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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女教授在丁欒(曹晉生作品)

美女教授在丁欒

作者 曹晉生

2011年4月, 正是油菜花遍地盛開的時節, 丁欒鎮辦公室分過來兩個年輕的美女級工作人員, 一個是大學生村幹部考上事業編制的陳高楊, 另一個是崔薇。

當我問到崔薇名字時, 她微微的一笑:“我叫崔薇, 趙薇的薇。 ”我知道我國影視界有一個眼睛和我大小差不多的演員叫趙薇, 已經火了好多年, 但我忘了“薇”子是怎樣寫的了, 她可能看出了我的疑慮, 就從秀美的小紅包裡掏出自己的筆, 在辦公桌上的稿紙上寫下了一個清秀的“薇”子。

在以後的相處中我漸漸瞭解到, 她籍貫是河南省輝縣人, 是在太行山的懷抱中長大的, 言語中抹不掉大山的味道, 由於青山綠水的哺育, 加上自己的勤奮, 她高中畢業後順利的考到了昆明大學, 畢業後又考上了研究生, 後來就到河南省烹飪職業技術學院任教。 幹了兩年之後, 2010年初秋時節,

長垣縣招聘事業單位工作人員, 她報名考試後, 又以優異的成績被錄取了, 後來就分到了丁欒。

對於研究生畢業的人才, 我聽說過, 也見過, 但和研究生在一起共同工作, 還是頭一次。 由於她是從大學的教師中出來的, 出於對知識的尊重和平時快樂融洽的工作關係, 我們都稱她為“崔教授”。

對於我這農民的後代, 天生就是面朝黃土背朝天薅草耕田的材料, 能在鎮機關上班, 給領導或自認為比別人高一等的領導服務, 並在有些覺得自己“很高貴”的領導的侮辱中生存, 是我莫大的“榮幸”。 對於崔薇這種喝太行山甘泉長大的, 有父母高深的知識素養薰陶,同時自身又具有很深厚的文化底蘊的精英階層來說, 在基層部門下工作,

就像“神九神十”的飛天寶貝們蹲在馬路邊擺攤修皮鞋一樣, 一是工作的特長和培養方向不一致, 另一方面“簡直就是名珠投暗了(魯迅語)”。

在辦公室上班, 辦理領導安排的任何工作都是辦公。 崔薇和我們一樣, 無非就是接打電話, 下通知, 提水掃地擦桌子, 還包括領導招待完上級客人之後, 負責清理殘餘垃圾等之類的事宜。 當然了, 文字材料在整個工作中佔有較大的分量, 有的是上傳下達的材料, 有的是為了應付上級檢查的需要。

按照上級要求政府機關每週二和週五下午都要集中組織政治學習。 對於基層而言, 主要有三種應對方法:一種是每到週二和週五下午, 就雷打不動地學習。 學習內容是辦公室提前準備好的資料。

領導考慮各個工作組都比較忙, 儘量不影響正常的工作, 就把學習時間固定在下午的6點, 這樣就做到了工作、學習兩不誤。 既保證了工作的時間, 又達到了學習的目的。 學習時領導在上面一子一句板著臉念理論文章, 下邊工作人員有的玩手機遊戲, 有的看報紙, 有的在竊竊私語, -----他們什麼事都幹, 就是不聽領導念文章, 這樣的學習一般是半個小時左右就結束了。 結束之後, 大家就分頭急忙往家趕, 即使如此, 走到家一般都是7點半左右。 夏天天長, 我們走到家太陽還很高;到深秋或初冬時節, 我們一般沒有太陽回家的早, 有的女同志為了以防萬一, 就提前通知家人在路上接, 在星星和月亮的伴隨下帶著害怕和膽怯急匆匆的回到家。
第二種方法就是, 看上級的要求, 如果上級來檢查, 就組織人員突擊學習一會兒, 檢查人員一走, 學習就宣告結束了。 第三種方法就是, 無論如何就是不組織學習。

