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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還沒過幾天， “金牌月嫂”又上了熱搜。 原因是山東青島的傅先生在調試家中監控時看到了令他“毛骨悚然”的一幕：高薪聘請的月嫂正對著自己40天大的女兒做出搖身、打臉、顛頭等一系列激烈的動作！
在剛剛過去的2017年裡， “保姆”一直是一個居高不下的“熱詞”。 如果說6月的“杭州保姆縱火慘案”使此話題推至輿論的峰頂， 那各地頻繁曝出的保姆虐童事件便是一波又一波的浪潮， 它們威脅和刺激到的是這個社會絕對的主力人群——中產父母們脆弱的神經。
保姆與雇主， 彼此需要又關係微妙，
面對層出不窮的保姆虐童新聞， 我們該如何看待發生在中產家庭中這種階級的鬥爭， 又該如何去討論它？法國女作家蕾拉·斯利瑪尼的小說《溫柔之歌》給出了一種解答。
女性地位的複雜現狀
僅僅出版了兩部小說， “80後”作家蕾拉·斯利瑪尼就躋身法國文壇。 2014年， 她出版關於女性性癮者的小說處女作《食人魔花園》， 使其在法語文學界嶄露頭角。 兩年後， 她的《溫柔之歌》又讓她一舉拿下龔古爾文學獎， 成為了龔古爾獎歷史上最年輕的獲獎者之一。
曾經是職業記者的經歷使得蕾拉擅長從現實事件中獲取文學寫作的靈感， 她的《食人魔花園》就是取材於新聞報導的“DSK事件”。
“DSK”是法國經濟學家、律師、政治家多明尼克·斯特勞斯·卡恩名字的縮寫， 2011年5月， 他涉嫌在紐約市的一家飯店侵害一名女性服務員， 美國警方以性侵害、非法監禁、強暴未遂等罪名起訴他。
同年7月， 事件出現逆轉， 檢方發現該女服務生在性侵犯指控和個人經歷的細節上有許多漏洞和不實之處。 受到此案件的啟發， 蕾拉決定寫一個關於女性“性癮”的故事， 她用亦真亦假的筆觸展現出女性在兩性關係這一話題所引發的爭論， 與當下一味謳歌女性性解放的潮流有所不同。
然而在大多數讀者看來， 與《食人魔花園》相比， 蕾拉的第二部小說《溫柔之歌》更勝一籌。 故事同樣取材於社會新聞。 2012年10月， 紐約的一位波多黎各裔的保姆殺死了她看護的孩子， 並且對殺人動機諱莫如深。
此事震驚到了蕾拉， 她記得在報導中看到那個保姆和那對夫婦在書房的合影， 那對夫婦還說， “她（保姆）是我們家的一份子”。
“嬰兒已經死了。 只用了幾秒鐘的時間。 ”“小姑娘倒還活著……她的喉嚨口全是血。 肺部被刺穿， 腦袋曾經遭到激烈的撞擊， 就撞在藍色的衣櫃上。 ”殺人者是時常被雇主誇讚“是個仙女”的保姆路易士。 小說一開篇， 故事就已成定局。 而書寫保姆為何殺人， 才是此書的重點。
蕾拉在接受ELLE雜誌採訪時表示， 之所以採用“閃回”式倒敘處理， 是為了打破小說主角米莉亞姆夫婦和讀者之間的疆界， “這對夫婦並不瞭解保姆的生活， 也不知道保姆怎樣對待他們的孩子， 而讀者知道這一切是怎麼回事。 讀者可以全程目睹保姆抑鬱得快要發瘋了，
蕾拉表示， “小說中保姆的名字路易士來源於路易士·伍德沃事件， 這個年輕的英國女孩兒在一個美國醫生家庭做保姆， 她猛烈地搖晃嬰兒導致其死亡。 對她的審判引起了軒然大波， 因為辯護律師堅持說是由於母親忙於工作而沒對孩子盡到責任， 她不應該對此有什麼抱怨。
