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每個社會階層都自有一套不成文的規矩或入門標準。 當某個外人企圖加入某 “俱樂部”時， 成員們會用這些標準來衡量，
所以問題來了， 同樣是富人， “土豪”和“高淨值人群”的區別在哪裡？僅僅是因為他們的出身相對卑微， 原生家庭比較貧困嗎？究竟是哪些細微的特質決定了土豪與精英人士的不同？
美國“新精英階層”的“新奢侈”
生活在中國， 我常常被同樣的問題反復問及——尤其是有些年長、且社交圈中沒有外國人的前輩們——經常會在問過我出生地、婚否、是否有孩子之後， 拋來兩個問題：“你有房子嗎？”以及， “你有車嗎？”
對於這兩個問題， 我給出的是同一個答案：“No”。 我有錢買嗎？當然。 我想買嗎？一點都不想。
我為什麼要買車呢？在我居住的亞洲城市， 交通擁堵的煩惱已經把駕車的快樂消解得無影無蹤;而與此同時，
房子倒是個有吸引力的選項， 但考慮到我幾乎每三個星期就要換個城市工作， 為一個居住時間少但每年卻要投入巨額貸款的房子實在是缺乏吸引力。 而從投資的角度看， 當多種多樣的安全性投資可以為我提供同樣可觀的回報和更好的資金流動性時， 我也實在不覺得買房是最優投資項。
說實話， 我其實不是太理解我的很多中國朋友的消費方式。 他們賺得不少，
當然了， 朋友們的消費習慣與我無關， 我也並不想去干涉他們的消費行為;我只能說， 如果換做是我， 我應該不會作出和他們同樣的選擇。
類似的文化現象在美國也同樣存在， 美國南加州大學教授伊莉莎白·庫裡-哈克特(Elizabeth Currid-Halket)的著作就是在細究美國精英人群的個中特質。 而在我看來， 她所得出的結論可以幫助我們更好的理解階層與地位之於社會運行的具體影響。
我所認同的消費理念， 和伊莉莎白·庫裡-哈克特所定義的“新精英階層”的價值觀更為接近。 這一階層的人幾乎都受過良好教育，
需要指出的是， 處於這一階層的人也許沒有炫目的轎車或是昂貴的手袋， 但這個“俱樂部”也和一線明星組成的“A級清單”一樣， 具有濃重的排他性。
“我們的社會地位並非是由物質財富來定義的， ”庫裡-哈克特表示， “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 那些曾經無比耀眼的財富象徵， 如今已不再像當年那樣受人追捧了。 ”
這個道理很容易理解。 首先， 收入的普遍提升讓買得起昂貴奢侈品的人越來越多;另一方面， 2000年前後， 房貸泡沫的增長， 也讓更多收入不高的人獲得了大筆貸款，
與炫目的炫耀型消費方式相反， 庫裡-哈克特認為美國新精英階層在消費理念上的顯著特點是“非炫耀性消費”， 或者說“隱性消費”。
“我們發現， 當代美國的精英人士更願意在不太顯眼的領域投資。 ”庫裡-哈克特說， “他們用文化資本來彰顯其社會地位。 他們不會談論自己的新車是多麼華麗， 他們所關心的是這台車是否是電力驅動， 是否有利於環保;每週三次普拉提課程， 每節30美元，這個價格便宜嗎?有機食物可是要比普通食品貴上50%。此外還有教育經費、保姆工資、退休儲備金等等，所有這些款項加起來要比那些傳統富人的日常開銷還要高。”
庫裡-哈克特舉了母乳的例子。她說孩子出生後，自己“很自然的”用母乳餵養——就和她圈子裡的其他朋友一樣。而在彼時的她看來，全天下的母親在餵養新生兒時“應該都是一樣的”。
但後來，隨著她對這一問題的瞭解逐漸深入，他發現在全美範圍內，用母乳餵養孩子的情形就如同茫茫大海中的數朵浪花：