上級檢查學習效果的方法, 主要是看學習筆記。 領導一般是不記學習筆記的, 因為他們說工作忙, 但是檢查筆記的時候, 他們的筆記是必須檢查的, 因為他們是領導。 因此替領導抄寫筆記就成了辦公室一項份內工作了。 崔薇因為是研究生, 她寫的字比我們好, 因此她就為主要領導抄寫, 其他寫得稍微遜色的就為其他領導抄寫, 並且按照每週二、週五學習的時間順序, 每週兩次, 每月八次, 每次都要做到內容新, 分量足, 字體乾淨規矩。 崔教授在這方面確實能開創抄寫工作的新局面, 欣賞她的字,是一種美的享受,給人一種全新的視角盛宴。對於這項工作,她一般不發表自己的看法,每天點過名之後,就座在自己的辦公桌前,認認真真的抄寫,我們偶爾還會和她再開一個我們認為較高層次的玩笑,她會微微地抬起頭,臉上露出會心的淺笑,和我們附和一下,算是一種應答。然後低下頭仍然認真地抄寫。我覺得她的工作心態要比魯迅在北京閒暇時臨寫古碑字帖要平靜得多。

領導下鄉檢查工作,在鎮裡吃飯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通過吃飯,可以解決很多工作上不好解決或不便解決的問題,可以協調基層領導和縣局領導的關係,加深彼此之間的聯繫與友誼,為以後工作的開展及個人關係的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有一次,縣委主要領導到丁欒檢查工作,這是丁欒鎮領導渴望的事情,也是丁欒鎮的頭等大事。工作檢查完之後,鎮領導就竭力邀請縣領導在丁欒吃熬饃,-----丁欒的熬饃在全縣是出了名的。縣領導平時也很少在丁欒吃飯,看到丁欒鎮領導的盛情,也不好意思推脫了,再推脫也太不給丁欒鎮領導面子了,同時也想借此機會和丁欒鎮的領導在一起聚一聚,深入瞭解一下基層工作思路和發展遠景,培養一下上下級之間的感情。

通常情況,上級來客一般都是安排在鎮機關食堂,這次也是如此,但是這次領導對就餐問題進行了慎重考慮:機關只有一個餐廳,為了不影響鎮機關人員的正常就餐,更主要的是不影響縣領導的就餐,為縣領導就餐創造一個安靜的環境,鎮領導就考慮把就餐地點安排在信訪辦。信訪辦本身是一個接待群眾來訪的辦公場所,有五張桌子,八把椅子,一套沙發等辦公用品,牆上還安裝著縣主要領導監控信訪接待人員工作狀況的攝像頭。

領導的這一決定,辦公室的人員就立即行動,要把信訪辦的辦公模式變為餐廳模式,工作分兩步進行:一是把信訪辦的桌椅等辦公用品全部挪開,留出足夠大的空間。二是到距離信訪辦20米遠的餐廳把大台桌搬到信訪辦。同時領導還多次叮囑千萬不能忘記關掉攝像頭。辦公室就我們五個人,相對來說,挪動桌椅問題不大,反正是在一個房間裡進行,來回拉幾次就行了。但是要把餐桌抬到信訪辦工作量就不小了,現在的傢俱都是用碎木料的粉末壓縮成型的,抬起來死沉,並且桌上很髒,手一碰就弄一手油泥。無論對我們還是對學者型的美女教授而言,這都是一個很費力並且很糾結的事。我們不想幹,崔薇當然也不樂意幹,崔薇皺著眉噘著嘴邊幹邊說,“對於正常的工作,出點力我不怕,但幹這工作心裡我不好受。有現成的餐廳你們可以就餐,我們也不會去打擾你們,請我去我也不會去的!為什麼你們當官的到來就給我們增加額外的負擔!”接著又埋怨道,“其實,偶爾幹這一次也沒有什麼,只要是以後不再這樣就行,怕就怕以後習慣了,每次領導來吃飯都安排在信訪辦,難道我們每次都要來回折騰桌椅凳子!”這時候的崔教授也褪去了在學校修煉了十幾年的文明和深刻的內涵,顯示出了自己的原生態和人性的本能。