此事在美國引起爭論：父母可以推卸責任嗎？可以確定的是， 雇傭夫婦確實不知不覺地冷落、忽略了孩子的保姆”。
就像讀者揣測蕾拉本人是否像《食人魔花園》中的女主那樣擁有雙面人格一樣， 人們認為《溫柔之歌》中的米莉亞姆身上同樣有著蕾拉的影子。
小說中， 生了兩個孩子的米莉亞姆再也無法忍受平庸而瑣碎的家庭主婦生活， 她決定雇傭一個保姆幫她照看孩子和家務，以便自己能回歸到律師的行列。“但一個女人因為忙於其他事情而找人幫忙照顧孩子，她就是自私的”，米莉亞姆花了很長一段時間來擺脫這種罪惡感。
而同樣是孩子母親的蕾拉，也曾有過是做一個母親還是做一個作家的糾結。“別人總對我說，你在家裡寫作，正好可以照顧你兒子啊！但實際並不是這樣的，正是因為我寫作才不能照顧孩子。我在懷孕的同時要寫作、要正常生活，並且要為新生命的到來做準備。在我看來，這是個值得一試的挑戰。”蕾拉說。
蕾拉承認自己呼籲女權主義。站在女性的角度，她認同西蒙·波伏娃的那句話：“人們錯誤地認為偉大的鬥爭和他們無關，和他們相關的只有階級鬥爭”。《溫柔之歌》試圖寫出每位元女性都會面臨的煩惱，“在面對社會和找工作時，在處理和老闆的關係以及照顧孩子時，女性地位的複雜現狀就一點一點構建起來了”。
階層的差異
階級問題無疑是《溫柔之歌》的關注點。蕾拉表示，寫作這部小說，喚起了她很多小時候的回憶。她從小在摩洛哥長大，家裡有請保姆的習慣。她時常會想起小時候保姆說過的那些讓她不舒服的話，“我很難過，我們和這些女人之間永遠存在著這樣的鴻溝”，蕾拉說。
階層的分化，源於各階層的自我認知，其他階層則屬於“他者”。這點在男主人保羅挑選保姆時已經顯露無疑，“不能是黑戶，這一點我們是一致的吧……我可不想找一個隨時會出現問題，可能招來員警或者需要去醫院的人。至於其他方面，不要太老，不要戴面紗的，不要抽煙的。最重要的是要靈活點，能專心帶孩子”。這是中產階級劃定的界限，關係到這個階層對自我的保護，而這個界限顯然源於他對其他階層的認知。
即便那個新聞原型中的雇主稱那個殺了人的保姆曾經是家裡的一份子，但事實上，雇主和保姆的關係是微妙的，也是界限分明的。
小說裡，雖然米莉亞姆盡自己所能，不傷害路易士，不想讓她感到嫉妒或者痛苦。比如她會經常送東西給路易士，會在地鐵口一家便宜的小店裡買耳環，橘子蛋糕給她，把自己不穿的衣服給她，同時也顧慮這樣做是不是有點侮辱她。
甚至逛商店替自己和孩子買東西時，她總把新衣服放在一個舊布包裡，只有路易士走了之後才拿出來。家庭晚宴上也邀請路易士入座，向朋友介紹她，就像介紹自己一個熟悉的朋友。但事實證明，這些努力是徒勞的。
和米莉亞姆一家的那次希臘之行也許是悲劇的開端。路易士在那次度假中發現了階層的差異，認為自己的生活存在改變的可能性。
蕾拉這樣寫道：當路易士漂浮于幽藍美麗的海水之中，回想起孩提時代，班裡有個同學掉進了村口的池塘。那是一片泥濘的水塘，在夏天裡散發出一股噁心的氣味。她想到那片黑暗的、腐朽的水面，還有在爛泥中找回的那個孩子的臉。童年骯髒的池塘與現在清澈明淨的大海成了兩種世界的比照。
路易士的這種心理質變，在小說中有跡可循。在蕾拉筆下，路易士表面上看來，是那種“非常沉著”，目光中透露“是一個什麼都明白、什麼都能原諒的女人”，也正是憑藉這種平靜穩重的氣質，加上她近乎完美的業務水準，路易士才會輕易得到米莉亞姆一家人的信服。