“我後來終於意識到了我們這些‘浪花’的特點，我們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需要隨時啟動儲蓄計畫，為孩子的教育儲蓄，也可以選擇在孩子出生後的六個月到一年內都進行母乳餵養。”庫裡-哈克特如是說。
“作為美國國內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群，我所供職的機構會為我提供一份體面的薪水，還能給我休產假(要知道，美國可不像中國，並不是所有人都有機會享受這種假期)。而這些‘福利’其實就是我們社會地位的注解，也是我所在的社會圈的具象化標誌。 在我的社交圈裡，每個人都差不多，但在全美的範圍裡，差別可就相當大了。”
也許很多人認為母乳餵養不屬於消費的範疇，但庫裡-哈克特並不這麼看：“事實是，當你選擇這種餵養方式時，你實際上花費了大筆金錢。因為在當今時代，時間就是金錢。”
她做了進一步解釋：“在知識驅動的經濟模式下，那些工作時間相對靈活的人基本上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高薪人士。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高薪和自由支配的時間就形成了一組等價關係。他們的消費邏輯是：‘我不想用閒置時間去做這些事，於是我只好花錢來請其他人（例如園丁、保姆、家政）來完成這些必需的工作。’反過來說，當新中產們自己決定花上大量時間、消耗大量精力的時候，他們損失的也是大筆金錢。母乳餵養就是如此。”
當然，有些人可能覺得，類似母乳這種 “隱性消費”並沒什麼大不了，可事實上，一旦你將這些行為所對應的實際金額累加在一起，你一定會得出一個讓你瞠目結舌的數字。
不過話又說回來，也正是在海量數位的澆灌下，新精英階層夫婦們所培養出的孩子才更可能是新一代精英。正如哈克特所言：
“有機食品，音樂課，各種類型的教育投資，其實都是父母在給予其子女更多的特權，而這是那些膚淺的物質財富所無法替代的。金山銀山無法讓後代享福，但這些隱性投資卻可以。”
為何好萊塢精英不去拉斯維加斯？
在《追星族》(Starstruck)一書中，庫裡-哈克特以好萊塢精英群體為主要研究物件，通過對名流和超級明星的細緻剖析，她試圖揭示出時尚潮流演變的內在邏輯。
哈克特認為，超級巨星和流行趨勢之間存在著一個閉環。也就是說，一旦某位明星的某個舉動引起了某些人的關注，那麼他(她)馬上就會引起更多人的關注。這種網路效應會產生出一個海量的資訊反饋回路，擴大了人群之間已然不平等的關注度差異。
“在品位驅動的世界裡——例如時尚業和名流關係圈，人們都在尋找那些值得注意的訊息，而人們的注意力，又滋養了與品味相關的行業的蓬勃發展。”庫裡·哈克特直言，“在電影、音樂、以及其他藝術領域，那些獲得尊貴地位的人，其作品真的比其他人的創作都更偉大嗎?可能也不一定。這些人所獲得的知名度很多時候來自於關注者。
當我們發現身邊的人都在關注某個明星或者某個藝術作品的時候，我們也會情不自禁的去關注他們所關注的東西；我們甚至會去思考為什麼這個人、這個作品會‘火’；而這些思考和觀點分享、擴散的結果，就是那位元明星或者某個藝術作品贏得海量聲望的原因之一。”
庫裡-哈克特還對“名聲”和“名流”兩個詞做了概念區分。“名聲”的意思是有很多人知道你;但“名流”指的則是有多少人正為你著迷，他們有多想知道你生活的細節，以及他們想知道你多少細節。
以總統為例，林登·詹森、吉米·卡特、喬治·W.布希是有名的，但他們並不是名流，因為他們很無趣;相比之下，特朗普、奧巴馬、甘迺迪才是真正的名流，民眾想知道他們的飲食習慣、愛看的電視節目，甚至是他們鍾情的洗髮水牌子。一句話，前者之於民眾只是“知曉”，而後者，卻是完全意義上的“沉迷”。
