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可能發現了， 這些年的爭議事件和話題裡， 少不了“道德綁架”四個大字。
有時體現在當事人的動機：比如老年人理所應當地要求年輕人給自己讓座， 引發糾紛；
有時則體現在輿論的思維：比如某明星陷入某種困境時， 他公認的好友沒有及時發聲聲援他， 難免會遭到譴責。
所以人們經常納悶， 到底是什麼樣的土壤滋養了氾濫的道德綁架？最近的這條新聞可能會引起一點兒反思。
據廣東廣播電視臺的報導， 茂名茂南區某民辦學校的學生家長爆料， 有小孩因為沒有給一名重病的學生家長捐款，
當有些家長質疑老師的做法時， 微信聊天記錄顯示， 老師的解釋是“捐款是集體活動， 希望全班學生都能參加”。
一邊嘴上說著“認為不用捐就不用捐， 我無所謂的”， 一邊卻相當於將沒捐錢的十個孩子在全班所有家長面前點名， 多少是有些傷人自尊的做法。
有家長看到後， 在群裡把捐款打給了老師。
好了， 愛心獻出去了。 可是本來好好的一個獻愛心捐款， 怎麼像發展成了“綁架”的節奏？
——你不交錢， 我就把你孩子拎到講臺上示眾， 直到你交錢為止。
根據報導， 目前事件已經基本解決：老師向校長作了檢討， 也向家長道歉了， 校長也對老師進行了批評教育。
至於事件中那位無辜的患病家長， 其實是患慢性腎衰竭多年， 最近病情加重， 急需10萬元的醫藥費， 而全校目前的捐款總額是8497.5元。
你看， 其實小學生幾十幾十累積起來的捐款並不能解燃眉之急。
看完新聞的網友， 也回想起多年前在學校裡各種各樣關於捐款的經歷。 說白了， 學生能有什麼錢呢？這種捐款本質上就是慷爸媽之慨。
更怕的是， 本來好好的獻愛心就像新聞中一樣， 被各種外部因素弄成了“被自願捐款”。
現在回想起來， 小時候被逼捐款其實就是大家人生中面對的第一次道德綁架， 其中早就埋著如今司空見慣的神邏輯了。
首先， 學校和老師最常用的手段， 就是強行在別人的遭遇和你的高尚之間建立因果關係。
我們不說那些學校自行設立名目的捐款， 只說真的有人需要幫助的情況。
學校本該扮演的角色， 是引導學生明白與人為善的意義， 讓小孩子能自然而然地生長出一顆能體諒、能同情、能共情的善心。
可實際情況往往是， 捐款就是個走過場， 沒什麼緣由， 你就該捐， 拿不出錢也得硬拿。
就拿08年汶川大地震來說， 其實當時年紀尚小的學生看到那些慘絕人寰的場面， 已經能自發地湧起同情和幫助的欲望，可是小孩那種本能的善意，很難不在這種機械僵硬的捐款面前感到迷茫。
有的學校甚至不考慮捐獻者的實際情況，為了幫助一個弱者而脅迫其他弱者獻愛心，這不是弄巧成拙嗎？
說白了，這些“被自願”的捐款是因為一種強硬的邏輯在作祟：因為別人那麼慘，而你看上去比他狀況好多了，於是你就應該對此作出道德高尚的表現。
而不管各人有各人的實際情況，更不管道德高尚的表現本應出自某些心靈的觸動和共情。
捐了款不算完呢，捐錢的數額還會被和愛心、品德劃等號。
小時候自尊心最受辱的時刻，一個是成績榜被張貼出來而你排在倒數，一個是全班捐款數額被公示出來而你還是倒數。
雖然有時候不明說，但小孩還是容易互相比較，並且悄悄地把“誰捐得多”誤解成“誰最有愛心”。
結果不光是小孩容易暗暗攀比，有些老師甚至把這種量化放在了明面兒上——誰捐的多，誰就能享受某種優待或特權，明裡暗裡是在變相地要求大家，對該不該多捐款心裡有點數。
而“冥頑不化”的呢，就有可能直接被打成沒有愛心。
獻愛心最重要的本來應該是動機，可是有些老師卻完全不問動機、只求結果，直接就把品相不好的捐贈打成“垃圾”。
到底捐多少是夠呢？這又是另一套綁架標準：你越有錢，就越理所應當讓渡自己更多的金錢。
所以小時候面對的這些逼捐，實際上是一場被迫參與的交易：