崔教授一語成讖。以後有好幾次領導都把招待領導就餐的地方安排到信訪辦,我們就像操作間的機器一樣,重複著同樣無味無奈又笨重的工作。

餐廳王師傅蒸的羊肉包子很好吃,味道鮮美。很多領導都在丁欒吃過。這次縣領導來,此項絕美技藝自然要呈現,縣領導品嘗過之後,連連讚歎,大誇不虛此行,堪比開封的狗不理。鎮領導就抓住著這絕佳機會,馬上就給王師傅安排,“儘快蒸100個羊肉包子,一會兒讓領導帶走。”

蒸包子可不是一句話的事,裡面有很多道工序要進行,如果要蒸100個包子,兩個人從買菜開始不停的幹,一般需要一上午的時間。王師傅累的臉上流著汗,悄悄地湊近鎮領導笑著說:“我忙不過來呀。”“那好辦,讓辦公室的兩個女青年幫助一下。”鎮領導畢竟是領導,馬上就想出了解決問題的辦法。

鎮領導說的“辦公室的兩個女青年”指的就是陳高楊和崔薇,崔薇從外面聽到之後,剛剛露出點燦爛的臉上馬上就變成了多雲,她在學校學了十幾年的綜合知識,經過了各種大小的過關測試,堅強地走到知識的頂端。但大學裡的教授導師們始終沒有給她傳授“不管在任何條件下,都要唯領導馬首是瞻”這個官方預設的服從模式。同時,她在大學裡學習的知識,研究的尖端科技,發表的高水準的科研論文,在這個基層空間裡,都處於尚未被啟動狀態。她目前和我們這些小板凳畢業的業餘文盲們一樣,共同幹“高尚的鍛煉人”的提水掃地工作。這裡不需要知識,也不需要能力,需要的僅僅是服從和服務。因此使她覺得很擰巴和揪心。

她低下頭,沉默了一會兒,美麗的眼睛透出了少有的迷茫,小聲兒對我們說:“我不會包包子,請高手吧。”然後轉身回到了辦公室,座在椅子上,望著窗外那顆生了紅蜘蛛病的櫻花樹發呆。

我鎮的《機關規章制度》是2009年3月份一個很會“來事”的副職參考其他單位的工作管理制度親自制定的。其中一部分專門說的是請銷假制度,內容詳細,措施具體,操作性強,扣錢數目準確到位。過去鎮領導也強調過扣工資之事,2003年陳建春到丁欒當鎮長,他沿襲了過去使用的管理方法,當黨政辦主任把當月的考勤表遞到他的辦公桌上,請他簽字落實“扣錢政策”的時候,他慢慢的抽著煙,瞪著眼,歪著頭一笑,“嘿嘿,弟兄們都挺不容易的,就別扣了。”由於他的人性化管理方法,幹部職工工作積極,主動性很強,工作效率也很高。

現在不僅保留著過去的扣錢制度,並且得到了加強。每月上班的天數不固定,雙休日過不過也不一定,過一天兩天也不一定。鎮領導的工作是隨著縣委的工作節拍走的,縣委安排的工作多,本周沒有幹完,或幹的不理想,就不過雙休日;如果縣委安排的工作較少,工作完成的不錯,領導就會在星期五下午六點點名時說,明天和後天不點名,各組自己安排,那就是要過雙休日的意思了;如果星期六下午六點點名時領導說,明天不點名,各組自己安排,那就是只休息一天。當工作人員在星期五或星期六能說“明後天不點名,各組自己安排”時,機關幹部們就像小孩子嘴裡得到了一塊糖一樣,就高興地分別開著車、騎著摩托、騎著電車或自行車回家了。