但嬰兒的父母不清楚的是，這其實是一個擁有很多“殘忍的故事”的保姆：路易士的睡前故事像魔法一樣馴服了孩子們，孩子從來沒聽過這樣的故事，故事裡都是同一類人物，孤兒、迷路的小姑娘、被囚禁的公主、吃人妖魔丟棄的城堡。而這些意象的背後，指向的是保姆身後不堪的現實處境——死去丈夫留下的難以償還的巨額債務、拖欠的房租以及痛苦而灰暗的精神折磨。
於是，希臘之行後，困境中的路易士開始寄希望于雇主能夠有求於她，讓她更深入地介入到這個家庭，從而過上另一種世界的生活。蕾拉這樣寫道，“她現在有了一種私下裡產生的信念，灼熱的、令她感到痛苦的信念，那就是她的幸福取決於他們。她屬於他們，他們屬於她。”
蕾拉最高明的地方在於，面對保姆與雇主的共處，讀者無從替殘忍的凶案尋到一個真正可靠的邏輯線索。因為在她的筆下，保姆路易士並不是一個心機深重的罪犯，而是一個痛苦掙扎於社會底層的可憐人，而雇主米莉亞姆，亦不是個富有而挑剔的女主人，相反，她溫和而友善，家庭生活拮据克制。作者之所以構造沒有必然矛盾的二者，是為了突出階層差異的如影隨形。
無法跨越的鴻溝
但一旦想打破這種階層的界限，問題就會出現。隨著路易士對這個家庭越來越深的介入，米莉亞姆和保羅開始警覺，原有的和諧開始坍塌。小說提到保羅看到路易士在他家呆的時間越來越長，有時會感到焦慮，“我可不希望有一天，他指控我們剝削她。”隨著關係的越來越緊張，平衡被慢慢打破，鬥爭和悲劇也就開始了。
有一天，回到家的米莉亞姆發現保姆和孩子用餐的餐桌上擺放著的油光錚亮的，光禿禿的，一絲肉都不剩的雞架——那是她早晨扔進垃圾袋裡的。路易絲顯然是將女主人扔進垃圾袋裡的雞架撿回了，並讓孩子們將雞上剩餘的肉啃得乾乾淨淨，之後再用洗滌液將雞架洗淨，再擺放在廚房顯眼處。以此來報復女主人的“浪費”。
這使得米莉亞姆覺得那雞架“就像某種惡意的圖騰”。以至於她預感到可能會有什麼事情發生，“那動物沒準兒會活過來，跳到她的臉上，粘在她的頭髮上，將她逼到牆邊”。
兩個不同階層的生活觀念必然不會走向統一，米莉亞姆認為是時候做個了結了——“人們只有在不彼此需要的時候，才會是幸福的，只過自己的生活，完全屬於自己的、和別人無關的生活”。
但她同時還擔憂起來，“路易士有他們家的鑰匙，她什麼都知道，她已經深深嵌入這個家，所以現在似乎根本不可能遷往別處。他們把她推出去，可她會再回來的。他們和她說再見，可是她會貼在門上，還是會回來，就像一個受傷的情人，極其危險”。
路易士註定是米莉亞姆一家的外來者，雇主們甚至並不瞭解這個保姆在家庭之外的狀況，也不會關心她的心理狀態。書中最絕妙的一個細節，在小說後半段，當米莉亞姆夫婦從朋友家開車回來的路上，無意中在人群中看見了他們的保姆——她正走在馬路上。
這激起了女主人強烈的好奇心，第一次，米莉亞姆在家庭生活之外的地方看到了路易士，“一副不合時宜的樣子，娃娃領、裙子很長，就像是走錯了故事的人物，身處一個陌生的世界，註定要永遠流浪”。那一瞬間米莉亞姆覺得，路易士對他們而言如此陌生。
雖是“他者”，他們卻相互需要，這是悲劇真正的源頭。面對保姆與雇主的共處，讀者無從替殘忍的凶案尋到一個真正可靠的邏輯線索。但卻在蕾拉步步推進環環相扣的無數個細節中走到了凶案發生的那刻。