以你身家多少衡量你應該擁有多少道德，再以捐錢數量多少衡量你實際擁有多少道德。
等到那一批孩子長大了，事情似乎也沒有什麼改變——新的時代，總有人會用新的方式對新的孩子，一樣上演老套的邏輯。
而這一套不止是老師用來忽悠不懂事的小孩。等到大家都是成年人了，“你有錢你多捐”的邏輯卻依然活躍在一些人的頭腦裡。
由於這些捐款，往往是在學校裡動員並且以班級為單位上交，因此這又很容易衍生另一個用來綁架你的說頭——
用集體主義的帽子施壓。
個人的捐獻行為經常會和集體的榮譽掛鉤，很多人小時候都被老師這樣叮囑過：
別的班都怎樣怎樣了，咱們班怎麼就不能達成任務？
你不好好完成這個捐款，那就是給咱們班集體抹黑啊。
依然是遺忘了獻愛心的初衷，而只顧著以集體的名義要求個體不得不“眾人拾柴火焰高”，要的只是大家的表面愛心呈現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
隨之而來的就是道德綁架的必殺技——人都害怕身處集體中而被輿論的力量孤立。
道德綁架之所以能屢屢得手，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在這個強調集體和統一價值觀的社會裡，關於道德的輿論譴責，殺傷力實在太大。
一件大家都認為是善事的事情，到底是稀裡糊塗隨大流交點錢划算，還是承擔著做人群裡最扎眼的那個的風險划算？
那時候，很少有小孩敢做那個和別人不一樣的、看起來很“沒愛心”的刺兒頭。所以學校可以習以為常地缺乏引導和教育，反正大多數小孩都會有樣學樣地把捐款交上去。
而這種“與他人不同”的恐懼，甚至會隨著年齡增長、懂事而變得更嚴重。驅使人去做某件好事的，往往不是“我的道德情操給了我這樣做的衝動和合理性”，而是不想面對這樣的質問：
別人都如此這般，你怎麼能不？
問題是很多時候，這個標杆一般的“別人”也都是出於這樣的心理才自動向那條道德的高線靠攏。道德好像一根被輿論握著的皮鞭，而大家只是懼怕它的鞭打才一窩蜂逃向高地罷了。
所以，小時候的捐款看似是很簡單的“管爸媽要錢-捐款”流程，實際上裡面的門道要等長大了才想明白有多複雜。
而如今我們在輿論場中看到的道德大棒，也不難理解都是從哪兒繼承來的——關於道德綁架的亂象，大多逃不過上面這四種套路。
一如，強制因果聯繫。
周立波曾經在某節目裡完美演繹了這種粗暴的道德綁架：一個從小被生父母拋棄、現在只想和養父母好好生活卻被原家庭姐姐騙上電視的女孩，在節目裡不願和親生父母上演和解的大團圓戲碼。
周立波卻怒斥她，你的生父母一定有難言之隱，你必須要原諒他們。你不理解他們，那你就永遠無法幸福。
這邏輯無非也是，你看，他們都處於你之下的位置了，你就應該無條件地展現高尚的情操讓世界充滿愛，而完全不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實際上，有些人要求別人該有的高尚道德，不過是想給世間萬事都蒙上好看正確的外衣，維持一個道德盛世表像罷了，才不願真的體諒不幸、讚頌高尚。
二如，誰掌握資源多，誰就理應無私奉獻更多資源。
最常見的就是賺得盆滿缽滿的明星被逼捐。去年最典型的一個事件就是《戰狼2》火爆時正趕上四川地震，風口浪尖上的吳京被狂熱的群眾喊話：
你戰狼都賺了幾十億了，分給災區一個億吧！
有些人也知道這嘴臉本質不好看，卻還非要給自己加一句“我這不是逼捐啊”、“我不是道德綁架”的辯解。
話音一落畫風一變：我相信你會表現出你對國家與人民的熱愛！言外之意也很明顯了。
而且這也根本不是“你沒做好事，你有什麼資格逼別人做好事”的綁架資格問題。
公共領域的道德之所以高尚，正因為它往往需要人自願、無私地為了更多人的福祉，讓渡出自己的一部分權利。但它可沒有教任何人強迫他人必須要犧牲自己的利益。
