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日快樂， 吳敬璉老師
文/劉勝軍， 吳敬璉市場經濟理念積極傳播者
——劉鶴
今天 1 月 24 日， 吳敬璉先生 88 歲生日。
1978-2018 年， 40 年改革開放歷史上， 沒有任何一位學者的人生與改革開放如此緊密相連。 在改革開放的每一個重大關頭， 他的身影從不缺席， 年屆 90， 依然活躍， 依然“較真”。
每次讀吳老下面這段肺腑之言， 我都忍不住淚目。 吳老說：
我們這一代人總有揮之不去的憂患意識， 這與自己的經歷中的家國多難有密切的關係。
民族振興是我們這一代人刻骨銘心的夢想。
我曾經說過， 我們個人的命運是同改革開放的命運聯繫在一起的。 對民族前途自然就應當有一份責任和擔當。
可敬的“ 80 後”
與吳敬璉擁有同樣心境的“ 80 後”不乏“大家”， 有同樣生於 1930 年的法學家江平、歷史學家資中筠、經濟學家厲以甯， 還有 1929 年出生的茅於軾。
1945 年， 吳敬璉考入金陵大學附中。 多年之後， 他才偶然獲悉， 同級的同學中有一人名叫厲以寧。
這些可敬的老人， 沒有遊山玩水、含飴弄孫， 而是為改革呼籲奔走， 代表了一代人“歷史深處的憂慮”。
“人生不滿百， 常懷千歲憂。 ”
吳老憂從何來？他說：
在我們這樣一個國家， 舊思想、舊體制、舊路線的影響根深蒂固， 而利用權力聚斂財富的特權力量也比上世紀 80 年代、90 年代強得多。
在這種情況下， 市場化、法治化和民主化改革不可能一帆風順。 如果不能夠在緊要關頭做出正確的選擇， 整個經濟社會發展就會走上歧途。
名門世家
吳敬璉生於一個媒體家庭， 血液中流淌著媒體人的職業精神。
吳敬璉外曾祖， 曾是晚清時代中國最大的火柴廠的老闆， 外祖父則是四川保路運動的主要參與者。
母親鄧季惺是著名的女報人， 生父吳竹似、繼父陳銘德都是《新民報》（《新民晚報》前身）的創辦人。
1945 年《新民報》成為擁有南京、重慶、成都、上海、北平（1949 年北平正式更名為北京）等五地八刊的國內最大民營報業集團。
1950 年， 毛主席任命鄧季惺為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 之後她又擔任了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長。
（1933 年， 一場特殊的婚禮在北京的歐美同學會禮堂舉行， 來賓拿到一張粉紅色的卡片，卡片上是新郎新娘——陳銘德、鄧季惺聯合署名的協議：新娘不隨夫姓；3 個孩子仍然姓吳；兩人婚後實行夫妻分別財產制，雙方共同負擔家庭生活費用。多年後，周恩來還曾拿鄧季惺的這樁婚事打趣說：財產在誰手裡，誰就有地位。）
1947 年，吳敬璉因患上肺結核病被迫休學。1948 年吳敬璉隨母逃亡香港，待船去解放區，1949 年 4 月回到北平。
1956 年吳敬璉與周南結婚。1957 年，吳敬璉因為在青年中宣傳《在橋樑工地上》、《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右派小說”，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顧准精神
1968 年錢鐘書、楊絳、俞平伯、顧准、駱耕漠、吳敬璉等 100 多位文化名人和經濟專家被下放到河南息縣東嶽公社“五七幹校”。
塞翁失馬，在這裡，吳敬璉的人生觀被一個人所顛覆：顧准。
吳敬璉後來獲得“中國經濟學家的良心”美譽，可謂與顧准的風骨一脈相承。
1968 年到 1972 年期間，吳敬璉與顧准在“五七幹校”同為已被定罪的“反革命分子”，在“隔離室”裡朝夕相處。
1974 年顧准去世時，吳敬璉是守在身邊的惟一一位。吳敬璉如此描述顧准精神：
深刻：正如王元化所說：“許多問題一經顧准提出，你就再也無法擺脫掉。它們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並檢驗由於習慣惰性一直紮根在你頭腦深處的既定看法。”
勇敢：一般老百姓(60.620, -1.15, -1.86%)議論尚且有身陷囹圄甚至慘遭殺身之禍的危險，顧准是一個戴過兩次右派帽子的“反革命分子”，由他來探討“娜拉出走以後怎麼樣”，即無產階級專政建立以後的政治經濟發展問題，是冒著多麼大的風險，需要什麼樣的勇氣啊！