我們單位的幹部職工離家一般都比較近,近的就在家門口,遠的一般都是在縣城裡住著,頂多也就是三、四十分鐘的車程,平時下班可以自由回家,一家人幸福的團聚。唯獨崔教授家不在丁欒,也不在縣城。她老公在鄭州工作,距丁欒鎮少說也有170公里,每次到鄭州至少要倒三次車,行四、五個小時,她唯一的希望就是盼過雙休日,希望雙休日能到鄭州和老公團聚一次,但是我們平常一般是不過雙休日的,因此她就要請假,請假要領導批,每星期都是如此,次數多了,領導就覺得她的事多,有的領導臉上就表現出了對她請假的不滿了。

崔教授也一肚子的意見:星期天休息是我的正常權利,領導給我安排的工作我也保質保量的按時完成了,我應該休息!為什麼非要我寫請假條?並且超過三天還要扣我的工資?----再說了,平時你們點過名之後都能回家,只有我住在丁欒,有時領導有事了找不到其他人幹了,就找到我了,就把不屬於我幹的工作硬安排給我了,我也無怨無悔的加班加點的幹,我加班加點幹活你們怎麼就不獎勵我呢,你們可能根本就沒想過獎勵這回事。還有一方面,按說雙休日加班應該付日工資的兩倍,你們給了嗎?想過給嗎?可能根本就沒有想過吧。我覺得,我加班幹活的時間和你們雙休日幹活的時間基本上可以抵消,這總不為過吧。

還有一件事讓崔教授受不了,那就是夏天的炎熱。鎮機關的領導一般住在北一樓,裡面有空調、電視和電腦等辦公設施。房間裡夏季涼爽,冬天溫暖。一般工作人員住在二樓,也就是頂層樓,裡邊有一張床,一個桌,一個凳子,天花板上還有一個破舊的電扇能吱吱悠悠的轉動。以前院裡有十幾顆高大的楊樹和桐樹,已經長了幾十年了,需要兩個人才能合抱過來,它們高大的樹身超過了二樓,濃密的樹冠遮擋住二樓樓頂的炎炎烈日,使二樓的工作人員少受盛夏的酷熱。當時崔教授還沒有來,她沒有福氣享受到大樹帶來的清涼。2009年春天領導為了美化環境的需要,大樹全部被砍伐,栽上了像鐵鍬把一樣粗細的沒有頭的“綠化樹”。

崔教授帶著美好的願望被分配到丁欒後,她和我們一樣,被安排在二樓中間的一個房間裡,充分體現出研究生和我們文盲各項生活待遇上的平等,實實在在的提振了我們文盲們的自尊心和自豪感。二樓房間裡,在一年四季中,春秋不冷不熱;冬天也能遷就,無非是穿的厚一點,睡覺時蓋的多一點就行;但是到了夏天就熱得沒地方鑽了,房間裡灼熱的空氣使人就像跳進了火坑,周身被火焰包圍著。我們離家近,下班可以回家休息,自己的房間不去也可以。她就不行,要在自己的“火坑”裡休息,要長時間的“享受”被炙烤的感覺。2011年8月份,由於實在熬不過高溫和炎熱,她出現中暑症狀,頭疼、乏力、高燒、少汗,經過幾天的治療才見好轉。她中暑那幾天,丁欒的各項工作像往常一樣運轉,除了辦公室的幾個女同事安慰她之外,沒有領導對她表示關心和慰問,她獨自在承受著盛夏給他帶來的痛苦和難受。任何地方的領導都承認,“機關工作人員要以單位為家”,也就是把單位當成自己家的意思,在這個家要努力工作,按時完成工作任務,不辜負領導和同志們的希望。但如果你出現了問題,需要親人關懷的時候,如果你的父母親真的不在身邊,你就需要有一個心裡預期,要有一個面對冷漠,面對沉默,面對無人問津的適應。這個時候,千萬別對這個“家”有過多的要求,要求越高,失望越大,“家長”們一般都是忙的所謂“大事”,你個人的問題“家長們”一般是不知道的,即使知道,也不一定有什麼使你“感動得熱淚盈眶”式的關心和慰問。