在好萊塢，梅麗爾·斯特裡普作為女演員是知名的，但人們並不關心她穿了什麼襪子，用了哪種減肥藥；相反，人們卻把類似的熱情投入到了詹妮弗·安妮斯頓和碧昂絲身上。近幾年來，隨著社交網路的蓬勃興起，公眾可以更加方便地瞭解到明星的生活，很多狂熱粉絲甚至能對愛豆的生活細節倒背如流。
對明星個人資訊獲取的能力+我們和除我們之外的其他人對其的狂熱程度=名流。
比如，我們可能知道泰勒·斯威夫特早餐喜歡吃什麼；而另一些人在意的卻是她是否喜歡吃早餐。那麼在此時，有關“斯威夫特吃早餐”的細節就完整了。而在這種資訊的互補中，人們對斯威夫特的癡迷也得到了最好的背書。
審美取向不僅來自於粉絲的投入，也來自社會的壓力。普林斯頓大學的馬修·薩爾加尼克教授（Matthew Salganik）和哥倫比亞大學的鄧肯·沃茨（Duncan Watts）教授曾做過一項研究，他們讓每個參與者在聽完一系列歌曲後給這些歌打分。研究結果顯示，當參與者不知道其他人在聽什麼時，研究人員在“最好聽的歌曲”中發現了各種各樣的歌;然而，一旦聽眾知曉其他人喜歡什麼歌，那就會產生一種複合效果，此時，人們在歌曲的審美方面就會形成一致意見。
基於這一發現，庫裡-哈克特得出結論，在判斷某人是否有資格加入 “精英人群俱樂部”時，該“俱樂部”的現有成員往往會考慮兩個方面：此人平時與誰交好？他(她)常出現在哪些地方？
哈克特將福布斯“明星魅力榜單”上的名人分成了三組：A級清單、B級清單和C級清單。在這些炫目的明星照片中，她發現只有一張清單裡的人員流動性最弱，“群組”中各“群成員”的互動程度最高，那就是——A級清單，也就是一線明星。
為什麼會這樣?道理很簡單，一線明星們希望能通過和其他一線明星的互動來鞏固自己的一線地位。也正是為了實現這一目的，他們還會有意識的避免和其他清單中的人過從甚密。舉個例子，2016年泰勒·斯威夫特曾和湯姆·希德勒斯頓(Tom Hiddleson)有過交往，他們兩人都屬於好萊塢頂級名流，二人的戀情不僅能鞏固各自的地位，甚至還可以為彼此增加更多的話題度。
除了“你該和誰交往”，另一個判定名流資格的標準是“你應該出現在哪裡”。在搜羅了媒體上成千上萬張明星照片後，庫裡-哈克特發現，80%的明星都會在洛杉磯、紐約、倫敦露面，也就是說，如果你想讓媒體曝光，讓公眾知曉，那麼上述地區應該是你最該出現、也最常出現的地方。當然，波士頓或者芝加哥也不錯。
與紐約、洛杉磯和倫敦對明星的巨大加持作用截然相對的是拉斯維加斯——常在那裡活動只會降低明星的魅力指數。至於原因，哈克特的解釋是，拉斯維加斯既不是商業中心也不是文化中心，那裡最多只能算是個娛樂中心，因此其話題影響力也無法和紐約、洛杉磯等地同日而語。
想成為一線明星嗎？千萬別去維加斯。
自以為是的新精英 vs. 不屑一顧的其他人
“練瑜伽、母乳餵養、聽NPR、讀《紐約時報》，這些都是你“炫耀”文化資本的具體方式。他們彰顯著你的受教育程度，表明你有閒置時間、同時還含蓄的暗示——你是有錢人。”庫裡-哈克特總結道。
“但從另一方面看，新精英階層所信奉的理念也有其自身難以突破的桎梏。就比如，這類人群普遍相信，他們之所以選擇上述消費方式，完全是為了全社會的利益。但他們所不知道、或者說他們在潛意識中選擇性遺忘的是：這種態度本身是一種居高臨下的判斷，而這個判斷的畫外音則是：‘只有我們這些人才能實現社會賦予的使命，其他人辦不到。’”
