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鄉村正處在進一步開放並與市場接軌的過程中， 一切都在變化， 新的問題層出不窮， 更加迫切地需要建立一套與現代社會以及經濟運行相契合的社會規則， 強化鄉村的認知認同， 以重構轉型社會中鄉村的發展秩序。
其實說到底， 所謂“大衣哥應不應該拿補貼款”， 這個命題從根源上來說， 已經不是簡單的政策執行和補貼發放問題， 而是是在城鄉融合推進過程中， 農民身份的界定問題、以及與之相關的各種成員權利問題。 隨著工業化城鎮化快速推進， 類似的質疑和疑惑恐怕會層出不窮。
轉型中的鄉村， 總是有很多看似細小的事情值得關注。 前幾天， 大衣哥朱之文領取“小麥補貼”一事便是這樣。 這本來是鄉村再正常不過的一件事。 因為從2004年開始， 類似這樣的農業補貼已經持續了十幾年， 獲益的農戶遍及每一個村落。 然而今年山東菏澤的朱樓村卻因此顯得不太平靜。 有相當一部分村民認為大衣哥不該拿“小麥補貼”， 並由此產生了爭論。
那麼大衣哥到底該不該拿“小麥補貼”呢？這個問題其實不難回答， 從現有的政策規定上可以得到明確的答案。
“小麥補貼”是農村老百姓的一種習慣叫法， 真正的名稱應該是農業支持保護補貼， 由良種補貼、種糧直補、農資補貼整合而來。 財政部農業部關於全面推開農業“三項補貼”改革工作的通知明確， 補貼對象原則上為擁有耕地承包權的種地農民；補貼依據可以是二輪承包耕地面積、計稅耕地面積、確權耕地面積或糧食種植面積等；對已改變用途的耕地， 以及長年拋荒地、占補平衡中“補”的面積和品質達不到耕種條件的耕地等不予補貼。 從現有資料來看， 大衣哥並沒有將承包地流轉或者撂荒， 符合領取補貼的政策規定， 領取“小麥補貼”並無不妥。
那麼， 為什麼鄉親們會覺得大衣哥不該領這份補貼呢？
村民給出的理由是， 大衣哥如今的主業是唱歌表演，
鄉親們的這種反應在廣大鄉村並不少見， 表面上看， 這反映出來的是部分村民對目前農業補貼政策和土地政策認知上的模糊， 歸根究底， 則是鄉村內部貧富差距拉大帶來的心理上的巨大落差， 以及在劇烈變化的城鄉關係中， 對於“農民”兩個字的不同理解。
應該說， 在當下鄉村大調整大變局中， 鄉村振興與城鄉進一步融合發展， 這樣的認知對鄉村來說並無裨益。
首先， 如今鄉村經濟社會劇烈轉型， 能夠走出鄉村的人越來越多， 人口上的分工分化明顯。 從農業上一步步脫離出來的農民， 轉行進入其他行業， 甚至整個家庭也搬離了農村。 職業與身份轉換過程中， 承包地到期後該怎麼辦？宅基地的繼承問題、各種農業補貼該不該給等等， 都是村民們關心的問題。 這種變化也使鄉村孕育著更多的衝突， 尤其是村莊內部發展的不平衡以及鄉村開放程度的不斷擴大， 村民之間原有的均衡被打破， 心理上的反差與概念意識上的衝突不可避免地對鄉村和諧發展帶來干擾。
另外， 在農業發展由小農生產逐步過渡到規模經營的過程中， 新型職業農民也更多地從個體轉變為群體，
從更遠的角度來看， 當下的鄉村建設已經是一個非常龐大的體系， 有成千上萬不同類型的人參與其中。 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 城鄉融合發展也必將重塑鄉村人口結構。 除在當地擁有戶籍、土地的農民之外， 鄉村還將迎來眾多外來人口。 多元化人口的鄉村聚集， 變化中的鄉村業態結構， 諸如一些實業家來到鄉村創辦企業， 參與鄉村工業、鄉村服務業發展等等。他們如何分享鄉村經濟和農業發展中的一些相關福利，也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其實說到底，所謂“大衣哥應不應該拿補貼款”，這個命題從根源上來說，已經不是簡單的政策執行和補貼發放問題，而是在城鄉融合推進過程中，農民身份的界定問題、以及與之相關的各種成員權利問題。隨著工業化城鎮化快速推進，類似的質疑和疑惑恐怕會層出不窮。回答好這些問題，要求我們不僅要多從政策上釋疑解惑，更要以鄉村善治加以引導，在深化改革中明晰權利，如此，“大衣哥領取小麥補貼款”方不會成為爭論。
參與鄉村工業、鄉村服務業發展等等。他們如何分享鄉村經濟和農業發展中的一些相關福利，也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其實說到底，所謂“大衣哥應不應該拿補貼款”，這個命題從根源上來說，已經不是簡單的政策執行和補貼發放問題，而是在城鄉融合推進過程中，農民身份的界定問題、以及與之相關的各種成員權利問題。隨著工業化城鎮化快速推進，類似的質疑和疑惑恐怕會層出不窮。回答好這些問題，要求我們不僅要多從政策上釋疑解惑，更要以鄉村善治加以引導，在深化改革中明晰權利，如此，“大衣哥領取小麥補貼款”方不會成為爭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