵連禍結。自從林紓譯出《茶花女遺事》，萃萃學子就只知男歡女悅，而不知有禮義，於是人欲橫流。以學說敗壞天下的不是嚴、林又是誰？”聽者為之面面相覷，林紓也無從置辯。
儘管辜鴻銘與其日本夫人和中國夫人相處得都很和睦，在家裡也不像普遍的中國男人那樣喜歡頤指氣使，作威作福，但他腦子裡並沒有女權的影子，他對女性的輕視往往出之以詼諧。譬如他用拆字法將“妾”字解釋為“立女”，妾者靠手也，所以供男人倦時作手靠也。他曾將此說告訴兩位美國女子，對方立刻加以駁斥；“豈有此理！照你這麼說，女子倦時又何嘗不可將男子作為手靠？男子既可多妾多手靠，女子何以不可多夫？”她們甚為得意，以為這樣子就可輕易駁倒辜鴻銘，使他理屈詞窮，啞口無言，她們太低估自己的對手了。辜鴻銘果然祭出他的撒手鐧，這也是他被人傳播得最廣的一個幽默：“你們見過一個茶壺配四個茶杯，可曾見過一個茶杯配四個茶壺？”與此說相類同。他還在北京大飯店的宴會上戲弄過一位英籍貴婦。那位貴婦跟他搭訕：“聽說你一向主張男人可以置妾，照理來說，女人也可以多招夫婿了。”辜氏大搖其尖尖的腦袋瓜，連聲否定：“不行不行！論情不合，說理不通，對事有悖，於法不容！”那位英籍貴婦正要提出質詢，辜氏又反問道：“夫人代步是用黃包車？還是用汽車？”她據實相告：“用汽車。”辜氏於是不慌不忙地說：“汽車有四個輪胎，府上備有幾副打氣筒？”此語一出，哄堂大笑，那位英籍貴婦頓時敗下陣來，面紅耳赤，嗒然若喪。
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北京大學英文教授溫源甯作文《一個有思想的俗人》，嘗言：“在生前，辜鴻銘已經成了傳奇人物；逝世之後，恐怕有可能化為神話人物。其實，他那個人，跟目前你每天遇見的那許多人並非大不相同，他只是一個天生的叛逆人物罷了。”這也許算得上是一針見血之言。辜鴻銘刻意追求與眾不同，大凡別人贊成的，他就反對；別人崇拜的，他就蔑視。時興剪辮子時，他偏要留辮子；流行共和主義時，他偏要提倡君主主義。由於他才智出眾，凡事都能讜言高論，自圓其說，也就決不會穿幫。有人罵他為“腐儒”，有人贊他為“醇儒”，其實都不對，他只是一位天生反骨的叛逆者。 （文章摘自《新文化與真文人》)
辜鴻銘（1857.7.18-1928.4.30），字湯生，號立誠。祖籍福建省同安縣，生於南洋英屬馬來西亞檳榔嶼。學博中西，號稱“清末怪傑”，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臘、馬來亞等9種語言，獲13個博士學位，是滿清時代精通西洋科學、語言兼及東方華學的中國第一人。
他翻譯了中國“四書”中的三部——《論語》、《中庸》和《大學》，創獲甚巨；並著有《中國的牛津運動》（原名《清流傳》）和《中國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義》）等英文書，熱衷向西方人宣傳東方的文化和精神，並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西方人曾流傳一句話：到中國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鴻銘。
辜鴻銘學貫中西。當年，辜鴻銘在東交民巷使館區的六國飯店用英語講演《春秋大義》，不但要售票，而且票價要高於“四大名旦”之首的梅蘭芳。梅蘭芳的戲票價格為一元二角，而辜鴻銘的講演票則開價兩元，卻還很叫座。足見他在外國人心目中的地位。辜鴻銘回國後，在兩廣總督署和湖廣總督署的幕府當了二十年的幕僚，很受張之洞的器重。
辜鴻銘推崇儒家學說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而且能言善辯，處處體現著他的機智與幽默。“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課，不能發揮他的正統思想，他就隨時隨地要找機會發洩”。有一次，他在椿樹胡同的家中宴請歐美友人，局促而簡陋的小院已夠寒酸，照明用的還是煤油燈，昏暗而又煙氣嗆鼻，而且，這幫歐美友人也不清楚“晉安寄廬”的真實含義。於是，就有人說:“煤油燈不如電燈和汽燈明亮。”辜鴻銘知道:“我們東方人，講求明心見性，東方人心明，油燈自亮。東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樣專門看重表面工夫。”辜鴻銘的一番高論，還真把他的歐美友人給唬住了。