新中產們的傲慢是有理由的，因為他們在子女教育方面上所獲得的優勢實在是有些明顯。按照庫裡-哈克特的說法，近年來在全美，收入最高的10%的美國家庭的教育開支增長了300%；但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的貧困人口並沒有減少。
“教育支出的增長幅度已經遠高於通貨膨脹率，優質的教育資源越來越貴。”庫裡-哈克特說，“但儘管如此，人們依然對其趨之若鶩，無他，只因教育不僅能保障你目前的地位，它還能鞏固特權階層，實現特權的代際傳遞。而這一動機的直接結果就是‘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的當代學生：他們出過國、學過音樂、有著耀眼的SAT分數——當然，也消耗著家庭海量的財富。”
不過新精英們並不在乎： “一塊勞力士不過是一塊表，但教育投資、出國旅行、閱讀《紐約時報》卻能改變人的身份”——這些話幾乎已成了新精英主義者們的口頭禪了，然而不無諷刺的是，在絕大多數時候，他們並不明白，這套理念是多麼的奢侈，而他們自己又是多麼的幸運。絕大多數時候，這些人只在乎兩件事：第一，為了提升自己，‘我’要做什麼;第二，為了提升自己，‘我’要花多少錢。
因此不出意料， 這種文化優越感勢必會激化美國國內業已存在的文化衝突。很多來自大城市，受過高等教育的美國人（包括我自己在內）都對2016年特朗普和他的共和黨贏得美國大選感到無比震驚，他們無法理解的是，為何這個大腹便便的富商會贏得工薪階層的支持？為什麼中低收入人群會心甘情願的把選票投給一個要給富人 、給大企業大幅減稅的人？
這個問題看似費解，但若從文化的角度切入，答案就變得顯而易見。特朗普代表的是老一代富人的價值觀，這群人對新精英主義者們的理念嗤之以鼻。
特朗普用10歲孩子的詞彙講話，吃著肯德基和培根芝士漢堡，以炫富為榮;他住在曼哈頓一所華麗的有些滑稽的鍍金公寓裡，不厭其煩的吹噓著剛買的某件奢侈品是多麼的昂貴——沒錯，他一點都不像個當代美國富人，他更像是個從40年前的漫畫裡走出來的老式富豪。正如喜劇明星約翰·穆蘭尼（John Mulaney）所言，“特朗普完全契合了無家可歸之人心目中的富翁形象。”
不僅如此，特朗普還傲慢無知，他常把自己的政策用類似公告的形式寫在半頁紙上（而不是嚴謹體面的政府公文裡）；他對世界的瞭解都來自於福克斯新聞網而不是《經濟學人》《華爾街日報》；他對當代美國精英所堅持的環保觀念和社會關切報以無情的嘲笑；他的經濟策略就是重新找回“煤炭的力量”，把美國從巴黎氣候協定的談判桌上拉下來；至於他對待政治對手的方式？簡直就像是高中校園裡的小混混。
那麼這位總統的所作所為真的能給美國帶來好處嗎？不見得。但那又如何，只要能看到大城市的精英們憤懣不平，特朗普的狂熱粉絲們就足夠滿意了;同樣的，特朗普真的能讓“美國再次偉大”嗎？恐怕也並不見得，但他所代表的文化符號，那個過氣的上流人士價值觀已經足夠讓他的支持者感到舒心了。
中國的“新精英主義”：90後的瀟灑與70後的焦慮
與世界上很多國家不同，中國民眾的主流消費理念還是與美國那套舊式消費觀更為契合。當炫耀性消費逐漸在西方國家失去市場的時候，它在東方卻仍舊火爆非常，而中國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但改變已在中國的許多大城市裡悄然發生。
我在北京的許多中國朋友就對其父輩的那種“豪宅豪車”式的消費觀產生了厭倦，他們更嚮往的是一段異域旅行，或是一段學習油畫的靜謐時光。同樣也是在最近幾年，越來越多的中國青年開始青睞有機食物，這和當代美國新中產們的飲食觀念也不謀而合。