這不得不讓人意識到，有些事情即使複盤，也無從避免。當路易士的存在滿足了米莉亞姆所需的同時，不要忘了，路易士也需要走進這個家庭，獲得收入，實現自我價值。因此當無法說服夫妻生第三個孩子時，她滋生了殺掉孩子的念頭。
寄希望於幸運？
“人們只有在不彼此需要的時候，才會是幸福的”，《溫柔之歌》中米莉亞姆的這話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法國著名劇作家、哲學家薩特在情景劇《禁閉》中揭示的主題，“他人即地獄”。
《禁閉》的場景設在地獄的密室之中，且禁閉室裡沒有鏡子，三個有罪的人進入到那裡面，只能把他人當作鏡子，只能通過他人的眼光認識自己：這三個人中，加爾散是膽小鬼、艾絲黛爾是色情狂和溺嬰犯，伊內斯是同性戀和力圖支配他人的心理變態者。
加爾散想證明自己不是懦夫，但艾絲黛爾找不到需要的回答，他試圖通過說服伊內絲來完成。艾絲黛爾作為色情狂只能從唯一的男士加爾散那裡證明自己的魅力，伊內絲總想以自己的目光來支配別人，她要求艾絲黛爾把她當成鏡子，又冷酷地揭示加爾散的真面目，要脅他不讓艾絲黛爾獲得安寧。這樣，“他人的目光”讓他們互相折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成為折磨他們的最大武器。
但是作為社會中的人，人人渴望完成自我的確認，就像加爾散說的，“要是能照一下鏡子，我什麼都願意拿出來”，但這種願望往往無法實現。路易士和米莉亞姆互為不同階層的“他者”，但路易士想通過自己的保姆身份參與、控制雇主的生活，無法避免的成為彼此的地獄。
《溫柔之歌》的中文譯者袁筱一在新書分享會中表示，《溫柔之歌》表面上看起來寫的是階層的問題，但最終推導出的則是整個社會的無解。“米莉亞姆夫婦並不是真正的中產階級，他們的生活很窘迫，住著最小的套間，女主人做律師的收入實質是和請保姆的費用相差無幾，與中國所謂的中產階級家庭同樣脆弱。
在一個世紀以前，階級鬥爭是界限分明的大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鬥爭，在鬥爭目標非常明確的前提下，人是不會絕望的。法國大革命看似成功地種植了所謂自由平等的概念，但到了21世紀以後，這個平等社會距離我們的想像越來越遠。而且今天的階級鬥爭非常複雜，世界已經分裂成了更細的單位，人與人之間似乎已經不存在真正的階級差異了，但是他們卻還是完全沒有辦法溝通，這是一個非常根本的社會問題。”
小說中，當路易士前雇主家的小男孩艾克托在得知路易士殺人後，“他的第一反應不是震驚或驚恐，而是終於松了口氣。就好像他長期以來都深受威脅，一種純潔的威脅，模糊的，難以表述的。這種威脅只有他、他的眼睛和他那顆孩子的心能夠看到、感受到。命運希望這威脅能夠在另外的地方找到出口。”
由此可見，保姆路易士爭奪社會空間的努力從來沒有停止過，她時常被不被需要的焦慮和恐慌所困擾，同時他又無法打破階層的壁壘，所以在她的內心，日益滋長著對社會、對雇主的仇恨，最終導致米莉亞姆的孩子成為了犧牲者。