就算馬雲捐了一個億，他也沒道理要求馬化騰跟自己做一樣的事、不做就站在道德高地向他吐口水啊。
三如，用集體的名義再套一層枷鎖。
大學裡，碰上諸如129合唱這樣的集體活動，經常會出現要求同學放棄休息時間、加班加點的情況。很顯然，不是所有人都情願為集體的榮光這麼無私。
但只要班長、輔導員搬出來這樣的調調：你為什麼那麼沒有集體榮譽感？為什麼就你不能為集體犧牲一下小我？
立刻就沒話反駁了。
工作後，人也依然難免從屬於一個一個小集體，但凡當你的部門需要彰顯統一的高尚調性，為了領導和部門的面子，咬著牙、勒緊褲腰帶也得強迫自己慷慨大方、無私奉獻。
四如，特別會挑反面典型的輿論。
很多時候群眾都特別火眼金睛，挑出一片真善美之聲中那個反應慢半拍或是緘默不語的人，迅速把ta推上審判台：
發生了這樣的事情，別人都在如何如何，你為什麼不？
每逢有刺激神經的重大社會事件，有些公眾人物會出面質疑、聲援，但總有人不滿足于認可這些明星的社會責任感，非要把邏輯擰成：
久而久之，懼怕被輿論拎出來吊打的人都乖乖學會了第一時間向最廣大群眾眼中的道德標準靠攏，甭管心裡怎麼想，至少要做出那個姿態，不敢越雷池一步。
也許有人會說，如果客觀上達到了讓大家都不得不向美德靠攏的效果，這是否也能算是一種積極的監督呢？
恰恰相反，美德——不論是公德還是私德，都應該通過教育和修養自內而外地產生。被棍棒逼打出來的美德，那大概只能叫“怨”。
看看以上所有道德綁架的場景就會發現，手持大棒之人真的在乎的是什麼？他們的重點只在於“做”的結果而非“為何而做”，只是希望別人所作所為體現出的價值觀跟他理想認知中的一致罷了。
別說什麼輿論監督，這分明就是滿足做道德員警的私欲。過於陶醉於形式上的一片同情溫情正能量，看著順眼就舒心了，卻從不深究道德的真正力量。
更可怕的是，當人們習慣在形式上走道德的過場，有些情境下，人們希冀中的愛心可能真的已經在變成僵屍一般死氣沉沉。
無論是民間爆料還是新聞報導，都存在這樣的現象：學校、機關等單位為了搞“日行一善”之類的活動，未經職工同意就在工資裡扣除所謂的善款。
直接把有溫度的善行赤裸裸地變成了沒有溫度的制度，這都不止是道德綁架，壓根兒就是撕票了。
道德風氣盛行而內裡空洞，這樣的狀態讓人不由得想起06、07年左右上學時，學校裡風靡用《感恩的心》這首歌做美德教育的場景。
當時，年輕的孩子可能剛經歷了人生第一次的被自願捐款，也可能習慣了做這樣的事。他們認真地比劃著手語，唱著充滿正能量的歌詞，組成溫馨頌歌的一份子。
其實他們大多沒有接受過真正的美德教育，也不太明白捐款鬧劇裡的那些扭曲規則。繞梁的旋律下多半是眼神空空、不明就裡。
可坐在台下的觀眾，甚至參與其中的自己，還是不由得為處處完滿的真善美之風欣喜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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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能自發地湧起同情和幫助的欲望，可是小孩那種本能的善意，很難不在這種機械僵硬的捐款面前感到迷茫。有的學校甚至不考慮捐獻者的實際情況，為了幫助一個弱者而脅迫其他弱者獻愛心，這不是弄巧成拙嗎？
說白了，這些“被自願”的捐款是因為一種強硬的邏輯在作祟：因為別人那麼慘，而你看上去比他狀況好多了，於是你就應該對此作出道德高尚的表現。
而不管各人有各人的實際情況，更不管道德高尚的表現本應出自某些心靈的觸動和共情。
捐了款不算完呢，捐錢的數額還會被和愛心、品德劃等號。
小時候自尊心最受辱的時刻，一個是成績榜被張貼出來而你排在倒數，一個是全班捐款數額被公示出來而你還是倒數。
雖然有時候不明說，但小孩還是容易互相比較，並且悄悄地把“誰捐得多”誤解成“誰最有愛心”。