在最近出爐的“中國90後年輕人消費報告”中，有這樣一段描述：
對很多生於1990年代的年輕人來說，生活品質不僅意味著擁有某些物質資源；它的內涵至少包括兩大概念：物質消費和日漸增長的文化消費。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年輕人所秉持的“生活品質至上”的消費觀的文化基礎是個人的自主選擇和個性化的生活態度，這與他們父輩們所堅持的傳統消費理念大相徑庭。
但對於這些孩子的父母來說，美式的精英主義價值觀更像是在激烈競爭下的被迫選擇。隨著就業壓力的逐漸增大，家長們普遍意識到，只有讓孩子享受到一流的教育資源，才能使其在就業市場上獲得主動權。有的父母甚至已將視角放到了海外，他們悲觀的相信，即使自家的孩子在國內一流大學就讀，也未必能獲得滿意的職位。而送孩子赴海外留學不僅意味著數百萬元的學費和生活費，更意味著他們要提前十幾年為孩子的留學計畫佈局。
“我把家裡的大部分積蓄都花在孩子身上了。”我的一位中國朋友告訴我，他的月薪足有35000元人民幣。“除了音樂課、英語課、數學課，還有各種夏令營的費用，以及早已為他準備好的大學學費。不過這些還只是今年的開銷，誰知道明年是否又會有新的‘投資項目’呢？”
這就是中國的“新精英階層”。與美國的新中產比起來，他們的目的簡單而明確：為孩子的未來做準備，為了給孩子一份體面的工作而努力——一句話，緊跟快速的中國節奏，不讓自己和自己的後代落于人後。
每節30美元，這個價格便宜嗎?有機食物可是要比普通食品貴上50%。此外還有教育經費、保姆工資、退休儲備金等等，所有這些款項加起來要比那些傳統富人的日常開銷還要高。”庫裡-哈克特舉了母乳的例子。她說孩子出生後，自己“很自然的”用母乳餵養——就和她圈子裡的其他朋友一樣。而在彼時的她看來，全天下的母親在餵養新生兒時“應該都是一樣的”。
但後來，隨著她對這一問題的瞭解逐漸深入，他發現在全美範圍內，用母乳餵養孩子的情形就如同茫茫大海中的數朵浪花：
“我後來終於意識到了我們這些‘浪花’的特點，我們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需要隨時啟動儲蓄計畫，為孩子的教育儲蓄，也可以選擇在孩子出生後的六個月到一年內都進行母乳餵養。”庫裡-哈克特如是說。
“作為美國國內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群，我所供職的機構會為我提供一份體面的薪水，還能給我休產假(要知道，美國可不像中國，並不是所有人都有機會享受這種假期)。而這些‘福利’其實就是我們社會地位的注解，也是我所在的社會圈的具象化標誌。 在我的社交圈裡，每個人都差不多，但在全美的範圍裡，差別可就相當大了。”
也許很多人認為母乳餵養不屬於消費的範疇，但庫裡-哈克特並不這麼看：“事實是，當你選擇這種餵養方式時，你實際上花費了大筆金錢。因為在當今時代，時間就是金錢。”
她做了進一步解釋：“在知識驅動的經濟模式下，那些工作時間相對靈活的人基本上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高薪人士。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高薪和自由支配的時間就形成了一組等價關係。他們的消費邏輯是：‘我不想用閒置時間去做這些事，於是我只好花錢來請其他人（例如園丁、保姆、家政）來完成這些必需的工作。’反過來說，當新中產們自己決定花上大量時間、消耗大量精力的時候，他們損失的也是大筆金錢。母乳餵養就是如此。”