辜鴻銘精通英、德、法等近十國文字，尤其擅長英文寫作，被孫中山、林語堂推為中國第一。1915年，辜鴻銘在北京出版了《中國人的精神》（SpiritofChinesePeople）一書，漢語題名“春秋大義”。不久即被譯成德、法、日等多種文字出版，一時轟動東西洋，在德國甚至掀起了持續十幾年的“辜鴻銘熱”。《中國人的精神》是辜鴻銘最有影響的英文代表作品，全書系由作者1914年發表于英文報紙《中國評論》、以“中國人的精神”為核心的系列論文結集而成。面對當時西方列強對中華民族的欺淩和對中國文化的歧視，辜鴻銘論述的主旨就是揭示中國人的精神生活，闡發中國傳統文化的永恆價值。辜鴻銘認為，要估價一種文明，必須看它“能夠生產什麼樣子的人，什麼樣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評那些“被稱作中國文明研究權威”的傳教士和漢學家們“實際上並不真正懂得中國人和中國語言”。他獨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國人和中國文明，那個人必須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純樸的”，因為“中國人的性格和中國文明的三大特徵，正是深沉、博大和純樸（deep，broadandsimple）”，此外還有“靈敏（delicacy）”。，中國人給人留下的總體印象是“溫良”（gentle，溫文爾雅），“那種難以言表的溫良”。（綜合自百度百科等）
教哲學豈不是騙小孩子。辜鴻銘在課堂上說，現在做官的人，都是為了保住他們的飯碗。他們的飯碗可跟咱們的飯碗不一樣，他們的飯碗很大。裡邊可以裝汽車，裝洋房，裝姨太太。又說，現在的作者文章都不通。他們所用的名詞就站不住腳，譬如“改良”一詞吧，以前的人都說“從良”，沒有說“改良”的，你既然是“良”了，還改個什麼勁？莫非要改“良”為“娼”？有一次，他向學生表示，他百分之百擁護君主制度，中國社會大亂，時局不甯，主要原凶是沒有君主。他舉出一個小小的例子。以證明此言不虛：比如講法律吧，你要講“法律”（說時小聲），沒有人害怕：你要講“王法”（大聲，一拍桌子），大家就害怕了，少了那個“王”字就絕對不行。說到王法，還有一個笑話，辜鴻銘討了一位中國太太，還討了一位日本姨太太，她們對他很好，但有時也會聯手對付這位古怪老頭，因此辜鴻銘多少有點懼內，別人抓住這個題材調侃他時，他的回答出乎意料：“不怕老婆，還有王法麼？”辜鴻銘經常將孟子的那句名言掛在嘴邊，“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他雄辯滔滔，亦詭辯滔滔，其雄辯與詭辯如山洪暴發。勢不可扼，難以阻截，當之者莫不披靡，不遭滅頂之災不得解脫，英國作家毛姆和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都曾領教過他的厲害。有一次，辜鴻銘在宴席上大放蹶闊：“恨不能殺二人以謝天下！”有客問他二人是誰，他回答道：“是嚴複和林紓。”嚴、林二人均在同席，嚴複涵養好，對辜鴻銘的挑釁置若罔聞，林紓則是個暴脾氣，當即質問辜氏何出此言。辜鴻銘振振有詞，拍桌叫道：“自嚴複譯出《天演論》，國人只知物競天擇，而不知有公理，於是兵連禍結。自從林紓譯出《茶花女遺事》，萃萃學子就只知男歡女悅，而不知有禮義，於是人欲橫流。以學說敗壞天下的不是嚴、林又是誰？”聽者為之面面相覷，林紓也無從置辯。
儘管辜鴻銘與其日本夫人和中國夫人相處得都很和睦，在家裡也不像普遍的中國男人那樣喜歡頤指氣使，作威作福，但他腦子裡並沒有女權的影子，他對女性的輕視往往出之以詼諧。譬如他用拆字法將“妾”字解釋為“立女”，妾者靠手也，所以供男人倦時作手靠也。他曾將此說告訴兩位美國女子，對方立刻加以駁斥；“豈有此理！照你這麼說，女子倦時又何嘗不可將男子作為手靠？男子既可多妾多手靠，女子何以不可多夫？”她們甚為得意，以為這樣子就可輕易駁倒辜鴻銘，使他理屈詞窮，啞口無言，她們太低估自己的對手了。辜鴻銘果然祭出他的撒手鐧，這也是他被人傳播得最廣的一個幽默：“你們見過一個茶壺配四個茶杯，可曾見過一個茶杯配四個茶壺？”與此說相類同。他還在北京大飯店的宴會上戲弄過一位英籍貴婦。那位貴婦跟他搭訕：“聽說你一向主張男人可以置妾，照理來說，女人也可以多招夫婿了。”辜氏大搖其尖尖的腦袋瓜，連聲否定：“不行不行！論情不合，說理不通，對事有悖，於法不容！”那位英籍貴婦正要提出質詢，辜氏又反問道：“夫人代步是用黃包車？還是用汽車？”她據實相告：“用汽車。”辜氏於是不慌不忙地說：“汽車有四個輪胎，府上備有幾副打氣筒？”此語一出，哄堂大笑，那位英籍貴婦頓時敗下陣來，面紅耳赤，嗒然若喪。