結果不光是小孩容易暗暗攀比，有些老師甚至把這種量化放在了明面兒上——誰捐的多，誰就能享受某種優待或特權，明裡暗裡是在變相地要求大家，對該不該多捐款心裡有點數。
而“冥頑不化”的呢，就有可能直接被打成沒有愛心。
獻愛心最重要的本來應該是動機，可是有些老師卻完全不問動機、只求結果，直接就把品相不好的捐贈打成“垃圾”。
到底捐多少是夠呢？這又是另一套綁架標準：你越有錢，就越理所應當讓渡自己更多的金錢。
所以小時候面對的這些逼捐，實際上是一場被迫參與的交易：
以你身家多少衡量你應該擁有多少道德，再以捐錢數量多少衡量你實際擁有多少道德。
等到那一批孩子長大了，事情似乎也沒有什麼改變——新的時代，總有人會用新的方式對新的孩子，一樣上演老套的邏輯。
而這一套不止是老師用來忽悠不懂事的小孩。等到大家都是成年人了，“你有錢你多捐”的邏輯卻依然活躍在一些人的頭腦裡。
由於這些捐款，往往是在學校裡動員並且以班級為單位上交，因此這又很容易衍生另一個用來綁架你的說頭——
用集體主義的帽子施壓。
個人的捐獻行為經常會和集體的榮譽掛鉤，很多人小時候都被老師這樣叮囑過：
別的班都怎樣怎樣了，咱們班怎麼就不能達成任務？
你不好好完成這個捐款，那就是給咱們班集體抹黑啊。
依然是遺忘了獻愛心的初衷，而只顧著以集體的名義要求個體不得不“眾人拾柴火焰高”，要的只是大家的表面愛心呈現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
隨之而來的就是道德綁架的必殺技——人都害怕身處集體中而被輿論的力量孤立。
道德綁架之所以能屢屢得手，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在這個強調集體和統一價值觀的社會裡，關於道德的輿論譴責，殺傷力實在太大。
一件大家都認為是善事的事情，到底是稀裡糊塗隨大流交點錢划算，還是承擔著做人群裡最扎眼的那個的風險划算？
那時候，很少有小孩敢做那個和別人不一樣的、看起來很“沒愛心”的刺兒頭。所以學校可以習以為常地缺乏引導和教育，反正大多數小孩都會有樣學樣地把捐款交上去。
而這種“與他人不同”的恐懼，甚至會隨著年齡增長、懂事而變得更嚴重。驅使人去做某件好事的，往往不是“我的道德情操給了我這樣做的衝動和合理性”，而是不想面對這樣的質問：
別人都如此這般，你怎麼能不？
問題是很多時候，這個標杆一般的“別人”也都是出於這樣的心理才自動向那條道德的高線靠攏。道德好像一根被輿論握著的皮鞭，而大家只是懼怕它的鞭打才一窩蜂逃向高地罷了。
所以，小時候的捐款看似是很簡單的“管爸媽要錢-捐款”流程，實際上裡面的門道要等長大了才想明白有多複雜。
而如今我們在輿論場中看到的道德大棒，也不難理解都是從哪兒繼承來的——關於道德綁架的亂象，大多逃不過上面這四種套路。
一如，強制因果聯繫。
周立波曾經在某節目裡完美演繹了這種粗暴的道德綁架：一個從小被生父母拋棄、現在只想和養父母好好生活卻被原家庭姐姐騙上電視的女孩，在節目裡不願和親生父母上演和解的大團圓戲碼。
周立波卻怒斥她，你的生父母一定有難言之隱，你必須要原諒他們。你不理解他們，那你就永遠無法幸福。
這邏輯無非也是，你看，他們都處於你之下的位置了，你就應該無條件地展現高尚的情操讓世界充滿愛，而完全不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實際上，有些人要求別人該有的高尚道德，不過是想給世間萬事都蒙上好看正確的外衣，維持一個道德盛世表像罷了，才不願真的體諒不幸、讚頌高尚。