2012年6月份,善於未雨綢繆的崔教授提前就做好了備戰盛夏的準備,她要請示領導,自己出資在房間安裝空調。她覺得,安裝空調對領導來說應該不算什麼大事,因為夏天太熱,為了保證自己的身體健康,更好地投入工作,況且又不用公家拿錢,作為一個基層工作人員這點要求總應該能得到滿足吧。為此她從想了好長時間,考慮了領導對此事的可能答覆的結果後,終於鼓足了勇氣,怯怯的找到主管後勤的領導:“萬書記,我想自己出錢安裝一台空調。”她知道,讓公家出錢給她安空調的可能性,和太行山真的被頑強的愚公移走的可能性一樣大,所以先把自己掏錢的想法說了出來。萬書記聽到之後怔了片刻,因為到這裡來的都是彙報工作進展情況或者反映其他問題的,對於這個嶄新的問題,他先是一臉的茫然,不過他馬上就反應過來了,他用手摸了一下自己的光頭,笑著說,“哈哈,自己出錢安裝空調?自從我到來之後還沒有先例呢。我考慮一下吧,明天答覆你。”

第二天,萬書記親自找到崔教授,很客觀的說出了單位對她想安空調的意見:“你自己安裝空調可以,但是你萬一調走了之後,空調就不能再拆下,要作為鎮機關的財產。”

崔教授無語了,她低下了頭。領導這樣的答覆結果是她沒有想到的,她覺得自己就像被單位排斥,被邊緣化。她又想,我作為一個機關工作人員,提這種要求也是正常的,至於你們是否同意是另外一回事,結果無論怎樣我都能接受。但我想說的是,你們領導每人都統一安置安裝了空調,房間裡沒有人時也不停的轉,該浪費多少資源呀?如果我自己安裝空調的話,到最後還要成為機關的財產?公家為什麼要和小小的我在這方面較勁?難道我安個空調對機關也有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你們在空調下工作和娛樂都很正常,我為了工作遠離家鄉到這裡,在悶熱的環境下生活和住宿,在炎熱的夏天面臨著生存的嚴酷考驗,你們根本就沒有想到吧?

2013年到6月份,她要求請假,她說她在機關受不了酷夏的炎熱。對於扣工資的事,她淡淡地說:“我既然請假了,工資扣完就扣完吧,我沒有上班,不給我也沒有什麼意見。”

2013年8月

欣賞她的字,是一種美的享受,給人一種全新的視角盛宴。對於這項工作,她一般不發表自己的看法,每天點過名之後,就座在自己的辦公桌前,認認真真的抄寫,我們偶爾還會和她再開一個我們認為較高層次的玩笑,她會微微地抬起頭,臉上露出會心的淺笑,和我們附和一下,算是一種應答。然後低下頭仍然認真地抄寫。我覺得她的工作心態要比魯迅在北京閒暇時臨寫古碑字帖要平靜得多。

領導下鄉檢查工作,在鎮裡吃飯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通過吃飯,可以解決很多工作上不好解決或不便解決的問題,可以協調基層領導和縣局領導的關係,加深彼此之間的聯繫與友誼,為以後工作的開展及個人關係的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有一次,縣委主要領導到丁欒檢查工作,這是丁欒鎮領導渴望的事情,也是丁欒鎮的頭等大事。工作檢查完之後,鎮領導就竭力邀請縣領導在丁欒吃熬饃,-----丁欒的熬饃在全縣是出了名的。縣領導平時也很少在丁欒吃飯,看到丁欒鎮領導的盛情,也不好意思推脫了,再推脫也太不給丁欒鎮領導面子了,同時也想借此機會和丁欒鎮的領導在一起聚一聚,深入瞭解一下基層工作思路和發展遠景,培養一下上下級之間的感情。

通常情況,上級來客一般都是安排在鎮機關食堂,這次也是如此,但是這次領導對就餐問題進行了慎重考慮:機關只有一個餐廳,為了不影響鎮機關人員的正常就餐,更主要的是不影響縣領導的就餐,為縣領導就餐創造一個安靜的環境,鎮領導就考慮把就餐地點安排在信訪辦。信訪辦本身是一個接待群眾來訪的辦公場所,有五張桌子,八把椅子,一套沙發等辦公用品,牆上還安裝著縣主要領導監控信訪接待人員工作狀況的攝像頭。