獨立：顧准冷峻得像一把“冷冰冰的解剖刀”。顧准只服從真理，不管在感情上多麼難捨難分，只要不符合“真”、“善”的標準，他都義無反顧地加以捨棄；不管是有多大權勢的顯貴，只要是有悖於真理，他都理直氣壯地加以反對。
骨氣：顧准是一位頂天立地、威武不能屈的硬漢子。我也還清楚地記得在一次無端指摘他“偷奸耍猾”的“地頭批判會”上，他冒著雨點般襲來的拳頭高昂頭顱喊著“我就是不服”時的神態。顧准是一座巍然屹立、高聳入雲的山峰。不管是在天賦的聰明才智方面，還是在道德文章方面，我們都不一定能接近於他所達到的境界。
1974 年，顧准留給病床前的吳敬璉最後一句話是：
中國的‘神武景氣’是一定會到來的……我送你四個字：‘待機守時’。還是要繼續我們的研究工作。為了抓住這樣的機會，中國人必須有自己的理論思維。總有一天情況會發生變化。那時，要能拿得出東西來報效國家。
事後看，吳敬璉“完美地”實現了顧准的歷史遺願。
53 歲赴美學習
1983 年，吳敬璉迎來人生另外一次轉捩點。1983 年至 1984 年赴美國耶魯大學學習，徹底顛覆了自己的經濟觀念，完成了“思想突圍”，這一年他已經 53 歲高齡。
他帶著很多問題而去：
經濟體制的功能是什麼？
衡量經濟體制優劣的標準是什麼？
經濟系統在什麼條件下才能有效運轉？
選擇或設計經濟體制應當遵循哪些原則？
在耶魯，吳敬璉發現，當務之急是補修經濟學。
他從大學本科生的課聽起，經濟學原理、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一直到博士生的討論課。英語不過關，聽不太懂，加上理論經濟學底子差，十分吃力。
令人敬佩的是，當時很多美國教授經常送書給吳敬璉，之後，就打電話約他吃飯，討論書裡的內容。
可他們哪裡知道，正在補修英語和經濟學的吳敬璉背後所付出的超出常人的努力。
關鍵時刻的關鍵聲音
1985 年，吳敬璉提出企業、競爭性市場體系和宏觀調節體系“三環節配套改革”的主張：
企業從計畫的消極執行者轉變為自主的市場主體；
形成能夠靈敏地反映資源稀缺程度的相對價格體系的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
以市場機制作為社會資源的基本配置者，政府只是運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進行需求總量的調節，以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
這種“整體改革”的主張，是我國理論界最具代表性的學派之一。1988 年吳敬璉、周小川合作出版《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
2012 年，以吳敬璉、周小川、郭樹清等人作為主要貢獻人的“整體改革理論”獲得第三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
《華爾街日報》曾經評論：
中國如果有一位經濟學家的話值得傾聽，那他就是吳敬璉。與斯蒂格利茨不同的是，這位中國經濟學家更像一座橋樑，嘴對著領袖的耳朵，腳站在百姓的中間。
吳敬璉這種“連接江湖與廟堂”的獨特定位，源於一段特殊經歷：
1986 - 1987 年吳敬璉出任國務院經濟改革方案辦公室副主任。這不僅給了吳敬璉直接操刀頂層設計的機會，更有趣的是，吳敬璉組建了一個明星研究團隊：周小川、李劍閣、樓繼偉和郭樹清。這些此後在改革開放中扮演舉足輕重角色的官員，與吳敬璉建立了亦師亦友的關係。
1988 年 4 月，針對在高通貨膨脹情況下實行物價闖關的決策，吳敬璉提出《控制需求，疏導貨幣，改革價格》的研究報告，並作出預警：
果然，激進的價格改革引發了劇烈的社會動盪。
彌天大勇
1990 年 7 月 5 日，中南海勤政殿召開經濟問題座談會，參會的有薛暮橋、劉國光、蘇星、桂世鏞、吳樹青、有林、袁木、許毅、吳敬璉等十多人。
吳敬璉主張：
“原因不是改革的市場取向不對和改革‘急於求成’，而是市場取向的改革不夠堅決，不夠徹底。”
有人幾次打斷吳敬璉說：
“‘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是中央已經確定了的提法，只能討論怎麼結合，不能討論這個提法本身”。
吳敬璉與對方爭得面紅耳赤。會後“吳市場”（在當時包含貶意）的稱呼不脛而走。
可以說，這是一次非常冒險、需要極大勇氣的“較真”。
