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傳基生活照
去世前15年， 周傳基就拍好了自己追悼會上用的短片。
這位電影學院的教授站在原本用來擺放遺照的位置， 西裝革履，
“人死之後， 往往是事沒做完， 話沒說完， 我拍自己的追悼會， 就是想在我死之後， 把我活著的時候沒敢說、沒想說的話， 全都說出來。 ”周傳基對著鏡頭笑， 又叮囑：“我死了以後， 不要什麼遺體告別， 也別把我的屍體放在靈堂上。 追悼會上就放這個短片就行， 讓大家看看我罵人的形象。 而且只能聽見我罵， 卻罵不著我了。 ”
那時的周傳基， 已經是中國電影家協會會員， 中國電影剪輯學會理事， 也是中國電影理論界的“刺兒頭”。
他公開批判清華大學教授尹鴻對電影的定義是“謬誤”， “連電影是什麼都沒有搞清楚”。 他對他的學生張藝謀、陳凱歌同樣嚴苛， 總覺得他們“做得還不夠好”。 陳凱歌《霸王別姬》之後的作品， 老先生都不大滿意。
當這位教了一輩子電影的老教授， 真的于北京時間2017年4月4日， 在美國芝加哥醫院辭世時， 同行們悼念他， 忍不住還會提及他的“極端”和“固執”。
北京電影學院的鄭洞天教授曾當著他的面說他：“像堂吉訶德一樣向風車進攻。 可是就沒有回頭看， 攻下一個風車， 後面又出現了好幾座風車。 ”
周傳基立刻回應：“這有什麼關係，
網友在他的博客裡留言批判他， 他一條一條地回應， 反駁。 他的學生、中國傳媒大學動畫學院教研室主任薛燕平對此有些無奈， 勸他， “理會那些人幹嘛呀”。 但周傳基仍然跟網友鬥嘴， 樂此不疲。
他參加中國電影錄音協會的一場會議， 強調電影中聲音的地位很重要， 甚至有時比畫面還重要， 但有的導演不同意他的觀點。 周傳基當著滿屋子的人站起身， 走出會議室大門， 站在樓道裡破口大駡。
大家都驚呆了， 有人勸架：“咱們這是學術討論呢， 你怎麼能罵人？”
周傳基從樓道裡走回來了， 反倒是一副心平氣和的樣子：“你們不是說聲音不重要嗎？但剛才我在樓道裡， 你們看見我罵人的畫面了嗎？你沒看見，
被罵的人無話可說。
離開電影， 這位老人其實一點也不頑固。 薛燕平記得， 90年代剛開始普及個人電腦的時候， 有一次他去周傳基家裡， 碰見老爺子拿著滑鼠， 正在用電腦Windows 95系統裡自帶的畫圖軟體畫畫， “還覺得自己畫得特別好”。
老爺子在國外做了白內障的手術後， 換了個角膜， “竟然是藍色的”， 薛燕平在網路視頻裡瞧見， 還嚇了一跳。
他退休後自己建了個人論壇， 開網路視頻課程， 最早實行網路直播教學。 那是當時國內第一家專業電影教育論壇， 註冊會員數萬人。 他在論壇和社交軟體上跟大家聊天， 字打得飛快， 用起流行熱詞來， 也顯得“挺潮”。
但一說起學術問題， 周傳基卻“保守得驚人”。
他不樂意看新電影， 覺得“電影在退步”。 在他看來， 新電影使用的一切拍攝、表現手法， 一切在視聽語言上玩出來的花活兒， 甚至各式各樣的故事主題， 在很多年以前， 就都已經被大師們玩過了。
“我已經看過最好的了， 不要看這新的。 ”周傳基說。
他還在採訪中直言“中國沒有大片”， 因為“製作上的差距很大”。 商業娛樂大片不是藝術品， 是工業流水線上生產出來的工藝品， 可在中國， 根本就不具備完整的電影工業流水線。
“拍大片的趨勢會繼續惡化。 人人都想發橫財。 只有等觀眾上當受騙受夠了， 不再去看大片了， 那大片的製作在中國才會終止。 ”這是周傳基10年前的預言。
2014年， 他發起舉辦了候車時周傳基一分鐘國際電影大賽。 在給大賽錄製的宣傳影片裡， 他說：“聰明人拍低成本影片，智慧的人拍無成本影片，笨蛋才拍大片。”
其實周傳基早早就開始在課上講好萊塢，上世紀80年代初，北京電影學院的老師們都在講法國的新浪潮，講義大利新現實主義，只有周傳基在講從一戰之後開始飛速發展的好萊塢電影工業，講流水線是怎樣煉成的。導演尹力是他的學生，曾說他是個“孤獨的人”。
他給學生們看《公民凱恩》《卡薩布蘭卡》這些黑白電影時代的好萊塢經典，看70年代的好萊塢歷史大片《巴頓將軍》。他說要讓學生知道電影究竟是什麼，因為“他們要靠這個知識發財的”。