領導的這一決定,辦公室的人員就立即行動,要把信訪辦的辦公模式變為餐廳模式,工作分兩步進行:一是把信訪辦的桌椅等辦公用品全部挪開,留出足夠大的空間。二是到距離信訪辦20米遠的餐廳把大台桌搬到信訪辦。同時領導還多次叮囑千萬不能忘記關掉攝像頭。辦公室就我們五個人,相對來說,挪動桌椅問題不大,反正是在一個房間裡進行,來回拉幾次就行了。但是要把餐桌抬到信訪辦工作量就不小了,現在的傢俱都是用碎木料的粉末壓縮成型的,抬起來死沉,並且桌上很髒,手一碰就弄一手油泥。無論對我們還是對學者型的美女教授而言,這都是一個很費力並且很糾結的事。我們不想幹,崔薇當然也不樂意幹,崔薇皺著眉噘著嘴邊幹邊說,“對於正常的工作,出點力我不怕,但幹這工作心裡我不好受。有現成的餐廳你們可以就餐,我們也不會去打擾你們,請我去我也不會去的!為什麼你們當官的到來就給我們增加額外的負擔!”接著又埋怨道,“其實,偶爾幹這一次也沒有什麼,只要是以後不再這樣就行,怕就怕以後習慣了,每次領導來吃飯都安排在信訪辦,難道我們每次都要來回折騰桌椅凳子!”這時候的崔教授也褪去了在學校修煉了十幾年的文明和深刻的內涵,顯示出了自己的原生態和人性的本能。

崔教授一語成讖。以後有好幾次領導都把招待領導就餐的地方安排到信訪辦,我們就像操作間的機器一樣,重複著同樣無味無奈又笨重的工作。

餐廳王師傅蒸的羊肉包子很好吃,味道鮮美。很多領導都在丁欒吃過。這次縣領導來,此項絕美技藝自然要呈現,縣領導品嘗過之後,連連讚歎,大誇不虛此行,堪比開封的狗不理。鎮領導就抓住著這絕佳機會,馬上就給王師傅安排,“儘快蒸100個羊肉包子,一會兒讓領導帶走。”

蒸包子可不是一句話的事,裡面有很多道工序要進行,如果要蒸100個包子,兩個人從買菜開始不停的幹,一般需要一上午的時間。王師傅累的臉上流著汗,悄悄地湊近鎮領導笑著說:“我忙不過來呀。”“那好辦,讓辦公室的兩個女青年幫助一下。”鎮領導畢竟是領導,馬上就想出了解決問題的辦法。

鎮領導說的“辦公室的兩個女青年”指的就是陳高楊和崔薇,崔薇從外面聽到之後,剛剛露出點燦爛的臉上馬上就變成了多雲,她在學校學了十幾年的綜合知識,經過了各種大小的過關測試,堅強地走到知識的頂端。但大學裡的教授導師們始終沒有給她傳授“不管在任何條件下,都要唯領導馬首是瞻”這個官方預設的服從模式。同時,她在大學裡學習的知識,研究的尖端科技,發表的高水準的科研論文,在這個基層空間裡,都處於尚未被啟動狀態。她目前和我們這些小板凳畢業的業餘文盲們一樣,共同幹“高尚的鍛煉人”的提水掃地工作。這裡不需要知識,也不需要能力,需要的僅僅是服從和服務。因此使她覺得很擰巴和揪心。

她低下頭,沉默了一會兒,美麗的眼睛透出了少有的迷茫,小聲兒對我們說:“我不會包包子,請高手吧。”然後轉身回到了辦公室,座在椅子上,望著窗外那顆生了紅蜘蛛病的櫻花樹發呆。