1992 年鄧小平南巡，市場經濟道路成為中國經濟騰飛的歷史性抉擇，“吳市場”從貶義詞變為“美名”。
吳敬璉具有溫和的個性，但一旦涉及到學術爭論，他又變得好鬥。那些反對市場經濟大方向的極左論調，他一個都不放過。
朱鎔基的伯樂、已故經濟學家馬洪在吳敬璉 70 歲生日的賀辭中說：
吳敬璉是一個勇敢的戰士。
建言獻策
1997 年 5 月，吳敬璉撰寫的“把社會主義理論創新提高到一個新水準”的研究報告，由他領導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向黨中央提交的“實現國有經濟的戰略性改組”研究報告，對確立國有經濟佈局有進有退的戰略調整作出了貢獻。
這一建議在十五屆四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得到了充分體現。
1998 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吳敬璉向國務院領導提出應當以民營中小企業作為分流國企下崗職工、解決我國就業問題的主管道。
1999 年，吳敬璉負責國務院發展中心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課題研究，向中央提出了現代公司必須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等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建議。
2000 年，吳敬璉提出要建立“好的市場經濟”，也就是建立在法治基礎上的市場經濟，警惕滑入“權貴資本主義”的泥坑。
吳敬璉警告說：
一旦路徑被鎖定（在權貴資本主義的泥坑），除非經過大的社會震盪，就很難退出了。
吳敬璉還是一位無畏的反思者，即使對自己過去的觀點也不斷反思改進：
在改革初期有一個非常天真的想法，認為只要搞了市場經濟一切都會好起來。但是經過這麼多年，我改變了這種天真的想法。
現在各級官員支配資源的權力太大，使得腐敗幾乎不能遏制。我當時自己也覺得市場經濟是一個非常好的道路，但是有一點現在回想起來沒有注意到，就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出現。
“股市大辯論”
吳敬璉最著名的一次煩惱是 2001 年的“股市大辯論”。
起因是吳敬璉在央視節目中痛陳“股市連規範的賭場還不如”，一語激起千層浪。
隨即，經濟學界5位大拿厲以甯、蕭灼基、董輔礽、吳曉求、韓志國召開發佈會批評吳敬璉，強調：
“我國的證券市場像一個新生嬰兒，不能用猛藥來治理……如果這場論戰的贏家最後是吳敬璉，那將是中國資本市場的一場災難”。
吳敬璉毫不退讓，甚至出了一本書《十年紛紜話股市》來系統回應。
當時很多投資者股市虧了錢，怪罪吳敬璉，甚至把他家裡的窗戶玻璃都砸壞了。
但時間是最好的裁判，時至今日，吳敬璉以“敢說真話”而贏得了廣泛尊重。
經濟轉型冷靜旁觀者
吳老總能穿透各種表像抓住問題的本質，不被一時的表像所迷惑。
21 世紀初，蘇南模式紅極一時。但吳敬璉很早就意識到這一模式的問題和缺陷，並組織人員去調研（筆者也參與了這一過程），並在 2006 年出版《中國增長模式抉擇》，在經濟形勢一片大好的情況下提出了清醒的預見，更重要的是指出了明確的出路。
中財辦主任劉鶴如此評價該書：
這是一部具有重要歷史價值的著作…將對中國未來發展起到重要的導向作用…他所提出的重要思想對我所參與的工作產生了重要影響。
我也瞭解到，他提出的這些重要思想對相當多的參與國家重要經濟政策制訂的人都產生了很大影響。
2012 年 9 月，吳敬璉在《財經》雜誌發表重要論文《中國經濟社會矛盾幾乎到了臨界點》犀利指出：
當前社會上存在的種種醜惡現象，從根本上說是緣於經濟改革沒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嚴重滯後、行政權力變本加厲地壓制和干預民間正當經濟活動，造成廣泛尋租活動的結果。
2013 年 1 月吳敬璉、馬國川出版《重啟改革議程》，為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思想支撐。吳敬璉在書中憂慮地指出：
實際上，中國的改革還只是走在半途。它在 20 世紀末建立起來的經濟體制，仍然是一種“半統制、半市場”的混合體制，政府和國有經濟雖然已經不再囊括一切，但是牢牢掌握國民經濟的一切制高點，主宰著非國有經濟的命運。
