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屆世界經濟論壇（達沃斯論壇）年會於1月23日至26日在瑞士達沃斯召開。 該論壇以其議程引領、輿論傳播等能力立于全球經濟治理之林。
一、全球治理之多維困境
我們之所以身處一個分化的世界， 關鍵在於全球治理體系轉型發展的不適應性和供給不足。 具體而言， 全球經濟治理正面臨四個方面的挑戰。
第一， 領導力量分化， 新老領導力量交替仍處於過渡期。 新興經濟體勢力的相繼崛起， 利益攸關方數量顯著增加，
第二， 治理理念和價值多元化， 全球治理話語權競爭加劇。 新自由主義治理理念的主導和正統地位正不斷受到挑戰和動搖， 以新興經濟體為代表的多元發展道路日益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理解和肯定，
第三， 治理機制碎片化， 暴露了現行治理機制在代表性、有效性方面的雙重缺陷。 區域型、次區域型、跨區域型治理， 以及雙邊貿易投資協定和談判正在取代以世界貿易組織（WTO）為主管道的全球多邊經貿體制， 不斷割裂世界市場的整體性。 如何加強溝通和利益協調，
第四， 國內治理國際化。 在高度相互依存的全球經濟中， 各大經濟體的國內政策“溢出”和“溢回”效應進一步增強， 管理和協調上述效應的任務更加緊迫。 相應的， 各經濟體如何通過自身改革和轉型， 強化適應外部世界經濟變化衝擊， 加強自身治理機制的韌性， 成為檢驗各經濟體國內治理成效的重要指標。 尤其在當今逆全球化勢頭升溫， 各種經濟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和保護主義潮流漸趨盛行的背景下， 如何協調好國內國際兩個方面的治理關係， 成為各國政府面臨的緊迫任務。
二、世界大勢之分久必合
天下大勢， 合久必分， 分久必合。 誠然，
與此同時， 全球化“雙刃劍”負面效應發酵正攪動西方國家等經濟體深層次的內外部矛盾， 近幾十年來形成的全球化格局和進程正遭遇挫折。 以英國脫歐、美國宣佈退出TPP協議等“黑天鵝”事件為標誌， 逆全球化、貿易保護主義、民粹主義等思潮正在全球範圍內特別是西方國家內部興起， 經濟民族主義趨勢正在蔓延，各國內顧的勢頭正在加強。以TPP、TTIP為代表的高標準區域貿易協定談判進程正在遭遇挫折、以NAFTA為代表的業已成熟的自由貿易安排也恐出現變數。算上亟待解決的恐怖主義和難民問題，西方國家正在經歷一個新的政治週期和經濟週期。
但是，各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在諸如氣候等領域的合作已形成機制並結出初步成果。一方面，全球治理中的多邊合作有其客觀必要性。氣候代表有國籍，但氣候治理無國界。氣候問題打破傳統地緣政治的樊籬，成為了全世界人民關注的共同利益。世界經濟論壇在對近1000名政府、商界、學術界和非政府組織的專家調查的基礎上，於1月17日在倫敦公佈了《2018年全球風險報告》，指出2018年五大全球風險按照發生概率排列分別是：極端氣候事件、自然災害、網路攻擊、資料欺詐與竊取、氣候變暖與應對措施失敗。按照影響力排序，極端氣候事件、自然災害、氣候變暖與應對措施失敗、水資源危機等議題名列前茅。與2017年相比，2018年首次出現三個跟氣候相關的全球風險，這就反過來“倒逼”各國拋開政治成見或意識形態分歧，攜手與共，為全人類提供公共產品。
另一方面，全球治理中的多邊合作存在可能性。《巴黎協定》於2015年12月12日通過，為2020年後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行動作出安排。在美國退出《巴黎協定》的不利局面下，敘利亞代表在德國波恩氣候變化大會上宣佈將儘快簽署加入《巴黎協定》並履行承諾。馬克龍總統隨後在巴黎舉辦首屆“一個地球峰會”，為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尋求政治和資金支持，捍衛《巴黎協定》成果。 國際社會在氣候問題上的相向而行為全球治理的跨政府間合作提供了範本和範本。
三、中國方案之和合與共
全球經濟治理是全球治理網路的核心部分，也是當前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主要領域。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治理遭遇前所未有的複雜而嚴峻的局面。與此同時，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意願和能力不斷增強，國際社會對中國作用的期待也不斷上升。2016年，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第十一次峰會在杭州落下帷幕，為世界經濟如何走出低迷、走向包容與可持續發展描繪了新藍圖，也為中國參與和引領全球經濟治理確立了新的歷史方位。
中國政府一直探索全球治理的新理念和新方式，提出“一帶一路”建設，倡議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與美國構建“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與發展中國家關係堅持正確義利觀；與周邊國家關係恪守“親、誠、惠、榮”理念、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新理念和新舉措。中國倡議在全球治理中堅持“共商、共建、共用”原則。上述新理念的提出順應時代潮流，符合各國利益需求，擴大了中國同各國利益匯合點。