當然，有些人可能覺得，類似母乳這種 “隱性消費”並沒什麼大不了，可事實上，一旦你將這些行為所對應的實際金額累加在一起，你一定會得出一個讓你瞠目結舌的數字。
不過話又說回來，也正是在海量數位的澆灌下，新精英階層夫婦們所培養出的孩子才更可能是新一代精英。正如哈克特所言：
“有機食品，音樂課，各種類型的教育投資，其實都是父母在給予其子女更多的特權，而這是那些膚淺的物質財富所無法替代的。金山銀山無法讓後代享福，但這些隱性投資卻可以。”
為何好萊塢精英不去拉斯維加斯？
在《追星族》(Starstruck)一書中，庫裡-哈克特以好萊塢精英群體為主要研究物件，通過對名流和超級明星的細緻剖析，她試圖揭示出時尚潮流演變的內在邏輯。
哈克特認為，超級巨星和流行趨勢之間存在著一個閉環。也就是說，一旦某位明星的某個舉動引起了某些人的關注，那麼他(她)馬上就會引起更多人的關注。這種網路效應會產生出一個海量的資訊反饋回路，擴大了人群之間已然不平等的關注度差異。
“在品位驅動的世界裡——例如時尚業和名流關係圈，人們都在尋找那些值得注意的訊息，而人們的注意力，又滋養了與品味相關的行業的蓬勃發展。”庫裡·哈克特直言，“在電影、音樂、以及其他藝術領域，那些獲得尊貴地位的人，其作品真的比其他人的創作都更偉大嗎?可能也不一定。這些人所獲得的知名度很多時候來自於關注者。
當我們發現身邊的人都在關注某個明星或者某個藝術作品的時候，我們也會情不自禁的去關注他們所關注的東西；我們甚至會去思考為什麼這個人、這個作品會‘火’；而這些思考和觀點分享、擴散的結果，就是那位元明星或者某個藝術作品贏得海量聲望的原因之一。”
庫裡-哈克特還對“名聲”和“名流”兩個詞做了概念區分。“名聲”的意思是有很多人知道你;但“名流”指的則是有多少人正為你著迷，他們有多想知道你生活的細節，以及他們想知道你多少細節。
以總統為例，林登·詹森、吉米·卡特、喬治·W.布希是有名的，但他們並不是名流，因為他們很無趣;相比之下，特朗普、奧巴馬、甘迺迪才是真正的名流，民眾想知道他們的飲食習慣、愛看的電視節目，甚至是他們鍾情的洗髮水牌子。一句話，前者之於民眾只是“知曉”，而後者，卻是完全意義上的“沉迷”。
在好萊塢，梅麗爾·斯特裡普作為女演員是知名的，但人們並不關心她穿了什麼襪子，用了哪種減肥藥；相反，人們卻把類似的熱情投入到了詹妮弗·安妮斯頓和碧昂絲身上。近幾年來，隨著社交網路的蓬勃興起，公眾可以更加方便地瞭解到明星的生活，很多狂熱粉絲甚至能對愛豆的生活細節倒背如流。
對明星個人資訊獲取的能力+我們和除我們之外的其他人對其的狂熱程度=名流。
比如，我們可能知道泰勒·斯威夫特早餐喜歡吃什麼；而另一些人在意的卻是她是否喜歡吃早餐。那麼在此時，有關“斯威夫特吃早餐”的細節就完整了。而在這種資訊的互補中，人們對斯威夫特的癡迷也得到了最好的背書。
審美取向不僅來自於粉絲的投入，也來自社會的壓力。普林斯頓大學的馬修·薩爾加尼克教授（Matthew Salganik）和哥倫比亞大學的鄧肯·沃茨（Duncan Watts）教授曾做過一項研究，他們讓每個參與者在聽完一系列歌曲後給這些歌打分。研究結果顯示，當參與者不知道其他人在聽什麼時，研究人員在“最好聽的歌曲”中發現了各種各樣的歌;然而，一旦聽眾知曉其他人喜歡什麼歌，那就會產生一種複合效果，此時，人們在歌曲的審美方面就會形成一致意見。
基於這一發現，庫裡-哈克特得出結論，在判斷某人是否有資格加入 “精英人群俱樂部”時，該“俱樂部”的現有成員往往會考慮兩個方面：此人平時與誰交好？他(她)常出現在哪些地方？