小男孩艾克托的反應實在是意味深長，這其實也反映了我們面對這樣的事情時的一種普遍心態，“寄希望於幸運”。就像作家黃昱甯所說，“對於杭州保姆縱火的事情，有些中產階級、知識份子拒絕去瞭解這個保姆是什麼樣子的。這個狀態跟小說情節非常像，看上去這一幅畫面是極其完美的，主人好像沒有做錯任何事情，對保姆態度也是非常好，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階層矛盾。
很多人看了這個報導，第一反應是覺得寧可把她描述成一個怪物，完全冷血的，完全恩將仇報的。我覺得對很多中產階級家庭來說，其實這種震驚和憤怒背後是很深的恐懼，因為很怕聯想到自己，很怕這種情況發生在自己身上。如果不把她當成一個怪物，就要承認這樣的危險無處不在，你身邊的任何人都可能突然變成殺手，把她當成怪物可能會放心，我最起碼運氣不會那麼差”。
而袁筱一則把問題的解決寄希望於人的理性，“我感到可怕的地方不在於我們可能遇到什麼可怕的人，而是我們的內心深處，就從來沒有產生過邪惡或者挑戰道德的念頭嗎？但拯救我們的是我們的理性，這就跟文學相關。如果路易絲有能力進行理性思考，她是不會殺人的。”但是否具備理性思考的能力和每個人的所處的社會位置有關，階層的分化仍然是問題的根源。
作品
簡介
《溫柔之歌》是36歲的法國女作家蕾拉·斯利瑪尼的第二本小說，講述了一個保姆殺死雇主的兩個小孩的故事，靈感來源於一起在美國紐約發生的真實案例。
這本書在2016年出版後便獲得眾多關注，短短三個月即銷售76000冊。同年年底，《溫柔之歌》獲得法國龔古爾文學獎，評委會主席貝爾納·皮沃稱讚：“它的獲獎證明龔古爾獎回歸了它設立之初的傳統。斯利瑪尼是位真正的作家。”《溫柔之歌》的國際版權已授給 37 個國家和地區。由著名法語文學翻譯家袁筱一女士翻譯的《溫柔之歌》中文版，已由浙江文藝出版社推出。
編輯丨肖玲燕設計丨劉岩
文丨毛亞楠
她決定雇傭一個保姆幫她照看孩子和家務，以便自己能回歸到律師的行列。“但一個女人因為忙於其他事情而找人幫忙照顧孩子，她就是自私的”，米莉亞姆花了很長一段時間來擺脫這種罪惡感。而同樣是孩子母親的蕾拉，也曾有過是做一個母親還是做一個作家的糾結。“別人總對我說，你在家裡寫作，正好可以照顧你兒子啊！但實際並不是這樣的，正是因為我寫作才不能照顧孩子。我在懷孕的同時要寫作、要正常生活，並且要為新生命的到來做準備。在我看來，這是個值得一試的挑戰。”蕾拉說。
蕾拉承認自己呼籲女權主義。站在女性的角度，她認同西蒙·波伏娃的那句話：“人們錯誤地認為偉大的鬥爭和他們無關，和他們相關的只有階級鬥爭”。《溫柔之歌》試圖寫出每位元女性都會面臨的煩惱，“在面對社會和找工作時，在處理和老闆的關係以及照顧孩子時，女性地位的複雜現狀就一點一點構建起來了”。
階層的差異
階級問題無疑是《溫柔之歌》的關注點。蕾拉表示，寫作這部小說，喚起了她很多小時候的回憶。她從小在摩洛哥長大，家裡有請保姆的習慣。她時常會想起小時候保姆說過的那些讓她不舒服的話，“我很難過，我們和這些女人之間永遠存在著這樣的鴻溝”，蕾拉說。
階層的分化，源於各階層的自我認知，其他階層則屬於“他者”。這點在男主人保羅挑選保姆時已經顯露無疑，“不能是黑戶，這一點我們是一致的吧……我可不想找一個隨時會出現問題，可能招來員警或者需要去醫院的人。至於其他方面，不要太老，不要戴面紗的，不要抽煙的。最重要的是要靈活點，能專心帶孩子”。這是中產階級劃定的界限，關係到這個階層對自我的保護，而這個界限顯然源於他對其他階層的認知。