我鎮的《機關規章制度》是2009年3月份一個很會“來事”的副職參考其他單位的工作管理制度親自制定的。其中一部分專門說的是請銷假制度,內容詳細,措施具體,操作性強,扣錢數目準確到位。過去鎮領導也強調過扣工資之事,2003年陳建春到丁欒當鎮長,他沿襲了過去使用的管理方法,當黨政辦主任把當月的考勤表遞到他的辦公桌上,請他簽字落實“扣錢政策”的時候,他慢慢的抽著煙,瞪著眼,歪著頭一笑,“嘿嘿,弟兄們都挺不容易的,就別扣了。”由於他的人性化管理方法,幹部職工工作積極,主動性很強,工作效率也很高。

現在不僅保留著過去的扣錢制度,並且得到了加強。每月上班的天數不固定,雙休日過不過也不一定,過一天兩天也不一定。鎮領導的工作是隨著縣委的工作節拍走的,縣委安排的工作多,本周沒有幹完,或幹的不理想,就不過雙休日;如果縣委安排的工作較少,工作完成的不錯,領導就會在星期五下午六點點名時說,明天和後天不點名,各組自己安排,那就是要過雙休日的意思了;如果星期六下午六點點名時領導說,明天不點名,各組自己安排,那就是只休息一天。當工作人員在星期五或星期六能說“明後天不點名,各組自己安排”時,機關幹部們就像小孩子嘴裡得到了一塊糖一樣,就高興地分別開著車、騎著摩托、騎著電車或自行車回家了。

我們單位的幹部職工離家一般都比較近,近的就在家門口,遠的一般都是在縣城裡住著,頂多也就是三、四十分鐘的車程,平時下班可以自由回家,一家人幸福的團聚。唯獨崔教授家不在丁欒,也不在縣城。她老公在鄭州工作,距丁欒鎮少說也有170公里,每次到鄭州至少要倒三次車,行四、五個小時,她唯一的希望就是盼過雙休日,希望雙休日能到鄭州和老公團聚一次,但是我們平常一般是不過雙休日的,因此她就要請假,請假要領導批,每星期都是如此,次數多了,領導就覺得她的事多,有的領導臉上就表現出了對她請假的不滿了。

崔教授也一肚子的意見:星期天休息是我的正常權利,領導給我安排的工作我也保質保量的按時完成了,我應該休息!為什麼非要我寫請假條?並且超過三天還要扣我的工資?----再說了,平時你們點過名之後都能回家,只有我住在丁欒,有時領導有事了找不到其他人幹了,就找到我了,就把不屬於我幹的工作硬安排給我了,我也無怨無悔的加班加點的幹,我加班加點幹活你們怎麼就不獎勵我呢,你們可能根本就沒想過獎勵這回事。還有一方面,按說雙休日加班應該付日工資的兩倍,你們給了嗎?想過給嗎?可能根本就沒有想過吧。我覺得,我加班幹活的時間和你們雙休日幹活的時間基本上可以抵消,這總不為過吧。

還有一件事讓崔教授受不了,那就是夏天的炎熱。鎮機關的領導一般住在北一樓,裡面有空調、電視和電腦等辦公設施。房間裡夏季涼爽,冬天溫暖。一般工作人員住在二樓,也就是頂層樓,裡邊有一張床,一個桌,一個凳子,天花板上還有一個破舊的電扇能吱吱悠悠的轉動。以前院裡有十幾顆高大的楊樹和桐樹,已經長了幾十年了,需要兩個人才能合抱過來,它們高大的樹身超過了二樓,濃密的樹冠遮擋住二樓樓頂的炎炎烈日,使二樓的工作人員少受盛夏的酷熱。當時崔教授還沒有來,她沒有福氣享受到大樹帶來的清涼。2009年春天領導為了美化環境的需要,大樹全部被砍伐,栽上了像鐵鍬把一樣粗細的沒有頭的“綠化樹”。