薛燕平挺無奈的，他試圖勸服老爺子，當老師也是需要與時俱進的，在電影課堂上放一部大家都看過的新片做例子，與放一部50年前的黑白老電影，學生的熱情絕對不一樣。但他很快就發現，想要勸服周傳基，是不大可能的。
雖然像騎士一樣固執地維護自己的學術邊界，但周傳基並不是電影專業出身。1950年，周傳基畢業于山東大學文學院外國文學系，獲英國文學學士學位。在提前拍好的那部追悼會短片裡，他對著鏡頭背誦莎士比亞。
畢業之後，他“被分配到電影界工作”，在文化部電影局藝術委員會主辦的《電影藝術譯叢》雜誌擔任翻譯編輯，後來，又成為中國電影工作者協會外國電影研究室資料員。文革結束後，他在北京電影學院圖書館擔任資料員。1981年起，他開始在北京電影學院任教。
他跟著電影的主創人員觀摩，從基本功開始學起，“從攝影機裡看什麼是廣角，什麼是望遠鏡頭”。觀摩電影時，他一個鏡頭一個鏡頭地分析學習，甚至要弄明白，不同亮度的鏡頭都是用什麼濾色片來拍的。
“我沒有弄懂的東西，是不敢反對的。我研究好萊塢有30多年，所以我批判好萊塢很有把握。我從不敢做不懂裝懂的事情。”他在文章裡寫。
他擔任過電視飛天獎評委，獲得過北京電影學院第一屆“金燭”獎，以及上海影評人獎首屆“電影理論與評論貢獻獎”。周傳基用了十幾年，從一個“電影白丁”開始自修。他一部電影都沒有拍過，但他的學生中，不乏第五代導演中的扛鼎人物。
他教給學生的，都是那些“基礎內容”，就像“小學語文”一樣的基本功。“現在許多中國電影導演，連視聽語言基本功都不具備。”他對學生說，我不是來教你們怎麼造坦克的，我先來教你們怎麼打鐵。
期末考試，他出的題目是批判電影綜合論，得分最高的學生拿到了99分。他說：“你還費盡心血地寫滿了一張紙來證明綜合論的錯誤。如果你就交張白卷，上面寫著‘電影綜合論就是狗屁’！我給你100分。”
他專門叮囑：“你們考試寫論文，可以寫任何觀點，就是不能有我的觀點，因為我的觀點還需要你來告訴我嗎？”
橫衝直撞到處罵人的他，追隨者越來越多，很多年輕人在他的論壇裡罵中國電影，罵好萊塢，罵所有異見者，甚至罵“不是周傳基的學生所拍的任何作品”。他的兩位學生拿著他講過的觀點爭論，各執一詞，打電話讓他評理，他有點無奈，“學生們片面理解了我的意思”。
有時候他也會惆悵，覺得自己這一輩子“一無所有”，想幹的事“全都是失敗的”。他在最好的年華被打成右派將近20年，68歲才評上教授，他的觀點總被同行抨擊為一家之言，連他的論壇都屢屢被駭客光顧。他說，原本想用自己所尋找到的最好方法，教育電影的下一代，可是處處碰壁。
但他又說：“我是一個不倒翁。接著幹，再來。”
年輕學生的一些壞習慣讓他著急。“無知，不會思考，很多事實都擺在眼前，可他們就是沒有思考能力！”在提前拍好的追悼會短片裡，他用詞犀利一如既往，說到激動處，雙手攤開舉得高高的，用力擺動，“這些話我只有死了才敢說，活著的時候不敢。”
他講課口若懸河，可以一個人連續講六七個小時。一整條香煙和冰鎮的大桶可口可樂就擺在講桌上，講課的時候，他不停地喝可樂，抽著沒過濾嘴的“大前門”香煙。一堂課下來，講臺上滿地都是煙頭。到後來，班裡的男生也都開始學著周傳基的樣子，改抽起了9元一條的大前門，直到這種香煙停產。
他在課堂上自嘲自己是個“老棺材瓤子”，又說，希望“死在講臺上”。在助理王靚的印象中，周先生每天都要工作十幾個小時，醒著的時間不是上課，就是做研究。他去美國之後，國內論壇和電影訓練營的工作交給王靚負責，兩人隔著將近12小時的時差，在電腦上各忙各的，“有事兒就喊一聲”。
2017年3月27日，他在網上給學生上了最後一堂剪輯課。課堂上有17個學生，偶爾有人開小差看手機，周傳基不高興了，喝道：“不想聽課的給我出去！”王靚形容他，“聲音還是很洪亮”。
去世的前一天夜裡，周傳基發給助手最後一條語音資訊，囑咐明天把學生召集起來上課，要給大家講講“電影中的形象問題”。
但疾病使他永遠闔上雙目，堂吉訶德被迫終止了向風車的進攻。
責編：賈志強
他說：“聰明人拍低成本影片，智慧的人拍無成本影片，笨蛋才拍大片。”其實周傳基早早就開始在課上講好萊塢，上世紀80年代初，北京電影學院的老師們都在講法國的新浪潮，講義大利新現實主義，只有周傳基在講從一戰之後開始飛速發展的好萊塢電影工業，講流水線是怎樣煉成的。導演尹力是他的學生，曾說他是個“孤獨的人”。