習主席在2017年冬季達沃斯論壇上也強調，召開論壇要讓“一帶一路”建設更好地造福各國人民。中國將把自身發展與相關國家的發展緊密結合，通過地區合作和經濟發展帶動增加就業、減少貧困，進而縮小貧富差距，讓開放的經濟更加包容、互惠，實實在在造福“一帶一路”沿線各國民眾。“一帶一路”倡議本身就是把中國機遇轉化為世界機遇、促進中國與世界共同發展的公共產品。可以說，“一帶一路”不是中國一家的“獨奏曲”，而是各國共同參與的“交響樂”。
面對當前嚴峻的世界經濟形勢和複雜的全球經濟治理格局，在和平中促合作，在合作中促和平——這種“和合與共”的中國方案有望逆勢引領新型全球化進程，在世界和地區經濟復蘇和開放中發揮重要的“穩定器”和“推進器”作用，傳達包容、普惠的新型全球化精神。只有進一步順勢而為，統籌兼顧，中國才能突破各種制約，在全球經濟治理領域中真正發揮更重要的建設性作用。
本文作者系宋卿（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
（本欄目文章為一家之言，不代表本報立場）
經濟民族主義趨勢正在蔓延，各國內顧的勢頭正在加強。以TPP、TTIP為代表的高標準區域貿易協定談判進程正在遭遇挫折、以NAFTA為代表的業已成熟的自由貿易安排也恐出現變數。算上亟待解決的恐怖主義和難民問題，西方國家正在經歷一個新的政治週期和經濟週期。但是，各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在諸如氣候等領域的合作已形成機制並結出初步成果。一方面，全球治理中的多邊合作有其客觀必要性。氣候代表有國籍，但氣候治理無國界。氣候問題打破傳統地緣政治的樊籬，成為了全世界人民關注的共同利益。世界經濟論壇在對近1000名政府、商界、學術界和非政府組織的專家調查的基礎上，於1月17日在倫敦公佈了《2018年全球風險報告》，指出2018年五大全球風險按照發生概率排列分別是：極端氣候事件、自然災害、網路攻擊、資料欺詐與竊取、氣候變暖與應對措施失敗。按照影響力排序，極端氣候事件、自然災害、氣候變暖與應對措施失敗、水資源危機等議題名列前茅。與2017年相比，2018年首次出現三個跟氣候相關的全球風險，這就反過來“倒逼”各國拋開政治成見或意識形態分歧，攜手與共，為全人類提供公共產品。
另一方面，全球治理中的多邊合作存在可能性。《巴黎協定》於2015年12月12日通過，為2020年後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行動作出安排。在美國退出《巴黎協定》的不利局面下，敘利亞代表在德國波恩氣候變化大會上宣佈將儘快簽署加入《巴黎協定》並履行承諾。馬克龍總統隨後在巴黎舉辦首屆“一個地球峰會”，為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尋求政治和資金支持，捍衛《巴黎協定》成果。 國際社會在氣候問題上的相向而行為全球治理的跨政府間合作提供了範本和範本。
三、中國方案之和合與共
全球經濟治理是全球治理網路的核心部分，也是當前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主要領域。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治理遭遇前所未有的複雜而嚴峻的局面。與此同時，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意願和能力不斷增強，國際社會對中國作用的期待也不斷上升。2016年，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第十一次峰會在杭州落下帷幕，為世界經濟如何走出低迷、走向包容與可持續發展描繪了新藍圖，也為中國參與和引領全球經濟治理確立了新的歷史方位。
中國政府一直探索全球治理的新理念和新方式，提出“一帶一路”建設，倡議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與美國構建“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與發展中國家關係堅持正確義利觀；與周邊國家關係恪守“親、誠、惠、榮”理念、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新理念和新舉措。中國倡議在全球治理中堅持“共商、共建、共用”原則。上述新理念的提出順應時代潮流，符合各國利益需求，擴大了中國同各國利益匯合點。
習主席在2017年冬季達沃斯論壇上也強調，召開論壇要讓“一帶一路”建設更好地造福各國人民。中國將把自身發展與相關國家的發展緊密結合，通過地區合作和經濟發展帶動增加就業、減少貧困，進而縮小貧富差距，讓開放的經濟更加包容、互惠，實實在在造福“一帶一路”沿線各國民眾。“一帶一路”倡議本身就是把中國機遇轉化為世界機遇、促進中國與世界共同發展的公共產品。可以說，“一帶一路”不是中國一家的“獨奏曲”，而是各國共同參與的“交響樂”。
面對當前嚴峻的世界經濟形勢和複雜的全球經濟治理格局，在和平中促合作，在合作中促和平——這種“和合與共”的中國方案有望逆勢引領新型全球化進程，在世界和地區經濟復蘇和開放中發揮重要的“穩定器”和“推進器”作用，傳達包容、普惠的新型全球化精神。只有進一步順勢而為，統籌兼顧，中國才能突破各種制約，在全球經濟治理領域中真正發揮更重要的建設性作用。
本文作者系宋卿（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
（本欄目文章為一家之言，不代表本報立場）