即便那個新聞原型中的雇主稱那個殺了人的保姆曾經是家裡的一份子，但事實上，雇主和保姆的關係是微妙的，也是界限分明的。
小說裡，雖然米莉亞姆盡自己所能，不傷害路易士，不想讓她感到嫉妒或者痛苦。比如她會經常送東西給路易士，會在地鐵口一家便宜的小店裡買耳環，橘子蛋糕給她，把自己不穿的衣服給她，同時也顧慮這樣做是不是有點侮辱她。
甚至逛商店替自己和孩子買東西時，她總把新衣服放在一個舊布包裡，只有路易士走了之後才拿出來。家庭晚宴上也邀請路易士入座，向朋友介紹她，就像介紹自己一個熟悉的朋友。但事實證明，這些努力是徒勞的。
和米莉亞姆一家的那次希臘之行也許是悲劇的開端。路易士在那次度假中發現了階層的差異，認為自己的生活存在改變的可能性。
蕾拉這樣寫道：當路易士漂浮于幽藍美麗的海水之中，回想起孩提時代，班裡有個同學掉進了村口的池塘。那是一片泥濘的水塘，在夏天裡散發出一股噁心的氣味。她想到那片黑暗的、腐朽的水面，還有在爛泥中找回的那個孩子的臉。童年骯髒的池塘與現在清澈明淨的大海成了兩種世界的比照。
路易士的這種心理質變，在小說中有跡可循。在蕾拉筆下，路易士表面上看來，是那種“非常沉著”，目光中透露“是一個什麼都明白、什麼都能原諒的女人”，也正是憑藉這種平靜穩重的氣質，加上她近乎完美的業務水準，路易士才會輕易得到米莉亞姆一家人的信服。
但嬰兒的父母不清楚的是，這其實是一個擁有很多“殘忍的故事”的保姆：路易士的睡前故事像魔法一樣馴服了孩子們，孩子從來沒聽過這樣的故事，故事裡都是同一類人物，孤兒、迷路的小姑娘、被囚禁的公主、吃人妖魔丟棄的城堡。而這些意象的背後，指向的是保姆身後不堪的現實處境——死去丈夫留下的難以償還的巨額債務、拖欠的房租以及痛苦而灰暗的精神折磨。
於是，希臘之行後，困境中的路易士開始寄希望于雇主能夠有求於她，讓她更深入地介入到這個家庭，從而過上另一種世界的生活。蕾拉這樣寫道，“她現在有了一種私下裡產生的信念，灼熱的、令她感到痛苦的信念，那就是她的幸福取決於他們。她屬於他們，他們屬於她。”
蕾拉最高明的地方在於，面對保姆與雇主的共處，讀者無從替殘忍的凶案尋到一個真正可靠的邏輯線索。因為在她的筆下，保姆路易士並不是一個心機深重的罪犯，而是一個痛苦掙扎於社會底層的可憐人，而雇主米莉亞姆，亦不是個富有而挑剔的女主人，相反，她溫和而友善，家庭生活拮据克制。作者之所以構造沒有必然矛盾的二者，是為了突出階層差異的如影隨形。
無法跨越的鴻溝
但一旦想打破這種階層的界限，問題就會出現。隨著路易士對這個家庭越來越深的介入，米莉亞姆和保羅開始警覺，原有的和諧開始坍塌。小說提到保羅看到路易士在他家呆的時間越來越長，有時會感到焦慮，“我可不希望有一天，他指控我們剝削她。”隨著關係的越來越緊張，平衡被慢慢打破，鬥爭和悲劇也就開始了。
有一天，回到家的米莉亞姆發現保姆和孩子用餐的餐桌上擺放著的油光錚亮的，光禿禿的，一絲肉都不剩的雞架——那是她早晨扔進垃圾袋裡的。路易絲顯然是將女主人扔進垃圾袋裡的雞架撿回了，並讓孩子們將雞上剩餘的肉啃得乾乾淨淨，之後再用洗滌液將雞架洗淨，再擺放在廚房顯眼處。以此來報復女主人的“浪費”。
