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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性侵發生之後

收看近年新聞, 屢見留守兒童遭遇性侵的悲劇:

廣西平南, 留守兒童小月和9個女孩遭到了宿管老師的長期性侵。 她們當中最大的13歲, 最小的只有六七歲。

廣西興業, 留守女童自11歲起遭多位村民長期性侵。

湖北十堰, 11歲留守女童被鄰居多次強姦後服毒自殺。

四川自貢, 6歲留守女童遭另一位留守未成年人強姦。

……

2017年9月15日, 平南縣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被告人譚某犯猥褻兒童罪, 被判處有期徒刑四年。 性侵者雖然最終得到了法律的懲處, 但他留下的傷害和遺憾卻永遠難以挽回。 修補孩子們的傷痕, 是一場漫長的征程。

亟待填補的性知識空白

小月告訴記者, 對於發生的“那些事情”, 當時她自己並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在受傷害之前, 從來沒有人給她講過與防性侵害沾邊的知識, 無論家庭還是學校。

採訪中, 記者一路經過的村落, 幾乎見不到青壯年人。

留守老人大多文化程度不高, 很少與外界交流, 田間收成只能勉強度日, 供孩子的基本生活所需已是不易。 在這些溫飽都難以為繼的留守家庭裡, 不要說如何正確預防性侵, 孩子們往往連最基本的生理發育知識都難以得到。

“女童保護”組織的負責人孫雪梅,

出生在貴州山村, 更清楚留守兒童的困境:“城裡能夠更快速便捷地獲得資源, 但這些留守兒童他們更缺少家長的監護, 自我保護意識非常淡薄。 他們比城裡的孩子更需要。 ”

“女童保護”是一家致力於保護兒童遠離性侵害的公益組織, 成立四年多來, 開展了多項活動, 致力於提高兒童的防範意識, 其中包括認識身體、分辨和防範性侵、一旦遭遇性侵應該怎麼辦。 至今已在28個省市的上萬所學校或社區進行了宣講。

但在各地開展活動的過程中, 孫雪梅逐漸意識到, 僅有針對兒童的教育並不足夠。 “防性侵的教育是持續的, 和講交通安全、防水、防火、防意外等教育是一樣的, 它也不是單方面就能完成的。 ”孫雪梅說。

兒童性侵害並不是單靠教育就能解決的問題。

在漫長的療傷過程中, 未成年人還面臨的實際狀況、涉及的複雜需求, 需要司法、民政、教育等多部門的聯合介入。

惡魔落網, 僅僅是個開始

遭遇侵害後, 小月四次被公安機關叫去問話。 “每次都是同樣的問題”小月說, 多次詢問讓她覺得十分痛苦。

但事實上, 我們國家專門對未成年人的性侵案件, 有專門特殊的司法程式。 通俗地講, 它一般遵循著一次性詢問的原則, 目的正是為了避免過多詢問喚起痛苦經歷, 給孩子造成二次、甚至三次傷害。

律師秦建龍代理過多起未成年人性侵案, 他發現, 除了小月所說的“多次詢問”, 執法機構還存在著對未成年受害者其他保護不到位的情況。 “比如說, 公安機關在取證的過程中, 沒有注重保護未成年人的隱私, 開警車、帶著警帽去學校、去家裡, 這樣的話, 讓周邊的人都知道這小孩子被性侵了。 ”

在樸素的善惡觀中, 犯罪分子得到法律懲治, 便伸張了正義, 是不錯的結局。 然而, 就性侵案而言, 惡魔落網, 僅僅是個開始。即便得到了一紙判決,孩子的心理也很難得到有效的恢復。

因為在性侵事件中,兒童受到的傷害,其實不僅限於性侵本身。它涉及到司法程式、隱私保護、心理諮詢、轉學、複課等多方面的需求。如果後續的需求得不到滿足,孩子心理的陰影可能一直揮之不去。

在國外,已有一些法院設立了一站式的服務中心,有一些不同專業的社會組織在法院、少年法庭這樣的一個特殊的司法機構裡設立自己的辦公室。當兒童受到了性侵,可以在這裡一站式地獲得綜合的服務。

目前,這樣的方式在浙江、北京等少數地區已經開始試點,但目前來看,推廣開來或許還需要時間。

除了司法保護,我們還能做些什麼?