二如，誰掌握資源多，誰就理應無私奉獻更多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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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這也根本不是“你沒做好事，你有什麼資格逼別人做好事”的綁架資格問題。
公共領域的道德之所以高尚，正因為它往往需要人自願、無私地為了更多人的福祉，讓渡出自己的一部分權利。但它可沒有教任何人強迫他人必須要犧牲自己的利益。
就算馬雲捐了一個億，他也沒道理要求馬化騰跟自己做一樣的事、不做就站在道德高地向他吐口水啊。
三如，用集體的名義再套一層枷鎖。
大學裡，碰上諸如129合唱這樣的集體活動，經常會出現要求同學放棄休息時間、加班加點的情況。很顯然，不是所有人都情願為集體的榮光這麼無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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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後，人也依然難免從屬於一個一個小集體，但凡當你的部門需要彰顯統一的高尚調性，為了領導和部門的面子，咬著牙、勒緊褲腰帶也得強迫自己慷慨大方、無私奉獻。
四如，特別會挑反面典型的輿論。
很多時候群眾都特別火眼金睛，挑出一片真善美之聲中那個反應慢半拍或是緘默不語的人，迅速把ta推上審判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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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而久之，懼怕被輿論拎出來吊打的人都乖乖學會了第一時間向最廣大群眾眼中的道德標準靠攏，甭管心裡怎麼想，至少要做出那個姿態，不敢越雷池一步。
也許有人會說，如果客觀上達到了讓大家都不得不向美德靠攏的效果，這是否也能算是一種積極的監督呢？
恰恰相反，美德——不論是公德還是私德，都應該通過教育和修養自內而外地產生。被棍棒逼打出來的美德，那大概只能叫“怨”。
看看以上所有道德綁架的場景就會發現，手持大棒之人真的在乎的是什麼？他們的重點只在於“做”的結果而非“為何而做”，只是希望別人所作所為體現出的價值觀跟他理想認知中的一致罷了。
別說什麼輿論監督，這分明就是滿足做道德員警的私欲。過於陶醉於形式上的一片同情溫情正能量，看著順眼就舒心了，卻從不深究道德的真正力量。
更可怕的是，當人們習慣在形式上走道德的過場，有些情境下，人們希冀中的愛心可能真的已經在變成僵屍一般死氣沉沉。
無論是民間爆料還是新聞報導，都存在這樣的現象：學校、機關等單位為了搞“日行一善”之類的活動，未經職工同意就在工資裡扣除所謂的善款。
直接把有溫度的善行赤裸裸地變成了沒有溫度的制度，這都不止是道德綁架，壓根兒就是撕票了。
道德風氣盛行而內裡空洞，這樣的狀態讓人不由得想起06、07年左右上學時，學校裡風靡用《感恩的心》這首歌做美德教育的場景。
當時，年輕的孩子可能剛經歷了人生第一次的被自願捐款，也可能習慣了做這樣的事。他們認真地比劃著手語，唱著充滿正能量的歌詞，組成溫馨頌歌的一份子。
其實他們大多沒有接受過真正的美德教育，也不太明白捐款鬧劇裡的那些扭曲規則。繞梁的旋律下多半是眼神空空、不明就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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