這使得米莉亞姆覺得那雞架“就像某種惡意的圖騰”。以至於她預感到可能會有什麼事情發生，“那動物沒準兒會活過來，跳到她的臉上，粘在她的頭髮上，將她逼到牆邊”。
兩個不同階層的生活觀念必然不會走向統一，米莉亞姆認為是時候做個了結了——“人們只有在不彼此需要的時候，才會是幸福的，只過自己的生活，完全屬於自己的、和別人無關的生活”。
但她同時還擔憂起來，“路易士有他們家的鑰匙，她什麼都知道，她已經深深嵌入這個家，所以現在似乎根本不可能遷往別處。他們把她推出去，可她會再回來的。他們和她說再見，可是她會貼在門上，還是會回來，就像一個受傷的情人，極其危險”。
路易士註定是米莉亞姆一家的外來者，雇主們甚至並不瞭解這個保姆在家庭之外的狀況，也不會關心她的心理狀態。書中最絕妙的一個細節，在小說後半段，當米莉亞姆夫婦從朋友家開車回來的路上，無意中在人群中看見了他們的保姆——她正走在馬路上。
這激起了女主人強烈的好奇心，第一次，米莉亞姆在家庭生活之外的地方看到了路易士，“一副不合時宜的樣子，娃娃領、裙子很長，就像是走錯了故事的人物，身處一個陌生的世界，註定要永遠流浪”。那一瞬間米莉亞姆覺得，路易士對他們而言如此陌生。
雖是“他者”，他們卻相互需要，這是悲劇真正的源頭。面對保姆與雇主的共處，讀者無從替殘忍的凶案尋到一個真正可靠的邏輯線索。但卻在蕾拉步步推進環環相扣的無數個細節中走到了凶案發生的那刻。
這不得不讓人意識到，有些事情即使複盤，也無從避免。當路易士的存在滿足了米莉亞姆所需的同時，不要忘了，路易士也需要走進這個家庭，獲得收入，實現自我價值。因此當無法說服夫妻生第三個孩子時，她滋生了殺掉孩子的念頭。
寄希望於幸運？
“人們只有在不彼此需要的時候，才會是幸福的”，《溫柔之歌》中米莉亞姆的這話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法國著名劇作家、哲學家薩特在情景劇《禁閉》中揭示的主題，“他人即地獄”。
《禁閉》的場景設在地獄的密室之中，且禁閉室裡沒有鏡子，三個有罪的人進入到那裡面，只能把他人當作鏡子，只能通過他人的眼光認識自己：這三個人中，加爾散是膽小鬼、艾絲黛爾是色情狂和溺嬰犯，伊內斯是同性戀和力圖支配他人的心理變態者。
加爾散想證明自己不是懦夫，但艾絲黛爾找不到需要的回答，他試圖通過說服伊內絲來完成。艾絲黛爾作為色情狂只能從唯一的男士加爾散那裡證明自己的魅力，伊內絲總想以自己的目光來支配別人，她要求艾絲黛爾把她當成鏡子，又冷酷地揭示加爾散的真面目，要脅他不讓艾絲黛爾獲得安寧。這樣，“他人的目光”讓他們互相折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成為折磨他們的最大武器。
但是作為社會中的人，人人渴望完成自我的確認，就像加爾散說的，“要是能照一下鏡子，我什麼都願意拿出來”，但這種願望往往無法實現。路易士和米莉亞姆互為不同階層的“他者”，但路易士想通過自己的保姆身份參與、控制雇主的生活，無法避免的成為彼此的地獄。
《溫柔之歌》的中文譯者袁筱一在新書分享會中表示，《溫柔之歌》表面上看起來寫的是階層的問題，但最終推導出的則是整個社會的無解。“米莉亞姆夫婦並不是真正的中產階級，他們的生活很窘迫，住著最小的套間，女主人做律師的收入實質是和請保姆的費用相差無幾，與中國所謂的中產階級家庭同樣脆弱。