哈克特將福布斯“明星魅力榜單”上的名人分成了三組：A級清單、B級清單和C級清單。在這些炫目的明星照片中，她發現只有一張清單裡的人員流動性最弱，“群組”中各“群成員”的互動程度最高，那就是——A級清單，也就是一線明星。
為什麼會這樣?道理很簡單，一線明星們希望能通過和其他一線明星的互動來鞏固自己的一線地位。也正是為了實現這一目的，他們還會有意識的避免和其他清單中的人過從甚密。舉個例子，2016年泰勒·斯威夫特曾和湯姆·希德勒斯頓(Tom Hiddleson)有過交往，他們兩人都屬於好萊塢頂級名流，二人的戀情不僅能鞏固各自的地位，甚至還可以為彼此增加更多的話題度。
除了“你該和誰交往”，另一個判定名流資格的標準是“你應該出現在哪裡”。在搜羅了媒體上成千上萬張明星照片後，庫裡-哈克特發現，80%的明星都會在洛杉磯、紐約、倫敦露面，也就是說，如果你想讓媒體曝光，讓公眾知曉，那麼上述地區應該是你最該出現、也最常出現的地方。當然，波士頓或者芝加哥也不錯。
與紐約、洛杉磯和倫敦對明星的巨大加持作用截然相對的是拉斯維加斯——常在那裡活動只會降低明星的魅力指數。至於原因，哈克特的解釋是，拉斯維加斯既不是商業中心也不是文化中心，那裡最多只能算是個娛樂中心，因此其話題影響力也無法和紐約、洛杉磯等地同日而語。
想成為一線明星嗎？千萬別去維加斯。
自以為是的新精英 vs. 不屑一顧的其他人
“練瑜伽、母乳餵養、聽NPR、讀《紐約時報》，這些都是你“炫耀”文化資本的具體方式。他們彰顯著你的受教育程度，表明你有閒置時間、同時還含蓄的暗示——你是有錢人。”庫裡-哈克特總結道。
“但從另一方面看，新精英階層所信奉的理念也有其自身難以突破的桎梏。就比如，這類人群普遍相信，他們之所以選擇上述消費方式，完全是為了全社會的利益。但他們所不知道、或者說他們在潛意識中選擇性遺忘的是：這種態度本身是一種居高臨下的判斷，而這個判斷的畫外音則是：‘只有我們這些人才能實現社會賦予的使命，其他人辦不到。’”
新中產們的傲慢是有理由的，因為他們在子女教育方面上所獲得的優勢實在是有些明顯。按照庫裡-哈克特的說法，近年來在全美，收入最高的10%的美國家庭的教育開支增長了300%；但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的貧困人口並沒有減少。
“教育支出的增長幅度已經遠高於通貨膨脹率，優質的教育資源越來越貴。”庫裡-哈克特說，“但儘管如此，人們依然對其趨之若鶩，無他，只因教育不僅能保障你目前的地位，它還能鞏固特權階層，實現特權的代際傳遞。而這一動機的直接結果就是‘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的當代學生：他們出過國、學過音樂、有著耀眼的SAT分數——當然，也消耗著家庭海量的財富。”
不過新精英們並不在乎： “一塊勞力士不過是一塊表，但教育投資、出國旅行、閱讀《紐約時報》卻能改變人的身份”——這些話幾乎已成了新精英主義者們的口頭禪了，然而不無諷刺的是，在絕大多數時候，他們並不明白，這套理念是多麼的奢侈，而他們自己又是多麼的幸運。絕大多數時候，這些人只在乎兩件事：第一，為了提升自己，‘我’要做什麼;第二，為了提升自己，‘我’要花多少錢。
因此不出意料， 這種文化優越感勢必會激化美國國內業已存在的文化衝突。很多來自大城市，受過高等教育的美國人（包括我自己在內）都對2016年特朗普和他的共和黨贏得美國大選感到無比震驚，他們無法理解的是，為何這個大腹便便的富商會贏得工薪階層的支持？為什麼中低收入人群會心甘情願的把選票投給一個要給富人 、給大企業大幅減稅的人？
