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40年， 人生可稱不惑， 國家可見盛衰。 過去的40年， 激蕩而偉大。 回望來路， 中國以瀕臨崩潰之身， 以“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 成就了一場偉大的變革。 從貧瘠到富裕， 從禁錮到自由， 從瀕臨崩潰到奇跡重生……在這場變革中，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作為改革開放“第一響”， 經歷了地方試點到全國普及， 農民自發倡議到中央“一號檔”正式確立的過程， 由此啟動了農業生產要素， 讓廣大農民共用改革“紅包”， 收穫到了實實在在的發展效益。
1958年， 在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成立的愛輝人民公社（因為“璦琿”二字為生僻字， 黑龍江省黑河市璦琿鎮曾在1956年更名為愛輝鎮， 後於2015年改回“璦琿”）， 至今還可看到“人民公社”、“繁榮”、“富強”等字樣。
失去活力的人民公社
新中國成立後， 人民公社一度是農業生產主體。 特別是在“大躍進”期間， 很多地方宣佈人民公社為全民所有制， 並試點“向共產主義過渡”。
大躍進期間的公共食堂
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全國工農業生產遭到極大破壞， 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 人民生活發生嚴重困難。 最重要的是挫傷了廣大群眾的生產積極性， 妨礙了農業生產的發展。 人民公社制度被改寫， 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1978年冬夜， 在解決溫飽問題的驅使下， 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冒著巨大風險， 率先包產到戶， 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大包乾運動——這就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先河。 當年， 小崗村糧食大豐收。
結合小崗村等農村改革的成功範例， 1982年元旦， 《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成為當年中央“一號文件”， 隨後幾年， 中共中央連續發出4個關於農村工作的“一號檔”，
1978年， 安徽鳳陽小崗村18戶農民偷偷按下的“包產到戶”紅手印檔， 已成為具有歷史標誌意義的文物。
“一號檔”起草軼事
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從提出、形成到完善的過程， 其實也是一個從各種意見交鋒到逐漸認識趨於一致， 直至最終在磨合中達到統一的過程。 這從1982年開始， 連續5年的中央“一號檔”的起草過程中也有集中體現。 每次在這個過程中， 專家和相關領導們常常為一字一句， 爭得面紅耳赤， 這可不是咬文嚼字， 而往往事關大局。
一次是1984年夏， 也是中央第三個“一號檔”出臺後， 羅馬尼亞黨政代表團訪問中國。 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潤生轉達友團想法， 向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探詢：家庭聯產似乎近於單幹， 聯產是好的， “家庭”兩字可否不要？
哪怕能吃一頓飽飯，拉去殺頭也就滿意了。——原鳳陽縣小崗村生產隊大包乾帶頭人，嚴俊昌
這一傳達，就像炸開了鍋。當時國務院農研中心副主任吳象第一個站起來講：“那怎麼行？家庭是基礎，這兩個字萬萬不能刪。”然後七嘴八舌，講到大農業也不排斥家庭經營為基礎，等等。最後還是堅持未改動。在國慶40周年講話中少了“家庭”兩字，安徽小崗村等立即上書中央，最後才恢復“家庭經營為基礎不可動搖”，給農民吃了定心丸。
又如小城鎮建設，當時統購統銷尚未廢除，農民進鎮有個吃飯問題。開始檔初稿寫的是允許農民自帶口糧進鎮幹活。但一個月就要吃三四十斤米，吃完了還得回去背，太不利索了。當時，農業問題專家姬業成琢磨出一個字：把“自帶口糧”改為“自理口糧”。“帶”字換了“理”字，可帶、可買、可借，就多了法子，活了路子。
對爭論的許多問題，一時難定，也開了一些口子：允許分散決策，多點試驗，以分散風險。只要群眾自願就可以。這就給遼闊祖國的各地區以因地制宜之權。被譽為“中國農村改革之父”的杜潤生，有句名言是“允許試驗，先多樣化，再逐步規範化。”這在衝破計劃經濟千篇一律的時代，是難能可貴的思想大解放。
胡耀邦同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和1982年1月1日的中共中央《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
發給農民的“大紅包”
1982年的1月1日，在改革開放4年之後，中共中央批轉《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紀要》指出，“目前農村實行的各種責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額計酬，專業承包聯產計酬，聯產到勞，包產到戶、到組，包乾到戶、到組，等等，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不論採取什麼形式，只要群眾不要求改變，就不要變動。” 此後，國家不斷穩固和完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鼓勵農民發展多種經營，使廣大農村地區迅速摘掉貧困落後的帽子，逐步走上富裕的道路。
“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大包乾順口溜。
“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全是自己的”，中國農民長期受“大鍋飯”“平均主義”壓抑的生產積極性，在這幾句樸素話語的鼓舞下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爆發，並在最短的時間內奇跡般地解決了困擾中國上千年的吃飯問題。這個政策，就是發給農民的“大紅包”。