何思雲,平南縣思旺鎮中心小學數學老師。2017年5月,一個偶然的機會,她碰巧聽見學生們無意間說,晚上的時候,會被生活老師摸。她立即選擇了報警。

但與何思雲相比,平南縣當地的教育主管領導,在這個問題上的反應讓人詫異。

何思雲說,由於當時學校沒有態度,她就想到了上一級。給教育局局長打電話未接,發短信未回。

李傑清是平南縣教育局局長,她對此事遲來的建議是:由家長報警。

這難免令人失望。我國法律明確規定:對未成年人有教育管理、監管的單位和個人,對未成年人受到侵害,是有報案義務的。如果連教育監管部門都對自己負有的強制舉報義務不清晰、不履行,那麼完善對孩子的保護就無從談起。

其實,即使是對於不從事教育等特定行業的人,也都有權利和義務對兒童遭受的侵害進行報告。來自公民的舉報應該成為預防和及時發現兒童性侵事件的重要一環。

去年8月,南京火車站猥褻女童事件在網上曝光後,引起全國關注;其後,重慶醫院猥褻女童事件也被曝光。這些事件的共同點在於:雖然旁觀者眾多、卻無人現場報警,是經過網路的發酵,才得到關注與懲治。

如果發生在公共場合的兒童性侵都不能得到及時報告和制止,那我們更無法期待發生在更隱蔽場所的侵犯被有效監督。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2017年11月發佈的調查顯示,兒童性侵犯熟人作案高發,在世界各地都高達90%以上,許多就發生家庭內部,長期隱蔽,僅靠執法機構難以及時發現。這就使得民眾自發的監督和報告顯得尤為關鍵,否則,對兒童傷害的關注和保護將無從談起。

就世界範圍而言,兒童性侵害都是一個複雜的難題。無論是事前預防,還是事後救助,都涉及到立法、司法、教育監管、社會保障等各個環節的協同努力,也和民眾的觀念意識、重視程度、知識普及等因素息息相關。只有每一個部門都妥善履行使命、每一個民眾都意識到自己分擔到了一份責任,孩子心理的傷痕,才可能得到真正意義上的修復與撫平。

僅僅是個開始。即便得到了一紙判決,孩子的心理也很難得到有效的恢復。

因為在性侵事件中,兒童受到的傷害,其實不僅限於性侵本身。它涉及到司法程式、隱私保護、心理諮詢、轉學、複課等多方面的需求。如果後續的需求得不到滿足,孩子心理的陰影可能一直揮之不去。

在國外,已有一些法院設立了一站式的服務中心,有一些不同專業的社會組織在法院、少年法庭這樣的一個特殊的司法機構裡設立自己的辦公室。當兒童受到了性侵,可以在這裡一站式地獲得綜合的服務。

目前,這樣的方式在浙江、北京等少數地區已經開始試點,但目前來看,推廣開來或許還需要時間。

除了司法保護,我們還能做些什麼?

何思雲,平南縣思旺鎮中心小學數學老師。2017年5月,一個偶然的機會,她碰巧聽見學生們無意間說,晚上的時候,會被生活老師摸。她立即選擇了報警。

但與何思雲相比,平南縣當地的教育主管領導,在這個問題上的反應讓人詫異。

何思雲說,由於當時學校沒有態度,她就想到了上一級。給教育局局長打電話未接,發短信未回。

李傑清是平南縣教育局局長,她對此事遲來的建議是:由家長報警。

這難免令人失望。我國法律明確規定:對未成年人有教育管理、監管的單位和個人,對未成年人受到侵害,是有報案義務的。如果連教育監管部門都對自己負有的強制舉報義務不清晰、不履行,那麼完善對孩子的保護就無從談起。

其實,即使是對於不從事教育等特定行業的人,也都有權利和義務對兒童遭受的侵害進行報告。來自公民的舉報應該成為預防和及時發現兒童性侵事件的重要一環。

去年8月,南京火車站猥褻女童事件在網上曝光後,引起全國關注;其後,重慶醫院猥褻女童事件也被曝光。這些事件的共同點在於:雖然旁觀者眾多、卻無人現場報警,是經過網路的發酵,才得到關注與懲治。

如果發生在公共場合的兒童性侵都不能得到及時報告和制止,那我們更無法期待發生在更隱蔽場所的侵犯被有效監督。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2017年11月發佈的調查顯示,兒童性侵犯熟人作案高發,在世界各地都高達90%以上,許多就發生家庭內部,長期隱蔽,僅靠執法機構難以及時發現。這就使得民眾自發的監督和報告顯得尤為關鍵,否則,對兒童傷害的關注和保護將無從談起。

就世界範圍而言,兒童性侵害都是一個複雜的難題。無論是事前預防,還是事後救助,都涉及到立法、司法、教育監管、社會保障等各個環節的協同努力,也和民眾的觀念意識、重視程度、知識普及等因素息息相關。只有每一個部門都妥善履行使命、每一個民眾都意識到自己分擔到了一份責任,孩子心理的傷痕,才可能得到真正意義上的修復與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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