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北京大學英文教授溫源甯作文《一個有思想的俗人》，嘗言：“在生前，辜鴻銘已經成了傳奇人物；逝世之後，恐怕有可能化為神話人物。其實，他那個人，跟目前你每天遇見的那許多人並非大不相同，他只是一個天生的叛逆人物罷了。”這也許算得上是一針見血之言。辜鴻銘刻意追求與眾不同，大凡別人贊成的，他就反對；別人崇拜的，他就蔑視。時興剪辮子時，他偏要留辮子；流行共和主義時，他偏要提倡君主主義。由於他才智出眾，凡事都能讜言高論，自圓其說，也就決不會穿幫。有人罵他為“腐儒”，有人贊他為“醇儒”，其實都不對，他只是一位天生反骨的叛逆者。 （文章摘自《新文化與真文人》)
辜鴻銘（1857.7.18-1928.4.30），字湯生，號立誠。祖籍福建省同安縣，生於南洋英屬馬來西亞檳榔嶼。學博中西，號稱“清末怪傑”，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臘、馬來亞等9種語言，獲13個博士學位，是滿清時代精通西洋科學、語言兼及東方華學的中國第一人。
他翻譯了中國“四書”中的三部——《論語》、《中庸》和《大學》，創獲甚巨；並著有《中國的牛津運動》（原名《清流傳》）和《中國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義》）等英文書，熱衷向西方人宣傳東方的文化和精神，並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西方人曾流傳一句話：到中國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鴻銘。
辜鴻銘學貫中西。當年，辜鴻銘在東交民巷使館區的六國飯店用英語講演《春秋大義》，不但要售票，而且票價要高於“四大名旦”之首的梅蘭芳。梅蘭芳的戲票價格為一元二角，而辜鴻銘的講演票則開價兩元，卻還很叫座。足見他在外國人心目中的地位。辜鴻銘回國後，在兩廣總督署和湖廣總督署的幕府當了二十年的幕僚，很受張之洞的器重。
辜鴻銘推崇儒家學說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而且能言善辯，處處體現著他的機智與幽默。“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課，不能發揮他的正統思想，他就隨時隨地要找機會發洩”。有一次，他在椿樹胡同的家中宴請歐美友人，局促而簡陋的小院已夠寒酸，照明用的還是煤油燈，昏暗而又煙氣嗆鼻，而且，這幫歐美友人也不清楚“晉安寄廬”的真實含義。於是，就有人說:“煤油燈不如電燈和汽燈明亮。”辜鴻銘知道:“我們東方人，講求明心見性，東方人心明，油燈自亮。東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樣專門看重表面工夫。”辜鴻銘的一番高論，還真把他的歐美友人給唬住了。
辜鴻銘精通英、德、法等近十國文字，尤其擅長英文寫作，被孫中山、林語堂推為中國第一。1915年，辜鴻銘在北京出版了《中國人的精神》（SpiritofChinesePeople）一書，漢語題名“春秋大義”。不久即被譯成德、法、日等多種文字出版，一時轟動東西洋，在德國甚至掀起了持續十幾年的“辜鴻銘熱”。《中國人的精神》是辜鴻銘最有影響的英文代表作品，全書系由作者1914年發表于英文報紙《中國評論》、以“中國人的精神”為核心的系列論文結集而成。面對當時西方列強對中華民族的欺淩和對中國文化的歧視，辜鴻銘論述的主旨就是揭示中國人的精神生活，闡發中國傳統文化的永恆價值。辜鴻銘認為，要估價一種文明，必須看它“能夠生產什麼樣子的人，什麼樣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評那些“被稱作中國文明研究權威”的傳教士和漢學家們“實際上並不真正懂得中國人和中國語言”。他獨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國人和中國文明，那個人必須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純樸的”，因為“中國人的性格和中國文明的三大特徵，正是深沉、博大和純樸（deep，broadandsimple）”，此外還有“靈敏（delicacy）”。，中國人給人留下的總體印象是“溫良”（gentle，溫文爾雅），“那種難以言表的溫良”。（綜合自百度百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