1984年國慶35周年慶典，農民遊行隊伍的彩車上打出醒目標語——聯產承包好。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根本上體現了農民與生產資料的直接結合的關係。而這一直接結合的特殊形式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題中應有之義。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使農民緊緊地與土地直接結合在一起。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本質上是社會主義農村公有制的實現形式。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解放了我國農村的生產力，開創了我國農業發展史上的第二個黃金時代，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優越性。糧食總產量從1978年的6595億斤，增至2013年的60194萬噸。我國農業以占世界7%的耕地養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
農業的發展也為國民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且，由於利益的內在驅動，使家庭承包經營"不僅適應以手工勞動為主的傳統農業，也能適應採用先進科學技術和生產手段的現代農業"，從而推動我國農業的現代化。
後記
1982年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確立，為中國理順農村生產關係打開了新路子，拉開了農村改革的大幕，也同時拉開了中國城鄉全面改革時代的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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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 | 來源於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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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能吃一頓飽飯，拉去殺頭也就滿意了。——原鳳陽縣小崗村生產隊大包乾帶頭人，嚴俊昌
這一傳達，就像炸開了鍋。當時國務院農研中心副主任吳象第一個站起來講：“那怎麼行？家庭是基礎，這兩個字萬萬不能刪。”然後七嘴八舌，講到大農業也不排斥家庭經營為基礎，等等。最後還是堅持未改動。在國慶40周年講話中少了“家庭”兩字，安徽小崗村等立即上書中央，最後才恢復“家庭經營為基礎不可動搖”，給農民吃了定心丸。
又如小城鎮建設，當時統購統銷尚未廢除，農民進鎮有個吃飯問題。開始檔初稿寫的是允許農民自帶口糧進鎮幹活。但一個月就要吃三四十斤米，吃完了還得回去背，太不利索了。當時，農業問題專家姬業成琢磨出一個字：把“自帶口糧”改為“自理口糧”。“帶”字換了“理”字，可帶、可買、可借，就多了法子，活了路子。
對爭論的許多問題，一時難定，也開了一些口子：允許分散決策，多點試驗，以分散風險。只要群眾自願就可以。這就給遼闊祖國的各地區以因地制宜之權。被譽為“中國農村改革之父”的杜潤生，有句名言是“允許試驗，先多樣化，再逐步規範化。”這在衝破計劃經濟千篇一律的時代，是難能可貴的思想大解放。
胡耀邦同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和1982年1月1日的中共中央《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
發給農民的“大紅包”
1982年的1月1日，在改革開放4年之後，中共中央批轉《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紀要》指出，“目前農村實行的各種責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額計酬，專業承包聯產計酬，聯產到勞，包產到戶、到組，包乾到戶、到組，等等，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不論採取什麼形式，只要群眾不要求改變，就不要變動。” 此後，國家不斷穩固和完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鼓勵農民發展多種經營，使廣大農村地區迅速摘掉貧困落後的帽子，逐步走上富裕的道路。
“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大包乾順口溜。
“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全是自己的”，中國農民長期受“大鍋飯”“平均主義”壓抑的生產積極性，在這幾句樸素話語的鼓舞下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爆發，並在最短的時間內奇跡般地解決了困擾中國上千年的吃飯問題。這個政策，就是發給農民的“大紅包”。
1984年國慶35周年慶典，農民遊行隊伍的彩車上打出醒目標語——聯產承包好。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根本上體現了農民與生產資料的直接結合的關係。而這一直接結合的特殊形式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題中應有之義。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使農民緊緊地與土地直接結合在一起。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本質上是社會主義農村公有制的實現形式。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解放了我國農村的生產力，開創了我國農業發展史上的第二個黃金時代，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優越性。糧食總產量從1978年的6595億斤，增至2013年的60194萬噸。我國農業以占世界7%的耕地養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
農業的發展也為國民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且，由於利益的內在驅動，使家庭承包經營"不僅適應以手工勞動為主的傳統農業，也能適應採用先進科學技術和生產手段的現代農業"，從而推動我國農業的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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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確立，為中國理順農村生產關係打開了新路子，拉開了農村改革的大幕，也同時拉開了中國城鄉全面改革時代的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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