現行體制離“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作用”的要求還很遠，即使已經建立起來的市場，也呈現出一種缺乏規則和權力多方干預的“原始”狀態。
在這種體制下，中國在實現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各種矛盾也逐漸積累。 嚴峻的現實表明，只有儘快重啟改革議程，實質性推進市場化、法治化的改革，建立包容性的經濟與政治體制，才是中國唯一可能的出路。
筆者衷心祈盼十九大之後，改革能銜枚疾進，在 2020 年取得決定性成果，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實現“高品質發展”。
因為有吳老，中國是幸運的。吳老生日快樂！
本文源自劉勝軍微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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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賓拿到一張粉紅色的卡片，卡片上是新郎新娘——陳銘德、鄧季惺聯合署名的協議：新娘不隨夫姓；3 個孩子仍然姓吳；兩人婚後實行夫妻分別財產制，雙方共同負擔家庭生活費用。多年後，周恩來還曾拿鄧季惺的這樁婚事打趣說：財產在誰手裡，誰就有地位。）1947 年，吳敬璉因患上肺結核病被迫休學。1948 年吳敬璉隨母逃亡香港，待船去解放區，1949 年 4 月回到北平。
1956 年吳敬璉與周南結婚。1957 年，吳敬璉因為在青年中宣傳《在橋樑工地上》、《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右派小說”，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顧准精神
1968 年錢鐘書、楊絳、俞平伯、顧准、駱耕漠、吳敬璉等 100 多位文化名人和經濟專家被下放到河南息縣東嶽公社“五七幹校”。
塞翁失馬，在這裡，吳敬璉的人生觀被一個人所顛覆：顧准。
吳敬璉後來獲得“中國經濟學家的良心”美譽，可謂與顧准的風骨一脈相承。
1968 年到 1972 年期間，吳敬璉與顧准在“五七幹校”同為已被定罪的“反革命分子”，在“隔離室”裡朝夕相處。
1974 年顧准去世時，吳敬璉是守在身邊的惟一一位。吳敬璉如此描述顧准精神：
深刻：正如王元化所說：“許多問題一經顧准提出，你就再也無法擺脫掉。它們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並檢驗由於習慣惰性一直紮根在你頭腦深處的既定看法。”
勇敢：一般老百姓(60.620, -1.15, -1.86%)議論尚且有身陷囹圄甚至慘遭殺身之禍的危險，顧准是一個戴過兩次右派帽子的“反革命分子”，由他來探討“娜拉出走以後怎麼樣”，即無產階級專政建立以後的政治經濟發展問題，是冒著多麼大的風險，需要什麼樣的勇氣啊！
獨立：顧准冷峻得像一把“冷冰冰的解剖刀”。顧准只服從真理，不管在感情上多麼難捨難分，只要不符合“真”、“善”的標準，他都義無反顧地加以捨棄；不管是有多大權勢的顯貴，只要是有悖於真理，他都理直氣壯地加以反對。
骨氣：顧准是一位頂天立地、威武不能屈的硬漢子。我也還清楚地記得在一次無端指摘他“偷奸耍猾”的“地頭批判會”上，他冒著雨點般襲來的拳頭高昂頭顱喊著“我就是不服”時的神態。顧准是一座巍然屹立、高聳入雲的山峰。不管是在天賦的聰明才智方面，還是在道德文章方面，我們都不一定能接近於他所達到的境界。
1974 年，顧准留給病床前的吳敬璉最後一句話是：
中國的‘神武景氣’是一定會到來的……我送你四個字：‘待機守時’。還是要繼續我們的研究工作。為了抓住這樣的機會，中國人必須有自己的理論思維。總有一天情況會發生變化。那時，要能拿得出東西來報效國家。
事後看，吳敬璉“完美地”實現了顧准的歷史遺願。
53 歲赴美學習
1983 年，吳敬璉迎來人生另外一次轉捩點。1983 年至 1984 年赴美國耶魯大學學習，徹底顛覆了自己的經濟觀念，完成了“思想突圍”，這一年他已經 53 歲高齡。
他帶著很多問題而去：
經濟體制的功能是什麼？
