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 村幹部基本沒好人， 不是村貪就是村霸。
也有人說， 基層幹部太苦逼了， 5+2， 白加黑， 幹活多掙錢少， 堪稱孺子牛。
這兩種截然對立的觀點在現實中都能找到案例支撐。
好事不出門， 壞事傳千里， 在互聯網的民間輿論中， 村幹部多以負面形象居多。 哪怕有九個好幹部， 一個壞幹部， 那麼網上就只有這個壞幹部的故事， 那九個好幹部沒人提， 給人的印象， 就是所有村幹部， 乾脆就沒有一個好東西。
從這個意義上說， 村幹部的確在很大程度上多少是背了黑鍋的。
二、村幹部的機制困境：馬、草、幹活的不匹配！其實從古至今， 皇權不下鄉， 農村基本都是一方淨土， 鄉紳鄉賢是農民自發推算的德高望重的人， 來行使日常的村莊協調管理職能， 只有刑事案件， 才會鬧到縣衙門。
新中國成立後， 要把黨支部建在村裡，
層級多了， 管理成本自然巨大。 中央部委、省、地級市、縣/市、鄉， 村， 六級黨支部， 每往下一級， 人數就是幾何級數增加。 到了第六級村集體， 這個數量極為龐大。 第三次農業調查的結果， 596450個村， 其中556264個村委會， 40186個涉農居委會；317萬個自然村；15萬個2006年以後新建的農村居民定居點。
8000萬黨員， 大部分在基層。
基於目前條塊管理的現狀， 上面一根針， 下面千條線， 基層麻雀雖小， 職能俱全。 基層幹部承擔了幾乎全部具體的執行任務， 但是卻沒有足夠的激勵機制。
上級的任務落實離不開基層， 但給基層的激勵機制又不夠， 但上層又不能放縱基層幹部為所欲為。 這本身就是一個困境：上級給的草料不夠， 能幹的馬兒吃得多， 上級又不允許基層幹部這匹馬去糟蹋農民莊稼地。
這映射到現實中就成了：很多農村都是“兼職”村幹部， 平時幹農活， 閒暇時間弄弄村裡的事兒。 馬兒只能在有限的範圍內偷公家的草料充饑， 村幹部只能在村集體資產、上級經費上打打算盤。 而對於沒有集體資產的農村， 則基本無人競選村幹部。
畢竟， 指望基層村幹部個個都成為焦裕祿， 也是不現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