崔教授帶著美好的願望被分配到丁欒後,她和我們一樣,被安排在二樓中間的一個房間裡,充分體現出研究生和我們文盲各項生活待遇上的平等,實實在在的提振了我們文盲們的自尊心和自豪感。二樓房間裡,在一年四季中,春秋不冷不熱;冬天也能遷就,無非是穿的厚一點,睡覺時蓋的多一點就行;但是到了夏天就熱得沒地方鑽了,房間裡灼熱的空氣使人就像跳進了火坑,周身被火焰包圍著。我們離家近,下班可以回家休息,自己的房間不去也可以。她就不行,要在自己的“火坑”裡休息,要長時間的“享受”被炙烤的感覺。2011年8月份,由於實在熬不過高溫和炎熱,她出現中暑症狀,頭疼、乏力、高燒、少汗,經過幾天的治療才見好轉。她中暑那幾天,丁欒的各項工作像往常一樣運轉,除了辦公室的幾個女同事安慰她之外,沒有領導對她表示關心和慰問,她獨自在承受著盛夏給他帶來的痛苦和難受。任何地方的領導都承認,“機關工作人員要以單位為家”,也就是把單位當成自己家的意思,在這個家要努力工作,按時完成工作任務,不辜負領導和同志們的希望。但如果你出現了問題,需要親人關懷的時候,如果你的父母親真的不在身邊,你就需要有一個心裡預期,要有一個面對冷漠,面對沉默,面對無人問津的適應。這個時候,千萬別對這個“家”有過多的要求,要求越高,失望越大,“家長”們一般都是忙的所謂“大事”,你個人的問題“家長們”一般是不知道的,即使知道,也不一定有什麼使你“感動得熱淚盈眶”式的關心和慰問。

2012年6月份,善於未雨綢繆的崔教授提前就做好了備戰盛夏的準備,她要請示領導,自己出資在房間安裝空調。她覺得,安裝空調對領導來說應該不算什麼大事,因為夏天太熱,為了保證自己的身體健康,更好地投入工作,況且又不用公家拿錢,作為一個基層工作人員這點要求總應該能得到滿足吧。為此她從想了好長時間,考慮了領導對此事的可能答覆的結果後,終於鼓足了勇氣,怯怯的找到主管後勤的領導:“萬書記,我想自己出錢安裝一台空調。”她知道,讓公家出錢給她安空調的可能性,和太行山真的被頑強的愚公移走的可能性一樣大,所以先把自己掏錢的想法說了出來。萬書記聽到之後怔了片刻,因為到這裡來的都是彙報工作進展情況或者反映其他問題的,對於這個嶄新的問題,他先是一臉的茫然,不過他馬上就反應過來了,他用手摸了一下自己的光頭,笑著說,“哈哈,自己出錢安裝空調?自從我到來之後還沒有先例呢。我考慮一下吧,明天答覆你。”

第二天,萬書記親自找到崔教授,很客觀的說出了單位對她想安空調的意見:“你自己安裝空調可以,但是你萬一調走了之後,空調就不能再拆下,要作為鎮機關的財產。”

崔教授無語了,她低下了頭。領導這樣的答覆結果是她沒有想到的,她覺得自己就像被單位排斥,被邊緣化。她又想,我作為一個機關工作人員,提這種要求也是正常的,至於你們是否同意是另外一回事,結果無論怎樣我都能接受。但我想說的是,你們領導每人都統一安置安裝了空調,房間裡沒有人時也不停的轉,該浪費多少資源呀?如果我自己安裝空調的話,到最後還要成為機關的財產?公家為什麼要和小小的我在這方面較勁?難道我安個空調對機關也有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你們在空調下工作和娛樂都很正常,我為了工作遠離家鄉到這裡,在悶熱的環境下生活和住宿,在炎熱的夏天面臨著生存的嚴酷考驗,你們根本就沒有想到吧?

2013年到6月份,她要求請假,她說她在機關受不了酷夏的炎熱。對於扣工資的事,她淡淡地說:“我既然請假了,工資扣完就扣完吧,我沒有上班,不給我也沒有什麼意見。”

201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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