衡量經濟體制優劣的標準是什麼？
經濟系統在什麼條件下才能有效運轉？
選擇或設計經濟體制應當遵循哪些原則？
在耶魯，吳敬璉發現，當務之急是補修經濟學。
他從大學本科生的課聽起，經濟學原理、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一直到博士生的討論課。英語不過關，聽不太懂，加上理論經濟學底子差，十分吃力。
令人敬佩的是，當時很多美國教授經常送書給吳敬璉，之後，就打電話約他吃飯，討論書裡的內容。
可他們哪裡知道，正在補修英語和經濟學的吳敬璉背後所付出的超出常人的努力。
關鍵時刻的關鍵聲音
1985 年，吳敬璉提出企業、競爭性市場體系和宏觀調節體系“三環節配套改革”的主張：
企業從計畫的消極執行者轉變為自主的市場主體；
形成能夠靈敏地反映資源稀缺程度的相對價格體系的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
以市場機制作為社會資源的基本配置者，政府只是運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進行需求總量的調節，以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
這種“整體改革”的主張，是我國理論界最具代表性的學派之一。1988 年吳敬璉、周小川合作出版《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
2012 年，以吳敬璉、周小川、郭樹清等人作為主要貢獻人的“整體改革理論”獲得第三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
《華爾街日報》曾經評論：
中國如果有一位經濟學家的話值得傾聽，那他就是吳敬璉。與斯蒂格利茨不同的是，這位中國經濟學家更像一座橋樑，嘴對著領袖的耳朵，腳站在百姓的中間。
吳敬璉這種“連接江湖與廟堂”的獨特定位，源於一段特殊經歷：
1986 - 1987 年吳敬璉出任國務院經濟改革方案辦公室副主任。這不僅給了吳敬璉直接操刀頂層設計的機會，更有趣的是，吳敬璉組建了一個明星研究團隊：周小川、李劍閣、樓繼偉和郭樹清。這些此後在改革開放中扮演舉足輕重角色的官員，與吳敬璉建立了亦師亦友的關係。
1988 年 4 月，針對在高通貨膨脹情況下實行物價闖關的決策，吳敬璉提出《控制需求，疏導貨幣，改革價格》的研究報告，並作出預警：
果然，激進的價格改革引發了劇烈的社會動盪。
彌天大勇
1990 年 7 月 5 日，中南海勤政殿召開經濟問題座談會，參會的有薛暮橋、劉國光、蘇星、桂世鏞、吳樹青、有林、袁木、許毅、吳敬璉等十多人。
吳敬璉主張：
“原因不是改革的市場取向不對和改革‘急於求成’，而是市場取向的改革不夠堅決，不夠徹底。”
有人幾次打斷吳敬璉說：
“‘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是中央已經確定了的提法，只能討論怎麼結合，不能討論這個提法本身”。
吳敬璉與對方爭得面紅耳赤。會後“吳市場”（在當時包含貶意）的稱呼不脛而走。
可以說，這是一次非常冒險、需要極大勇氣的“較真”。
1992 年鄧小平南巡，市場經濟道路成為中國經濟騰飛的歷史性抉擇，“吳市場”從貶義詞變為“美名”。
吳敬璉具有溫和的個性，但一旦涉及到學術爭論，他又變得好鬥。那些反對市場經濟大方向的極左論調，他一個都不放過。
朱鎔基的伯樂、已故經濟學家馬洪在吳敬璉 70 歲生日的賀辭中說：
吳敬璉是一個勇敢的戰士。
建言獻策
1997 年 5 月，吳敬璉撰寫的“把社會主義理論創新提高到一個新水準”的研究報告，由他領導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向黨中央提交的“實現國有經濟的戰略性改組”研究報告，對確立國有經濟佈局有進有退的戰略調整作出了貢獻。
這一建議在十五屆四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得到了充分體現。
1998 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吳敬璉向國務院領導提出應當以民營中小企業作為分流國企下崗職工、解決我國就業問題的主管道。