在一個世紀以前，階級鬥爭是界限分明的大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鬥爭，在鬥爭目標非常明確的前提下，人是不會絕望的。法國大革命看似成功地種植了所謂自由平等的概念，但到了21世紀以後，這個平等社會距離我們的想像越來越遠。而且今天的階級鬥爭非常複雜，世界已經分裂成了更細的單位，人與人之間似乎已經不存在真正的階級差異了，但是他們卻還是完全沒有辦法溝通，這是一個非常根本的社會問題。”
小說中，當路易士前雇主家的小男孩艾克托在得知路易士殺人後，“他的第一反應不是震驚或驚恐，而是終於松了口氣。就好像他長期以來都深受威脅，一種純潔的威脅，模糊的，難以表述的。這種威脅只有他、他的眼睛和他那顆孩子的心能夠看到、感受到。命運希望這威脅能夠在另外的地方找到出口。”
由此可見，保姆路易士爭奪社會空間的努力從來沒有停止過，她時常被不被需要的焦慮和恐慌所困擾，同時他又無法打破階層的壁壘，所以在她的內心，日益滋長著對社會、對雇主的仇恨，最終導致米莉亞姆的孩子成為了犧牲者。
小男孩艾克托的反應實在是意味深長，這其實也反映了我們面對這樣的事情時的一種普遍心態，“寄希望於幸運”。就像作家黃昱甯所說，“對於杭州保姆縱火的事情，有些中產階級、知識份子拒絕去瞭解這個保姆是什麼樣子的。這個狀態跟小說情節非常像，看上去這一幅畫面是極其完美的，主人好像沒有做錯任何事情，對保姆態度也是非常好，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階層矛盾。
很多人看了這個報導，第一反應是覺得寧可把她描述成一個怪物，完全冷血的，完全恩將仇報的。我覺得對很多中產階級家庭來說，其實這種震驚和憤怒背後是很深的恐懼，因為很怕聯想到自己，很怕這種情況發生在自己身上。如果不把她當成一個怪物，就要承認這樣的危險無處不在，你身邊的任何人都可能突然變成殺手，把她當成怪物可能會放心，我最起碼運氣不會那麼差”。
而袁筱一則把問題的解決寄希望於人的理性，“我感到可怕的地方不在於我們可能遇到什麼可怕的人，而是我們的內心深處，就從來沒有產生過邪惡或者挑戰道德的念頭嗎？但拯救我們的是我們的理性，這就跟文學相關。如果路易絲有能力進行理性思考，她是不會殺人的。”但是否具備理性思考的能力和每個人的所處的社會位置有關，階層的分化仍然是問題的根源。
作品
簡介
《溫柔之歌》是36歲的法國女作家蕾拉·斯利瑪尼的第二本小說，講述了一個保姆殺死雇主的兩個小孩的故事，靈感來源於一起在美國紐約發生的真實案例。
這本書在2016年出版後便獲得眾多關注，短短三個月即銷售76000冊。同年年底，《溫柔之歌》獲得法國龔古爾文學獎，評委會主席貝爾納·皮沃稱讚：“它的獲獎證明龔古爾獎回歸了它設立之初的傳統。斯利瑪尼是位真正的作家。”《溫柔之歌》的國際版權已授給 37 個國家和地區。由著名法語文學翻譯家袁筱一女士翻譯的《溫柔之歌》中文版，已由浙江文藝出版社推出。
編輯丨肖玲燕設計丨劉岩
文丨毛亞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