這個問題看似費解，但若從文化的角度切入，答案就變得顯而易見。特朗普代表的是老一代富人的價值觀，這群人對新精英主義者們的理念嗤之以鼻。
特朗普用10歲孩子的詞彙講話，吃著肯德基和培根芝士漢堡，以炫富為榮;他住在曼哈頓一所華麗的有些滑稽的鍍金公寓裡，不厭其煩的吹噓著剛買的某件奢侈品是多麼的昂貴——沒錯，他一點都不像個當代美國富人，他更像是個從40年前的漫畫裡走出來的老式富豪。正如喜劇明星約翰·穆蘭尼（John Mulaney）所言，“特朗普完全契合了無家可歸之人心目中的富翁形象。”
不僅如此，特朗普還傲慢無知，他常把自己的政策用類似公告的形式寫在半頁紙上（而不是嚴謹體面的政府公文裡）；他對世界的瞭解都來自於福克斯新聞網而不是《經濟學人》《華爾街日報》；他對當代美國精英所堅持的環保觀念和社會關切報以無情的嘲笑；他的經濟策略就是重新找回“煤炭的力量”，把美國從巴黎氣候協定的談判桌上拉下來；至於他對待政治對手的方式？簡直就像是高中校園裡的小混混。
那麼這位總統的所作所為真的能給美國帶來好處嗎？不見得。但那又如何，只要能看到大城市的精英們憤懣不平，特朗普的狂熱粉絲們就足夠滿意了;同樣的，特朗普真的能讓“美國再次偉大”嗎？恐怕也並不見得，但他所代表的文化符號，那個過氣的上流人士價值觀已經足夠讓他的支持者感到舒心了。
中國的“新精英主義”：90後的瀟灑與70後的焦慮
與世界上很多國家不同，中國民眾的主流消費理念還是與美國那套舊式消費觀更為契合。當炫耀性消費逐漸在西方國家失去市場的時候，它在東方卻仍舊火爆非常，而中國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但改變已在中國的許多大城市裡悄然發生。
我在北京的許多中國朋友就對其父輩的那種“豪宅豪車”式的消費觀產生了厭倦，他們更嚮往的是一段異域旅行，或是一段學習油畫的靜謐時光。同樣也是在最近幾年，越來越多的中國青年開始青睞有機食物，這和當代美國新中產們的飲食觀念也不謀而合。
在最近出爐的“中國90後年輕人消費報告”中，有這樣一段描述：
對很多生於1990年代的年輕人來說，生活品質不僅意味著擁有某些物質資源；它的內涵至少包括兩大概念：物質消費和日漸增長的文化消費。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年輕人所秉持的“生活品質至上”的消費觀的文化基礎是個人的自主選擇和個性化的生活態度，這與他們父輩們所堅持的傳統消費理念大相徑庭。
但對於這些孩子的父母來說，美式的精英主義價值觀更像是在激烈競爭下的被迫選擇。隨著就業壓力的逐漸增大，家長們普遍意識到，只有讓孩子享受到一流的教育資源，才能使其在就業市場上獲得主動權。有的父母甚至已將視角放到了海外，他們悲觀的相信，即使自家的孩子在國內一流大學就讀，也未必能獲得滿意的職位。而送孩子赴海外留學不僅意味著數百萬元的學費和生活費，更意味著他們要提前十幾年為孩子的留學計畫佈局。
“我把家裡的大部分積蓄都花在孩子身上了。”我的一位中國朋友告訴我，他的月薪足有35000元人民幣。“除了音樂課、英語課、數學課，還有各種夏令營的費用，以及早已為他準備好的大學學費。不過這些還只是今年的開銷，誰知道明年是否又會有新的‘投資項目’呢？”
這就是中國的“新精英階層”。與美國的新中產比起來，他們的目的簡單而明確：為孩子的未來做準備，為了給孩子一份體面的工作而努力——一句話，緊跟快速的中國節奏，不讓自己和自己的後代落于人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