1999 年，吳敬璉負責國務院發展中心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課題研究，向中央提出了現代公司必須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等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建議。
2000 年，吳敬璉提出要建立“好的市場經濟”，也就是建立在法治基礎上的市場經濟，警惕滑入“權貴資本主義”的泥坑。
吳敬璉警告說：
一旦路徑被鎖定（在權貴資本主義的泥坑），除非經過大的社會震盪，就很難退出了。
吳敬璉還是一位無畏的反思者，即使對自己過去的觀點也不斷反思改進：
在改革初期有一個非常天真的想法，認為只要搞了市場經濟一切都會好起來。但是經過這麼多年，我改變了這種天真的想法。
現在各級官員支配資源的權力太大，使得腐敗幾乎不能遏制。我當時自己也覺得市場經濟是一個非常好的道路，但是有一點現在回想起來沒有注意到，就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出現。
“股市大辯論”
吳敬璉最著名的一次煩惱是 2001 年的“股市大辯論”。
起因是吳敬璉在央視節目中痛陳“股市連規範的賭場還不如”，一語激起千層浪。
隨即，經濟學界5位大拿厲以甯、蕭灼基、董輔礽、吳曉求、韓志國召開發佈會批評吳敬璉，強調：
“我國的證券市場像一個新生嬰兒，不能用猛藥來治理……如果這場論戰的贏家最後是吳敬璉，那將是中國資本市場的一場災難”。
吳敬璉毫不退讓，甚至出了一本書《十年紛紜話股市》來系統回應。
當時很多投資者股市虧了錢，怪罪吳敬璉，甚至把他家裡的窗戶玻璃都砸壞了。
但時間是最好的裁判，時至今日，吳敬璉以“敢說真話”而贏得了廣泛尊重。
經濟轉型冷靜旁觀者
吳老總能穿透各種表像抓住問題的本質，不被一時的表像所迷惑。
21 世紀初，蘇南模式紅極一時。但吳敬璉很早就意識到這一模式的問題和缺陷，並組織人員去調研（筆者也參與了這一過程），並在 2006 年出版《中國增長模式抉擇》，在經濟形勢一片大好的情況下提出了清醒的預見，更重要的是指出了明確的出路。
中財辦主任劉鶴如此評價該書：
這是一部具有重要歷史價值的著作…將對中國未來發展起到重要的導向作用…他所提出的重要思想對我所參與的工作產生了重要影響。
我也瞭解到，他提出的這些重要思想對相當多的參與國家重要經濟政策制訂的人都產生了很大影響。
2012 年 9 月，吳敬璉在《財經》雜誌發表重要論文《中國經濟社會矛盾幾乎到了臨界點》犀利指出：
當前社會上存在的種種醜惡現象，從根本上說是緣於經濟改革沒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嚴重滯後、行政權力變本加厲地壓制和干預民間正當經濟活動，造成廣泛尋租活動的結果。
2013 年 1 月吳敬璉、馬國川出版《重啟改革議程》，為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思想支撐。吳敬璉在書中憂慮地指出：
實際上，中國的改革還只是走在半途。它在 20 世紀末建立起來的經濟體制，仍然是一種“半統制、半市場”的混合體制，政府和國有經濟雖然已經不再囊括一切，但是牢牢掌握國民經濟的一切制高點，主宰著非國有經濟的命運。
現行體制離“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作用”的要求還很遠，即使已經建立起來的市場，也呈現出一種缺乏規則和權力多方干預的“原始”狀態。
在這種體制下，中國在實現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各種矛盾也逐漸積累。 嚴峻的現實表明，只有儘快重啟改革議程，實質性推進市場化、法治化的改革，建立包容性的經濟與政治體制，才是中國唯一可能的出路。
筆者衷心祈盼十九大之後，改革能銜枚疾進，在 2020 年取得決定性成果，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實現“高品質發展”。
因為有吳老，中國是幸運的。吳老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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