他給學生們看《公民凱恩》《卡薩布蘭卡》這些黑白電影時代的好萊塢經典，看70年代的好萊塢歷史大片《巴頓將軍》。他說要讓學生知道電影究竟是什麼，因為“他們要靠這個知識發財的”。
薛燕平挺無奈的，他試圖勸服老爺子，當老師也是需要與時俱進的，在電影課堂上放一部大家都看過的新片做例子，與放一部50年前的黑白老電影，學生的熱情絕對不一樣。但他很快就發現，想要勸服周傳基，是不大可能的。
雖然像騎士一樣固執地維護自己的學術邊界，但周傳基並不是電影專業出身。1950年，周傳基畢業于山東大學文學院外國文學系，獲英國文學學士學位。在提前拍好的那部追悼會短片裡，他對著鏡頭背誦莎士比亞。
畢業之後，他“被分配到電影界工作”，在文化部電影局藝術委員會主辦的《電影藝術譯叢》雜誌擔任翻譯編輯，後來，又成為中國電影工作者協會外國電影研究室資料員。文革結束後，他在北京電影學院圖書館擔任資料員。1981年起，他開始在北京電影學院任教。
他跟著電影的主創人員觀摩，從基本功開始學起，“從攝影機裡看什麼是廣角，什麼是望遠鏡頭”。觀摩電影時，他一個鏡頭一個鏡頭地分析學習，甚至要弄明白，不同亮度的鏡頭都是用什麼濾色片來拍的。
“我沒有弄懂的東西，是不敢反對的。我研究好萊塢有30多年，所以我批判好萊塢很有把握。我從不敢做不懂裝懂的事情。”他在文章裡寫。
他擔任過電視飛天獎評委，獲得過北京電影學院第一屆“金燭”獎，以及上海影評人獎首屆“電影理論與評論貢獻獎”。周傳基用了十幾年，從一個“電影白丁”開始自修。他一部電影都沒有拍過，但他的學生中，不乏第五代導演中的扛鼎人物。
他教給學生的，都是那些“基礎內容”，就像“小學語文”一樣的基本功。“現在許多中國電影導演，連視聽語言基本功都不具備。”他對學生說，我不是來教你們怎麼造坦克的，我先來教你們怎麼打鐵。
期末考試，他出的題目是批判電影綜合論，得分最高的學生拿到了99分。他說：“你還費盡心血地寫滿了一張紙來證明綜合論的錯誤。如果你就交張白卷，上面寫著‘電影綜合論就是狗屁’！我給你100分。”
他專門叮囑：“你們考試寫論文，可以寫任何觀點，就是不能有我的觀點，因為我的觀點還需要你來告訴我嗎？”
橫衝直撞到處罵人的他，追隨者越來越多，很多年輕人在他的論壇裡罵中國電影，罵好萊塢，罵所有異見者，甚至罵“不是周傳基的學生所拍的任何作品”。他的兩位學生拿著他講過的觀點爭論，各執一詞，打電話讓他評理，他有點無奈，“學生們片面理解了我的意思”。
有時候他也會惆悵，覺得自己這一輩子“一無所有”，想幹的事“全都是失敗的”。他在最好的年華被打成右派將近20年，68歲才評上教授，他的觀點總被同行抨擊為一家之言，連他的論壇都屢屢被駭客光顧。他說，原本想用自己所尋找到的最好方法，教育電影的下一代，可是處處碰壁。
但他又說：“我是一個不倒翁。接著幹，再來。”
年輕學生的一些壞習慣讓他著急。“無知，不會思考，很多事實都擺在眼前，可他們就是沒有思考能力！”在提前拍好的追悼會短片裡，他用詞犀利一如既往，說到激動處，雙手攤開舉得高高的，用力擺動，“這些話我只有死了才敢說，活著的時候不敢。”
他講課口若懸河，可以一個人連續講六七個小時。一整條香煙和冰鎮的大桶可口可樂就擺在講桌上，講課的時候，他不停地喝可樂，抽著沒過濾嘴的“大前門”香煙。一堂課下來，講臺上滿地都是煙頭。到後來，班裡的男生也都開始學著周傳基的樣子，改抽起了9元一條的大前門，直到這種香煙停產。
他在課堂上自嘲自己是個“老棺材瓤子”，又說，希望“死在講臺上”。在助理王靚的印象中，周先生每天都要工作十幾個小時，醒著的時間不是上課，就是做研究。他去美國之後，國內論壇和電影訓練營的工作交給王靚負責，兩人隔著將近12小時的時差，在電腦上各忙各的，“有事兒就喊一聲”。
2017年3月27日，他在網上給學生上了最後一堂剪輯課。課堂上有17個學生，偶爾有人開小差看手機，周傳基不高興了，喝道：“不想聽課的給我出去！”王靚形容他，“聲音還是很洪亮”。
去世的前一天夜裡，周傳基發給助手最後一條語音資訊，囑咐明天把學生召集起來上課，要給大家講講“電影中的形象問題”。
但疾病使他永遠闔上雙目，堂吉訶德被迫終止了向風車的進攻。
責編：賈志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